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死抵抗　“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占領了中國東北。為了支援和配合其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掩護其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的醜劇，為了轉移國際視線，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密令關東軍高級參謀阪垣征四郎在中國南方製造事端，以便激化新的矛盾，引發新的衝突，阪垣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按照日本人侵略中國的一貫伎倆，欲新進犯一地，首先是製造借口，九一八事變是這樣，“一·二八”事變也如法炮製。於是，日本在上海開始自導自演，挑釁引發衝突，上演了“一·二八”事變，時間長達一個多月。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從中國東北飛回東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見，並向天皇和日軍參謀本部報告侵占東北的情況。隨後板垣參與製定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劃，並從東京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發了如下電報：“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麵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田中隆吉接電後，交代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即金壁輝）具體策劃實施。

◎挑起戰端

1932年1月8日，朝鮮義士李泰昌為報國仇家恨，在東京櫻田門外狙擊日本天皇。天皇僥幸未死，李泰昌卻被打入牢獄，世界輿論大嘩。上海《民國日報》以“不幸僅炸副車，凶手即被逮”為標題作了報道。日方借口說這是對天皇的不敬，立即提出了嚴重抗議，並要求上海市市長吳鐵城謝罪，封閉《民國日報》，並無理要求市府當局壓製上海市民的愛國運動。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島芳子唆使兩位日本日蓮宗僧人與三位日本信徒到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的華界馬玉山路的三友實業社總廠去生事。日方五人在廠外觀看廠內工人義勇軍操練，並投擲石子尋釁滋事，引發衝突。而之前川島芳子早已經雇用打手扮成工人模樣混入人群。衝突中，日方五人遭到不明人士攻擊，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然而警察並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中國人的工廠糾察隊所為。此即所謂“日僧事件”。

1月20日淩晨2時許，數十名日僑青年同誌會成員趁夜放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又砍死一位、砍傷兩位前來組織救火的工部局華人巡捕。當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動日本僑民1200人在文監師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團集會，並沿北四川路遊行，前往該路北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麵幹涉。途中走到靠近虯江路時，開始騷亂，襲擊華人商店。

在日本有意挑起戰端的過程中，日軍已經開始了攻占上海的行動。1月21日，日本特務艦、巡洋艦及第十五驅逐艦隊陸戰隊急駛上海，登陸吳淞。加上上海原來以鹽澤幸一為司令官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力達近4000人，各種艦隻近20艘，大有戰火一觸即發之勢。

為進一步擴大事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鬆1月21日向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提出了無理的四項強硬要求。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務機關派人放火焚燒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誣稱是中國人所為。1月26日，日村井倉鬆總領事向吳鐵城市長提出四個條件，並稱之為“最後通牒”：（1）市長向日方謝罪；（2）處理加害者；（3）償付撫恤金及醫藥費；（4）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體。限28日下午6時以前答複，否則日方將采取自衛行動。

這明明是無理的要求，是為挑釁鬧事尋找借口，但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戰略意圖作了錯誤的判斷，認為戰火將迅速擴展至全國，甚至認為“國亡即在目前”（見蔣介石《告全國將士電》），政府無力與日本全麵開戰，所以竭力避免衝突，主張忍讓。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與汪精衛、蔣介石詳商後，急電上海市長吳鐵城：“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隻有采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見《行政院急電市府避免與日本衝突》電稿）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亦致電吳鐵城，重申“滬市為我經濟中心，總以和平應付、避免衝突為是”。23日何應欽還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於是，上海當局為了息事寧人，於28日13時45分複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作了妥協讓步，並關閉了報館，還下令封閉了抗日救國會等。盡管如此，日寇“醉翁之意不在酒”，戰事之發展仍按急欲挑起戰爭的日本狂人的預定之策進行著，他們決不會因上海當局的妥協而有半分收斂。1月28日夜11時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給吳鐵城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回信，對上海方麵接受日方四項要求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吳鐵城接到該回信已經是夜11時25分。夜11時30分，不等中方答複，日軍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數十名日本海軍陸戰隊隊員突襲並占領位於北四川路的淞滬鐵路線上的天通庵車站，肆無忌憚的日軍開始進攻閘北，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爆發。

◎頑強抗擊

當時中國方麵駐守上海的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總指揮為蔣光鼐，軍長為蔡廷鍇。十九路軍的領袖是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十九路軍的前身是北伐時期著名的“鐵軍”第四軍一部，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九一八事變爆發，十九路軍各部請纓抗日，被調到南京至上海一線。1932年1月4日起，奉命守衛上海閘北、大場一帶。其中第78師第115旅分布在滬寧鐵路至龍華、南市一帶，第116旅4團駐寶山，5團駐大場，在閘北的隻有6團千餘人。

28日晚11時20分，中方閘北守軍把日軍進犯的戰事急告蔡軍長，蔡即刻下令予以反擊。星夜，蔣光鼐、蔡廷鍇、戴戟步行趕至真如車站，設立臨時指揮部。

日軍的攻擊令是海軍陸戰隊指揮官鮫島下達的，以20餘輛鐵甲車為前導，分兵五路，從閘北各路口發動進攻，妄圖憑借野炮、曲射炮和裝甲車隊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迅速占領閘北。日軍最高指揮官鹽澤少將也狂叫“四小時解決戰事”，簡直狂妄到了極點。

29日零點，日軍在裝甲車的掩護下，連續發起猛攻，日機也由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起飛，對閘北、南市一帶狂轟濫炸，戰火迅速蔓延。但是，戰鬥並不像日軍估計的那麽順利，雖然我十九路軍將士武器落後，但是他們鬥誌旺盛，頑強抗擊，以集束手榴彈對付日軍的裝甲車，組織敢死隊，以潛伏手段炸毀敵裝甲車，堅守每一陣地，並在炮火掩護下適時向敵實施反擊，打退日軍的連續進攻。據日軍自供：“戰鬥極為激烈”，“市街到處起火，火焰漫天，戰場極為淒慘”。

日軍千餘人在強大炮火和裝甲車掩護下，向寶山路、虯江路各路口猛烈衝擊，企圖占領上海火車北站。北站為上海陸上交通樞紐，其得失關係整個閘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時，日軍向北站猛攻，我守軍憲兵一個連與日軍激戰一小時後退出北站。29日17時，第156旅主力加入戰鬥，進行反擊，奪回北站及天通庵車站，並乘勝追擊，一度攻占日軍上海陸戰隊司令部，迫使日軍退至北四川路以東、靶子路以南地區。日軍首次進攻以失敗而告結束。

日軍的重兵器在街道密布的閘北市區一帶無法發揮作用，反而被中國軍隊炸毀戰車多輛，日軍陷入中國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幾乎全部被殲。急紅了眼的日軍派航空母艦上的飛行隊對閘北中方防守陣地狂轟濫炸，並組織了5000精兵輪番攻擊，均被中國軍隊擊退。直到29日，中國軍隊陣地仍然固若金湯，巋然不動。

日軍進攻受挫後，英、美國領事出麵調停，中日兩軍達成了在29日夜20時停止戰鬥的協定。十九路軍明知其為緩兵待援之計，隻因本軍也需調整部署，同意停戰。同時十九路軍也加強部署，急令駐鎮江以東之第60師進駐南翔、真如一線，並將第61師調滬，駐滬之第78師全部投入前線，加強防禦，嚴陣以待。

2月13日，日軍勁旅久留米混成旅團千餘人，在蕰藻浜曹家橋偷渡成功後，在永安紗廠門前被中國重兵包圍，60名敢死隊員實施自殺攻擊，日軍1600人全部覆沒。日軍遭受重創，一舉占領吳淞的企圖遂破產。2月13日深夜，日軍發表聲明，宣稱：“如有妨害本師團執行任務者，必將采取果斷措施，決不躊躇。”並要求中國軍隊立即停止戰鬥行為，在2月20日午後5時前撤退…… (1)

蔡、蔣接到日軍第9師師團長植田的最後通牒後，下令前線部隊向日軍陣地猛烈開炮，作為對植田最後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日軍在所謂的停戰後，竭力往上海增兵。至2月16日，日本侵略軍海陸空兵力已達3萬餘人，野炮六七十門，飛機60餘架，並有艦艇數十艘集中於吳淞口。淞滬戰事在逐步升級。

20日晨，植田令日軍全線總攻，采取中央突破兩翼卷擊的戰法，以第9師團主突江灣、廟行結合部，企圖北與久留米旅圍攻吳淞，南與陸戰隊合圍閘北。日軍先以大炮轟擊，繼之以步兵協同坦克部隊，分兩路進犯張華浜一線和楊樹浦一線，均被我十九路軍擊退；閘北日軍千餘人和坦克十餘輛，因觸地雷，死傷枕藉。21日，植田親自指揮步兵數千人，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向中國守軍陣地衝擊，雙方傷亡均重，戰鬥延至23日黎明，日軍試圖從江灣車站包抄江灣鎮，我十九路軍英勇抗擊，多次衝鋒，生俘日軍少佐空閑升及士兵數百人。

隨著日軍不斷增援上海，迫於各界壓力，蔣介石終於派出了自己的嫡係部隊張治中率領的第五軍馳援上海。張治中將軍奉命統帥第五軍第87、第88兩個師及稅警總團、中央教導隊開進了淞滬戰場，擔任江灣、廟行、大場一線的防務。

22日，日軍第9師團傾巢出動，又向廟行及其以南陣地發起猛攻。飛機轟炸竟日不停，數千發炮彈轟擊中國守軍陣地。

蔡廷鍇、張治中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孫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軍第61師三麵夾擊，敵遭慘敗。日軍精銳，傷亡慘重，我軍取得了“廟行大捷”。此後數日，敵軍雖不斷轟擊和進攻，但均被守軍擊退。日軍遭受重創，由全線進攻轉為重點進攻，再由重點進攻被迫中止進攻。至25日，日軍第9師團師團長植田的總攻計劃宣告破產。

這是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抗戰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但是，從“一·二八”事變爆發到2月下旬，在將近一個月的激烈交戰中，中國軍隊由於堅守陣地，誓死抵抗，損失也很慘重，十九路軍3萬餘名官兵傷亡過半，第五軍也陣亡3000餘人。而此時日本精銳部隊數萬人正增援上海，加上日軍上海原有的兵員，總兵力已達到13萬人，外加軍艦80艘、飛機300架，戰鬥力驟增。期間，日軍四易主帥，指揮官由海軍少將改由海軍中將擔任，最後以陸軍大將、前陸軍大臣白川義則擔任，兼以海軍、空軍、戰車助戰。而當時中國守軍總兵力不足5萬。從2月25日到3月2日，日軍展開了全麵的進攻，在裝備遠遠差於日軍精銳的情況下，中國軍隊苦戰一個月，傷亡嚴重。由於寡不敵眾，中國軍隊已力戰到了最後的極限，並形成腹背受敵的局麵，無奈最後隻有放棄淞滬近郊陣地，向昆山、福山一線轉移。

◎《淞滬停戰協定》

上海抗戰發生後，南京政府采取“一麵抵抗，一麵交涉”的政策，在抵抗之際，又照會歐美各國和國聯，要求“履行其條約之責任”。由於上海戰爭直接威脅到各國利益，因此，迫使他們采取比對待九一八事變稍顯積極的態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戰爭過程中，由英、美、法出麵奔走的“調停”一直不斷。

事變第二天（29日），駐上海的英美領事即出麵調停，中日達成停戰三天的口頭協議，但實際上日軍並未停止進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國各自照會中日兩國，“提議停止衝突”。3月3日，國聯在日內瓦召開緊急會議，要求中日雙方在上海停戰。緊接著負責日軍在上海作戰的白川義則由於懼怕重蹈前兩任指揮官被撤職的覆轍，也假惺惺地於3月3日發表了所謂的停戰聲明。3月6日，十九路軍也發布了停戰《布告》，至此，雙方進入休戰狀態，“一·二八”淞滬戰役降下帷幕。

由於日方言而無信，不願完全撤兵，直到5月5日，中日雙方才在英、美、法、意等國的所謂調停之下，簽署了《淞滬停戰協定》。

《淞滬停戰協定》是中日雙方代表在上海的英國領事館簽訂的，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條　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　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複，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

第三條　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麵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之前。但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幹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方……

第四條　為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為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布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條　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

另外，協定的第二、第三、第四條，均有附件。“附件第一號”規定了中國軍隊駐紮的具體地點。“附件第二號”規定了日本軍隊駐紮和可以使用的地區。“附件第三號”規定了“共同委員會”的組成。中國代表對於中國軍隊留駐其現在地位一點，聲明“雙方了解本協定內，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製”。對於“中國警察立即接管”一點，聲明由中國自動設置特別警察隊接管。

除協定的正文外，會議記錄中還有對中國最致命的所謂三項諒解：一是中國政府同意取締全國的抗日運動；二是十九路軍換防，調離上海；三是中國同意在浦東和蘇州河南部，以及龍華對岸之若幹地區不駐紮中國軍隊。

從以上協定的條款和附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是國民政府對日妥協、退讓的產物，對中國是極其不利的。日軍無端進犯上海，這是強盜行徑，本應給予痛加斥責，追究其責任，並由其賠償損失。可是在協定上隻字未提，反而使中國在上海及其周圍地區喪失了駐軍權，任由日本在上海的勢力進一步加強，這實際上是承認了日軍可以長期留駐吳淞、閘北、江灣及南翔等地。這個在國聯調停下所簽訂的協定，為哪家說話、撐腰，又為哪家利益考慮，是顯而易見的。

協定簽訂後，全國輿論嘩然，紛紛譴責國民政府對日屈膝退讓。全國人民群情激昂，極力反對，民眾團體聯合會通電堅決反對這項屈辱協定，稱它“限製華軍，破壞主權完整”，“局部停戰，適中敵人詭計”，“屈辱妥協，喪失國際同情”，“對外屈辱，對內造成慘禍”，等等。代表中國簽訂這一協定的國民政府外交次長郭泰祺在會見憤怒的民眾時，遭到了責罵和痛打，導致其受傷住院。

抗日將領馮玉祥在徐州養病，當他得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明確表態這是喪權辱國，慨然歎曰：“喪權辱國之事我必反對，堅決地反對！即使病愈，亦不到南京去！”

協定簽訂的翌日，蕭佛成、李宗仁、陳濟棠立即通電反對汪精衛、蔣介石簽訂《淞滬停戰協定》。陳友仁也批評說，實際上協定是“勝利屬於日方”。5月21日，國民黨監察院院長於右任以《淞滬停戰協定》未送立法院審議即擅行簽訂為由，要求國民黨中央監委彈劾行政院長汪精衛。上海各團體聯合會於24日通電指出：“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敢冒不韙，居之不疑。”對其“即加賣國之名，豈得為過。”向汪精衛發出了警告。總之，《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由於它喪權辱國、出賣主權的條款，遭到了全國上上下下一片斥責聲。

在“一·二八”淞滬戰役中，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將士同仇敵愾，用低劣的武器裝備與訓練有素的日軍進行了近一個月的頑強拚搏，誓死抵抗外敵的入侵，為捍衛祖國的主權和尊嚴，流血犧牲，他們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和民族精神是應該大加褒揚的。可是蔣介石在使中國人民蒙受了恥辱的《淞滬停戰協定》墨跡未幹之時，於5月21日對“違令”抗日的十九路軍加以“整肅”，然後實行肢解，令其所部三個師分別調往武漢、南昌和安徽。十九路軍官兵在全國各方麵的支持之下，據理力爭，才免遭分割肢解的厄運，被整軍調往福建。對參加淞滬抗戰的第五軍將士，蔣介石也於5月7日下令命他們複員。這是中國抗戰史上的一場悲劇，是蔣汪政權一手造成的。

《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使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戰略的主動權，日軍將其力量投向新的方向，繼續擴大侵華戰爭。《協定》簽訂之後，在上海的日陸軍主力第14師奉日本參謀總長的急令，迅速調往中國東北，列入日本關東軍的序列，對中國的抗日軍民進行“討伐”，加強了對中國東北的進攻力量。

《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標誌著“一·二八”淞滬戰役的正式結束。雖然淞滬抗戰最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阻撓幹涉及對日屈膝妥協而失敗，但是中國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廣大官兵所表現出的高昂抗日愛國熱情和英勇犧牲精神，以及中國軍民在淞滬抗戰中不畏強敵的戰鬥意誌，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正如宋慶齡所指出：“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於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隻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覆滅而已。”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也評論說：“對中國人來說，這次軍事失利卻是一次驚人的精神上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