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

曠達是一種人生態度，又是一種胸懷，一種境界。

曠達出於自然，然而，社會人生又斷難自然，這就決定了蘇東坡的人格、思想十分複雜，充滿了矛盾。這裏有儒家的正統，道家的自然，還有佛家的空幻。有積極的成分，也有消極的因素。有些東西，積極中含有消極，謬誤中又蘊藏著真理，是是非非，難以分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蘇東坡的複雜，大略看來呈現出兩種麵貌。一是儒士，一是隱士。

對君主忠心耿耿，對國家的貧弱憂心如焚，對老百姓的疾苦深切關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甚至不以一身禍福，改變其憂國之心。這是東坡形象的一麵：儒士、忠臣。

有的人已注意到，蘇東坡留給後人的主要形象並不是這一麵，而恰恰是他的另一麵。東坡屢次遭受挫折、打擊，有幾次差點送了命。即便這樣，一旦皇帝有召，他便“召之即來”。他也曾想到過退隱，並且打心眼裏喜歡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但他一生始終不曾真正歸田、隱退山林。從行動上看，他不是一個隱者；若從精神上看，他通過詩文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李澤厚先生曾指出：東坡的這種“退隱”心緒，“已不隻是對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美的曆程》）。它已不是對朋黨爭鬥、政治殺戮的恐懼哀傷，盡管這種具體的政治哀傷東坡也有；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什麽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對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而對社會的退避卻是不可能的，除非離開人世。所以這便成了一種無法解脫而又渴望解脫的人生厭倦和感傷。

蘇東坡的退隱不是實際行動上的退隱，而是精神上的、哲學意義上的，後者比前者又深了一層。

透悟了人生無可回避的煩惱，就可以以一種相對超脫、曠達的態度麵對人生，麵對世界。東坡被貶黃州時，他同一個友人一同劃船遊玩於赤壁之下。當友人哀歎生命短促，羨慕長江無窮，希望同神仙一起遊玩、與明月一起長存的時候，東坡卻說：“你真正知道江水和月亮嗎？長江之水不斷地流淌，而實際上並沒有流走；月亮圓缺交替，但也並沒有增減什麽。若從變化的角度來看，天地間的萬事萬物連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保持原樣；若從不變的角度來看，人類自身和宇宙萬物都是永存的。既然這樣，那人又何必羨慕長江的無窮無盡呢！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如果不是我的，即便一毫一厘也不取。隻有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耳聽為聲，眼看有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是大自然無窮無盡的寶藏，可供我們賞玩適意。”（《前赤壁賦》）物我齊一，榮辱互通，生死也沒有什麽絕對分界，既然如此，人們還有什麽理由不保持樂觀的精神呢？在我們看來，蘇東坡的樂觀實際上是一種徹悟人生，且頗具悲劇精神的樂觀，甚至可說他是一個樂觀的悲觀者，或悲觀的樂觀者。

怎樣才能達到樂觀和達觀呢？蘇東坡有一套解脫困苦、超越悲哀的獨特的思維邏輯和方法：嶺南惠州一帶瘴癘害人，住在北方又何嚐不生病；是病都死得人，何必瘴氣。人們苦於嶺南缺醫少藥，但在都城，醫術高明的醫生手裏死人也不少見。（《與參寥子書》）這種自譬自解的方法，可能導致泯滅一切是非的自滿自足的混世哲學，也可能成為厄境中堅持生活信念的精神武器。東坡顯然選擇了後者，這種解脫方式對後人的啟迪和教益也正在此處。

人生在世，難免有苦惱、失敗和困頓。身處逆境或遭逢不幸，人如果不善於自我解脫，沒有一點曠達的胸懷，難免陷入泥沼，不能自拔。蘇子的人生態度，是失敗、挫折中的一種智慧，是苦惱、病痛中的一劑藥方。

精神的痛苦，最終隻能在心靈中求得解放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