千古斯文道場——稷下學宮的流與變
“稷下”之名，始見於《史記》。
“稷”，在中國浩瀚的史籍中，是一個有著特殊分量的概念。“稷”，也叫“後稷”，是周族始祖，因善種糧食，“稷”被尊為農神或穀神，在我國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社稷”一詞的意思，就是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古時亦用作國家的代稱。
方誌記載，中國曆史上共有三處以“後稷”的“稷”為名的“稷山”，一處位於山西省稷山縣南，一處位於浙江省紹興市，還有一處，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西南。臨淄稷山，是臨淄與青州市的界山，山陰為臨淄，山陽為青州。山上舊有後稷祠，海拔雖僅171米，但影響巨大。齊國古稱稷下，齊古城有“稷門”，皆因此山而起。
因稷門而名的稷下學宮，順應戰國時代變法改革的曆史潮流而產生。
創立於2300年前的稷下學宮，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它兼具國家元首智囊團、政府議政院、國家科學院和研究所這三者功能之總和，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具有國家智庫意義的機構。這所學院前後曆六代，影響遍及列國，規模之大、聚集人才之多，在當時應屬世界第一。
在自由、開放、包容的稷下學宮，形形色色的門派、五花八門的思潮，從四麵八方匯集交聚，稷下學宮的知識分子們各抒己見，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景象，造就了人類文化政治景觀的一座高峰。
——題記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然而，正是在這時代的動**與紛爭、思想的爭鳴和交鋒中，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學術極為活躍的黃金時代。
曆時五百餘年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中華古代文明逐漸遞嬗為中世紀文明的過渡地帶。極大的開放、極大的變革、極大的流轉，使中國的思想呈現了百家爭鳴、異彩紛呈的局麵，各階級、各階層、各流派，都企圖按照自己的利益訴求，對宇宙社會和萬事萬物做出解釋，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彼此詰難，在睿智的想象中相互爭鋒，在深沉的闡述中相互砥礪，在慷慨的激辯中相互增長。這是人類思想史真正的黃金時代，它宛如簇簇晨星，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又似道道曙光，為學術思想帶來了蓬勃燦爛的景象。
這個黃金時代，有著無數振聾發聵的奏鳴，其中綿延後世、回響不絕的一道，是稷下學宮。“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裏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1400年後，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司馬光在《稷下賦》中，如此深情地謳歌。稷下學宮，不僅是我國曆史上，也是世界曆史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縱使惜墨如金的司馬光，也不吝嗇用最美的語言盛讚這座宮殿“築钜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感慨“美矣哉”！
誠哉斯言。
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征程上，這一段曆史格外波瀾壯闊，底蘊深厚，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童年的夢想和期盼。
時隔2300餘年，回望曆史的深處，撫摸歲月的肌理，在流沙墜簡似的時間長廊，我們有必要停下腳步追問——這一段曆史究竟為我們的民族帶來了怎樣的啟蒙、怎樣的開篇？
一
是的，大地證明了一切。
渾厚豐饒的大地，如一道無解的謎題，在某一天緩緩地包藏了它的秘密，又在某一天，斷然將這些秘密舒展開來。
1943年，一場饒有趣味的考古正在臨淄進行，一塊刻有“稷下”二字的明代石碑在這裏得見天日，一同出土的還有不少戰國時期的瓦當、石磚。
曆史像個頑皮的孩子，有時，刻意與你擦肩而過，有時，又假裝與你狹路相逢。這一刻，這個頑皮的孩子歡欣地跑過來，捧出他珍藏已久的寶物。齊都遺址出土的這方“稷下”石碑，是曆史留給未來的寶物，透過它，我們隱約可見時光的地標，恍惚聽到遠祖的召喚；透過它，塵封已久的稷下學宮的秘密終於大白天下。
“稷下”之名，始見於《史記》。
“稷”，在中國浩瀚的史籍中，是一個有著特殊分量的概念。“稷”，也叫“後稷”，是周族始祖，因善種糧食，“稷”被尊為農神或穀神，在我國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社稷”一詞的意思，就是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古時亦用作國家的代稱。
方誌記載，中國曆史上共有三處以“後稷”的“稷”為名的“稷山”，一處位於山西省稷山縣南，一處位於浙江省紹興市，還有一處，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西南。臨淄稷山，是臨淄與青州市的界山，山陰為臨淄，山陽為青州。山上舊有後稷祠，山的海拔雖僅171米，但影響巨大。齊國古稱稷下，齊古城有“稷門”，皆因此山而起。
因稷門而名的稷下學宮，順應戰國時代變法改革的曆史潮流而產生。
生命充滿了無數的偶然，但是，無數偶然的背後，一定有著一個巨大的必然。它常常被我們忽視，卻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
這一天，“必然”化作一個叫作“田午”的少年，禦風而來。
關於齊桓公田午的故事很多，最為眾所周知的是“扁鵲見齊桓公”。在位18年的齊桓公明明有病卻不肯承認，神醫扁鵲三次勸診，他卻將扁鵲拒之門外，結果一命嗚呼。齊桓公的名字隨“諱疾忌醫”“病入膏肓”這兩個成語而被貽笑至今。
傳說的昏庸斷不能遮蔽曆史的偉大。公元前376年，作為田氏取代薑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三代國君，齊桓公田午麵臨著新生政權有待鞏固、人才匱乏的現實。於是，他繼承齊國尊賢納士的優良傳統，在國都臨淄的稷門附近建起了一座巍峨的學宮，廣招文學遊說之士講學議論。“稷下學宮”由此而生，成為各學派活動的中心，後世亦稱“稷下之學”。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中華民族尚在文明的早期，天地清新，萬物勤勉，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一派燦爛景象。
——這是最後的青銅器時代，以鐵器和牛耕為標誌的革命帶來封建製度的確立，也造就了社會經濟的繁榮。
——這是璀璨的楚辭和《南華經》的時代：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秋心如海複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童年時期的中華文化，已經完成了人類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這是中國文明最波瀾壯闊的時代，奉獻了瑰麗的詩篇、科學的節氣和對這個星球上自然萬物的神奇想象。
——這也是中國政治最波詭雲譎的時代，從陳完逃齊，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同意田和的請求為諸侯王，時間的大書已經翻過了286年的漫長歲月，這個曾被放逐於海島之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的弱小部落，已經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曆史的必然常常以偶然的方式出現，曆史的偶然的集束卻未必表現為必然。田氏代薑之後，嚴懲貪贓行賄，重獎勤政變革，齊國出現了空前的富庶。《戰國策·齊策》引蘇秦的話說：“齊地方二千餘裏，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六博蹴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誌高氣揚。”
這是齊國的戲場，也是曆史的域場。那一刻的齊國，韜光養晦，休養生息，真的是風流倜儻儀態萬方啊。齊國，這個能幹的巧婦，將自己結成了一張四通八達的大網——
這裏，有從臨淄直達榮成、橫貫全國的東西通衢，有臨淄西經平陵、南出陽關而達兗州的要道，有臨淄東經即墨而達諸城、日照從而與吳、越交往的大街道，有臨淄經濟南、平原達趙、衛的交通幹道，有從臨淄南出穆陵關而達沂南與楚相接的樞紐……隱蔽在這些大路心腹之側，還有數不清的羊腸小路。在哀鴻遍野、內憂外患的古神州，孟子、荀子、鄒子、慎子、申子……一個又一個行者——或風塵仆仆，或篳路藍縷——沿著這些小路堅定地走進令人向往的稷下學宮，走進天下讀書人的夢中家園。
而這座高頭大殿，坐落在稷山之側，更矗立在天下人的心中。它，像一個勤勉的君王，夙夜在公，朝乾夕惕；像一個健碩的武士，氣宇軒昂，威風凜凜；像一個從容的智者，成竹在胸，乾坤澄徹。
東漢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在他的《中論·亡國》中雲：“昔齊桓公立稷下學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漢代劉向《別錄》雲：“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外有學堂，即齊宣王所立學宮也。故稱為稷下之學。”
公元前319年，齊宣王即位。宣王在位期間，借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為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大辦稷下學宮。首先他給稷下先生們極高的政治地位和禮遇。這些人參與國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國君及官吏的過失。他還為他們修康莊大道，建高門大屋，給予很高的俸祿和優厚的物質待遇。號稱“稷下之冠”的淳於髡有功於齊，貴列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孟子被列為客卿，出門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田駢“訾養千鍾，徒百人”。
史料記載，齊宣王經常向稷下先生們征詢對國家大事的意見和看法，並讓他們參與外交活動，以及典章製度的製定。據考證，《王度記》就是淳於髡等人為齊宣王所擬定的齊國統一天下後的具體製度和措施。
這樣一來，稷下學者們參政議政的意識空前強烈，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創造性和積極性異常高漲，出現了“致千裏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的盛況。齊宣王時期的稷下學宮，其規模之大，人數之眾，學派之多，爭鳴之盛，都達到了稷下學宮發展史上的巔峰。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讚歎：“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
此時，稷下學宮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和影響。《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雲：“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
一時間，戰國學術，皆出於齊。
在春秋戰國那樣一個諸侯割據，長期分裂動**的時代，稷下設於一國之中而曆一百五十年之久，不能不說是中國文明史上的奇跡。
齊閔王前期，稷下學士一度達數萬人。但到了齊閔王後期，由於其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諸多稷下先生極力勸諫，均遭拒絕，因而紛紛離齊而去，稷下學宮出現了自建立以來從未有過的冷清蕭條。後來，燕國將領樂毅攻入臨淄，齊閔王逃至莒地，後被殺身亡。稷下學宮也慘遭浩劫，被迫停辦。齊襄王複國後，采取措施恢複稷下學宮，但由於當時齊國已元氣大傷，即使荀子複歸稷下學宮，並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的祭酒，稷下學宮再不複當年盛況。襄王死後，齊王建繼位，但權力由其母執掌。由於當時齊國國勢漸衰，政局混亂，雖然稷下學宮存在了一段時間，但已毫無生氣。公元前221年，齊國為秦所滅，稷下學宮隨之消亡。
二
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恰如東晉陶潛在《擬古》詩中所寫，稷下學宮在先秦時期的文化史上，占有著十分顯著的地位，是各種文化思想理論學說匯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
田氏代薑，毋庸置疑的是，六百年的薑氏齊國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西周之初，封師尚父薑尚於齊，封周公旦於魯。齊魯毗鄰，但其思想體係大有不同。傳說周公封魯，伯禽至魯三年，才報政周公。周公問：“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利，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而太公封齊，五月報政。周公問：“何疾也？”太公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毫無疑問，薑尚的見地恰在於此，他因地製宜，移風易俗，沒有簡單地將西周王朝那一套煩瑣的禮儀搬到齊國，而是“引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迅速得到了百姓的擁護，“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如此這般的君王，如此這般的傳統，如此這般的氛圍，不難理解何以孔子向齊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遭到相國晏嬰的強烈反對：“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史記·孔子世家》）
思想的活躍，創造了稷下學宮的儀軌，打造了百家爭鳴的舞台，營造了文化包容的氛圍，形成了思想多元的格局。在這裏，沒有違心之說，沒有一言之堂，沒有文字獄，沒有學術不端，不為權威者所壟斷，不為善辯者所左右，諸子百家言論自由，暢所欲言；學術自由，著書立說。稷下學宮，一個東方的文化王國，一片東方的文化淨土，中國知識分子的天堂。
這是一份長長的名單：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縱橫家、小說家……匯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孟軻）、淳於髡、鄒子（鄒衍）、田駢、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環淵）、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兒說、魯連子（魯仲連）、騶子（騶奭）、荀子（荀況）……
我們不難想象，在時間的深處，有這樣一群人轟轟烈烈，銜命而出，他們用自己的智慧、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去思索，去判斷，他們帶來了人類文明的道道霞光，點燃了**歲月的想象和期盼。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知識分子，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這些學者們互相爭辯、詰難、吸收，成為真正體現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典型。
當彼之時，他們的心中，有著偉大的信念：家國！社稷！天下！
稷下學宮薈萃了天下名流。稷下先生並非走馬蘭台，你方唱罷我登場，爭鳴一番，批評一通，絕大多數先生學者耐得住寂寞，忍得住淒涼，靜心整理各家的言論。他們在稷山之側，合力書寫這本叫作“社稷”的大書。
蔚為壯觀的稷下學宮，既有別於後世的各大書院為避都市紛擾而退居江湖之遠；也不同於國子監為王子公孫獨辟而躋身皇城之內。稷下學宮建在了齊都臨淄的稷門之外、城隍腳下，仰可接天命，俯可接地氣，既方便了稷下先生披星戴月地出入學宮，也避免了皇城守衛的諸多限製；稷下學宮臨街而建，學宮外通達順暢，車水馬龍，人頭攢動，學宮內卻是另一番情景，真的有處喧見寂之趣；巍峨的牌樓，闊達的堂舍，果真是“大庇天下智士俱歡顏”。
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稷下之學緣何得以最終在齊國昌盛？曆史的答案是：天時，地利，人和。
秦國雖然最後兼並六國一統天下，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文化落後，思想保守，機製迂腐，假如沒有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變法，秦國絕無成為大國之可能，更無力成為文化的中心。楚國國土最大，人口最多，然而長時間的文化交流卻使得巫文化融入中華文化，盡管一度出現屈原、宋玉等文學翹楚，但是秦楚接壤，戰爭頻仍，又缺乏相應的機構平台，學者難以雲集。燕國更為弱小，又經常被山戎所掠，隻是到了燕昭王時招募賢士，得樂毅，出兵破齊，國力才逐漸強大，然而，賢良者寡，國家終無所依傍。韓國屢遷京都，山地多，平原少，物產貧乏，人口稀疏，文化落後，發展乏力。趙國瀕臨齊國，且與匈奴為界，戰亂頻繁，局勢動**。魏國一度強盛，盡管有魏文侯短暫的中興，但是經曆桂陵、馬陵之戰，國力衰頹，一蹶不振。
從興辦到終結，稷下學宮約曆一百五十年，對於尋聘和自來的各路學者，稷下學宮始終保持著清晰的學術評估標準，即根據學問、資曆和成就分別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等不同稱號，而且已有“博士”和“學士”之分。這就使學宮在紛亂熙攘之中，維係住了基本的學術秩序，創造了眾多的世界紀錄——學者最多的機構，著述最豐的學術，學風最淳的時代，曆時最久的學院。
將文化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在中國曆史上，這是第一次。
“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戰國時期，各國對先生學者都以“士”相待，然而齊國卻賜為“上大夫”。一代宗師孟子去魯居齊三十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諸子的集大成者荀子離趙赴齊，“最為老師”“三為祭酒”。格外的尊寵，無上的地位，炫目的光環，引得四方遊士、各國學者慕名而來，以致稷下先生在鼎盛之時多達千餘人，而稷下學士有“數百千人”。尊師真正使齊國人才濟濟，形成了東方的文化王國。
《孟子荀卿列傳》中說：“鄒衍睹有國者益**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根據《漢書·藝文誌》的統計，稷下先生們的著述計有：《孫卿子》三十三篇，《蜎（環）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捷（接）子》二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奭子》十二篇，《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因為相隔時代久遠，《漢書》中的統計肯定已經是不完全的了，卻尚有如此之多，亦可見出稷下先生學術理論著作之豐。
孟子就曾兩次來到齊國，並被齊宣王加封為卿，後來他感到自己的主張沒有得到重視，決意離開，齊宣王還派人挽留，道：“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醜下》）生當戰國末期的荀子也是後來才加入稷下學宮的，《孟子荀卿列傳》雲：“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大概是做學生，此後“最為老師”“三為祭酒”，成了大師級的學者。就是這樣，不同的學說及其流派匯聚到稷下學宮，自然會形成碰撞、交流、爭辯、融合的局麵。有資料經過分析歸納，確認他們在諸如“義、利”“天、人”“王、霸”“性善、性惡”“形、名”等許多重大問題上都發生過辯論和溝通。從諸子留下的著作看，儒家的孟子曾經“辟楊墨”，對道、墨兩家進行倫理批評；墨家的墨子曾在《非儒》等篇中論列儒家所謂“親親有術”的荒謬；道家的莊子曾在《天下篇》等篇章中曆數各個學派的得失；荀子更是在《非十二子》等篇中指斥了道、墨、法、兵等諸家乃至“俗儒”“賤儒”們的種種不足。可以說，正是這樣的交流、辯論，促進了各種文化的融合，也推動了齊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稷下學宮是東方文化的千古絕響，開啟了中華文化的源流。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發出如此感歎：
致千裏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
三
戰國時期，齊國有一個著名的怪才叫作淳於髡，《孟子荀卿列傳》雲：“淳於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淳於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嚐屈辱。”
“髡”是先秦時期的一種刑罰，指剃掉頭頂周圍的頭發，是對人的侮辱性的懲罰。“贅婿”則源自春秋時齊國的風俗。當時齊國風俗認為，家中的長女不能出嫁，要在家裏主持祭祀，否則不利於家運。這些在家主持祭祀的長女，被稱作“巫兒”，巫兒要結婚，隻好招婿入門，於是就有了“贅婿”。淳於髡以“髡”為名，又是“贅婿”，可見其社會地位並不高。
出身卑賤的“贅婿”淳於髡盡管身材矮小、其貌不偉，卻得到了齊國幾代君主的尊寵和器重，他博學多才、能言善辯，或諷諫齊王，或出使鄰國，或舉賢舉士，或折衝樽俎，奉行“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列傳》），“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論儒》）的政治法則。
司馬遷在《史記》裏不止一處寫到淳於髡，足見他是齊國不容忽視的人物。比如這則淳於髡勸諫齊威王：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於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齊威王在位時，喜好說隱語，又好徹夜宴飲，逸樂無度，陶醉於飲酒之中，不管政事，把政事委托給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放縱，各國來犯，國家存亡在旦夕之間。齊王身邊近臣無一敢進諫。淳於髡用隱語來諷諫齊威王，於是曆史上留下了下麵這場精彩的對話：
——“都城中有隻大鳥，落在了大王的庭院裏，三年不飛又不叫，大王知道這隻鳥是怎麽一回事嗎？”
——“這隻鳥不飛則已，一飛就直衝雲霄；不叫則已，一叫就使人驚異。”
這真是一場有趣的對話啊！自古至今，將君王比作鳥的，恐怕獨此一份吧？
然而，更有趣的是，齊威王這隻大鳥聽聞此言，決心一鳴驚人。他迅速詔令全國七十二個縣的長官全部入朝奏事，接著，烹殺阿大夫，賞賜即墨大夫，“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又發兵禦敵，諸侯十分驚恐，紛紛將侵占的土地歸還齊國。齊國的聲威竟維持長達三十六年。而這，歸功於淳於髡的一席談話。這是淳於髡在曆史資料中的第一次出現。
《戰國策》中也記載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少關於淳於髡。比如《齊策》中的這則：
齊欲伐魏。淳於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淳於髡像一把醜陋的巨劍，時爾低伏匣中，時爾揚眉出鞘。這一次，他又怒劍出鞘。這個醜八怪指點江山，臧否人物。他對齊王說，這個韓子盧，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東郭逡，則是世上數得著的狡兔。韓子盧追逐東郭逡，接連環山追了三圈，翻山跑了五趟，前麵的兔子筋疲力盡，後麵的狗也筋疲力盡，大家都跑不動了，各自倒在地上活活累死。有個老農夫看到了，不費吹灰之力撿走了它們。與此相同，要是齊、魏兩國相持不下，雙方士兵百姓都疲憊不堪，臣擔憂秦、楚兩個強敵會抄我們後路，以博取農夫之利。
齊王正欲伐魏，聽到淳於髡的分析很是害怕，於是下令休養將士，不再出兵。
到底是誰，給了這個聰明的醜八怪無上的權力？是政治的角逐，是國家的利益，是自由的氛圍，是君王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稷下學宮。
智者，是國家的財富，也是曆史的幸運。淳於髡用一個淺顯的寓言，講明了一個複雜深刻的道理，不論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還是“犬兔相爭，農夫得利”，戰爭的本質就是消耗對手，保存自己。作為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淳於髡長期活躍在齊國的政治和學術領域，對齊國新興封建製度的鞏固和發展，對齊國的振興與強盛，對齊威王、齊宣王之際稷下之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不難理解，何以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感慨：“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稷下先生著書立說，其主要目的不僅在於上說下教，更在於“不治而議論”，“以幹世主”。
淳於髡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判斷，來源於稷下學宮的自由包容、暢所欲言。有時候，稷下先生的言辭甚至相當尖刻，如《戰國策》：
先生王鬥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鬥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鬥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鬥曰：“世無騏驎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鬥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鬥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如果你沒有聽到過深海的咆哮，如果你沒有聽到過遠古的呼嘯，如果你沒有在史籍的夾縫裏看到過累累白骨、血流漂杵，你不會明白在這個時代人類智慧的分量。這是中華民族的童年時代，也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時代。曆時五百餘年的春秋戰國，諸侯割據，禮教崩殂，周天子的權威逐漸墜落，世襲、世卿、世祿的禮樂製度漸次瓦解，各國諸侯假“仁義”之名競相爭霸，卿大夫之間互相傾軋。
然而，恰恰是在這樣的大動**、大分裂中，中國最早的一批知識分子——稷下先生——集聚在稷下學宮，為國家、社會、現實和未來發展進行著積極、認真、深刻的思考，他們完成了學術研究製度的革新——有組織、有聘任、有俸祿，更帶來了思想文化的豐富。至此，以齊國為中心，中國文化第一次實現了各派並立、平等共存、百家爭鳴、學術自由、求實務治、經世致用的偉大願景。
“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司馬光在《稷下賦》中寫道。小自一個民族，大至一個國家，唯有知識分子的清醒判斷，方有執政者的清醒判斷，唯有執政者的清醒判斷，方有國家的長治久安。《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自如淳於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這是稷下學宮給予知識分子的地位，更是這個國家給予知識的莊嚴與榮耀。
四
在1949年出版的《曆史的起源和目標》中，雅斯貝爾斯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命題：“軸心時代”。他將影響了人類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義為“軸心時代”。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人類童年天真未鑿、草莽混沌的早期，盡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絕，在各個文明的起源地，人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來麵對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靈需求催生了宗教，從而實現了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後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它們像春筍一樣，鮮活，蓬勃，拔節向上，生生不息。
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文明，稷下學宮是這個碩大棋局上的重要的一步。
稷下學宮，不是一時之力，不是一時之功，而是文明積澱、文化創造的慣性使然。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曾滿懷**地描述戰國百家爭鳴的情狀說：“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炸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
頗為有趣的是，公元前385年，幾乎就在稷下學宮轟轟烈烈將春秋戰國文化帶入黃金時代的同時，在遙遠的希臘的愛琴海邊，還有一個與稷下學宮相類的學院——雅典學院，希臘雅典城邦為了培訓民主製度下的演說家而開設了這家學院，學院的創辦者柏拉圖特地在學院門楣上銘刻了“不習幾何者不得入內”這一警句。雅典學院前後延續將近千年之久，造就了西方科學、哲學、邏輯的輝煌。
在東方與西方兩大文明的中心，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遙相輝映。
沿著西方文明的脈絡，我們有了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傳統、幾何圖形的智慧訓練，有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哲學體係，有了關於共和國、優生學、自由戀愛、婦女解放、計劃生育、道德規範、財產問題、公有製等的基礎建設和邏輯討論——正是這些，建立了西方古代文明的基本概念，也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雛形。
沿著東方文明的脈絡，我們有了“以有刑至無刑”的法治觀念，“無為而無不為”的道學理想，金、木、水、火、土的陰陽學說、“大道無形，稱器有名”的形名之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政治理論，“情欲固寡”的社會主張，“強兵”必先“富國”的軍事哲學，“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倫理法則……正是這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戰國以後的許多學派，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源頭，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內容。
前空往劫，後絕來塵。
梁啟超用八個字來概括稷下學宮這個“曆史絕唱”。
五
公元前221年，齊國發生了一件大事。
秦王在滅亡韓國、趙國、魏國、楚國、燕國五個國家之後，這一次，虎視眈眈地瞄準了最後的對手——齊國。
四十四年前，齊襄王逝世。其子田建即位，由母親君王後輔政。又過了十六年，君王後去世，王後的族弟後勝執政。然而，後勝為人貪婪，在秦國不斷賄賂之下，齊王建聽信了後勝的主張，對內疏於戒備，對外袖手旁觀，聽任秦國攻滅五國。
終於到了這一天——五個國家灰飛煙滅。唇亡齒寒，物傷其類，齊王才頓感到秦國的威脅。他慌忙將軍隊集結到西部邊境，準備抵禦秦軍的進攻。
然而，大軍壓境，一切都晚了。
戰爭的借口似乎也很荒唐。秦國曾派使者訪齊，遭遇齊國拒絕。秦王想起了許久以前的舊事，哈哈，果然是奇恥大辱，不出兵如何贏得尊嚴！於是，他命令大將王賁率領秦軍伐齊。狡猾的王賁避開了齊軍西部主力，由原來的燕國南部南下直奔齊都臨淄。麵對秦軍突然從北麵來攻，養尊處優的齊軍措手不及，頃刻之間土崩瓦解。
齊王建出城投降，齊國滅。
一場血流成河的戰役，被壓扁成《史記》中的一句話：“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王賁率軍南下攻打齊國，齊王建不戰而降，齊亡。”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威風凜凜的秦始皇以所向披靡的力量掃滅山東六國，南平北越，北遏匈奴，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國家——秦王朝。隨後，在齊地設置齊郡和琅琊郡。稷下學宮，經曆了齊桓公時期的萌芽、齊威王時期的壯大、齊宣王時期的鼎盛、齊湣王的衰落、齊襄王的再度中興，至齊王建時，與國並亡。百家爭鳴，這個學術思想自由爭鳴的盛世，亦不複存在。
曆史的威嚴之中，似乎總有一些戲謔的星星之火，等待燎原。
在帝王稱謂的背後，其實是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集權行動，是帝王觀念、帝王地位、帝王等級的實現。
“皇帝”稱號更暗含著帝王與百姓之間微妙的關係。丞相王綰、李斯等上書稱頌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嚐有，五帝所不及。”（《史記·秦始皇本紀》）為宣示對天下的主宰，秦始皇還在琅琊石刻中宣布：“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
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固若金湯的大秦帝國僅僅存在十五個年頭，便被人民反抗的怒火燒毀？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在《阿房宮賦》中，杜牧悠悠長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複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
極欲、重罰，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秦始皇統一天下、詔令一統，以抵至尊至貴、無上榮光的前提。事實卻並非如此簡單，為了鞏固大一統的封建帝國，秦始皇頒布“車同軌，書同文”的製度，丞相李斯暗暗揣測秦始皇的心意，一方麵指責“愚儒”根本不理解秦始皇的“創大業，建萬世之功”的宏偉誌向，一方麵提出如果允許諸生議論，定會“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對無上的皇權構成威脅，他慫恿秦始皇下令焚書：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史記·秦始皇本紀》）
如此建議，正中秦始皇下懷，秦始皇即刻同意，令行全國。
嗚呼哉！頃刻之間，六國史料付之一炬，幸免於難的殘篇斷簡已無力連綴浩**的曆史。焚書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於是第二年，秦始皇又借故搞了一場坑儒，“士”從封建製度最末的一級，經曆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的輝煌，複又跌落在社會的最底層。接下來的，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學術自由從此被扼殺，學術爭鳴和社會發展隨之停滯。
對自由的鉗製，對思想的荼毒，對知識分子至聖境界的掠奪，讓中國思想文化的天空陷入漫漫長夜。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論述：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改朝換代，種姓輪換，不過是“亡國”而已，算不了什麽；然而，廉恥喪盡，斯文掃地，這叫“亡天下”，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不能不令人深長思之。
（原載於《中國青年報》2016年7月29日）
藤紙
（明）姚夔
蔓衍空山與葛鄰，
相逢蔡仲發精神。
金溪一夜搗成雪，
玉版新添席上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