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闖王是怎樣煉成的
古人說天道變幻，世事無常；今人則說，變化比計劃快。古今同理，都說出了一種真實而深刻的存在：世事往往是不可預料的，不僅出乎旁觀者的意料，甚至也出乎當事人的意料。就像蜜蜂采蜜的時候沒想到能采來一個聲勢浩大的美麗春天一樣，當初李自成被迫加入造反者的行列，也沒想到有一天能夠修成正果，雖然這正果如同一隻易碎的瓷器，轉眼之間就被他失手打得粉碎。
想當初，李自成冒著誅滅九族的危險造反，目的既簡單又可憐：活下去。
土地兼並是曆史教科書上總結王朝更替時經常用到的術語。何謂土地兼並，簡單地說，就是本來分屬億萬兆民的土地，越來越加速度地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與此相伴的，必然就是絕大多數人失去土地。在幾乎完全依賴農業為生的傳統社會，無工可打，無商可經，失去土地也就相當於失去了生存的先決條件。因此，土地兼並的一個最直接後果就是人民流離失所，社會失去支撐，越來越多原本安分守己的農民被逼上絕路，最終由民變演變為農民起義。打個通俗的比方，土地集中到極少數權貴手裏，相當於社會財富被極少數官員和大資本家壟斷，它帶來的後果就是社會矛盾激化，兩個階級嚴重對立與仇視。
擁有土地最多的，首推朱元璋的後裔們，如萬曆想立為太子卻因群臣堅決反對而未遂的朱常洵，後來被封為福王，之國河南。大約是想給最心愛的兒子一個補償，福王大婚時花費三十萬銀兩不算，萬曆還“賜莊田四萬頃”，又是由於群臣的勸告和抗議，這一數字才得以減半。河南的好田好土一下子劃不出這麽多，就從相鄰的山東和湖廣劃撥。皇室的天潢貴胄以外，各級官員和縉紳也成為極少數大土地擁有者。《豫變紀略》講述的是崇禎年間河南的民變經過，對土地兼並下的河南，作者說“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河南南陽的曹家、睢州的禇家、寧陵的苗家和虞城的範家，乃皇親之外最有勢力的豪門，人稱“四凶”，此四家“各畜健仆數千人，橫行州府，嬉戲之間恒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不可勝數。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問也”。
豺狼當道，俊傑之士難免避諸山野；豪強橫行，平頭百姓自然苦痛不堪。土地兼並、三餉疊加的人禍之下，還有崇禎年間連綿不斷的天災。談遷稱其時的窘迫乃是“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馮夷之波”。顧炎武冷靜地為明末農民算了一筆經濟賬：江蘇的蘇州一帶，自耕其田的農民約占十分之一，其餘的十分之九是租種地主土地的佃戶。田畝都被分割得很窄小，往來於田畝之間的道路和溝渠，政府也照樣征稅，地主也照樣收租。由於耕作技術落後，那時的莊稼隻能一年一熟，一畝收成多的三石，少的隻有一石。地主的租，一畝要一石二三鬥，最少也要八九鬥。也就是說，農民辛苦勞作一年，天道好的年辰，也不過一畝地收入幾鬥而已，以至於今天交完了租，明天就不得不靠借高利貸為生了。
崇禎二年（1629），禮部的一個小官員馬懋才回了一趟他的老家陝西延安。這裏是當時中國災荒最嚴重、世道最悲慘，因而也是民變最激烈的地方。馬懋才無限悲痛地在他的奏章裏描繪了延安的慘況：
我的家鄉延安府，自從去年以來一年沒有下過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無糧可食的民眾隻能采摘山間的蓬草果腹。蓬草吃完後，又剝樹皮為食。樹皮也剝完之後，隻好挖山中的石塊填肚子。石性冷而味腥，吃一點就感到飽了，但幾天後就因無法排泄而腹脹身死。民眾有不甘心吃石塊而死的，就相聚為盜，稍微有點積蓄的人家就會被搶個一幹二淨，而官府不能禁止。
最可憐的當數安寨城西的一個糞坑，每天必有無計可施的父母把他們的小孩扔進坑裏。這些可憐的孩子有的在號哭，有的喊叫其父母，有的抓糞便吃。到了第二天早晨，孩子們全都死掉了，又有新的孩子被拋進去。
更讓人奇怪的是，小孩子和獨行人一出城外，往往就再也不見人影。後來見到城外的饑民，以人骨為柴煮食人肉，才知道那些失蹤的人都被饑民們殺死吃掉了。吃人肉的人隻能多活幾天，因為幾天後他們就會麵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於是，到處死屍狼藉，惡臭熏天。政府在縣城外挖了幾個大坑用來埋葬這些死屍，每個坑可以容納幾百具屍體，我回故鄉時已經裝滿了三個大坑。縣城如此，離縣城遠點的鄉下沒有掩埋的屍體還不知道有多少。
奏章中，馬懋才痛心疾首地總結說：“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百姓們為了免死，隻有流亡一途，然而奔來走去，遍地流民，“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兩千多年前，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在動員民眾造反時，說出了最質樸又最深刻的道理：遵紀守法是死，起來造反也是死，同樣是死，為什麽不換一種思路試試？崇禎年間的民變分子們未必知道陳勝、吳廣，但他們以其樸素的直覺，感同身受了陳勝、吳廣揭示過的真理。於是乎，前文所說過的王二以墨塗臉殺死張知縣的事件發生了。對王二來說，那隻不過是一時義憤之下的鋌而走險，對中國曆史來說，卻意味著明末農民戰爭自此拉開了帷幕。李自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入民變隊伍，並一步步由小頭目上升為闖將、闖王的。
話說崇禎初年，有一個名叫毛羽健的禦史，是個典型的懼內者，用現代話說，叫作“妻管嚴”。他趁老婆回老家探親之機，在北京城偷偷納了一房小妾。沒成想，此事還是被遠在千裏之外的老婆知道了。河東獅大怒，立即前往北京。正當毛禦史和小妾愛得興高采烈時，老婆大人從天而降，毛禦史除了討饒外沒有任何辦法。
毛禦史的老婆之所以這麽快就從家鄉趕到北京大發雌威，和她充分利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驛站係統不無關係。用史書上的話來說，叫作“乘傳而至”，就是坐著驛站的車馬來到北京。
今天的中國境內，到處都還有以某某驛命名的地名，這表明此地在古代是如同神經般遍布帝國全身的驛路係統中的一個點。在古代，驛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國家郵局和信息傳遞中心的職能。正是通過密密麻麻的驛站，帝國中樞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公文來往、官員們的交通往返才能得到及時而必要的保證。
可氣的是，毛禦史的老婆竟然利用這個係統不遠千裏地從老家趕到北京爭風吃醋，令毛禦史又悲痛又鬱悶。懼內的毛禦史不敢跟老婆較真，隻能把一腔怒氣遷怒於驛站係統。為此，這位職責為監察百官、專事向皇上提合理化建議的官員向崇禎上了一道奏章。奏章裏，他極言驛站之害，要求撤掉全國驛站。另一個叫劉懋的給事中也跟著附和，認為如果裁撤驛站，不但能禁止官員們揩國家的油，還能因裁掉驛站工作人員而節省一大筆財政支出。
節約的崇禎聽了怦然心動，於是一道聖旨飛出紫禁城：全國的驛站統統廢除，所有驛站工作人員一律不再聘用。這樣說來，由於毛禦史納妾藏春的風流之事做得不夠小心，全國數以萬計的驛站工作人員一夜之間全部失業。受裁撤驛站影響最大的，首當其衝就是陝西。計六奇《明季北略》總結說：“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又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未幾，秦中疊饑，鬥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為盜，而全陝無寧土矣。”
無以謀生的驛站失業人員中，有一位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原名李鴻基，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米脂這地方，地偏人窮，卻以出美女而聞名，曆來就有“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一說。相傳，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蟬就是米脂人。出生於美女之鄉的李自成長得一點也不帥，據說他“鼻纖齒黃，短發蓬鬆”，幸好看上去還算“魁壯”。另一些史料上則說他中等身材，“高顴深額，揭鼻如豺”，讓人下意識地以為他或許帶有胡人血統。
做驛卒之前，李自成曾當過一段時間的邊兵。關於邊兵，這裏需要多解釋幾句，因為它乃是崇禎年間民變運動的主要力量之一。顧名思義，邊兵是指駐防於邊地的軍隊。由於明朝政府財政極端困難，這些國家疆土的守衛者也和租種土地、時刻瀕臨餓死邊緣的窮苦農民差不多。崇禎元年（1628），西北邊兵已經有三年多沒發過薪水了。這些除了衝鋒陷陣，士農工商全不會的邊兵們竟然落到了賣兒賣女仍然難以活命的地步。
與老實巴交的農民不同，邊兵受過軍事訓練，見過世麵，遠比囿於村莊和土地的農民更靈活更有頭腦。既然正常情況下不能得到生存的起碼保障，他們就隻好選擇非正常手段了——想必讀者們還記得前文說過的邊兵因四個月沒領軍餉而嘩變，打得遼東巡撫畢自肅血流滿麵，最後竟自殺身亡的故事。總之，要想讓一群饑餓得隨時可能倒地斃命的軍人像小兔子般馴服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邊兵嘩變後加入民變行列並成為農民軍主力就成為一種必然。
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率軍入關，朝廷令山西巡撫耿如杞和總兵張鴻功勤王。軍隊抵達北京城下後，兵部令他們趕往通州，剛到通州，又要他們前往昌平，到了昌平，再調往良鄉。按明朝製度，一支軍隊到達指定地方後，必須等上三天才能配給糧草。這支軍隊由於不斷變換駐防地點，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待足了三天，政府根本不給一文錢一顆糧。饑餓而憤怒的士兵隻好用搶劫的辦法弄口飯吃。耿如杞和張鴻功要查辦帶頭搶糧的士兵，於是乎，幾乎可以預料的事情發生了：士兵們不再聽從統帥的指揮，他們一夜之間悉數嘩變，紛紛逃回家鄉山西。這支五千人的隊伍從此成為山西民變的濫觴。
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比崇禎長四歲，算是同齡人。李自成家裏幾代以來，一直以養馬為生，家境中等，是故李自成小時候和侄兒李過一起上過一段時間私塾。父親死後，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到一個姓艾的地主家裏放羊抵債。成年後，李自成到甘肅當邊兵，後來又回到陝西做驛卒。驛卒雖然不見得是樁美差，但至少要比那些朝不保夕的農民好。如果不是政府突然裁撤驛站，可以想象，李自成多半會在這個養養馬、送送信、為來往官員們搬搬行李的崗位上幹一輩子。若天下不是太亂，他當然會積攢幾個錢，討上一個粗手大腳的婆姨，再拉扯一窩子女，然後五十來歲就成為一個慈祥的爺爺，謙恭而又厚道。
然而，世道變了，李自成沒法再在驛站混下去。要想活命，他就得另謀生路。這所謂的另謀生路，於一個生逢亂世的粗豪漢子來講，隻有殺人越貨才是最簡單、最直接可行的。
常識告訴我們，要讓一列在正常軌道上行駛的列車越軌，必須給予它一個足以讓其越軌的外力。同理，要讓一個思想已然成熟的成年人改變慣有的生活和信仰，也必須得有足以讓其改變生活和信仰的條件。李自成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時，已經二十多歲了。對三個多世紀前的先人來說，二十多歲不算年輕了，早就該修身齊家了。然而，李自成還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老光棍——李自成年輕時曾娶過一個姓韓的女子，後來因韓與人通奸，被李所殺。
筆記之類的私家史乘記載了一些並不太可靠的關於李自成造反以前的故事，這些故事似乎力圖表明，李自成從小就是長有反骨的人，是一個自年輕時起就對紫禁城內龍椅意**不止的亂臣賊子。有材料說，李自成小時候就“頗能記憶”。一次，私塾先生考他的對句，先生出的上聯是：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界；李自成隨口對出下聯：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又有一次，先生命他以螃蟹為題作詩，李自成很快交出答卷，那是一首隻能算歪詩的七律：
一身甲胄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
慣向秋畦私竊穀，偏於夜籪暗偷營。
雙螯恰似鋼叉舉，八股渾如寶劍擎。
隻怕釣螯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生。
據說，先生讀了此詩，評論說：“異時雖有好日，終是亂臣賊子，不獲令終。”
《甲申傳信錄》記載了另一個更為生動的故事：崇禎元年元旦，天降大雪，李自成和一幫兄弟在山中飲酒。席間，有人對當官十分豔羨。李自成趁著酒興說，這個世界賄賂公行，而且文官要考八股文，武官也要考策論。我們都不讀書，哪敢癡心妄想當官？說不定當皇帝，倒還有可能。眾人說：那希望大哥你當皇帝。李自成說，那我就來占一卦。說完，他舉起骰子一擲，擲出了最吉利的卦象。眾人均大喜，接著又飲酒。醉了酒的兄弟們不顧聚眾謀反的大罪，一個個爭著向李自成朝拜。李自成說，我還要問問天意。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中，向上天禱告說：如果我能當皇帝，雪就下到把箭完全覆蓋。雪後，眾人一看，那紛紛揚揚的大雪果然把箭矢完全埋住了。從此，李自成就堅信自己這輩子肯定能當皇帝。
這樣的傳說真假難辨，倘若事情屬實，那就像項羽對著秦始皇出巡的車駕說彼可取而代之一樣，與其把它看作李從小就有政治野心，不如看成一個粗率漢子口無遮擋的即興之辭。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明末農民軍的領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綽號行世，比如八大王、紫金梁、混天猴、革裏眼、過天星、老回回、曹操、一杆槍、蠍子虎、飛來虎、一盞燈等，聽上去就是一股水泊梁山的江湖氣。奇怪的是，很快從眾多首領中脫穎而出的李自成竟然沒有類似的江湖綽號，而是被稱為“闖將”“闖王”。這仿佛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李自成和其他農民軍首領有著本質的區別。
據說，一個人的才華是掩蓋不了的——除非由他自己來掩蓋；否則，它就會像裝在布袋裏的錐子，早晚會刺破布袋，嶄露鋒利的頭角。邊兵李自成和驛卒李自成均是任人宰割任人嗬斥的小角色，在帝國億萬兆民中，他的存在並不比一隻螞蟻更重要，更引人注目。但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後，他變得重要起來。
明末農民起義源自陝西和山西，分散成各不相屬的山頭，但自稱闖王的高迎祥是這些山頭名義上的盟主。隻是，這個盟主乃是榮譽性質的，他和各個山頭之間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統屬關係。也許因為高迎祥是自己的舅舅，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當過邊兵和驛卒的李自成與其他純樸農民相比，要算見多識廣，足智多謀。所以他甫一加入農民軍，就被任命為闖將，統率一支將近一千人的小隊伍。
從現存的各種史料分析，明末農民軍初起之時，大多數都是烏合之眾。這些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的隊伍，基本沒有遠大的政治訴求，一般隻是攻城略地，把糧食吃光了，圍剿的官軍來了就往山裏跑。偶爾也打幾仗，天才地創造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實用軍事理論。與其說他們是一支支隊伍，不如說更像一群群越聚越多的蝗蟲。由於破產的農民持續增加，這些隊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補充——前麵的戰死了，後麵的繼續跟進。因此才會出現朝廷對農民軍進剿得越厲害，農民軍反而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的怪圈。不幸的崇禎和他的大明王朝，就掉進了這樣的怪圈。
與其他農民軍首領相比，李自成的個人素質明顯要高出一籌。就連官方修訂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認，李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與此相反，其他農民軍首領一旦稍微有了點勢力，立即奮不顧身地投入到享樂的欲海。比如綽號曹操的羅汝才就先後娶了幾十個妻妾，還養了幾個戲班子，李自成為此很看不起他。羅汝才們起事之前，曾經無比痛恨官宦人家妻妾成群的奢侈生活，當他們也有能力過這種生活時，他們馬上迫不及待地沉醉其中。
李自成崛起之初，有兩件事顯示了他過人的才智和膽略。
其一是崇禎七年（1634）的車廂峽解困。車廂峽在漢中府興安州，即今天的陝西安康境內。峽穀長達數十裏，四麵都是猿猴也無法攀緣的懸崖峭壁。總督陳奇瑜率軍將李自成的農民軍堵在了這條死胡同般的峽穀裏。正值雨季，當地一連降了四十來天的雨，義軍所佩弓箭因濕透而鬆散；刀槍生鏽，戰馬因無飼料而死亡折半。軍糧也日漸稀少，戰士們都半饑不飽。更要命的是，當地居民似乎對這支義軍很不友好，不僅不簞食壺漿，反而從山上滾下巨石，殺死殺傷許多農民軍。緊跟著即將到來的，則是數萬官軍的進剿。也就是說，車廂峽裏的農民軍麵臨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驗，何去何從，李自成必須有一個決斷。
李自成聽從了謀士顧君恩的計謀，那就是以重金賄賂官軍將領，用假投降的方式脫離絕境。李自成派出伶牙俐齒的說客前往陳奇瑜營中，向陳的幕僚們饋以厚禮，表示願意投降。這些幕僚們得了李自成的紅包，都紛紛在陳奇瑜麵前強調接受李自成投降的好處，陳也以為自此大功告成，欣然同意。雙方還約定，投降的日期定在八月，接受投降後，由政府出麵把農民軍送回老家延安府等地。
陝西巡按禦史傅永淳曾參加過車廂峽之圍，作為政府高級官員，他對此事的前後情況最為了解。據他後來回憶說，當時，他力勸陳奇瑜不可接受投降，應該乘農民軍無力還手之機一舉殲滅，以圖一勞永逸。他勸陳說：“賊弩解刀鏽，馬蹄穿，衣甲壞，撲滅之功在今日矣。”陳不為所動。他著急地拉著陳的手說：“滅此朝食，此其時矣。”陳推托說，那就等到雨過天晴再說吧。又說，農民軍已經到了窮途末路，我接受投降，一箭不發就可成功。傅永淳說，賊人多達十萬，就算他們投降，又如何處置？而且他們並沒有受過重創，哪裏肯善罷甘休？等到他們天晴後出了峽穀，想再包圍他們，就根本不可能了。但陳奇瑜仍然不聽，傅永淳氣得放聲大哭。
陳奇瑜向朝廷建議接受農民軍投降，得到了兵部尚書張鳳翼的支持，崇禎也禦筆批準。按陳奇瑜的計劃，農民軍從車廂峽撤離後，全部遣散回老家務農，每一百名農民軍派一名安撫官監視並負責返程中的具體事宜，並要求沿途地方官給予糧草。
於是乎，在陳奇瑜的安排下，走投無路的李自成軍隊竟然成建製地從車廂峽撤離出來。一路上，農民軍與護送他們的官軍士兵稱兄道弟，互相之間易馬而乘。原本沒有盔甲的農民軍，竟然因此得到了新盔甲；原本丟失了武器的農民軍，竟然因此得到了新武器。等到陝西巡撫練國事覺得情況不對，下令對農民軍進行查處時，事情已經壞了：抵達寶雞縣城下的農民軍要求入城，寶雞知縣李嘉彥誘騙農民軍派三十六人進城談判。三十六人進城後，李嘉彥將他們悉數捆綁斬首。原本就躍躍欲試的農民軍以此為借口，把遣送他們的參將柳國銘等人全部處死，然後一舉攻破附近七座縣城。
陳奇瑜意識到招安政策至此已完全失敗，為了推卸責任，他歸罪於李嘉彥和練國事。然而紙包不住火，不久，崇禎下令逮捕練國事的同時，也將陳奇瑜逮捕。此時，農民軍已兵分三路揚長而去，車廂峽之危平安度過。
展示李自成才智和膽識的第二件事是車廂峽之圍次年的滎陽大會。
如前所述，明末如同過江之鯽般的農民軍，他們互相之間大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隸屬關係，而是處於各自為戰的相對獨立狀態。官軍正是抓住了農民軍的這一弱點，采取各個擊破的方法，使農民軍在崇禎七年前後遭受了相當大的挫折。
如何應對官軍的各個擊破，成為各路農民軍首領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一大背景下，明末農民戰爭史上著名的滎陽大會於崇禎八年召開，參加會議的有老回回、革裏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張獻忠、橫天王、混十萬、九條龍、順天王、過天星以及高迎祥十三家七十二營人馬。需要說明的是，那時李自成還隻是高迎祥手下的闖將，其資曆與名聲完全不能與上麵說到的十三家當家人相提並論，至於後來是李自成而不是十三家的當家人有機會坐進紫禁城稱孤道寡，那不僅僅是曆史的垂青，更多的，當歸功於李自成的個人努力。
十三家領袖坐下來開會，要討論的是在官軍的嚴峻攻勢之下如何生存和發展。會上，十三家領袖議而不決，拿不出一個能夠讓眾人信服的、切實可行的方針。其情其景，如同演義小說中關羽在十八路諸侯和眾多名將麵前以一個白丁的身份挺身而出，要求上陣斬華雄一樣，李自成也以一個級別低下的闖將的身份發言了。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奮臂一拚，何況我們有十萬之眾！現在，我們的部隊相當於官軍的十倍，哪怕就是守衛遼東的關寧鐵騎趕來，也不怕它。現在的唯一辦法就是分兵出擊，各自開拓一片天地，至於成與否，那就聽天命吧。
李自成的提議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首肯。就在這次會議上，農民軍作了戰區劃分：革裏眼、左金王抵擋川、湖官軍；橫天王、混十萬抵擋陝西官軍；曹操、過天星守衛河上；高迎祥和張獻忠經略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射塌天、改世王作為增援部隊。李自成的另一建議也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認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滎陽大會後，李自成作為高迎祥的部將，隨同高迎祥和張獻忠聯軍東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鳳陽。朱元璋家的祖墳被破壞得亂七八糟，朝廷為此震恐，崇禎不得已下了罪己詔，向天下兆民、也向他九泉之下的老祖宗請罪。可惜，他的早已化為白骨的老祖宗聽不見，天下兆民即便聽見了，也不會再相信這個竭澤而漁的政府。
崇禎九年，高迎祥在陝西被俘，李自成被推為闖王。至此，下崗驛卒李自成終於取得了與張獻忠等十二家領導人平起平坐的地位。隻是，與其他十二家領導人相比，他的資曆稍淺，名聲稍小。那時候，恐怕沒有人相信，幾年後直接葬送大明江山的，竟然就是這個不修邊幅的粗壯漢子。
作為高迎祥的部將，李自成隻需要考慮如何帶好他的小分隊；現在，作為十三家領袖之一，他必須考慮更多的兄弟如何生存，如何在官軍的不斷圍剿下獲得發展空間。
崇禎十一年（1638），李自成遭遇了他起兵以來最嚴重的失敗。與這次失敗相比，車廂峽的險惡根本不值一提：他在陝西潼關遇伏，軍隊損失殆盡。他僅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突出重圍，連他的老婆也不知去向。第三年，李自成再次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巴西魚腹山中召集舊部卷土重來，然而剛一行動，就被督師楊嗣昌圍困於崇山峻嶺中。這一次，他麵對的不再是無能自負的陳奇瑜，而是以精明能幹著稱的楊嗣昌。李自成進退兩難，甚至絕望想自殺，他的養子李雙喜及時阻止了他。他的手下將領們紛紛出降，就連倚為左膀右臂的劉宗敏也動搖了。
心灰意冷的李自成和劉宗敏一同走進一座廟宇，李自成對劉宗敏說：人家都說我將來要做天子，我們打卦算一下，如果得到的卦象不吉利，你就殺了我，提著我的頭去投降吧。劉宗敏答應了——劉宗敏居然會答應，可見這支農民軍的確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卦象的結果很好，“三卜三吉”。當下，劉宗敏回到家，果斷地殺死他的兩個老婆，跟李自成說：我這輩子到死也跟定您了。
劉宗敏在最困難最絕望的時候殺妻表決心，再加上三卜三吉的卦象結果，給這支農民軍帶來極大震動：“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於是乎，李自成順利地度過了絕境下部眾人心離散的危機，“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
此事見諸作為正史的《明史》，可以肯定實有其事。這不僅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它更像一個象征：當無從謀生而麵臨餓死、不得不從良民轉變為“賊”的李自成，已然在連年的攻城略地中成長為一支農民隊伍的領袖時，他的理想不再隻是填飽肚子，不再隻滿足於一家人平安度過亂世，而是企圖染指政權。一句話，流民首領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下一步，他們想做皇帝。他們曾經和皇帝隔著十萬八千裏的距離，但當手中的勢力漸次膨脹時，他們認為已經有了和皇帝分庭抗禮乃至取而代之的資本。
對他們的部下來說，主公是命定的真龍天子，將來是要打進紫禁城的，這比任何形式的宣傳都更見效果——跟隨這樣的主公，注定要成為開國元勳，暫時的困難和挫折就不在話下了。當年陳勝吳廣起義，不也裝成狐狸在營地外麵怪聲怪氣地叫“大楚興，陳勝王”嗎？依靠迷信的力量，民變領袖把部眾由一盤散沙凝成了一塊鋼板。隻是，當我們想到劉宗敏的兩個妻子以及其他壯士的妻子們，跟隨丈夫闖**多年，不曾享過一天福，卻莫名其妙地被親愛的丈夫白刃加身時，心中未免有些不忍。但壯士們不這麽看，在他們眼裏，女人也許如同衣服，可以隨脫隨穿，而逐鹿中原，那才是男兒恒定的事業。
這時的河南給了李自成滾雪球般發展壯大的大好時機，斯時的河南及相鄰各省份“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前麵我們說過，明末恰逢世界性的十七世紀危機，危機的主因就是氣候異常，導致糧食減產。無糧不穩的窘境下，人民隻能揭竿而起。政府的危機卻是反政府武裝的機遇，李自成軍隊進入河南後，“饑民從者日眾”。
投奔到李自成農民軍旗下的，從這時起，除了饑民外，開始有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加入，意味著李自成部已經從流賊上升為某種意義上的正義之師。至少，對往往囿於禮教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敢冒著滅族的危險和亂臣賊子的罵名加入到農民軍隊伍，說明他們對李自成寄予了相當希望。他們願意把身家性命押在李自成這張牌上，願意和這個陝北農民同生死，共富貴。
對李自成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知識分子有三個，即李岩、牛金星和宋獻策。
李岩，又名李信，河南杞縣人，曾中過舉人。其父李精白出任過部長級的尚書，可惜這一高級職位來得並不光彩，乃是依附閹黨魏忠賢的結果。魏忠賢倒台後，李岩的父親跟著倒黴，下獄論死。與乃父不同，李岩好施尚義，當地人稱李公子。崇禎年間，河南連年大旱，饑民遍野，但杞縣縣令宋某不僅不賑災，反而加緊催收賦稅。李岩跑去勸說宋縣令，要求他暫停催收，還是先設法賑災吧。宋縣令不同意——賦稅不交，無法應付上司；要行賑災，縣城沒錢糧。李岩回家後，從自家的倉庫裏捐了兩百石米作為賑災之用。荒唐的是，李岩的善舉不僅沒為他帶來任何好處，反而讓他不得不毀家舉義，走上了和政府作對的道路。
原來，李岩捐米賑災，引發了其他饑民紛紛前往其他富戶家裏，要求他們也像李岩一樣拿米出來。其他富戶不是李岩，當然不肯答應，不肯答應也罷，居然紛紛向宋縣令舉報。宋縣令派人拿著寫有他手令的諭牒令饑民解散，但憤怒的饑民把諭牒扯得粉碎，並高呼：我們這樣下去終究是餓死，不如去搶富戶吧。眼看一場民變變生肘腋，慌了神的宋縣令急忙派人請李岩商量對策。李岩以為，要想平息幹柴烈火般的民變，首先要停止催收賦稅，其次要向富戶募捐賑災。無計可施的宋縣令隻得向饑民們承諾將盡快賑災，饑民們說，那我們現在暫時散去，如果沒有賑災的米，我們照樣再來。宋縣令大懼，悄悄向按察司報告，這家夥的報告不說自己催收賦稅引發民變，反而給李岩扣了個屎盆子：舉人李岩圖謀不軌，私散家財，收買人心，以致眾叛。不作任何調查研究的按察司下令：密拿李岩監禁，不得放走。
聞知消息的饑民們勃然大怒，他們說，李公子是為了救我們才被抓進牢裏，我們難道就忍心看著他被關押嗎？憤怒的民眾衝進縣衙殺死糊塗透頂的宋縣令，擁戴李岩為首領，一同投奔了李自成。
李岩以一個讀書人的良知，用自家的財產為失職的政府分擔賑災的責任，竟落得被地方官以聚眾謀反的罪名抓進大牢的下場——如果不是憤怒的饑民將他救出，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將是滅族的悲慘結局。這從另一個側麵說明，晚明是怎樣一個病態的社會，而這種病入膏肓的社會，走向墳墓還有什麽奇怪的呢？
關於李岩加入李自成隊伍，作為正史的《明史》記載了另一個頗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李岩居杞縣時，一個叫紅娘子的繩伎起兵造反。慕李岩之名，將其綁架到軍中，強行結為夫婦。李岩假意答應後乘隙逃脫，但地方官不分青紅皂白，認為李岩通賊，逮其下獄。紅娘子聽說後，率兵攻進縣城，殺縣令後救出李岩，二人一同投奔了李自成。
正是有了李岩的加盟，李自成這支原本亦正亦邪的農民軍——他們既幹開倉放糧的好事，也幹屠城燒殺的壞事——開始真正往一支有紀律、有政治目標的軍隊過渡。李岩的建議，是產生這種過渡的主要原因。《明季北略》載，李岩投奔李自成後，向李自成提出，“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李自成“悉從之”。就是在李岩的策劃之下，李自成這支隊伍一下子就彰顯出比張獻忠之流更高明更光輝的形象。在古代中國，當現代傳媒還付諸闕如，民眾文盲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時，一支政治力量如何向民眾宣傳它的政策，我們今天想來，那是相當困難的事情。而童謠，往往充當了安民撫眾的利器。李岩投奔李自成後，決心改變農民軍在廣大民眾心目中或多或少被歪曲了的暴民和土匪形象。他秘密派人假扮商人，四出傳言：闖王乃仁義之師，不殺不掠。此外，他還親自編了幾首著名的童謠，這些童謠通俗上口，在民眾中間不脛而走，短時間裏就在大半個中國家喻戶曉，直到今天依然令人過目難忘：
吃他娘，穿他娘，
開了大門迎闖王，
闖王來時不納糧。
朝求升，暮求合，
近來貧漢難求活。
早早開門拜闖王，
管教大小都歡悅。
這些充滿**力的童謠所具備的鼓動性是驚人的，那些苦苦煎熬在明政府暴政和大自然連年災荒下的民眾，不免有眼前一亮之感：原來，要想不餓死，還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加入到闖王隊伍中去。
如果說童謠隻是一種宣傳捷徑，那麽李岩向李自成提出的一係列施行仁義收買人心的建議及其實施，則可看作農民軍改變形象，從以往的流寇和暴民往正義之師和替天行道者角色上的質的轉換。有了這種轉換，這些幾年前還在土裏艱難刨食的莊稼漢子才不僅僅是為了活命而造反的走投無路之人，而是一個曾經輝煌一時的大帝國的掘墓者。他們企圖打碎一個他們仇恨的舊世界，創造一個他們向往或者說想象的新世界。
李岩勸諫李自成時指出：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現在朝廷雖然失政，但它畢竟有兩百多年的統治曆史，恩澤在民已久。近年來因為收成減少而賦稅不斷增加，官吏貪汙奸滑，是以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從而紛紛起來造反。我們想要收買人心，須托仁義。今後每攻打一座城池，一定要先向民眾宣布，凡是開門投降的，我們一定秋毫不犯。在任好官，官位照舊，至於那些民憤極大的官，即行斬首。我們所征收的錢糧，數量隻取明政府的一半。如此一來，老百姓必然樂意依附。
可以肯定地說，曆史上的農民起義軍，往往都有過屠殺的記錄。天時使之然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庶幾也是農民軍在由良民變為暴民的扭曲曆程中，人性趨惡的嗜血體現。對此，李岩向李自成提出：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而“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
李岩的舉措使李自成在眾多農民軍裏耳目一新，而民間受到李自成好處的饑民，道聽途說，分辨不清這支隊伍的首領到底是李岩還是李自成，籠統地感謝說：李公子活我——李岩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聲望提高到了幾乎與李自成相提並論的地步。這顯然不是他有意要出風頭，而是百姓們誤認李公子是闖王，而不知闖王實際上是李自成。李岩是讀書人出身，其父做過尚書，所以他被稱為李公子。隻是，這也成為後來他遭到李自成猜忌並惹來殺身之禍的誘因。
一群被絕望的生活擠壓得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當他們手裏舉著平時當作勞動工具的鋤頭和斧頭衝向前來鎮壓他們的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官軍時，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把勝利的賭注押在他們這一方。然而，曆史的經驗一次次地表明，有許多時候，這些看起來似乎純屬烏合之眾的農民卻取得了和官軍對決的最終勝利。反倒是那些以國家法律和皇權作後盾的官軍，越來越變得不堪一擊。漢代大學者賈誼在《過秦論》裏探討過這種令人深思的現象。他認為，陳涉不過是“甕牗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但一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竟然“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造成這種神奇現象的原因，僅僅是朝廷“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可能是受流動作戰的限製，李自成軍隊缺少攻城的重型武器，如古代沿用了多年的雲梯和攻城車、投石車。李自成采取的是另一套方法：他令軍士在城外挖地道，初時僅容一人，漸至可容上百人，一個接一個地傳土而出。地道內，每過幾步，就留下一個土柱，並在每根柱上係上粗大的繩索，估計地道已挖到城牆正下方時，再把所有係在土柱上的繩索遞送出地道，由幾千名士兵一起奮力拉繩，於是隻聽得轟隆隆的悶響連成一片，隨著那些地下的土柱一同坍塌的，就是高大的城牆。城牆既倒，潮水般的農民軍就從缺口裏衝進城去。
隨著甲申年臨近，李自成農民軍的給養和裝備越來越好，與此相反，則是官軍越來越捉襟見肘，乃至於一年半載也拿不到軍餉。條件得到改善的李自成把騎兵擺到了首要位置。他的騎兵部隊，一個士兵備有三四匹馬——這一點和當年縱橫歐亞大陸、令歐洲人色變的蒙古軍隊不謀而合。李自成軍隊對戰馬十分愛惜，冬天天寒地凍，怕凍傷馬腳，紛紛用被褥綁在馬蹄上。為了保持馬的野性，有時竟殺人後剖開人腹，掏出五髒六腑，用人腹作為喂馬的馬槽。久而久之，這些飲慣了人血的馬見到敵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這支優秀的騎兵隊伍，經過崇山峻嶺，均能躍馬而過，至於渡河，除了黃河比較麻煩外，其他的北方河流，諸如淮河、泗水和渭河，士兵們有的站在馬背上，有的拖住馬尾巴，就可以“呼風而渡”，河流被眾多的馬匹阻擋，水為之不流。與敵人對陣時，列馬三萬，稱為三堵牆。凡是前邊的將士膽怯退回，後麵的將士立即斬殺，因此士卒無不用命。如果遇上久戰不勝，則騎兵佯敗，誘使敵軍深入，然後由使用長槍的步兵從旁衝出，擊刺如飛，佯敗的騎兵也趁機掩殺而回，“無不大勝”。
按以往慣有的一套宏大敘事的解讀方式，同為革命者的農民軍首領之間是同誌加兄弟的親密關係。曾經有一部不太著名的叫《穀城會獻》的電影，就以李自成主動聯絡已投降明朝的張獻忠，做通張獻忠的思想工作，最後兩人同時舉起革命大旗為題材。片中，他們四隻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如同兩位尋覓了多年的肝膽相照的戰友。
事實上，曆史的真實並不是藝術所反映的水乳交融，相反，同為農民軍領袖，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亞於他們和共同的敵人——明朝政府——之間的矛盾。也許可以這麽說，起義之初，當各股農民軍的勢力都還不夠強大，都還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禮時，當他們麵臨被官軍各個擊破的危險時，本能的利益驅使下他們召開了滎陽大會，並做出了聯合對付官軍的決策。那時候，應該說，各股農民軍之間沒有很大的矛盾。但是，當他們各自都擁有了一定的地盤和勢力，官軍並不是最主要的威脅時，他們之間就開始了彼此尋找機會吃掉對方以便獨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農民軍已不再是當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饑民組成的烏合之眾，而是旨在爭奪天下，至少也是企圖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諸侯。
羅汝才綽號曹操，是明末農民軍將領中除李自成和張獻忠外，最具影響力的第三號人物。此人先前獨自帶領一支隊伍，在謀士吉珪的輔佐下，時或招安，時或反水，幾度反反複複，給人的印象的確如戲劇舞台上的白臉權奸曹操。因此，當不少農民軍在和官軍的對決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時，他的勢力卻在穩步增長。隨著甲申年迫近，無論李自成還是張獻忠，抑或明政府，都意識到如果能把羅汝才拉到自己陣營中，將具有根本性的勢力增長。當時，羅汝才選擇了和李自成合作。這是崇禎十四年（1641）的事情。
按正史的說法，李自成善攻，羅汝才善守，兩人聯手，正好可以優勢互補。但兩人的關係始終是比較鬆散的合作關係。兩人約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即羅汝才得四份，李自成得六份。打個更通俗的比方，相當於兩人各自投入一部分資金，開辦了一家股份公司。股份上，李自成占大頭，處於控股地位，任董事長；羅汝才占小頭，任總經理。
從史料記載看，這家公司的經營業績不錯：李、羅聯手後，時分時合，先後在河南和湖北一帶連續幾次打敗官軍主力，並一舉攻克湖北重鎮襄陽。李自成攻下襄陽後，自封為奉天倡義大元帥，以襄陽府為襄京，標誌著他已不滿足於以往猴子掰苞穀式的遊擊作戰，而是想從行商變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權。作為李羅集團的合作夥伴，羅汝才被李自成封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
西諺說患難朋友才是真朋友；東方智慧則認為，由於人的劣根性，大多數人都隻可同患難，不能共富貴。遺憾的是，闖王李自成也屬於這大多數人之一。前麵說過，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羅汝才卻妻妾成群，即便在官軍步步緊逼的困境下，軍營裏也養著幾個戲班子。對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認為羅不是一個能夠成大事的人。隨著李羅公司越做越大，李自成擔心羅汝才將來會尾大不掉，於是動了殺機。
那是崇禎十六年（1643）初夏的一個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銳小分隊。這支小分隊毫無征兆地衝進了羅汝才大帳，將還在睡覺的羅汝才殺死在**。羅汝才的軍師吉珪也於事後被殺，羅汝才所部二十餘萬人馬除了少數嘩變逃離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編。
從李自成——張自成或王自成其實也一樣——的人生軌跡和行事風格，我們可以推斷出一個農民領袖的漸變軌跡：無法謀生——揭竿起義，目的是為了不餓死——不餓死的理想實現了，進一步希望擴張勢力——勢力進一步擴張了，希望能打敗圍攻的官軍——官軍被打敗了——消滅其他礙手礙腳的潛在對手——進入北京城稱孤道寡。
上麵所說的，是李自成火並羅汝才的深層原因。深層原因之外，還有一些個人的恩怨好惡——比如李自成對羅汝才奢侈的生活方式極其不屑。另外，羅汝才對李自成一直深為忌憚和警惕的張獻忠態度曖昧，這未嚐不是李自成動了殺機的另一誘因。
作為幾乎與李自成並駕齊驅的明末農民領袖，張獻忠出道比李自成早，在李自成打下襄陽前，張獻忠的勢力和影響大多時候在李自成之上。兩位農民領袖交惡之始就是穀城相會。
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張獻忠受朝廷招安，屯兵於湖北穀城。是時，李自成被洪承疇擊敗，帶著百餘人馬前往穀城投奔張獻忠。張獻忠不但不予接納，反而準備幹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發前一個人騎著一頭驢子，倉皇狂奔六百裏，從商洛山路間脫逃，投奔到老回回（即馬守應）營中。受此驚嚇，李自成滿腔憤怒，一病數月。
這個仇，李自成沒法忘掉。三年後，張獻忠在河南信陽被左良玉擊敗，幾萬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傷的張獻忠也差點成為俘虜。就像當年李自成勢窮時來投一樣，張獻忠也帶著幾十名殘兵敗將，前往投奔李自成。
李自成沒法不想起屈辱的穀城往事，他隻是一個起於草莽的農民，信奉的是江湖義氣——既然你當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無義——他也不打算收留張獻忠，並想趁機把送上門的宿敵消滅。羅汝才和張獻忠交情不錯，出麵替張獻忠說了不少好話。在羅的苦勸下，李自成勉強打消了殺張的念頭。但張仍然處於危險之中，羅汝才給了張獻忠五百人馬，叫他盡快離開是非之地。張獻忠於是轉向湖北發展，李、張二人的矛盾公開化。
1641年開始，李自成發展勢頭比張獻忠更猛，先是吞並了羅汝才部，後又接連幹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夥伴，如革裏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小袁營袁時中、亂世王藺養成。那位曾在他窮途末路時收留他，並為他治病養傷的老回回，雖然沒被處死，但也被剝奪了兵權。至此，明末農民起義領袖隻餘下了李自成和張獻忠。
按中國曆史的慣例，共同起事的造反者起事之初，往往是團結的。等到江山到手，肯定火並。但像李自成和張獻忠這樣連半壁江山都沒到手就迫不及待鏟除異己的，曆史上並不多見。李自成和張獻忠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甲申年的天下局勢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當清軍入關，李自成沒有也不可能選擇和張獻忠聯手，他們隻能眼睜睜地被清軍各個擊破。假如李、張二人沒有翻臉，當清軍南下，兩支農民軍聯合抗清，再加上南明的力量，以清人區區數萬軍隊，要想逐鹿中原，獨霸天下，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隻是，曆史之所以為曆史，在於它不容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