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無奈遠走歐陸

◎蔣介石“不抵抗”釀惡果

自從1927年4月12日，建立南京國民政府時起，蔣介石就一麵宣布把所謂“平定內亂”作為“頭等職責”，一麵與日本帝國主義達成默契，對日本的侵略行徑采取妥協退讓政策。

1927年10月，蔣介石由張群陪同訪日，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參謀總長金穀範三、參謀次長南次郎分別舉行密談，並與之達成“圓滿的諒解”，其中包括“中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和權益”。回國後，蔣介石在會見新聞記者團時表示：“我們不能無視日本在滿洲的政治及經濟利益。”

1928年日本為保住其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阻止北伐軍繼續北上，悍然出兵山東。自5月3日起對濟南城和濟南人民進行了大肆劫掠和殘酷屠殺，被殺害的軍民達千人以上。一時間，繁華的商埠頓成一片瓦礫。然而，為了完成“北伐大業”的蔣介石卻置濟南人民生命財產於不顧，命令大部分國民軍撤出濟南城，繞道北上，並令留下的兩個團“約束士兵，不準開槍還擊”。

與此同時，蔣介石南京政府對於“剿共”則不遺餘力。1930年12月，蔣介石在南昌召開會議，對紅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又於1931年2月和6月連續發動兩次“圍剿”。

從1931年夏開始，日本關東軍不斷挑釁，製造發動戰爭的借口。萬寶山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於7月11日電訓張學良：日本非常狡猾陰險，但是現在並非抗日之時，希望你能督飭東北軍，不要使民眾發生“軌外行動”。所謂“軌外行動”不過就是拿起槍炮同侵略者抗爭的意思而已。

緊接著蔣介石又於7月23日在南昌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聲稱“攘外應先安內”，仍然要以“剿共”為第一要務。

8月，日本又以中村事件大做文章。蔣介石給張學良發出電報，內稱：“無論日本軍隊次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望兄勿逞一時之情，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萬望遵照執行。”8月22日，蔣介石又宣稱：“我們亡於帝國主義，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也不可能。”

9月1日，就在日本帝國主義磨刀霍霍，積極部署武力侵占中國東北事宜時，蔣介石還在公開宣布：中正（蔣介石的字）不改初衷，仍將全力剿共，不計其他。

9月12日，蔣介石特意趕赴石家莊，麵諭張學良：“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辨不清了。”及至事變爆發，蔣介石在9月21日發表的“告全國軍民書”中仍然強調“沉著冷靜，信任國聯之公理處理。希望全國軍民避免對日衝突”，繼續“攘外必先安內”和“不抵抗”政策，寄希望於國聯。

蔣介石之所以推行“不抵抗”政策，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認為對於中國而言，帝國主義無非是爭奪一些“權益”而已，而共產黨則要推翻他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所以隻有他們才是主要的、可怕的敵人，是不可以容忍絲毫的，必須置之於死地。此外，蔣介石不相信中國具備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他總認為：“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人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結果，東三省就這樣陷於日本之手。

◎九一八之夜的張學良

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組成討蔣聯軍，向蔣介石發動軍事進攻，上演了中國現代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新軍閥混戰——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爆發後，東北軍張學良的立場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從閻、馮反蔣，則倒蔣更易；若從蔣反閻、馮，則後者失勢加速。9月18日，張學良發出“擁護中央，呼籲和平”的通電，率東北軍向關內進發，助蔣介石一臂之力，中原局勢因此發生急劇變化。10月，閻、馮發出停戰通電，中原大戰結束，討蔣聯軍以失敗告終，張學良以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坐鎮北平。

1931年7月，軍閥石友三在日本策動下，發動反對張學良的叛亂。為了平息這次叛亂，張學良又調東北軍四個旅的應援部隊入關，大批武器彈藥及其他軍用物資也自東北源源不斷地運往關內。當時，東北軍二十四個步兵旅中的十六個裝備精良而富有戰鬥力的旅已有十二個旅調入關內，騎兵五個旅調兩個入關，炮兵三個旅則全部移駐北平和天津。無怪乎東北軍將領對於抽調如此多的兵力打石友三作了這樣的評價：“東北軍為了討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來，而且連笤帚疙瘩都拿出來了。”其結果造成東北邊防空虛，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提供了可乘之機。

張學良因患重傷寒病，自1931年5月28日起入住北平協和醫院治療，直到9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體過於虛弱，仍在協和醫院療養。在此期間，日本企圖發動事變、武力侵占東北的陰謀已日有顯露，如增兵朝鮮、改置東北日軍的常駐師團、更換朝鮮總督等。中村事件後，麵對東北岌岌可危的局勢，張學良也曾發電報給蔣介石，希望他能做抗日軍事準備。電文稱：“東北之安全，非武力無以確保，日本即一意對外，我方亦應有所自省。”又電：“日本開始其大陸政策，有急侵滿蒙之意，已無疑問；無論對手為中國亦或蘇聯，事即關係滿蒙存亡，吾人應早為計。”

但蔣介石所奉行的“不抵抗”方針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使他一再以“剿共”為先，聲稱“剿匪戡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數次電告張學良“力避衝突”，“暫不抵抗”。就這樣，張學良在蔣介石的一再督促和申令下，改變抗日初衷，成為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忠實執行者。

1931年8月，沈陽局勢緊張，駐紮在北大營的第7旅旅長王以哲請示張學良調回布防在關內的部分東北軍，以防日人圖謀不軌。張學良向他傳達了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要他遇事退讓，在軍事上要避免衝突。

9月6日，張學良又根據蔣介石的指示，電令遼寧省代主席臧式毅和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9月15日，張學良又向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副處長李濟川再次重申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東北外交總的方針是和平解決，不能釀成軍事行動。我們能解決的就解決，不能解決的由中央負責。”

9月18日晚，身體漸佳的張學良偕夫人於鳳至和趙媞小姐來到北平中和戲院，觀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主演的精彩劇目《宇宙鋒》。演出正酣，張學良的隨從副官忽然跑過來報告說，沈陽有長途電話過來，甚為緊急，需張學良親自去接。張學良聽罷，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參謀長榮臻的電話，隻聽榮臻報告說：“駐沈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今晚10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的指示，不予抵抗。”張學良令其隨時報告沈陽方麵的情況。但後來因日軍攻占沈陽，切斷電話線路，沈陽與外界通信中斷，張學良與榮臻的聯係也從此中斷。

18日午夜，張學良立即召集東北軍重要將領戢翼翹、於學忠、萬福麟、鮑文越等，召開緊急會議。在東北情況如此緊急的時刻，張學良仍然專心致誌地奉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他在會上說：“日人圖謀東北，由來已久，這次挑釁的舉動，來勢很大，可能要興起大的戰爭。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拚，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它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全國整個問題，我們隻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這次日本軍隊挑釁，又在柳條溝（湖）製造炸毀路軌事件，誣稱係我方的軍隊所為，我們避免衝突，不予抵抗，如此可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湖）路軌之理。總之這次的事件，勿使事態擴大，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各將領亦以張學良主張為然。

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張學良就在接受天津《大公報》采訪時公開說明：“我早已命令東北軍的軍官，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

20日，張學良又向外國記者宣稱自己對此次事變的主張，即中國軍警對日軍進攻不得抗拒，須將子彈存入庫房，不作報複行動。

以後兩三日，張學良又連續召集東北外交委員會、東北高級官員及平津各界名流召開緊急會議，谘詢、磋商東北問題。出席會議的諸位仁人也均以依靠國聯、聽命中央為是。

其間，蔣介石再密電張學良，指示：“沈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

23日，張學良再次密電東北軍政當局：避免衝突，向安全地帶退避，以期保全。

就這樣，由於張學良的三令五申，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完全貫徹到東北軍的各個部隊之中，導致廣大官兵思想的極大混亂。事變前，官兵思想麻痹，抗敵禦侮意識薄弱，對日軍毫不戒備；而在事變之後，則使軍隊的指揮中樞失靈，東北軍成為一盤散沙，大部分的軍隊潰退不堪，陷於被動挨打的窘困境地。東北沃土一日失地千裏，幾個月之內即淪入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之中。

◎張學良替罪下野

從柳條湖狼煙突起，一日之間日軍攻陷北大營、占領沈陽，繼而攻城略地，無所不為，在不足五個月的時間裏，完全占領東北三省。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原因何在？責任歸誰？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群情激奮，紛紛譴責“不抵抗”主義，強烈要求張學良抗戰救國。12月5日，忠君愛國的張學良致函北平各學校，仍稱“學良服從中央，忍辱負重，不求見諒於人，隻求無愧於心”，繼續遵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2月15日，蔣介石迫於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職務。同日，張學良也辭去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

東北淪陷後，全國輿論嘩然，舉國上下憤懣已極，強烈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忠實地執行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張學良被戴上了“不抵抗將軍”的頭銜，東北軍也成了“誤國軍”。雖然，張學良身為東北當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守土有責，但是他的忠君思想，對國聯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及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缺乏深刻的認識，都使他一味盲目地追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但是，張學良也有他的難言之隱。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曾公開**過心曲，他說：“自從失掉東北三省，全國人民無論男女老少，無不罵我張學良，我何嚐不敢打日本強盜呢？上級不許我打，這種隱痛是一時不能對人說的。”由此可見，張學良雖然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采取了基本執行的態度，但是他抗日的決心並沒有泯滅。在日本攻占東北期間，張學良就經常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對堅持抗日的人們給予不同形式的或明或暗的聲援和支持。他先後主持建立了東三省抗戰政權，支持馬占山江橋抗戰，固守錦州，並為各抗日團體在財力物力上鼎力相助。

“不抵抗”使日本得寸進尺，國聯的無能則使日本的侵略不斷擴大，東北三省已然陷入虎口。殘酷的現實終於使張學良幡然醒悟。1932年2月9日，他給南京政府的通電中稱：1931年9月18日危機剛剛爆發之際，因考慮到其他強國能主持公道，維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負重，向國聯呼籲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和正義的結果。結果事實並非如此，日本還在侵犯我們的領土。我們相信正義，可我們越是委曲求全，他們越是得寸進尺。現在我們忍耐力已到了極限，武力是自衛的唯一武器。

1933年元旦，日本侵略軍急於進攻華北，開始策劃攻取華北的屏障熱河。張學良抗戰心切，當即向南京國民政府報告，並作了積極的抗戰部署。不料，熱河一戰，東北軍又潰。張學良不甘失敗，旋又組織兵力，準備反攻熱河，但被蔣介石阻止。熱河失守，華北門戶洞開，蔣介石和張學良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1933年3月8日，張學良通電南京政府辭職。第二天，他在保定與宋子文談話時說：“蔣先生認為熱河失守之後，我守土有責，受到全國人民的攻擊。中央政府更是責無旁貸，他首當其衝。正如兩人同乘一隻小船，本應同舟共濟，但是目前風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沒；將來風平浪靜，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勢必同歸於盡，對自己對國家皆沒有好處。”並明確告訴宋子文，“當然我先下去”。張學良希望犧牲自己，平息國怒。

求之不得的蔣介石在張學良作了下野表示後，亦趕至保定，與張會晤，同意張學良辭職。

3月10日，張學良回到北平，心情極為沉重，他說：“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大家說我不抵抗，我不想辯解，但下野以後，這個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可見其內心苦楚與無奈。

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發表下野真電，表示始終以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為職誌。聲稱此次下野是“效忠黨國，鞏固中央之最善方法”，以謝國人。

1933年4月11日，張學良攜妻眷踏上了開赴意大利的遊輪。

就這樣，張學良代人受過，暫避鋒芒，開始了漂泊的留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