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
我入學了
幾天內我認識了“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等字。
語文書頁除了帶拚音的字，還配有彩圖——分別是毛主席標準像、天安門城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中國共產黨黨旗。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三十幾歲的已婚女性，一直將我們教到三年級，小學二年級時，我從同學口中知道了她的丈夫是區教育局的幹部。
在第一堂語文課上，她教導我們要“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
實際上我們無法理解我們小小年紀怎麽就是個“翻身”的人了，也不明白“幸福”和“享福”有什麽不同。我們的智商都差不多，但老師似乎沒看出我們的困惑。
在後幾堂課上，老師才解惑，她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我們過的將是很悲慘的生活，挨餓，受凍，全家沒房子住，更不會幸運地成為小學生……
我回家後，問母親：“新中國真的比從前的中國好嗎？”
母親大為吃驚。
我遂將老師的話學著說了一遍，母親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那當然，不止好一星半點兒，你們老師說得對，你要永遠記住！”
母親的話我當然相信，從此有了以前不曾有過的幸福感覺。
後邊的課文不是口號了，屬於看圖識字，如：
工人做工；農民種地。
馬拉車；牛耕田。
前邊一群羊；後邊兩條狗。
老爺爺乘涼；老奶奶喂雞。
最有故事性的課文內容是——烏龜、牛、馬、大雁和鶴共同拉一輛車，龜往河邊爬，牛、馬各向左右使勁，而大雁和鶴要將車帶到天上去……
這篇課文的教化意圖是鮮明的——目的相同，方向就必須一致。
以後幾篇謎語性課文我們都很喜歡：
麻屋子，紅帳子，裏邊住著個白胖子。
紅口袋，綠口袋，有人怕，有人愛。
兄弟七八個，圍著柱子坐。
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謎語無須同學們猜，有配圖。但同學們領略到了比喻的智慧，居然引起了多日互猜謎語的風氣。
到一年級下學期，課文內容豐富多了——《狼和山羊》《狗、公雞和狐狸》《狐狸和烏鴉》《狼來了》等課文，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同樣教化意圖顯明，但《狼來了》給我們以較深的思想觸動——因為幾乎每一個孩子都可能麵臨撒謊的誘因，有時確乎僅僅出於惡作劇心理。
到了二三年級，課文內容更加豐富，故事性也更強了，如《金銀山》《獵人海力布》《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寫給爺爺的信》；還有中國古代寓言與伊索寓言——“杯弓蛇影”“掩耳盜鈴”“緣木求魚”“風聲鶴唳”“此地無銀三百兩”等成語典故，已每每被我們掛在嘴邊了，我們真的漸漸被文化所“化”了。
如今回憶起來，我不禁產生這樣的感慨——編成好的小學語文課本，非易事也，實乃功德無量。其不易在於，既要循著筆畫由少到多、字義詞義由淺到深的過程，又要考慮到古今中外之課文比例；既要納入政治教化，又要兼顧基本品德熏陶；既要具有孩子們理應接受的道理，又要體現知識性、趣味性——得經過多少次比較、掂量、討論才能確定呀！
從前的蒙學語文教材之編寫倒相對省事些，如《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實際上《弟子規》非識字課本，而是少年道德操行守則；《千字文》也不是單純的識字課本，具有敘史的特點；《三字經》的識字規律顯然，其與自然常識、生活常識、文藝常識、曆史常識及德育在先的宗旨組合，集大成而又廣闊有序，比“上大人、孔乙己”那一種單純以教字為主的課本，確有經典性——盡管站在現代來看，存錯謬之處。
而新中國成立後的教材編寫，是集體行為，不但須討論、研究，還須審批，因而具有國家行為的特點。現在，全世界的教材基本都是國家行為的產物了，像《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那種個人編寫的教材，幾乎可歸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了。
我覺得，喜歡學中文的外國人，都應當讀讀《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對於了解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曆史脈絡，了解中國人的人性觀，了解中國人的道德理論，如同扼要的說明書。
但我在文化上並不是尚古之人。
我小時候聽母親講到過《三字經》，也隻不過聽她說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幾句，後邊的她背不出了。
我決定自己找來看，是2002年我調到北京語言大學以後的事。那時“北語”全稱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我自感對於本國傳統文化所知甚少，心虛，於是自我補課。
正因為我在文化上並不尚古，回憶起來，覺得我小學至中學的語文課本，應該說也是編得很好的課本，絕不比民國時期的任何一種語文課本差。
某些文化界的朋友，對民國時期的蒙學語文課本格外欣賞，與我小學一年級所學的語文課本中的“三萬歲”有關；他們實際上不認同那一種教材現象。
我也不認同。
我覺得，“三萬歲”遠不及《三字經》開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有文化，人理恒久；與《千字文》開篇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相比，更是“稍遜**”了！
《千字文》的開篇那是何等宏大之氣派！
待到1968年以後的小學生所讀的語文課本，就更不成樣子了，幾乎整本頁頁都是黑體大字的“最高指示”，內容又幾乎全是宣揚階級鬥爭常態化思想的；連算術課本也加入了不少“最高指示”。
所以，若是一個60後、70後的中國人，後來見到了民國時期的小學語文課本，並不表現出喜歡，那不是咄咄怪事了嗎？不是白活了嗎？
而我要指出的是，倘不論由於時代因素而加入小學一年級課本的“三萬歲”，我們所學過的語文課本，其實也挺好。
故我要鄭重寫下“感激了”三個字，對當年那些教材的編者，由而心懷敬意。
讓我的筆再收回來——1957年，八歲的我上小學一年級時，中國發生了那場後來使許多人欲說還休，欲休還說的政治運動。
“除四害，講衛生”給我留下過較深印象，每一次回憶，某些情形曆曆在目。
“掃盲”給我留下的記憶片段更深，因為母親有一個時期每晚去上夜校。
“全民大煉鋼鐵”我也能談出些記憶，是我將家裏的一口裂底鍋捐到收鐵站去的，母親知道後及時要了回來，她認為等修鍋匠出現了鋦一鋦還能用。
但對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我毫無直接記憶。
這乃因為，不論我們那個院，還是我們那條街——推而廣知，在我們那個以庶民百姓為人口主體的區域，沒聽說誰家出了“右派”。或竟也有，但必定產生於知識分子人家。我們那個區域從沒住過夠得上“大”的知識分子；他們普遍住在市中心的街上。也少有小知識分子人家，比如家長是小學老師那類人家，他們也寧願多花些錢住在離市中心近的地方。我們那個區域是有幾戶中等知識分子人家的，如中學校長、出版社報社的老編輯，他們大抵住的是獨門獨院——較小的獨門獨院，早年買下的而不是後來租下的。他們基本不與鄰居和街坊來往，如果他們中有誰被打成“右派”了，街道幹部不宣布，他們自己不廣而告之，知者甚少。
我們那個區域住的基本上是建築工人、各處貨場的搬運工人、磚廠工人、公私合營前後某些小加工廠的工人以及拉腳的、擺攤的、開小雜貨鋪的形形色色個體勞動者之家。這些人家少有訂報的，在1957年，沒聽說誰家有了收音機。
所以，盡管北京電閃雷鳴，在黑龍江省，在哈爾濱市，在我們那個區域，平靜如常，若無其事。
我對於那場運動，頭腦中隻保留了一點兒微不足道的記憶——某日父親下班後麵有餘怒，從不沾酒的父親還讓我去打了二兩酒。他喝悶酒時，母親追問，他才說，他們工地接收了一名二十幾歲的女大學生，要求工人監督她勞動改造。有的工人成心往她挑磚的籃子裏加太多的磚，她挑不起來，蹲在擔子旁哭，那幾個工人還看著笑。身為班長的父親批評了他們幾句，他們居然衝父親“勁兒勁兒”的，差點兒動起手來，過後領導批評父親政治立場“不對頭”，父親自然不服，所以悻然……
因為與父親有關，我頭腦中才保留了這麽一點兒記憶。後來所能聯想到的，也隻有那麽一件事。
黑龍江省在以後的幾年裏，從工農業生產到教育、文化文藝事業，卻進入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可以“黃金歲月”言之。
鍋爐廠、電機廠、汽輪機廠——“三大動力”工廠在遠離城市的地方開始興建了，那是國家級的工業項目。在市內，列車車輛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拖拉機製造廠等代表當時國家先進工業水平的工廠，先後投產。亞麻廠和化工研究所、化工廠也在快馬加鞭地籌建之中。亞麻廠生產的亞麻布，主要是為配合軍備生產，非為民用；生產坦克的“哈一機”也將在哈爾濱落戶。
在農業方麵，“北大荒”廣袤的黑土地上出現了幾十個較大的農場，第一批十萬轉業官兵已在“北大荒”進行墾荒，並於次年收獲了糧食。
煤、木材源源不斷地從黑龍江省運往全國各地，保障著其他省的需求。
在教育方麵，短短的幾年裏，“哈工大”“哈軍工”兩所後來的全國名校相繼擴建並落成；東北林業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學院、黑龍江商學院等省重點大學也已進入了教學穩定期——當年東北林業大學的首任校長是七級高幹，與省領導同級，在全國亦屬不多的現象，足見黑龍江省當年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而黑龍江大學的俄語係，不但在全國高校中口碑第一，還聘任了蘇聯的幾位教授。至於商學院——那時全國就沒幾所名為商學院的大學。
並且，哈爾濱市的中學快速增加了，已經有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四所重點中學了，“三、六、一、十八”成為小學和中學生競考的學校。
不知是否也屬於全國性的統一指示，哈爾濱市要求校校有圖書室，小學也不例外。進一步推行為，班班要有圖書角——總而言之，對一切學生提出了課外閱讀量最低限度的要求。於是從學校到工廠，形成了以少年和青年為主體的讀書熱；青年喜歡讀書的程度實際上比少年還高。
農業的發展保障了人們不餓肚子；工業的發展增加了就業崗位——又於是，人們對文化、文藝的要求迫切了。
哈爾濱便有了工人文化宮、青年宮、少年宮；不但市裏有了，某些區也有了；市、區重點體育場館、圖書館相繼出現。
哈爾濱話劇院、哈爾濱歌劇院、黑龍江省京劇院、黑龍江省龍江劇院也都掛牌了。
老公園煥發了新麵貌；新公園陸續接待遊客。哈爾濱有動物園了，園內的東北虎、東北豹和熊、狼、馴鹿、馬鹿、梅花鹿、猞猁、狐等動物，比北京動物園裏的動物更大，野性更足。
1957年的特大洪水過後，鬆花江畔不但留下了防洪紀念塔，還從此有了美麗的江畔公園（後更名為“斯大林公園”），成為哈爾濱重要的風景名片。
對於1957年的防洪我有印象——我父親在外地沒能參加，我母親在家裏完成了編十幾隻草袋子的義務，因而分到了兩罐水果罐頭，蓋上印有俄文，蘇聯援助的。
現在回想起來，哈爾濱人當年沒多麽起勁地“反右”，與發生那麽大的洪水有很直接的關係——城市都被淹了，市區都可以劃船了，哪兒有精力“反右”呢？
也與省領導們的思維有一定關係——在後來的“文革”中，大字報揭發：某主要省領導曾私下裏說過，我們不必跟得太緊，現在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重要時期，人才寶貴。“右派”都是有不同才華的人，錯誤言論不過是言論，又不是行動，應以批評教育為主，該用還得用，能團結就不要以敵視的眼光看他們……
當年的省市領導無疑有一種共識，即要使黑龍江省成為富裕之省，要使哈爾濱這座從前被比作“東方小巴黎”“小莫斯科”的省會城市，真的成為“天鵝項下的明珠”。
按照這樣的共識，哈爾濱市的建設和發展，差不多是以莫斯科為樣板的。教育、文化、文藝的發展，蘇聯色彩甚濃。重點大學、重點學科的教材，是從蘇聯照搬的；俄語成為初中、高中主科；報刊上經常登載宣傳蘇聯各方麵發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文章，某些初中生、高中生自發地與蘇聯的初高中生們建立通信關係，互相介紹各自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好形勢。
當我小學五年級時，已經是1961年了。
這一年，中國經曆了“三年困難時期”。究竟始於哪一年，並無統一說法。有的省發生於前一年，有的省發生於後一年。“三年”也是大致的說法，有的省也許隻經曆了兩年半，有的省也許經曆了三四年。
我從1960年起就開始挨餓了，那一年挨餓的記憶最深。1961年我家因工廠建廠房占地，從“安字片”搬到了“光字片”。“光字片”離市區遠了，乘兩站車就到城市邊了，再往前沒公交車了，有農村了，“光字片”的街道依次是光仁街、光義街、光禮街、光智街、光信街，連起來恰是“仁義禮智信”。“批林批孔”時，這些街名也沒人提出必須改，至今老街貌已無蹤跡，仍叫那些街名。但這並不意味著“文革”時期的“極左”分子有什麽忌憚，而是因為那一小片街區的居民更加底層，文盲多之，絕大多數居民，根本沒將仁、義、禮、智、信連起來過。即使有誰連起來過，大約也不知與孔子有關。
在我記憶中，我們班也有圖書角，由一名女生負責管理。我對圖書角已不感興趣。實際上圖書角並沒有什麽書，有的隻是過期的《兒童時代》《少年文藝》及《小虎子的故事》《三毛流浪記》等有限的漫畫集。
離開我家，跨過一條筆直的叫新陽路的馬路，便屬於另一片居民區了。其中一條街叫建國街，它的盡頭有商店、飯店、理發店、醫院、郵局——以今天的眼光看來，皆老舊得有礙觀瞻。但在當年，卻算是“商圈”。
我每月都要去往那裏幾次——理發，為家裏買東西，寄哥哥寫給父親的家信或取回父親匯給家裏的生活費。
一路經過兩處小人書鋪，在郵局旁還有兩處。之所以會有較多的小人書鋪，乃因民宅稀疏，空地不少，傍著誰家山牆蓋起一間簡陋的土坯小屋，就可以“開張”了。也不用掛牌，將小人書皮扯下，粘成幾串，往窗內一掛就是幌子。還因為，據我所知，當年開小人書鋪是免稅的。這也足見，哈爾濱市在饑餓的年代，對少年們（進入小人書鋪的青年極少）的閱讀渴望是體恤在心的。
開小人書鋪那點收入也算是收入嗎？
這要看怎麽比了。
當年賣冰棍的賣一支三分錢的冰棍才掙七厘錢，賣一支五分錢的奶油冰棍掙九厘錢。而一個孩子坐在小人書鋪裏看一本小人書，平均下來是兩分錢。有了幾分錢寧肯看小人書而不買冰棍吃的孩子自然是少數。
但如果一處小人書鋪每天平均的租看率是五十次，那麽每天的收入就是一元錢，月三十元矣。
三十元啊！
當年二級技工的月工資才三十六元。
而一個孩子一旦進入小人書鋪，大抵會看兩三本才離去的。而且允許兩個孩子同看一本，也允許一次租兩本，輪換著看。
當年，對閱讀渴望強烈的孩子，小人書鋪確為精神之國度，心靈之故園。
從五年級到初一、初二，我幾乎將四處小人書鋪的小人書看遍了。這並不是說我看得極多，實際上最多的一處小人書鋪也就二百幾十本小人書——有些小人書各處都有，而且成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封神榜》《七俠五義》《瓦崗寨》等，那就占去了許多本。有的小人書分上下冊，甚或分上中下三冊，多是外國小說改編的，如《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基督山伯爵》《大衛·科波菲爾》《約翰·克利斯朵夫》等。
當年有一種很特別的小人書——旨在揭露“罪惡的”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黑暗社會製度的小人書，也可成套。
如《中鋒在黎明前死去》——講一名足球運動員為生存所迫，不得不賣身於資本家，雖然成為資本家的搖錢樹，卻完全喪失了人身自由。他愛上了與他同命運的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資本家卻逼她與一隻大雄猩猩“結為夫婦”，希望能擁有半人半獸的怪種，供人參觀，賺更多錢……
《七把叉》——講一個綽號“七把叉”、原本是流浪漢的人，在舉辦的吃飯大賽上，為了保住冠軍頭銜，在接受挑戰的比賽中活活撐死了……
《從地球到月球》——講一些資本家乘太空飛行器飛往月球，企圖在月球上劃分搶占領地，各自建立屬於家族的月上資本主義帝國。半途飛行器發生故障，他們便永遠成了太空漂浮人。
還有一件“真事”在我那一代少年中流傳甚廣，講投資電影的美國大亨，為了吸引眼球，竟將一名黑人少年騙入森林，放出久餓於籠中的老虎，拍下真老虎吃活小孩的所謂紀錄片……
講述類似“美國故事”的小人書，在我記憶中有十來本之多。
1980年後，我從報上讀到一篇采訪文章，得知其中有些“美國故事”，是咱們一位作家的創作。究竟哪些純屬虛構，哪些是翻譯過來的，翻譯過來的哪些屬於《競選州長》式的小說，哪些是真事，我沒分清過，也覺得沒有分清的必要了。
在我是小學五年級生的當年，美國在中國的文學、文藝中，當然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可口可樂一出現在舞台上，暗示著醉生夢死；爵士樂旋律一起，形同打出了頹廢與糜爛的字幕。正如蔣介石的畫像一出現，太陽穴必有一大貼膏藥。
我對那些“美國故事”並不信以為真，但我對於一個人民大眾真的能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好中國的憧憬方向，卻決然是蘇聯式的，而非美國式的。
內容是“蘇聯故事”，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兩本小人書是《前麵是急轉彎》和《紅莓》。
《前麵是急轉彎》——講的是顏值高的青年工程師駕駛新買的“伏爾加”轎車行駛在路上，夜路逢雨，車燈照見路旁臥人，急刹車下車細看，見是一個受傷的人求救於他。他的第一反應自然是救，但突然第二個想法襲上心頭——沒有證人，萬一對方死在自己車上怎麽辦？百口莫辯了。隨著這一想法，他不禁朝車內看了一眼，哪兒哪兒都嶄新的車，雪白的座套是剛配的，肯定會被血跡汙染得一塌糊塗。他看著那人朝他伸出的手，在對方不停地說著“救救我”的情況下，退回車內，將車頭一拐，開走了。對方被別人救了，有關部門向他核實時，他還撒謊。最終，一切證據證明他不但是一個見死不救的人，還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他因而失去了愛情、友情以及同事們的尊敬……
這本小人書的前言介紹，其故事後來拍成了電影，引起廣泛討論。
《紅莓》的主人公是被釋放的勞改犯，他因為什麽事犯罪我忘了。他不願再見到認識他的人，四處流浪的過程中幫助過別人，被帶到了農村，有了一份工作——替一個種紅莓的女人做幫工，於是收獲了意想不到的愛情……
這故事後來也拍成了電影。
以上兩部電影在蘇聯都獲獎了，頗受好評。
後一部電影與日本電影《遠山的呼喚》如出一轍，區別僅僅是高倉健最後被捕入獄。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紅莓》在前。但我不認為存在抄襲問題，而認為是不同國家創作思維的雷同現象。後來我對文藝的功能理解得寬了一些，深為人類此種文藝雷同現象所感動。
當年，哈爾濱話劇院已聲名鵲起了。
哈爾濱市區方言與普通話相對接近，這無疑使哈爾濱話劇院大受裨益，每一個演員的台詞功夫都十分了得，能以播音員那般標準的發音說台詞，並說得聲情並茂、分寸得當。他們演出蘇聯話劇時，給人的感覺猶如蘇聯演員在說流利的中國話。
我當年沒看過一場話劇，一票難求，話劇院的售票窗口前每每排長隊——票價三角、五角、八角不等，對於我而言太貴了。以上評論，我是從初高中生們口中聽到的。
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已開始生產汽車，由此產生了一首當年很流行的歌《老司機》：
五十歲的老司機我笑臉兒揚啊，
拉起那個手風琴咱們嘮嘮家常啊，
想當年我十八就學會了開汽車呀，
擺弄那個外國車呀，
我是個老內行啊，
可就是啊，
沒見過，
中國車呀啥模樣啊，
盼星星盼月亮啊，
盼得那個國產汽車真就出了廠！
在北京，“紅旗”牌轎車風光無限；在上海，“上海”牌轎車出現於馬路上了；而“長春一汽”生產的“解放”牌卡車，需求量大，這使“長春一汽”在全中國家喻戶曉。《老司機》是為中國汽車工業的總體捷報而創作的，許多長春人卻喜歡強調是為“長春一汽”創作的，據說在非正式的演唱場合，長春人愛將歌名報成《大解放之歌》。而哈爾濱人特認同，因為同屬東北人，可沾更大的喜氣。
長春電影製片廠已開始向中國人奉獻電影了——國產的和蘇聯譯製片；後一種是“長影”的藝術光榮之一，幾成專利，一概包攬。
當年的長春人，進言之，當年的吉林省人，無不以“長影”和“長春一汽”為傲。
在沈陽，魯迅美術學院與沈陽音樂學院也已成為遼寧省和沈陽市的名片，各自桃李盛開，奠定了在中國美術和音樂教學方麵舉足輕重、繞不開去的育人地位——後來為大量毛主席語錄及多首毛主席詩詞譜曲的作曲家李劫夫便是“沈音”教師。
將目光向北京再向南方望過去——北京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珠江電影製片廠同樣向國人奉獻頻頻，可謂爭奇鬥豔、姹紫嫣紅。
連新疆的天山電影製片廠也在運籌帷幄之中了。
北京除“人藝”外，還多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央芭蕾舞團、中央民族歌舞團、中央樂團等新的文藝單位；而中國京劇、雜技業已走出國門，為國爭光了。東方歌舞團為外賓演出的次數最多，極受周恩來總理青睞。
在紀念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的文藝活動中，人民大會堂上演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後拍成了文藝紀錄電影，許多中國人百看不厭；許多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經由銀幕廣為人知。
那時中國已有自己的“十大電影明星”了，他們的大照片懸掛在大多數電影院中，連哈爾濱的兒童電影院也不例外。
在文學方麵，幾乎各省都已有了文學刊物，是詩、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的發表園地。而長篇小說，也幾可言果滿枝頭了。
經曆了1957年的驚嚇，又經曆了三個饑餓年頭，文藝家們並未萬馬齊喑，依然發揮才華，各自奉獻，足見該群體是多麽的忠誠。他們中，有些人是“負荊”創作或參與集體創作的，參與而不得署名。
當然，隻要夠得上是“家”，就不至於挨餓，包括被批過遭貶了的“家”。
實際情況是，在東三省，特別是在黑龍江省，挨餓、死人的現象即使有，也極少。東三省是城裏人挨餓，但畢竟有基本口糧定量保證，也餓不死。並且，若父母有一方是科級以上幹部，或企事業單位的頭頭腦腦，全家大抵也餓不到哪兒去。而農村，托福於土地廣闊，偷偷開一小片荒，種下土豆玉米，秋天的收獲是對得起勤勞人的。所以東三省的農民，對“三年困難時期”並無談虎色變的記憶，還能經常向城裏親戚提供些蔬菜援助。
我家不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無一門親戚，父親遠在大西北，我們幾個兒女又在長身體的時期，便隻有忍餓。
實際情況又是——東三省當年生產的很大一部分糧食充實國庫了，因為國庫撥出了較多的糧食賑災，必須充實。
從前普通的城市人家，是根本不可能從糧店買到當年新糧的。新糧入庫，陳糧出庫。普通的城市人家所能吃到的，有時是在國庫中存放了四五年的陳糧。
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五大城市的人們，對饑餓年代的記憶也似有似無，十分寡淡，因為中央有政策，對那五大城市的糧食及蔬菜副食供應，必須予以保障。
1980年後，我與一位小我兩歲的高幹子弟談到過饑餓年代，他毫無印象。在我的一再“啟發”之下，才終於喚起了點記憶。
他說：“難怪那幾年我父親常帶巧克力、麥乳精、壓縮餅幹和罐頭回家，告訴我是空軍叔叔怕我們祖國的花朵挨餓，集體節省給我們的。”
當年中國的某些縣城，也已有了文藝基礎良好的劇團、文化館，凝聚了當地一批演創骨幹。文化館無一例外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產物，同樣是全國政協、全國人大的提案成果，為的是使最廣大的農村人口也能較充分地進行文藝欣賞和娛樂。故不能不承認，新中國成立初期參與頂層設計的人物們，確實有過盡力在方方麵麵造福於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初心。而某些縣劇團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存在了，以傳承當地獨有並受歡迎的文藝種類為己任。縣劇團以麵向農村的義務演出為主，演員與農民的關係持久而親密，那種親密絕非作秀，毫無矯情，下鄉對於他們有回家的感覺。未見的時日若久，雙方都會思念的。而文化館的存在意義在於助推原創，發現和培養更多的文藝種子。當年，一個農村青年的文藝潛質倘若有幸被發現，進而在縣文化館受到培訓，如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青年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
他們不同於大城市裏的文藝家。他們中許多人在饑餓年代確乎是挨過餓的，有人甚至餓暈在下鄉演出的過程中。他們中也很有些慧眼識珠的伯樂，改變了不少農村文藝青年的人生。在饑餓年代，一些縣劇團、文化館的作為無法繼續了，另一些饑餓情況不是特別嚴重的團、館，仍堅持履行文藝義務，無怨無悔。
寫到此處，我心愀然，肅然，油然起敬。
正是在饑餓年代，哈爾濱市舉辦了首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令其他省市豔羨不已。
在北京受了政治委屈，被貶至哈爾濱的著名女歌唱家張權，身著一襲紅色拖地長裙，以華麗之歌喉演唱了印度尼西亞革命歌曲《寶貝》和加拿大民歌《紅河穀》——這兩首外國歌曲哈爾濱人聽過的不多，從此在喜歡唱歌的哈爾濱青年中大為流行。
張權的遭遇有一定典型性——她之回國，曾是統戰部門的一項成績；由於被動員說了幾句回國後的真感想，成了另一些人立功的機會。
而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領導卻對她不薄，甚至可言視如珍寶，仍給予“家”的禮遇和待遇。
“文革”中，據大字報揭發，有領導以她為例，曾說過這樣的話：像張權同誌那樣的文藝家，來多少，要多少，而且要照顧好，使他們逐漸愛上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北京不要的，我們全要……
貶到哈爾濱市的文學界名人更多一些——詩人、小說家、編劇、評論家、編輯、記者……差不多應有盡有。名氣很大的，幾乎都到過北大荒——有明確規定下放一定時間的，可保留北京戶口。而較年輕的，問題不嚴重的，後來多被省作協、出版社接收了，包括從部隊轉業者。
當時省文學期刊《北方文學》已創刊。
以上一切形態，主要是文藝形態。文化形態，比如社會學方麵，其實是少有的，或也可以說完全沒有——民主、個人自由、平等、公正、人道主義、法治——現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多半內容，除了愛國、誠信，其他不但是文化禁區，還是雷區。文章是絕無發表可能的，言論必定會引爆自身。即使友善的主張，也很容易被批為“反動思想”。
此情況，黑龍江省不例外，東三省不例外，全國哪兒都一樣，概無例外。
我有幸觀看過某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為開好音樂會，主辦方從各中學借調了一批是好學生的初高中生當服務義務者，我哥也在其中。他獲得了幾張票，給了我一張。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精神享受大餐，如置身於音樂夢幻中。
那一年我已看了四部電影——《紅孩子》《白毛女》《礦燈》《戰火中的青春》，前三部是學校組織看的。
如今想來，《白毛女》中喜兒在潮濕的山洞中流產的痛苦片段，當屬兒童不宜，看不懂，老師也不便教我們懂。
《礦燈》反映的是在英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煤礦、日本侵略中國時期中國礦工的悲慘命運，片中有多處殘忍畫麵，我看了心理大受刺激，同學們也是，也當屬兒童不宜。不能說電影不好，更不能說創作動機不好，還不能說內容沒有依據——隻能這樣說，我們年齡尚小，老師們對我們的教化願望太超前，太急切了。
《礦燈》一片的內容絕對是真實的。前不久我讀了全國勞模馬永順的小傳，他在日本侵略中國時期當過伐木工。十七名和他從河北農村一塊兒進入小興安嶺的中青年農民，到東北“光複”那一年死了十六人。他們的命運都那般慘，何況在黑暗的地下為日本人挖煤的中國礦工。
以上兩部電影確實使我受到了“社會主義好”之教育，也確實刺激我的神經了。
我的同學給了我一張票，我陪他看了一部戰爭片是《戰火中的青春》——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的。片中女主角是一位剃去了長發、女扮男裝的遊擊隊長高山，男主人公是“我軍”雷排長——在從前的年代，不論電影還是小說內容簡介，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每每稱“我軍”。我已記不清雷排長究竟是新四軍、八路軍還是解放軍了，那麽也就同樣記不清他們的敵人是日偽軍還是“國軍”了。不是大規模戰役，是發生在無人村的巷戰，但十分激烈，後來似乎隻剩下了高山和雷排長在對抗敵人。劇本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也很注重人物關係之細節，演員演得也好。高山並非美女，雷排長性格急躁，二人之間摩擦出了愛情火花。我不願看到他們後來都犧牲了，犧牲了一個也會難過——影片以敵人被全殲而告終，高山和雷排長也終於互相表白了愛意……
《戰火中的青春》使我愛看電影了，此前我覺得看小人書比看電影更是享受。在1961年，除了四部電影和“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我沒再看過小人書以外的任何別種文藝作品。看小人書不僅是在看故事，也是在欣賞繪畫。當年中國有一批水平極高的小人書畫家。某些畫得尤其好的小人書，每頁都堪稱佳作。歐洲有著名的插圖畫家、漫畫家——漫畫的畫風是誇張變形的。1961年，漫畫在美國已很火。但像中國一樣，一位或幾位畫家將一部名著以相當細致的工筆畫法畫成連續十幾本、幾十本、幾千頁的精美的小人書——這樣的美術現象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超人》等早期美國漫畫書，無法與《三國演義》那樣七十餘本、五六千頁的小人書繪畫等量齊觀。說中國的小人書現象是世界上罕見的美術現象，也是無例可駁的。
當時中國是人口大國，畫家總數位於世界前列。當年畫作市場不但小，且基本被1949年以前已出名的畫家們所占據了，他們正才華橫溢且年富力強。這使1949年後從美術學院畢業的優秀生們中的一部分人被迫另辟蹊徑，將藝術能力的大釋放轉向了小人書繪畫。小人書才幾角錢一本，市場大，版稅穩定亦可觀。
1962年9月，我升入五年級，十三周歲了。
饑餓年代在東三省已近末期，城市居民又能吃飽飯了。秋季，某些蔬菜又便宜得論堆兒賣了。城市居民趁便宜時會盡量多買，醃鹹菜、酸菜。東三省居民吃鹹菜、酸菜、凍菜的日子很長，得吃小半年，待來年六月才能吃到當季的韭菜、小白菜、菠菜什麽的。卻畢竟的，前一年有菜可醃了。
中國百姓的生活在吃這一方麵開始好轉。
這一年我母親又參加工作了。她在1958年和1959年參加過兩年工作。大躍進年代嘛，城市勞動力缺乏。她幹的是男人才幹的翻砂，每月十七元工資，低於學徒工，因為非屬正式工。1960年和1961年兩年，由於是饑餓年代，影響了工業生產，臨時工都被辭退了。
1962年這一年，街道成立了加工廠，盡管工資還隻是十七八元，母親卻又奮不顧身地參加工作了。
每月多了十七八元生活費，我家的生活也開始轉好。
我仍不時地光顧小人書鋪，我對小人書鋪懷有深厚的眷戀之情；但我的閱讀範圍開始向非小人書的長篇轉移了。
首先因為，哥哥已經高二了。他們的語文課本，直接印著“文學”二字。此二字大，“課本”二字印在下邊，小。他們的文學課本的內容特豐富，如一期純文學刊物。不但有“嶽飛槍挑小梁王”“魯提轄拳打鎮關西”“諸葛亮舌戰群儒”，居然還有“孔雀東南飛”，還有陸遊那首“紅酥手，黃縢酒”之《釵頭鳳·紅酥手》；有高爾基的《丹柯》、契訶夫的《小公務員之死》；有聞一多的《紅燭》；有《普羅米修斯盜火》《威尼斯商人》之片段——對了，還有馬雅可夫斯基的詩……
1962年，中蘇關係已破裂。
這使相當多的哈爾濱人內心深處隱藏著憂傷，哈爾濱這座城市，受蘇俄文化、文藝的影響太深太久了，何況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度稱兄道弟，曾有過似乎牢不可破的蜜月期。
在電影院，正片前麵的世界新聞紀錄片中，經常播出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鬆訪蘇大受歡迎的情況，出現赫魯曉夫與尼克鬆的親近鏡頭時，坐在觀眾席上的中國人心裏大抵不是滋味。盡管“九評”亦即中共致蘇共中央的九封公開信已在收音機裏播過多遍了，在文化、文藝和新聞單位組織學習過了，但是，估計除了專門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那種誰更馬克思列寧主義化的爭論其實不甚了了——蘇聯與美國走近了，中國人感情上自然別扭。並且，似乎抓住了錯在蘇聯的最有力證據。
而對於社會學家理斯曼的著作《孤獨的人群》、懷特的《組織中的人》、美國作家艾裏森的《看不見的人》，知道的中國人肯定寥寥無幾。那些書名都有一個“人”字，中國所敵視的美國社會學家和作家，都在因為人漸漸變為公司和組織的零部件而憂心忡忡，也對在富庶的時代、人——特別是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人何以對人生更加迷惘而陷入苦思。
我當然更不知道了。
但那些新聞紀錄片影響了我，使我確信資本主義正一天天爛下去。
比之於小人書，哥哥的文學課本向我呈現了文字表現力本身的含金量，沒有配圖，文字給予人的想象空間反而更大了。哥哥是文學愛好者，他所在的一中圖書館藏書頗豐，他經常往家裏帶書，有的書是向同學借的。他已高二了，準備考大學，所借的書往往沒時間看，於是我“近水樓台先得月”。我不怕影響學習，我對自己能小學順利畢業考上中學有把握，因為我壓根兒不想考什麽重點中學。
我的目光一投向長篇小說，大為驚訝——原來中國已出版了那麽多長篇小說和翻譯小說！後來我發現，市裏也有一家租長篇小說的書店，租一本看一個星期才一角錢。母親不反對我看閑書，我將家務幾乎全承擔起來了，使母親能安心工作，哥哥能全力以赴地學習，母親經常獎勵我幾角零錢。我租書的次數多了，人家連押金也不收了。
從五年級到初二的四年裏，國內最主要的長篇小說我基本全看了。那時已經是1965年了，中國的長篇小說可以說是成就巨大。歸納起來，如今我已不能說清內容的有：《小城春秋》《老共青團員》《上海的早晨》《鐵水奔流》。
《小城春秋》大約是寫“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處於最低潮時期，一位地下共產黨人尋找組織並堅持危險活動的內容，也可能是唯一此種內容的長篇小說。
《老共青團員》我完全無印象了，時代背景也許還早於《小城春秋》。
《上海的早晨》也許是唯一一部反映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長篇小說。
《鐵水奔流》也許是唯一反映東北鋼鐵工業從無到有之過程的長篇小說。
前兩部小說像回憶錄，有人生階段的傳遞性，故事性弱。後兩部從題材上有“補遺”的意義，故事性更弱了，人物蒼白。
還有一部小說，不算太長，我連書名也忘記了，有一段情節卻記憶深刻，如烙於腦海——主人公似乎叫周鐵漢，共產黨人，被捕後受盡酷刑，寧死不屈。敵人決定殺死他，在一個深夜，押他到荒郊，逼他戴著手銬腳鐐走向臭水溝的深處，至胸時，他明白自己犧牲的時刻到了。看著眼前死貓狗腐脹的屍體，他回想起了自己三十幾歲的一生；也明白，親人和同誌，並不了解他的忠貞，也不會知道他死於何處，怎麽個死法；但他十分坦然，並不後悔，等著岸上響起射向自己的槍聲……
我之所以會看以上小說，緣於兄弟間的一次爭論。那時我的三弟也已小學三年級了，某晚他背課文：
泥瓦匠，住草房；
紡織娘，沒衣裳；
賣鹽的，喝淡湯；
種田的，吃米糠。
編涼席的睡光床，
當奶奶的賣兒郎。
此篇課文我也學過，老師講是舊社會勞苦人民的生活寫照——那年我家的房子更破敗了，鄰居陳大娘家的日子也更令人同情了。
我喝止三弟不許他背下去。
哥哥問我為什麽？
我說：“爸爸是建築工人，咱們的家比像樣的草房還不如！陳大娘到處撿菜葉子，咱們什麽時候見她穿過一件好衣服？舊社會的生活不在從前，就是咱們兩家現在過的生活！”
哥哥氣得要打我。
他是團幹部，思想進步。
正所謂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我從小就有叛逆思想，與我的哥哥截然不同。
那日我第一次從哥哥口中聽到了“反動”二字。
哥哥因我小小年紀就有“異質思想”很不安，於是給我開了份書單——以上書是他借回家要求我看的。按他的想法，既然我愛看書，那就要循著一條革命的紅線來讀，以使我對新中國成立之不易有正確的認識。
但我六年級後，便不再理他給我開的書單了。
我當年反複看的長篇小說是：《三家巷》《紅旗譜》《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風鬥古城》《草原烽火》《戰鬥的青春》——與電影《戰火中的青春》片名近似，但並不相幹。
坦率地講，之所以反複看過，乃因以上小說中，有較飽滿的愛情章節——革命者或準革命青年，他們所愛的女性都是形象好的女性。若她們本人也是革命者，那麽肯定具有對黨忠心耿耿，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定不移，在對敵鬥爭中機智勇敢，隨時準備為黨、為革命、為同誌犧牲生命的高貴品質。《三家巷》的愛情章節尤其多，主人公周炳可說是“革命的賈寶玉”，被小說中多數女**過。《紅旗譜》中嚴江濤與教授之女嚴萍的愛情如同中國的保爾和冬妮婭的關係。區別是，青少年時期的保爾粗野好鬥，而既是農民的兒子也是保定師專好學生的嚴江濤被文化“化”得文質彬彬，仿佛出身於書香門第。但嚴萍的性格，尤其是對嚴江濤的愛，像極了冬妮婭。
那些小說使我一度幻想時光倒流，於是自己也投身革命，能遇到愛革命且又長得好看的女人，並且能以革命者的資格活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又並且，年輕著，成為年輕的勝利者。
但請讀者休要誤會，我的自供並不意味著文學使我“色心”早熟。當年的長篇小說大抵是隻寫情而避性的，在表現革命者之間的愛情方麵尤其如此。即使在寫到“反麵人物”中的男女**關係，也都是幾筆帶過，點到為止。當年的作家們，也都不企圖靠性事的渲染增加銷量，以獲更多版稅。在文學榮譽和版稅之間，他們無一例外地追求前者——至於與文學榮譽相關聯的文學價值的標準，另當別論。
對於所有以抗日時期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我都是以崇敬之心來讀的——《苦菜花》中的母親；《野火春風鬥古城》中的金環；《戰鬥的青春》中的許鳳，都在我心裏留下過雕像般的記憶。
從題材上比起來，當年中國長篇小說中，以抗戰時期為年代背景的居多，我讀過的，除了《播火記》《苦菜花》《野火春風鬥古城》，還有《新兒女英雄傳》《呂梁英雄傳》《敵後武工隊》《鐵道遊擊隊》《平原槍聲》。這些長篇小說都改編成了小人書。除《播火記》和《呂梁英雄傳》之外，其他作品當年也都在收音機裏廣播過並拍成過電影——《敵後武工隊》中的肖飛幾乎為所有城市裏的青少年所愛，知名度絕不低於“貓王”在美國；而一首“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的傳唱範圍，也絕不會小於英國“披頭士”樂隊在歐洲賣得最火的唱片的發行範圍。
但是對於另一類題材的長篇小說如《保衛延安》《紅日》，我則僅僅是讀過而已，既無閱讀的時光享受可言，也沒引發過什麽崇敬之感。這乃因為，兩部長篇小說都用了較多筆墨交代戰略決策、戰役部署的過程，小學五六年級到初一二年級的學生看起來會覺得沉悶。而具體到我，還因閱讀感覺的不同敬而遠之。其不同，是相對於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而言的。
我讀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先入為主地已敵我分明了。敵人者，日偽軍也。讀到敵方強勢的章節，不禁會替我方心生出憂慮不安。讀到我方取得勝利的章節，也不禁會轉憂為喜、為樂。我方殲敵越多，特別是殲滅“鬼子”越多，閱讀感受越振奮。
但讀《保衛延安》，內心有別扭之感——多麽不容易地才將日本侵略者從中國趕了出去，立刻就自己人打起自己人來了！盡管初一時，老師已在課堂講到了“蔣介石下山摘取抗日勝利果實”之曆史，也算是有了先入為主的立場，內心卻還是別扭。
此外，《暴風驟雨》《林海雪原》《創業史》《豔陽天》等反響也很大。除《創業史》，另外三部也都拍成了電影。四部中，《林海雪原》發行量最大，因故事性最強，具有傳奇色彩；《豔陽天》次之，作品中那些農村青年之間的愛情，城裏青年喜歡看；再其次是《暴風驟雨》。
《創業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似乎具有“神”性。
就故事而言，毫無奇特之處。但語言凝練，此點與孫犁的作品可有一比。刻畫人物，也有趙樹理作品的那種準確性，卻不借助綽號來強調什麽，極含蓄，作者本人的傾向相當內斂。
1980年後，文學界有回憶文章寫道——當年出版社的編輯，曾建議浩然讀讀《創業史》，也許會有啟發。
如今想來，兩部作品的不同，首先是兩位作者的不同。他們創作的是同一時期同一題材的作品——柳青看到了農村若重新實行土地集體化，違背大多數農民的意願，他作為幹部級別的作家，卻無法如實來寫。姑且不論勇氣問題，即使有勇氣，寫了，也根本出版不了。除了引火燒身，絕無第二種結果。所以，《創業史》出版後，他沒繼續寫下一部。一停，沉寂了，雖沉寂了，自保了作家不偽飾真實生活的尊嚴。
與其說《創業史》有多麽經典，莫如說柳青作為作家的“行為藝術”，具有異乎尋常的經典性。
《豔陽天》的年代背景已是農村的農業合作化時期——蕭長春、焦淑紅等一批農村黨員、團員青年，是農業合作化的帶頭人。小說並沒以支持或消極對待甚至反對農業合作化作為農村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這是作家畢竟守住了現實題材現實主義寫法的底線之證明。小說隻寫到了先進思想與落後思想的鬥爭，有落後思想的人物之一是焦淑紅的老父親，他反對女兒與蕭長春之間的愛情。當時的中國，是一切勞動者都要納入某類勞動集體的中國。在城市，那一集體是工廠；在農村，農業生產合作社成大勢所趨。幾乎全體中國人都認同此理，所以，蕭長春、焦淑紅們代表農村進步思想，在中國人眼中並不存疑。
當年跟風的作品，又何止《豔陽天》呢？
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理念左右下，不少作家包括老作家，並不認為配合得緊是值得羞恥的。
同樣年代背景和題材、內容的電影，還有《我們村裏的年輕人》。
今天我也仍要說，浩然也罷，馬烽也罷，他們當年的創作願望無疑是真誠的。他們是在實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同時也是在實踐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現實生活服務。
農村青年也罷，城市青年也罷，當年從《豔陽天》和《我們村裏的年輕人》中所看到的，其實更多是農村青年在文藝作品中所演繹的親情、友情、鄉情和愛情。
當年幾乎沒有演繹得較生動、較鮮活、有喜感的、反映城市青年愛情題材的任何文藝作品。
《豔陽天》和《我們村裏的年輕人》滿足了城市和農村青年對文藝的共同渴望。
最後，我要談另一部長篇小說對我造成的閱讀衝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風雲初記》。
實際上它是我撿到的一部破舊的小說——鄰家的大叔是收廢品的個體戶，我從他的廢品車上發現了它。書頁已殘，我隻記住了書中一個情節——肯定是革命低潮時期——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嗎？我不清楚。一名三十幾歲的男性革命者，帶著短槍潛回家鄉農村。他的父親是地主家長工，受信任，也很忠心，和地主的關係如《白鹿原》中黑娃他爸與白嘉軒的關係。他猜到了兒子是什麽人，於是向地主講了，向地主請示自己該如何是好。地主恓惶，認為若不除之，必使全村人遭殃。長工父親為保全村人的安全，在一個深夜，趁兒子熟睡，與地主將兒子勒死……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那長工父親與地主各拽繩套一端時，眼見兒子百般掙紮，卻沒手軟。
此情節當年給我以見過魔鬼般的心理刺激，難忘。
我也成為作家後，每每麵臨典型與非典型的困擾。
中國批評家們批評某作品中某人物某情節時，不典型是製勝利器。
不典型——非典型也。
於是聯想到了“非典”——“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概念縮寫。
對於典型性肺炎，醫療方法已很成熟，藥效也明顯。
但——比之於典型性肺炎，“非典”的病理研究，意義不是更大嗎？
同樣道理，那個當年刺激了我心理的情節，對於在極深刻處探討人性，也具有異乎尋常的價值。
那個情節典型嗎？
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當年針對其非典型，有過批評嗎？
據我所知完全沒有。
為什麽呢？
因為罪惡所指的對象是地主。
此種文學的文藝現象，古今依然，中外依然；不論姓資姓社，用法是一樣的。
而若超越於階級的、冷戰的、互相攻訐之文學與文藝的政治格局，以純藝術規律的態度討論典型與非典型問題，那麽似應得出這樣的共識：
典型性即帶有普遍性的個例——《木木》中的農奴格拉西姆是典型的，他唯地主之命是從，完全喪失了情感自覺。
而哈姆雷特是非典型的；《小公務員之死》中的小公務員是極端的，故也是非典型的；《風雲初記》中那長工父親，更是非典型的。其非典型性，與《聖經》故事中的莎樂美和希臘神話中的美狄亞屬於同類型——前者出於極端自私的情欲渴望，向她的父王索要先知約翰的頭作為占有物；而後者為了報複移情的丈夫，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孩子。
典型形象、典型情節可從普遍性方麵促使受眾對人和事進行思考。
非典型形象、非典型情節可從極端性方麵促使受眾對人和事進行分析。
前者的藝術價值在於廣泛，後者的藝術價值在於個別。兩者的價值不分軒輊。
關於1965年前後的中國電影
1965年我初二了。
從1962年我十三歲上小學五年級到1965年的三年裏，我看了較多電影——有時是學校組織看的；有時是同學相約看的；有時是幫鄰居家幹了活，鄰居叔伯們給的票。
那時，國產電影真可以說連年豐收、碩果累累。
曆史事件或曆史人物題材的有：《武訓傳》《宋景詩》《林則徐》《李時珍》《甲午風雲》《清宮秘史》……
抗日戰爭題材的有：《趙一曼》《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地道戰》《地雷戰》《苦菜花》《鐵道遊擊隊》《敵後武工隊》《平原槍聲》《野火春風鬥古城》《自有後來人》（樣板戲《紅燈記》由該片改編）……
革命題材的有：《大浪淘沙》《革命家庭》《黨的女兒》《翠崗紅旗》《紅岩》《紅旗譜》《怒潮》《風暴》《青春之歌》……
解放戰爭題材的有：《渡江偵察記》《黎明的河邊》《南征北戰》《兵臨城下》《紅日》《柳堡的故事》……
反特題材的有：《徐秋影案件》《鐵道衛士》《寂靜的山林》《前哨》《山間鈴響馬幫來》《冰山上的來客》……
農村現實題材的有：《豔陽天》《我們村裏的年輕人》《李雙雙》《龍馬精神》……
城市現實題材的有：《滿意不滿意》《女理發師》《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和小李》……
少數民族題材的有：《農奴》《阿詩瑪》《摩雅傣》《草原晨曲》《劉三姐》《五朵金花》《鄂爾多斯風暴》《草原雄鷹》……
譯製片有：印度電影《兩頭牛的故事》《流浪者》；朝鮮電影《永生的戰士》；羅馬尼亞電影《多瑙河之波》；蘇聯電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靜靜的頓河》《兩個探險家》《運虎記》……
雖然，中蘇關係已經破裂，但仍有文學作品互相翻譯與電影交流等關係進行。
以上所列不全，我也並非全看過，某些電影是後來在“文革”中看到的。
此外，還有京劇、評劇、歌劇、豫劇等，也極受各類戲迷歡迎，如——京劇《野豬林》、評劇《花為媒》、歌劇《江姐》……
戲劇界的演出相當活躍——名角與新秀們的演出消息，經常成為各大城市新聞之一。
馬三立、侯寶林、郭啟儒、馬季的名字在城市居民之間也幾乎家喻戶曉。
1957年的疼痛似乎早已過去，銷聲匿跡者似乎早已被徹底忘記。
就連美術界，也有驕人的新氣象——北大荒版畫成為流派已被公認；新題材的畫展此地剛結束，彼地又開幕；美術期刊的銷量頗好。
音樂——當年的中國青年，特別是城市青年，有誰不會唱幾首電影插曲呢？借助電影的媒介作用，兄弟民族歌曲、某些外國歌曲，在漢族男女青年中也廣為流傳。
黑龍江省以及遼寧、吉林二省，當年在文學創作方麵並無驕人成果；但哈爾濱話劇院和歌劇院風頭不減。文藝工作者們另辟蹊徑，開始了本地題材的挖掘和創作，於是《赫哲人的婚禮》《千萬不要忘記》《星星之火》《江姐》出現在舞台上。
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他好比大鬆樹冬夏常青，
他不怕風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凍，
他不搖也不動，
永遠挺立在山嶺。
這是《星星之火》的插曲之一。
華鎣山上莽蒼蒼，
萬年青鬆遍山崗。
鬆濤陣陣如海嘯，
好一派雄偉氣象！
這是當年許多青年都會唱的紅色歌曲——歌劇《江姐》唱段之一。
說到唱歌，哈爾濱人肯定不敢在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麵前自吹自擂，也不敢與民歌之省陝西、甘肅、寧夏相提並論——他們的信天遊影響太大了。
但哈爾濱人肯定有勇氣這樣問：哪座城市的青年，當年比哈爾濱青年會唱的外國歌曲還多呢？
絕大多數愛唱歌的哈爾濱青年，起碼都會唱五首以上的外國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茫茫大草原》《三套車》這些廣為流傳的蘇聯歌曲就不論了——《哎喲媽媽》呢？
年輕人就是這樣相愛……
今天若問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的我這一代人，大約會唱《哎喲媽媽》的不多。
除了以上那首印度尼西亞民歌，許多愛唱歌的哈爾濱青年還會唱加拿大民歌《紅河穀》、美國歌曲《老黑奴》。
我們那個破家裏經常歌聲不斷——我的哥哥喜歡唱歌，嗓子也不錯。我聽他唱過不少中國電影插曲、民歌、外國歌曲。
卡吉德洛古老森林，
有一股清水泉，
又清亮，又幹淨，又涼快，又甜美，
好一股清水泉。
每天有無數行人，
來到這古森林，
不管是步行的，騎馬的，乘車的，
都要把泉水飲……
試問我的同代人，有幾個會唱這首外國童歌的，真不知我的哥哥從哪兒聽到的，為什麽學唱童歌？
當年遼寧本土歌唱家郭頌，憑《大頂子山高又高》《烏蘇裏船歌》已成為聞名全國的歌唱家。
而《九九豔陽天》借助電影《柳堡的故事》的熱映，更是被愛唱歌的青年唱遍了大江南北；《草原之夜》《敖包相會》《跑馬溜溜的山上》《在那遙遠的地方》似乎不僅是民歌，也是全中國漢族青年的經典情歌。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少數民族對占全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漢民族的逆向歌曲同化力，蓋莫大於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