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我國曆史上人口的遷徙
一、自遠古至於春秋時期的遷都和遷國
人口的地區分布是會因時而有變化的。變化的原因和方式不盡相同，遷徙應是其中最為主要的一種。
人口的遷徙自古已然。古史簡略，往往難悉究竟。然聚族遠徙，有些還是曆曆可征。夏商諸代皆曾頻繁改易過它們的都城。都城改易正說明主要族類的遷徙。因為改易都城時，原來居住在都城的族類殆皆隨同前往，無所遺漏或豁免。《尚書·盤庚》三篇的敘述可見一斑。及武王滅紂，微子受封於宋，其餘相當多的部分遺黎為周人徙之於洛邑[87]。而魯國亦得殷民六族[88]。就在周代，這樣遷徙仍時時見於簡編。杞國始封地在漢時的雍丘（今河南省杞縣），先春秋時已徙於魯東北[89]。燕國始封當在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亦於先春秋時輾轉北徙[90]，至於今北京市。杞燕遷徙，史有闕文，已不易悉其端倪。入春秋後，遷國之事仍屢見不鮮。然外因實多於內因。鄭國始封在今陝西省華縣[91]，西周末年，豐鎬淪喪，乃東遷於虢鄶之間[92]。許國所封，本在今河南許昌市。許國曾頻繁遷徙，然其三遷於夷（今安徽省亳縣南）[93]，五遷於白羽（在今河南省西峽縣）[94]，實出於楚國的安排。當時居於華族周圍或與華族雜居的非華族亦曾陸續遷徙。戎子駒支由瓜州遷到東周王畿的附近[95]，而茅戎則由大河之北遷到伊洛流域[96]，前者係由晉國所遷徙，後者殆為他們自己乘機的發展。這裏所舉的隻不過是其中較為彰明顯著的事例，其他就不遑枚舉了。
二、秦漢時期的人口遷徙及其有關的策略
到了秦漢統一王朝的肇建，版圖有了較大的開拓，人口遷徙也就時有所聞了。秦漢王朝的人口遷徙，有兩個主要策略：一是強幹弱枝，另一則是實邊。秦始皇初並天下，就徙各地豪傑和富有的人家於都城鹹陽，這一下就徙了12萬戶[97]。這樣大規模的徙民是以前所未有的。接著又南征北伐。南取陸梁地[98]為桂林、象郡、南海，遷徙有罪的人50萬，南戍五嶺，和越民雜處[99]。又北伐匈奴，悉收河南地，築44縣，並遷徙有罪的人到那裏去居住[100]，這是最初的遷徙，究竟遷徙了多少家未見記載。過了兩年，又遷徙了3萬家[101]。秦社傾覆時，趙佗據有嶺南，當時遷戍的人大概就在當地居住下去。遷到陰山之下和河南地之人，由於匈奴再度南向牧馬，大致都又返回到內地了。
這兩宗策略到漢時繼續運用，其中強本弱末的策略就倡之於婁敬。婁敬認為秦亡之時，諸侯能夠興起，因為它們的貴族並未完全被摧毀。就像齊國的田家和楚國的昭、屈、景諸家，都曾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他們的力量在楚漢戰爭中都不至於受到任何損失，各處還有當地的豪傑之士，這樣一些地方勢力是不能輕易忽視的。當時漢朝已確定建都於關中。關中雖為秦的故都，在戰亂中人口大量的減少，顯得非常空虛。況且匈奴又複南下，距長安最近的路程隻有700裏，輕騎一日一夜就可達到長安城下。這就不能不考慮到如何防禦的問題。因此，婁敬就建議遷徙舊日齊國的田家，楚國的昭、屈、景諸家和趙、韓、魏幾國王室的後人以及豪傑名家到關中來，這樣既可以防備匈奴，萬一關東有事，也可以率領這樣一些人東去征討。這樣的建議得到漢高帝的采納，一次就遷徙了十餘萬口[102]。這樣的強本弱末的策略此後仍繼續使用，而徙人口於諸帝陵寢，遂成為兩漢一代的故事[103]。
漢朝疆土的開拓，以西北各處最為廣大。新開拓的疆上殆皆取之於匈奴。匈奴為習於遊牧的族類，為漢軍所戰敗，輒舉族遠徙，所遺留者僅茫茫的草原。漢既得新地，就不能不為之遷徙人口。這不僅漢時如此，就是秦時以及戰國燕趙諸國固莫不皆然。漢武帝時再度收複河南地，始置朔方、五原兩郡，當年就徙朔方10萬口[104]。後來還有一次大規模的遷徙，遷徙的人數多達725000口[105]。至於遷徙的地方，有關的記載不盡相同。《漢書·武帝紀》說是徙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5個郡。《漢書·食貨誌》說是“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漢書·匈奴傳》則說：“渾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在這些不同的記載裏，所涉及的郡大部分都在西北，獨會稽位於東南，相距實遠。這次遷徙固然是解救關東貧民的困境，實際上卻是鞏固西北的邊防，這事與會稽無涉。《武帝紀》所說的會稽郡當係誤文。這裏所說的西北各郡，其中隴西、北地，西河、上郡，皆係舊郡。人口雖皆不多，但較之朔方、五原兩處新郡，還應該是有一定的基礎的。況且自朔方、五原兩郡建立之後，往朔方徙民隻有一次，五原未見記載，可能尚無較大規模的移徙。這次徙民殆未必盡舍新郡而充實舊郡。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原來皆遊牧於河西各處。渾邪王降漢後，分徙其人於黃河之南[106]，是河西已無若何人口。因而這次徙人，當如《匈奴傳》所言，乃是包括河西在內[107]。在此以後，由於武威、酒泉兩郡地增設了張掖、敦煌兩郡，再次徙民到這些地方去[108]。這幾次遷徙人口都是由內地遷往邊地，也是由狹鄉徙到寬鄉。可是在稍後的時候，由於武都氐人反，就分徙其中一部分到酒泉郡[109]，這樣的遷徙和前幾次就不很相同。其實當時邊地人口所屬的族類是相當複雜的。一般稱為葆塞蠻夷。這些人如何居住邊塞近旁，已難具知。不過有兩個縣值得在這裏提出：一是上郡的龜茲縣，在現在陝西省榆林縣北，一是張掖郡的驪靬縣，在現在甘肅省永昌縣附近。漢縣命名，一般都是有所取義的。這兩縣的得名顯然是當地有龜茲國人和驪靬國人。龜茲國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驪靬更遠在龜茲之西，當在今地中海畔，西及於意大利國[110]，這兩國的人口是怎樣遷徙來？那就不可得而知了。
三、東漢魏晉時期人口的稀少和周邊諸族的內徙
到了東漢，人口的遷徙就和西漢不盡相同。東漢都於洛陽，而洛陽就在關東。東漢一代似未運用過強本弱末的策略。東漢對於邊圉的寧謐亦素所關心，未敢輕易忽略，但大舉為實邊而遷徙人口卻是未之多見。不僅未大舉遷徙人口於邊郡，就是內地人在邊郡的，也為當地人所仆役，不得與齊民相等[111]。就在東漢初年，承連歲爭戰之後，“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障塞破壞，亭隊絕滅”，顯得人口非常稀少。當時曾經派遣專人分築烽候堡壁，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以期招還人民。首先是光武帝對此就不感到若何興趣。他曾經說過：“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難如春秋素王矣[112]。”不僅這樣，他還更進一步，遷徙雁門、代郡、上穀吏人6萬口，安置到常山關和居庸關以東[113]。居庸關今仍為居庸關，在今北京市西北。今北京市當時為廣陽郡薊縣，為幽州刺史治所。刺史治所是不能說成邊郡的。常山關在今河北省唐縣西北。今唐縣當時也稱唐縣，為中山國屬縣。中山國隸屬於冀州。冀州的郡縣都不能說是邊地。這次遷徙雁門、代郡、上穀三郡吏民是因為匈奴侵擾河東州郡的緣故。這次三郡內遷之後，並未再度遣返。可是匈奴南部卻因之轉居塞內[114]，使邊郡受到威脅。
東漢未能多向邊地遷徙人口，但不能不防止邊地人口向內地遷徙。遠在西漢時就曾經頒布過禁令，禁止邊地人口潛返內地。這條禁令到東漢時仍然在執行著，似乎相當嚴格。但邊地人口的大量減少，卻也是事實。這由《續漢書·郡國誌》所載的順帝永和五年各郡國人口數字可以略見一斑。五原郡10縣，有戶4667，有口22957，平均每縣467戶，2296人。朔方郡6縣，有戶1987，有口7843。平均每縣331戶，1307口。敦煌郡6縣，有戶748，有口29170。平均每縣才有125戶，4862口。這在全國說來都是最低的。西漢邊郡人口已經很少，東漢就更少了。
這裏所說的東漢時邊地人口的稀少，隻是當時政府戶口冊籍上的稀少，實際上邊地的人口並不是就減少到這樣的地步。填補這樣的空白就是周邊各從事遊牧的族類的大量內徙。本來沿邊各郡早就有從事遊牧族類的雜居，到這一時期，遷徙到塞內的遊牧族類就陸續相繼，前後不絕。他們遷徙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強力遷入的，有的是逐漸滲入的，有的是得到當時統治者的許可，甚至一些統治者還強製他們向內地遷徙。西漢中葉後，匈奴內部分裂，呼韓邪單於就請求遷居於漢光祿塞下[115]。東漢更聽許南匈奴單於入居西河美稷[116]。光祿塞還在陰山之下，美稷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西北，已在河套之內。南匈奴單於既居於美稷，其侯王也相隨內徙，分布到沿邊八郡[117]。曹操更以之分為五部，因而散布到並州各處[118]。當時涼州境內羌族和漢人雜居，也是相同的情況。從東漢時起，政府更是主動遷徙若幹近於邊境的族類居於內地。因而他們就一再遷徙羌人居於渭水的上遊，具體說來就是當時的天水（治所在今甘肅省甘穀縣）、隴西（治所在今甘肅省臨洮縣）、扶風（治所在今陝西省興平市）三郡[119]。渭水上遊還猶可說，更東還遷到馮翊（治所在今陝西省大荔縣）和河東（治所在今山西省夏縣西北）[120]。當時所謂三輔，是包括京兆尹、左馮翊和右扶風三部分。左馮翊和右扶風在東漢初年即已都有了遷徙來的羌族，所剩下的隻有京兆尹一隅，也就是西漢時都城的所在地。可是東漢中葉，這一隅之地也遷徙來相當多的羌族[121]。東漢王朝這樣的措施是認為遷徙這些本來從事於遊牧的族類於內地，當更容易加以統治。到三國時期，魏國還是執行這樣的策略。魏武帝就曾徙武都（治所在今甘肅省成縣西）氐族於秦川[122]。其後更徙涼州休屠居於安定（治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123]。至於烏桓的內徙以及鮮卑族入居於並州，都是這種策略推行的結果[124]。甚至遼東塞外的高句麗，也被遷徙到河南郡的滎陽縣（今河南省滎陽市東北）[125]。就在西晉初年，這樣的情形還在繼續下去。匈奴由塞外遷徙來的更多，分別居住在河南故宜陽城下和雍州[126]。晉時雍州在華山、隴山之間，實為今陝西省的關中部分。宜陽城當在洛水下遊，今河南省宜陽縣西。晉時宜陽仍為縣治，隸屬弘農郡[127]，不當說是故城。弘農郡有雜胡，當係這時遷徙來的。
四、郭欽、江統遣送遷至內地諸族各返故地的建議
遷徙到內地這些遊牧族類大致有多少人口？這不容易說得清楚。前麵說過，曹操秉政時，曾分內徙的匈奴為五部，分居故泫氏縣、祁縣、蒲子縣、新興縣和大陵縣。據說居於故泫氏縣的有萬餘落，居於祁縣的有6000餘落，居於蒲子縣的有3000餘落，居於新興縣的有4000餘落，居於大陵縣的有6000餘落[128]。西晉時遷徙到故宜陽縣的有2萬餘落。遷徙到雍州等處的，其中兩批共有40800人，另有一批凡10萬餘口。同是匈奴族，分支也不盡相同，據說共有19種[129]。氐羌兩族遷於關中的也非少數。據說當時“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130]。就是遷徙到滎陽的高句麗，“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131]。這樣眾多的遷徙人口，與晉人雜居，無怪要引起當世若幹顧慮。
就在西晉初年，郭欽和江統都提出遣送這些遷徙來的遊牧族類各回故地的建議。郭欽主張“出北地（治所在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西河（治所在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安定（治所在今甘肅省鎮原縣東南），複上郡（西晉時已無上郡，東漢時上郡治所在陝西省榆林縣南），實馮翊”。他還主張“漸徙平陽（治所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弘農（治所在今河南省靈寶市東北）、京兆、上黨（治所在今山西省潞城縣東北）雜胡”[132]。江統提出遷徙並州之胡和滎陽高句麗的主張，對於關中的氐羌兩族更為關心。因主張“徙馮翊、北地、新平（治所在今陝西省彬縣）、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風（治所在今陝西省眉縣）、始平（治所在今陝西省興平市）、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治所在今甘肅省文縣）、武都之地”[133]。以現在的地理來說，匈奴族的居地主要是在山西省的中部和東南部，一直分布到汾水下遊的臨汾市和太行山西的高平縣。就是現在的河北省的西北部和陝西省的北部，以及甘肅省的東北部和河西都有他們的蹤跡。至於羌族和氐族，則陝西、甘肅兩省的渭水上遊以及關中等處實為他們主要的居住地區。這些建議都未能得到重視和實行。
郭欽和江統都沒有提到鮮卑和羯族。這裏不妨略為論述。遠在漢朝，鮮卑已逐漸向南遷徙。其時就有遼西鮮卑、遼東鮮卑、代郡鮮卑等名稱[134]。這是指居住於這幾郡塞下的鮮卑而言[135]。其實當時入居於塞內的亦殊不少，與當地齊民並處。由漢末至於魏晉，稱兵北土者，習常招募鮮卑人為兵，往往多至數萬[136]，可知並非尋常。這和南匈奴的移居西河、朔方等郡略相仿佛，不過南匈奴的內移，是得到東漢王朝的允許，幾乎是傾國的移徙，鮮卑的入居塞內，隻是逐漸的滲入，不為守土之臣所注意而已。當時內徙的鮮卑族分布於現在河北和山西兩省的北部，更有遠至甘肅省中部和青海省的。建立燕國的慕容氏當係出遼西鮮卑，而遷至今青海省的，後來就建為吐穀渾國[137]，至於建立後魏的拓跋氏一支鮮卑，則是由瀚海東側南遷的[138]。
羯族就是十六國時期建立後趙的石勒所出的族類。史書謂石勒之先為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羌渠為入塞的匈奴19種之一，也受單於的統領[139]。既為匈奴的一種，當是與匈奴其他種先後遷徙到內地的。由於羯人高鼻深目多須，和匈奴不同，後人認為《魏書》有者舌國，《隋書》有石國，都於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幹，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國人，移居到中原來的[140]。如果石勒為石國人，他一個家族遠道東來，也並非不可能的。就像西漢時龜茲國人那樣，有一部分遠道東來，西漢為之設縣居住，同樣也是可能的。可是冉閔後來誅諸胡羯，竟多至20餘萬[141]，這不是一個小的數目。可見羯人並未就被殺絕。當時慕容儁就曾遷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今北京市）[142]。後來苻堅滅慕容暐，還曾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10萬戶於關中[143]。此事引起了苻融的疑慮，一再道及。就在淝水之戰之前，還曾說過：“鮮卑羌羯，布諸畿甸”，“鮮卑羌羯，攢聚如林”[144]。既以羯人與鮮卑羌胡並提，可知並非少數。這些羯人之中可能有其他諸胡混稱的，但羯人仍當居有最多的數目。這樣眾多的羯人是如何遷徙到黃河流域，又因為什麽緣故這樣大批東徙的，似還有待於繼續探索。
由周邊地區遷徙來的這許多的族類，自然和當地人口雜居。可是封建王朝卻一直沒有適當的民族政策，一切都是聽從自然的發展。漢族既未能使大家融洽無間，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又反來造成許多裂痕。西晉末葉，永嘉年間（公元307-312年），各族人民乘著晉朝政府腐朽的機會，起來反抗，各族的酋長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又互相混戰起來，使黃河流域陷入了極端不安的境地。
五、漢魏之際社會不安和戰爭騷擾與人口的遷徙
永嘉亂離促成了黃河流域人口的大量向南遷徙。這是曆史上一宗重要的變化。其實黃河流域人口的向南遷徙，在此以前並非絕無僅有，這裏不妨略做回顧。遠在西漢之時，黃河流域的人對於長江流域的自然條件諸如氣候等方麵還有感到不適之處。隨著歲月的推移，人們既要利用自然，同時也就要克服自然，原來的不適之處是會逐漸轉為能夠適應的。東漢末年，統治階級的混戰，黃河流域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邑裏丘墟，人民**析，向來人口最多的地區，差不多都發生逃亡現象。比較說來，江東、巴蜀以及遼東各地兵爭較少，遂多為流人所歸。尤其是避亂到江東、巴蜀者更多。大概是三輔、南陽各地的人民多遷入巴蜀[145]，徐州一帶的人民則多遷到江東[146]，這裏所說的還是人民自由的遷徙，當時的統治者更大批的強迫遷徙。孫策破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盡奪其所得袁術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人，皆徙到吳地[147]。孫權又攻廬江太守李術於皖城，複徙其部曲三萬家[148]。在蜀漢一方麵也積極遷徙人口。諸葛亮初出祁山，就拔在現在甘肅天水西南的西縣人民千餘家於漢中[149]。後來薑維又徙武都氐和涼州胡於蜀郡，並且還從洮河流域遷徙了許多人民[150]。因為當時人民既納口賦，又服兵役，有了人口則財政和軍力俱可得到若幹程度的解決，所以各國皆設法招徠人民，甚至以武力搶奪人民。
就以吳、蜀兩國政府來說，比較重要的人物多為由北方遷來的。在吳國這種遷來的人物幾占半數，在蜀漢幾乎達到了三分之二[151]。這些統治階級人物自表麵看來，關係似不甚大。其實當時人口的遷徙常是成群同行。同行人中或者是宗族、親黨，或者是地主階級的部曲，前行者已得一相當安逸的住所，後邊就絡繹相隨。如邴原避難於遼東，一年之中往歸者數百家[152]，田疇避難於現在河北遵化境內的徐無山中，數年之間，竟聚集到五千餘家[153]。這種情形在蜀漢、吳國政府比較重要的人物中也可以看出來。麋竺的家本在東海，原有僮客萬人，他追隨劉備，曾以奴客二千人佐備軍[154]。魯肅由淮南入吳，將輕俠少年數百人同行[155]。呂範也是率領了私客百人依附孫策[156]。這雖然是幾條例證，可以看到當時南方人口的增長是有各種不同的方式的。
六、西晉末年永嘉亂離和中原人口的南渡
西晉末年的永嘉亂離，較之漢魏之際豪強混鬥對社會的破壞是要嚴重的多了。這時的亂離主要在黃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地區。秦嶺和淮水以南雖也受到波及，但還不至於那麽頻繁。更南的長江流域由於距離黃河流域稍遠，就顯得平靜安謐。亂離地區的人口為了避難，就紛紛向南遷徙。當時北方的司、冀、雍、涼、並、兗、豫、幽、平諸州皆有遺民南渡[157]。這是說，遠至現在甘肅省河西各處和遼寧的遼河兩岸，都有向南方遷徙的人口。就在亂離的初期，南遷人口之多，竟已占到北方原來人口的十分之六七[158]。這就不能不是有史以來巨大的變化。
永嘉以後，亂離並未止息，連續蔓延，前後共有136年[159]，在這悠長的時期裏，北方人口的向南遷徙，陸續出現幾個**。大體說來，約有四次。永嘉亂離初起時，洛京傾覆，長安繼陷，中原人口就已大量向南遷徙。這是第一次。成帝初年，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之間，引起北方霸主的南侵，淮南之民率多南渡，於是形成人口再次向南遷徙的**。康穆兩帝之後，“胡亡氐亂”，關、隴、秦、雍人口趨向漢沔和梁、益兩州。這是第三次。東晉末年，劉裕北伐，雖得收複部分疆土，及至宋時，北魏拓土淮南，而氐人又數相攻擊，人口又複向南遷徙。這是第四次。此後南北情勢有所變化，北方得到較長時期的穩定，人口南遷的局勢因而也有所改易[160]。
人口向南遷徙，因所在地區各異而顯得有所差別。大要言之，黃河流域下遊的流人，多趨向江淮之間和長江下遊。黃河流域上遊的流人則多趨向秦嶺巴山之南或南出漢沔。在這東西兩部分中，也各有些較小的區分。在東部地區中，遷徙到現在江蘇省的長江南北的人口，主要是來自山東省及江蘇省的北部，也還有來自河北省及安徽省的北部的。遷徙到現在安徽省及河南省淮水以南、湖北東部和江西北部的人口，主要是來自河南省和安徽省的北部，也還有來自河北省和江蘇省的北部的。遷徙到現在山東省黃河以南的人口，主要是來自河北省和山東省的黃河以北。在西部地區中，遷徙到現在湖北省長江流域上遊和湖南省北部的人口，主要是來自山西省，也還有來自河南省的。遷徙到現在四川省及陝西的漢中的人口，主要是來自甘肅省和陝西省的北部，也還有來自四川省的北部的。遷徙到現在河南和湖北兩省的漢水流域的人口，主要是來自陝西省和河南省的西北部[161]。
七、十六國霸主的遷徙人口
南遷的人口得到江左王朝的安置，留在北方的人口，由於十六國霸主的先後起伏，也在輾轉流徙，難得有較為長久的安定生涯。在戰亂時期，擁有人口不僅可以取得賦稅，而且可以征收兵丁。十六國的霸主無不掠奪人口，以圖壯大他們的勢力。他們所掠奪的人口率皆集中於其都城所在地或其所統治地的重要區域。十六國霸主既起伏不常，時相更代，而又皆以掠奪人口為要務，故人口的被迫遷徙就極為頻繁。
由於十六國霸主都在掠奪人口，彼此之間，實互為伯仲，無間彼此。這裏姑略舉數例，以作說明。建立後趙的羯族石勒及其繼承者石虎，先後掠奪人口，無遠弗屆。所掠奪得來的人口相當多的部分都是集中其都城襄國（今河北省邢台市）及其附近太行山東各處。其後冉閔大殺羯胡時，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萬各還本土，以致道路交錯，互相殺掠，諸夏紛亂，無複農者[162]。前秦於十六國中最為大國，曾經統一黃河流域。當其初強時，與前燕東西對立，不相上下，後來滅掉前燕，鮮卑族當然受其擺布，遷到關中的就多至4萬[163]，實際上也並非僅有這些人口，因為後來前秦瓦解時，慕容永去長安而東，猶率去鮮卑族40萬口[164]。
隴西鮮卑族所建立的西秦，崎嶇於河湟之間，兼有黃河以南一隅之地，前後不過20餘年，其遷徙人口竟達20餘次，幾乎無歲不在遷徙。每次遷徙的率皆在數千戶或數萬人[165]。西秦的都城亦一再變動，計有勇士城（今甘肅省榆中縣北）、度堅山（今甘肅省靖遠縣西）、苑川（今榆中縣北）、金城（今蘭州市）、樂都（今青海省海東市）、譚郊（今甘肅省臨夏縣西北）、枹罕（今臨夏縣東北）等數處，每次遷都，都城的人口當然也得隨著移徙。
十六國中西涼居於最西北處，也是一個蕞爾小國，就是這樣的小國，竟然也有前秦由江漢和中州徙來的人口[166]。西涼也乘間招徠人口。西涼的都城本在敦煌（今甘肅省敦煌市西），這些遷徙來的人口當然也聚集到敦煌。後來遷都到酒泉（今甘肅省酒泉市），這些人口也隨著遷徙到酒泉。當時為了安置這些人口，甚至還分置了會稽、廣夏、武威、武興，張掖幾個郡[167]，可知其數目不會是很少的。
十六國時期的一百多年的離亂中，人口的遷徙，如上所說，是相當頻繁的。在這樣的頻繁遷徙過程中，每次被遷徙的人口數目難得都是一樣，有的固然相當眾多，稀少的也並非就完全沒有。如果作為個別的事例來說，本來用不著在這裏逐一涉及。因為在其他時期，個別遷徙人口的現象也是尋常都可遇到的。十六國時期人口的遷徙自有其特殊的情形，未可一概而論。正是由於這樣頻繁的遷徙，往往促使一些地區甚至一些城市的麵貌有了顯著的變化。而這樣變化的曆程又往往相當短促，為時非久，就又成了另外新的局麵。平城的變化就可作為例證。平城見於曆史的記載並且為後世所道及的，實始於西漢初年，漢與匈奴間的兵爭，此後就隻是一個普通的縣邑，不複引人注意。魏晉之際就是這樣縣邑的地位也未保持得住。拓跋魏最初遷都於此時也難得有城市的規模。在遷都以前，北魏就已經開始向這裏遷徙人口，建都以後，又陸續地遷徙，平城人口之多遂為當時黃河流域其他城市所難以比擬。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將近百年的光景[168]，其間少有變化。另一個例證還可以舉出統萬城。統萬城在今陝西靖邊縣北，當地人稱之為白城子。這座城始建於赫連勃勃，作為夏國的都城。赫連勃勃是在草原之上建城的。建城之時，這裏難得有什麽居人，正是由於赫連勃勃的大量遷徙人口，統萬城才巍然成為一方的都會。就是它的附近地區也有了顯著的改觀。夏國曆年短促，統萬城作為都城，前後隻有10年[169]。夏國滅亡後，北魏於其地設置夏州，自北魏迄於北宋，夏州才被隳毀，其規模當然不能和統萬城作為都城時相提並論了。其他的霸主也都同樣的遷徙人口，其所遷徙的地區，也大都是集中於他們的都城及其附近的地區，這些都城大體都有相類似的變化，而變化的幅度大致是在平城和統萬城之間。有些都城是在不同的霸主統治之下繼續發揮出一定的作用的，但其中的人口卻是再經遷徙聚集，而後始得和前一時期相仿佛，或者有所超過和不如。當劉曜的前趙破滅時，長安的人口就有相當多的數目被遷徙到後趙都城襄國去。後趙後來遷都於鄴。鄴和襄國相距本不甚遠，雖是短途遷都，人口也還是要隨著遷徙。但成為問題的卻是在石季龍之後，羯族政權行將覆滅時，原來被遷徙來的數百萬人口紛紛各還本土。長安人口經過石趙的遷徙，到前秦再以長安為都時，仍須由各處遷徙人口。同樣的情形，當鄴成為前燕的都城時，這座城池又複成為遷徙人口的集中處所。
八、唐代周邊族類的內徙及安史之亂時人口的南遷
有唐一代也和其他王朝一樣，人口的遷徙是時有所聞的。域外各族內遷的就不在少數。還在貞觀年間，由於內地安定，“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170]。所謂“開四夷為州縣者”，是就地設州縣，而戶部因之計算戶口，不能就認為是遷徙。這是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的記載，其時突厥猶未破滅，所謂前後內附，還隻是其中的一部分。
頡利可汗破滅時，其部下或走投薛延陀，或入西域，其來降者尚10餘萬人；就是以後還有降者，先後處於北陲及靈（治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夏（治所在今陝西省靖邊縣北）兩州間。當時還曾為這些降人設置了六胡州。六胡州稍後改為宥州。宥州幾經遷徙，最後設在夏州長澤縣[171]。
後來平定高麗，內遷的人口至少也有六七十萬口[172]，隨後由百濟遷來者為數亦非甚少[173]。這些由高麗遷來的人口，除散在內地外，就“量配於江淮以南及山南、並、涼以西諸州空閑處安置”[174]。而百濟戶則是先徙於徐、兗，後乃徙於建安。建安在今遼寧省營口市南。大致說來，凡是遷到內地的，都不使之聚居在一起，因而也難得起到若何的作用。
唐代像這樣遷徙鄰近各族的人口還是不很少的。如遷吐穀渾[175]及黨項[176]於靈、夏諸州，遷奚族於幽州[177]，遷沙陀於鹽州（治所在今寧夏鹽池縣）[178]等，所遷徙的人口都不甚繁多，就難得一一論述了。
唐代人口分布的最大變化是在唐中葉天寶末年。安史之亂驟起，黃河流域絕大部分就都淪為戰場。這時仿佛漢魏之際和永嘉亂離之時，由於中原各處兵荒馬亂，當地人士就紛紛向南遷徙。這時南遷的路線，也和以前一樣，不外三途。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乃是渡淮而南，趨向於江東太湖周圍，甚至到更南的各州。亦有由中原直接向南，而至於江、湘各處，或越終南，循棧道，而至於巴蜀。
安史之亂倏然發作，黃河下遊各處即罹兵燹，故南遷的人口大都就近渡淮。今傳世的《安祿山事跡》就曾記載著：“衣冠士庶多避地於江淮間[179]。”當時的李華也說過：“今賢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間[180]。”稍後的韓愈更說過：“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181]。”然江淮之間仍近於中原，遠不如江東的安謐，故渡江者更多[182]。而蘇州尤為避難之人聚集的所在。據說這裏僑寓的“中原衣冠”，就占了當地戶口的三分之一[183]。江東戶口有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的載籍可供考證。元和年間蘇州有戶100808[184]。三分之一就應有3300戶。如每戶以5口計，可能有16萬多口。蘇州如此，其附近各州大致也差相仿佛[185]。他們不僅以三江五湖為家，而且“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186]，應該說是很多的了。
次於江東的應該數到荊襄諸州了。唐代中葉以後於荊州置荊南節度使。在這裏置節度使的緣由，據說是“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187]，因而就設置了這樣重要的官職。荊州之東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漢市）不當南行的大道，也因僑寓的人多，而戶口倍增[188]。就是洞庭湖畔的澧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澧縣東南）同樣因僑寓人多而戶口倍增[189]。至於劍南的成都平原和巴蜀各地，也因中原亂離而人口有所增加。潼關為安史亂軍攻破後，唐玄宗就倉皇逃避，奔向蜀郡。其後亂離日甚，繈負隨來也就絡繹不絕。雖未能和江東、荊南相比擬，卻也有相當多的數目。
唐代中葉以後，黃河流域的亂離時有所聞，人口遷徙仍不斷見於記載，其規模範圍似都未能超過安史之亂這一時期。正是由於這一時期黃河流域人口的大量的向南遷徙，無論在經濟文化各方麵都有顯著的影響，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治史論世者的注意。
九、兩宋之際女真人侵擾時人口的南遷
繼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後，中原人口再次大規模向南遷徙，是在兩宋之際。這是女真人的侵擾所引起的。自北宋末年靖康破滅至南宋隆興和議告成，前後延續竟長達30餘年之久，其間以建炎年間（公元1127-1130年）至紹興初年以及金海陵王南侵期間最為**。當時南遷人口的眾多，遠超於安史之亂，直可上侔於永嘉亂離以後的狀況。
當北宋初破，徽欽二帝被擄之時，都城居人無間貴賤，皆紛紛南奔，人數之多，竟達巨萬，甚至“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190]。南遷的人口率多趨向江東。這固然是由於汴河尚未絕流，道路不至於驟告阻塞，也是由於宋高宗已重新組成政府，為人心之所係。宋高宗當時為金人所追迫，輾轉流離，難得定處。其後以杭州為都，粗告安定，因而更為南遷人口所趨向。杭州瀕臨太湖。太湖本是富庶地區，這時又在輦轂之下，所以就成為南遷人口的聚集之所。杭州隔錢塘江就是浙東，浙東富庶不減浙西。當杭州尚未定都之前，越州（即後來的紹興府，治所在今浙江省紹興市）實曾為高宗駐蹕的所在，故南遷的人口亦多蹴居其地。當時有人就說：“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191]。”也有人說，“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於此”[192]，卻也都是實際情況。
當時南遷的人口還多有至荊襄和巴蜀的，荊襄之北正當中原，距開封和洛陽皆非甚遠。當地人口不能遷往江東的，就多就近趨向荊襄[193]。至於西北各處的南遷人口，則多奔至巴蜀，其時吳玠、吳璘方先後扼守和尚原和仙人關，巴蜀更較為安謐，是以南遷至其地的人口也顯得繁多。當然其間也有由今安徽省渡淮而南，輾轉遷至今江西省的，似不如上述各處為甚。
這幾條南遷的道路和唐代中葉安史之亂時南遷人口的道路是大致相仿佛的，就是與西晉末年永嘉亂離之後南遷人口的道路也差不多。這當然和當時的交通道路有關。這幾個時期亂離的起因雖各不相同，所波及的地區卻大致相似。隻是安祿山的兵力僅至於長安附近，並未再繼續向西騷擾。由於他是經過潼關向西進攻的，因而當時由關中南遷的人口就隻能遷到荊襄和巴蜀，而不會由中原趨向江東。
安史之亂始終未越過秦嶺和淮水。永嘉亂離之後一直到南北朝時，中原的擾攘和北朝對南方的用兵，雖越過秦嶺淮水一線，在長江的中下遊最多隻是達到江邊，亦未能渡江而南。所以南遷的人口大都是過江即止，不至於遠至更南的州郡。過遠處也不再聞有僑州郡縣的設置。唐時雖無僑州郡縣的設置，南遷的人口亦少聞曾遠至嶺嶠之下暨南海之濱[194]。到了南宋，不僅太湖、鄱陽湖、洞庭湖周圍都有了南遷的人口，就是遠至現在的福建和兩廣諸省也不乏他們的蹤跡。南宋寧宗慶元四年（公元1198年）邵武軍（治所在今福建邵武市）的戶數達到142100，較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增加了54200戶，其中不少是靖康之亂時遷入的[195]。而當時廣南西路的鬱林州（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196]和容州（治所在今廣西容縣）[197]，也都有來自北方的遷徙者。翻越嶺嶠的大路，或由郴州，或由大庾（今江西省大餘縣），皆可會於韶州（今廣東省韶關市）而至於廣州，再至於廣南東路各處。亦可經由桂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至廣南西路各處。而郴州一途實為當時通行大道。廣南西路既已有許多南遷的人口，則廣南東路就不能獨為闕如。
這樣眾多的南遷人口，是會對當地的經濟、文化各方麵起到相當顯著的作用和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