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個符號的歸宿

甲申年四月二十五日，大順政權禮政府向各部門發通知說：主上東征，不日回京登極，凡該管衙門預先備辦，毋致臨時失誤。此時，駐屯於北京的眾多大順農民軍將士都知道，他們的最高首長李自成正率軍二十萬，東征駐守於戰略要地山海關的故明平西伯、總兵吳三桂。

駐屯於北京的大順軍將士不知道的是，就在禮政府下令為李自成的登基作準備時，李自成所率的二十萬精銳大軍已被吳三桂和清軍聯手擊敗，他們的主公正在狼狽逃回北京的路上。

《甲申傳信錄》中的一句記載可以想見李自成農民軍敗退時的狼狽：“步兵盡死，馬一日夜馳五百裏，心膽消喪。”對李自成和他麾下的將士來說，崇禎自盡，明朝滅亡，大家都以為天下已定，大功告成，沒有多少仗要打了。可沒想到小小一個山海關卻成了他們的滑鐵盧。他們更沒想到的是，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竟把關外的滿洲軍隊引進中原，從而使得甲申年的中國命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一個人可能因失敗而變得暴戾，一支軍隊同樣如此。敗回北京當天，大順軍“大隊入城，全無紀律”。這支幾天前還春風得意的軍隊這時已成疲憊之師，官兵人等遍搜驢騾。與遍搜驢騾同步進行的，是對民間的搶劫和對婦女的奸汙。不少受辱後義不再生的婦女紛紛投井自殺，其數“不可勝計”。

甲申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風雨飄搖的北京城武英殿登基即位，接受百官朝賀，並追封七廟。淩晨，這位真正登上帝位還不到一天的草莽英雄撤離北京。由於軍隊人數眾多，一直到三十日午時，大隊人馬方才基本退出北京。退出北京前，按照中國曆史上的失敗者們不成文的先例，這支軍隊也在這座古老的城市裏放了火——主要焚毀對象是宮殿和各門城樓，唯有當初李自成進城時經過的正陽門城樓沒有遭受兵火之災。

甲申年四月三十日的北京是謠言與驚恐主宰的一天。這天，一方麵是占據北京幾十天並日益不得民心的大順軍全盤撤退，另一方麵是城中開始紛紛傳言，說是崇禎的太子就在平西伯吳三桂營中，而吳三桂正率軍從山海關一路追殺而來。受這些現狀和謠傳鼓動的故明官員和士紳覺得此乃舉義的大好時機，於是商議之後分派百姓和大戶人家的家丁把守各道城門，以便迎接傳說中的崇禎太子，恢複大明江山。數以千計的來不及隨大部隊撤離的大順軍老弱病殘成了大順軍此前在北京暴行的替罪羊，隻要被發現，幾乎都難逃一死。

中國農民身上有著顯著的集體胎記，那就是對故土的深切依戀。那些終生囿於鄉土，隻要一旦離開鄉土就覺得寸步難行的升鬥小民固然不用說，即便那些機緣巧合，幹出了一番驚天動地大事業的英雄，隻要一旦條件許可——尤其是當他們自認為功成名就時——第一件想幹的事就是重回故裏。西漢的建立者劉邦當年定鼎天下之後，急切地回到他的故鄉沛縣，和縣中父老把酒言歡。而劉邦的大敵，著名的英雄項羽進鹹陽後，有人勸他定都鹹陽，以關中這塊肥饒之地為根本，足以稱霸天下。急於歸鄉的項羽卻說：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誰知之者——建功立業之後不回故鄉顯擺一番，怎麽能顯示自己的成功呢？這個說客很鬱悶，下去之後就跟別人發牢騷：人家說項羽這個楚國人是沐猴而冠，我看一點不假。項羽聽說後，把這個倒黴的說客烹死了事。

與劉邦和項羽這兩位早於自己一千八百多年的造反者一樣，明季草莽英雄李自成也懷著對故鄉同樣深重的依戀，他也急於想要在功成名就時衣錦還鄉。李自成在北京時經常對手下人說的一句話就是：陝，吾父母國，形勝之地，朕將建都焉，富貴歸故鄉，雖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李自成的部下——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重要將領和謀士，大多數是他的同鄉，李自成這番話其實是他們這個決策群體集體意誌的體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急於衣錦還鄉的念頭，消磨了大順軍在北京實行長久統治的決心。《懷陵流寇始終錄》對此記載說：“舊賊多陝人，欲還都關中，乃行封賞。新降賊者無以為功，汲汲勸進。三桂兵動，闖賊改圖，曰：‘陝故鄉，十燕京不與易也。’戊辰，集諸賊於宮中，斂內庫銀，及拷掠所得，並諸器物盡熔之，千兩為一餅，凡數萬餅，以伺西奔。”這一記載很重要，它有利於我們理解為什麽李自成在占據北京的四十多天裏，一直要等到倉皇撤退的前一天才匆匆登基——他原本有更充足的時間在此前的任何一天登基。

關於這一問題，《劍橋中國明代史》轉引另一西方史學家韋克曼的觀點認為，這是因為李自成“感覺到了在中國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負擔，他可能還認識到篡位者很少能長久在位，通常要被一個對推翻前皇室沒有責任的人所接替”。韋克曼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我以為這或許隻是理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理由在於，李自成對他的故鄉陝西省城西安情有獨鍾，甲申年一開始，他就在這裏建立大順政權，稱順王，並稱西安為西京。在他眼裏，這座故鄉的省會要比遙遠的、陌生的北京更親切，更易於把握。他的想法也許是在北京大肆搶掠一把，然後回故鄉稱帝。這樣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從山海關敗回北京後，完全還可以依憑堅固城牆固守北京的李自成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北京，選擇了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光榮的撤退——換個詞就是逃跑。

按李自成及其部下們的設想，撤出北京之後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他們都是遊擊戰和運動戰的高手，慣於在不斷的遊擊和運動中消滅敵人。因此可以推測，他們並沒有把剛剛擊敗了自己的吳三桂和清軍放在眼裏。他們深信，憑他們十多年的豐富戰爭經驗，隻要退回老家關中，就有把握殲滅敵人，並取得最後勝利。曆史的事實卻證明，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預想得太樂觀了一些。一路撤退到西安後，情況並沒有如李自成設想的那樣一天天好起來。恰恰相反，而是一天天地壞下去。失掉了作為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的首都，一天天地壞下去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關於李自成撤退途中的情景，一個叫邊大綬的故明官員曾寫下過他的親身經曆。邊大綬做過李自成老家米脂的縣令，還主持刨了李自成家的祖墳以斬斷王氣。他在老家河北任邱被撤離途中的大順軍抓獲，後來僥幸逃脫，幸免於死。他在記述此次經曆的《虎口餘生記》中寫道：“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餘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餘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

僅僅在撤離北京八個月後，李自成不得不再一次下令撤退。這一次，他告別了自己的桑梓之地陝西。就像八個月前的北京大撤退一樣，這一次撤退也是搶劫之後的突然行動。從京城搶劫而來的大量財富，再加上在西安搶劫的大量財富統統被呼三喝四的士兵運走。這一次，大順軍的目的地是湖北——非常巧合，李自成的敗退之路好像是他勝利之路的一次回溯。勝利之時，他的線路是武昌—西安—北京；敗退之時，他的線路則成了北京—西安—武昌。沒有人知道敗退途中這位草莽英雄有過怎樣的感慨，他好像一個垂暮的老人在乘坐時光列車，緩慢而又清晰地一一抵達從前的前塵舊事。至於前塵舊事在他心裏激起的是傷感還是追悔，我們永遠無法弄個水落石出。

從甲申年三四月間雄踞北京、虎視天下的霸業到竄走鄂湘、疲於奔命的窘境，李自成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到1645年三四月間，李自成在清軍的追擊以及南明軍隊和地主武裝的襲擊下，基本沒有還手之力。他試圖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然後再圖東山再起，但緊跟其後的清軍不是他以前熟知的腐敗無能的明軍，他沒法獲得這樣的機會。

李自成的最後歸宿和湖北通山縣九宮山的一群農民糾結在了一起。那是1645年五月，此時，已經從北京一路經河北、河南、陝西、湖北、江西再進入湖北的李自成手下還有數萬人馬，但這數萬人馬既缺少糧草之類的後勤保障，更缺少當初揮師北上時人人奮進的軍心。五月的一天，李自成留下侄兒李過守衛大本營，自帶二十餘名親兵到九宮山偵察敵情。不想，就是這次以往目為尋常的偵察使李自成陷入了絕境——他不幸進入了當地農民武裝的包圍圈。當時，多年來遭受戰爭之苦的農民們聚眾築堡，以圖自保。他們看到李自成人馬少，於是出堡攻擊。李自成所率人馬大多陷於泥淖中，李自成腦部被農民們的鋤頭擊中，當即死亡。農民們剝下李自成的戰袍，發現他身上赫然穿著龍袍，還係了一枚金印，再細看屍體，一隻眼睛是瞎的——正是傳說中的大順皇帝李自成！

中國曆史上著名的農民軍領袖，他的最終結局竟然是被另一群農民糊裏糊塗地幹掉，這是一個近乎荒唐的故事。但它既不用來說明人生的偶然，也不用來說明世事的無常。它唯一可以用來說明的是，在那個動**不安的年代，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皆有可能。

至於李自成是否真的如上所說那樣腦部中鋤而死，其實沒有定論。最權威的《明史》既記載了中鋤而死的說法，又說李自成還可能是為村民所困，無法脫身，絕望之際自縊身亡。考慮到戰場上要想上吊自殺有一定難度，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則中鋤而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當地剿殺李自成的村民們還不能確認那具眇一目的屍體就一定是李自成，隨後追來的清兵辨認屍體時，屍體已經朽不可辨。因此，另一種更為浪漫的說法是，李自成並沒有戰死，而是在九宮山的一座寺廟裏出家為僧。

李自成手下最得力的幾個將領和謀臣，他們的結局倒相對清楚一些：劉宗敏和宋獻策以及李自成的從父等人被清軍抓獲，宋氏投降，餘被斬首。牛金星不辭而別，投靠了早已投降清朝的兒子牛佺，終老於牛佺的官衙。至於那位頗有遠見的李岩，早在李自成撤退到河南時就因聽從了牛金星的讒言而將其處死——牛金星對李岩很嫉妒，他陰陽怪氣地告訴李自成：“十八子主神器”的預言，難道就不可能說的是李岩嗎？和老對手死對頭崇禎一樣，李自成也對天命感到莫名的敬畏，於是乎，李岩隻有死路一條。

李自成的悲劇，不僅僅是勝利時驕傲那麽簡單，更與其在犬牙交錯的政治力量中不能準確為自己定位有關。對一隻沒有航向的船，任何方向的風都是逆風。極其偶然殺進北京城的李自成一定感覺到了意外，是故不急於稱帝，而這種意外，遲鈍了他的反應能力。

美國學者勞倫斯·彼得在對組織中人員晉升的相關現象作大量研究後，得出一個著名的結論，那就是彼得原理：在各種組織中，雇員總是趨向於晉升到其不稱職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時也被稱為向上爬原理，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一名稱職的教授被提升為大學校長後，卻無法勝任；一個優秀的運動員被提升為主管體育的官員後，卻無所作為。對李自成來說，他能夠勝任一支與官軍對抗的農民軍的領袖，卻無法勝任治理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君主，更不用說這個君主還需要在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環境下遊刃有餘地解決各種敵對力量的威脅。

一言以蔽之，李自成適合征戰，不適合治國，他是將才而非帥才，更非帝王之才。如果沒有在甲申年出人意料地拿下北京，李自成的結局也許要好一些，至少，他和他的大順軍周旋於曆史舞台的時間要長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