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愛因斯坦的青少年時代和教育背景

家庭背景

在愛因斯坦的記憶裏，德國西南部的士瓦本（Swabia）是他先輩們生活的地方。他們中有生活在小城鎮的，有居住在小村莊的，還有經商的，開店鋪的，甚至做手藝的。然而，卻沒有一個人因卓越的智力而引人注目。對於外界偶爾的質詢聲，愛因斯坦的回答是：“生活環境製約了我的先輩們的出類拔萃，那樣的生存環境無法讓他們脫穎而出。”

愛因斯坦個性的形成與德國西南部的社會曆史背景有莫大的關聯，了解這段曆史背景至關重要。在鄰國阿爾薩斯人的影響下，士瓦本人悄然融入了法國文化。在生活中，他們善於思考，勤於實踐，既熱衷於各類藝術和娛樂活動，又醉心於哲學和宗教思索。士瓦本人討厭所有一成不變的形式。在個性上，士瓦本人與普魯士人和巴伐利亞人各具特色。普魯士人理性嚴謹，重踐諾，好秩序，善統治；巴伐利亞人樸實無華，好歡騰，偶爾也粗野甚至庸俗。士瓦本人、普魯士人和巴伐利亞人的性格差異也體現在他們的方言中。士瓦本語音律優美，綿言細語、娓娓敘來，宛若潺湲叮咚的溪水。而普魯士軍官和政府官員則聲若軍號，鏗鏘有力。士瓦本人的言辭不像柏林市民那樣憤世嫉俗，怨天尤人，也不像德國牧師和教授那樣能言善辯，精推細敲。

愛因斯坦遊曆各國之後，其士瓦本口音已經很不明顯，幾乎聽不出。但他那種平和友善、娓娓敘來的話語風格還是能流露出士瓦本語的語調痕跡，尤其在聽著他那夾雜某些瑞士腔的話語時，這種感覺更明顯。其實這就是德國西南方言的語調，隻是略顯生硬罷了。不過，愛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艾爾莎，卻操著一口純正地道的士瓦本口音，輕言軟語，和風細雨般。她叫愛因斯坦為“Albertle”，稱“土地”為“L?ndle”，喚“城市”為“St?dtle”，所說的每個詞，後麵都帶一個小後綴“le”，聽起來更加柔聲細語，聲情並茂。

愛因斯坦的猶太人後裔身份的確影響了他。但是，大家沒想到的是，影響竟然那般巨大。在愛因斯坦父母幼年時，士瓦本的猶太人與鎮上其他居民在生活方式上沒有太大差異。當時，鎮上的猶太人對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並不墨守成規，因為猶太習俗的繁文縟節阻礙了他們與鎮上其他居民的友好往來。消除這些障礙後，鎮上的猶太人漸漸融入了周圍的環境，他們與當地居民不再格格不入。生活在士瓦本的猶太人與生活在柏林的猶太人不一樣，柏林的猶太人富裕闊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柏林文化中的一個特殊群體。而士瓦本的猶太人，與鎮上其他居民一樣，過著平靜的生活，和諧地與周遭環境相處，遠離大城市的喧囂與紛擾。

當時，進步的猶太人不再把與《聖經》和猶太教義相關的書籍視為獲取真理的唯一途徑。那時，《聖經》隻被看成是純文學和具有啟發性的讀物。在猶太人家裏，德國古典作家和先知被視為指導道德和行為的導師。席勒[1]（1759—1805）、萊辛[2]（1729—1781）和海涅[3]（1797—1856）等這些人與牧師所羅門和《約伯記》一樣備受推崇。尤其是席勒，他的作品恪守道德準則、彰顯《聖經》悲憫，讚美人間博愛，廣受猶太人喜愛，成為他們教育小孩的重要範本。當然，席勒的士瓦本身份也讓猶太人覺得更親近。在愛因斯坦家裏，也不例外，席勒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意義都是他家教育子女的重要素材和理念。

在愛因斯坦父母和祖父母生活的那個年代，德籍猶太作家貝托爾德·奧爾巴赫（1812—1882）是士瓦本猶太人生命和智慧的代表。尤其在1840—1870年間，他更加活躍。他是第一位用作品呈現黑森林山區農民日常生活的作家。黑森林是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州西邊的一片山地。用現代眼光看，其作品《黑森林故事集》（Tales of the Black Forest）太過理想化、矯揉又造作。不過，該作品在當時被看作是製衡後來“柏林下流文學”的砝碼，代表著猶太人在日耳曼文學領域做出的突出貢獻。

想了解愛因斯坦的個性特征，還必須說說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1870—1871）。1871年之後，普魯士成為德意誌地區實力最雄厚的王國，這從根本上影響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性格。實際上，統一日耳曼主要部落和複興強大德意誌帝國的希冀不是知識分子階層發起的，但卻是作家和學者們的夙願。正如士瓦本浪漫派詩人烏蘭特（1787—1862）所說，知識分子希望“德意誌帝國能塗上一抹民主的色彩”。然而，這樣的願景未能成真。普魯士王國首相俾斯麥（1815—1898，人稱“鐵血宰相”）統治期間，不但未見“民主色彩”，反而以“鐵血”統治手段威震四方，其係列舉措招致所有進步知識分子團體的一致反對。新成立的德意誌帝國缺失了一種優良古老的民族文化背景，也就是缺失了曾經孕育了席勒、歌德、莫紮特和貝多芬等名人的士瓦本文化、萊茵文化和奧地利文化這樣的背景。因為新的統治階層都來自東部部落。而東部部落人員結構魚龍混雜。他們有的是暴虐成性的壓迫者，曾用武力收服原住斯拉夫人、殘暴實施德國化、燒殺掠奪、霸占領土，為非作歹。有些則是逆來順受的被壓迫者，這些人基本都是原住民的後裔。

這種狀況讓德國知識分子處於尷尬無措的境地，尤其是年長的、較為傳統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不得不承認，新統治者的統治策略比他們倡導的那一套更管用。麵對卓有成效的統治局麵，知識分子一方麵也鼓吹暴力，一方麵又厭惡這種秩序，因為這種無視生命的統治手段有悖於他們所倡導的藝術和科學理念。他們不喜歡新統治者的那一套管理理念，但又不得不敬仰他們，甚至模仿他們。麵對普魯士軍官，日耳曼學者產生了一種自卑感。他們學會了把自己束縛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將遠離大眾、躋身當權階級等目標視為自己的“研究領域”，也學會了唯統治階級馬首是瞻的處事原則。

猶太人與知識分子有著相同的矛盾心境。一方麵他們同樣崇拜新帝國，仰慕治國有道的統治者，另一方麵他們在家依舊向子女傳授猶太教經典和德國古典精粹。在公共社交場合，猶太人會盡量讓自己的行為和思想符合統治階級的規範。

隻有不為外在成功而沽名釣譽、不畏強權堅守自由和文化的人才有可能想保持不為他人左右的態度，對抗主流的風潮。青年時期的愛因斯坦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盡管後來他常與德國的主流趨勢背道而馳，但對家鄉士瓦本和父老鄉親總是充滿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