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20 年，北京明清故宮建成六百周年，到農曆辛醜年（2021 年）的正月初一日，故宮正式啟用也將六百年。

在當今世界上，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等地的所有現存宮殿，就占地麵積之廣闊，建築組群之雄偉，珍藏文物之宏富，連續時間之綿長，蘊含哲理之深邃，文化影響之久遠，綜合起來而言，北京明清故宮可謂無與倫比。故宮匯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是中華民族也是世界人民的寶貴財富。

我的故宮情結，來自學術和感情兩個方麵。於學術，我研究清史，涉及明史，又研究滿學、北京史，故宮始終在我學術研究的視野中；於感情，從我曾祖父到北京打工，到我已經四代人居住在北京。我住過的胡同，就在新華門對麵，而我讀書的中學，建在清代內府昇平署的舊址，上體育課時經常到天安門廣場跑步。所以，故宮於我而言，其史料，既擺列於案頭書櫃；其文脈，又已經融化在血液之中。我對故宮及故宮博物院，始終抱以敬畏之心、讚頌之意、驕傲之情、欣賞之趣，而行守護之職、關愛之舉、學習之實、弘揚之責。

2002 年，我撰寫的《清朝皇帝列傳》，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是為我後來登上《百家講壇》開講《清十二帝疑案》和《大故宮》係列做的學術準備之一。

2012 年至2013 年，我撰寫《大故宮》第一、二、三部，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並在央視《百家講壇》播出同名節目，後在央視中文國際頻道配英文字幕重播。2017 年，我撰寫《大故宮》第四部《禦窯千年》，由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並在《百家講壇》播出同名節目。2019 年，我撰寫《故宮六百年》，在喜馬拉雅音頻分享平台講述相關內容，並由華文出版社出版，由青島出版社出版通俗版《大故宮六百年風雲史》。簡言之，《大故宮》以故宮建築空間為順序，《故宮六百年》則以時間為順序。我從這一經一緯，即以空間和時間為兩種場景，以故宮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脊梁，以大故宮的曆史、人物、事件、文物、古建、藝術、園林、哲理等為主要內容，向海內外大眾介紹故宮。

本來，我的故宮寫作計劃已經完成；不料庚子年春節疫情來襲，原來的計劃被打破，於是便有了這本《故宮疑案》。

這本書的由來，要回溯到本世紀初。當時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兼故宮出版社社長王亞民先生、左遠波編輯，約我在《紫禁城》月刊開設專欄，撰寫《故宮疑案》，設想連載一百篇。於是，我先後在《紫禁城》月刊連載了幾篇，還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曆史月刊》發表過幾篇，反響不錯。但因我在央視《百家講壇》講課，實在無力分身，隻好將這個題目暫時中止。2007 年的一天，我在《百家講壇》錄製《明亡清興六十年》係列的最後一講，走出演播廳時，北京電視台製片人於瀛早已等候在門口。她對我說，北京電視台要開設《中華文明大講堂》欄目，時任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副市長蔡赴朝請我做第一位主講人。

對蔡赴朝先生，我格外敬重。因為有一次我去市委宣傳部辦事，親眼看到蔡部長從圖書館借了堆滿一推車的圖書回辦公室。他秘書告訴我，蔡部長每月借一車書、還一車書。既然是蔡部長說的，我就把任務接了下來。因為時間太緊，又要貼近大眾需求，我就找出了《故宮疑案》的那些舊稿子。以《清宮疑案正解》為題，補充修改，寫出十二個疑案的講稿，在北京電視台如期講述，講稿先由中華書局出版，繼由聯經出版公司用繁體字豎排本在台北出版。

新春伊始，疫情來臨，宅在家裏，埋頭寫作，修訂補充舊作十二篇，增補新寫十六篇，合成新書，名《故宮疑案》。我的“故宮係列”又添了一位“新成員”。

《故宮疑案》定稿後，交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編輯出版，獻給讀者。

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同我的友情已經十五年了。當年楊瑞雪社長策劃，為迎接2008 年在北京舉行的第29 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我出版了《中國古都北京》的中文版、英文版。這本書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分成典藏本、精裝本、平裝本，印裝精美，大氣典雅，得了兩個國際獎項。此後，當時編輯室主任、現為該社社長的劉海濤先生經常向我約稿，因手頭沒有書稿，我一直心存歉意。所以《故宮疑案》尚在醞釀時，我就決定將這本書稿交給劉社長，由梁惠女史做責編，在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出版雕梓。

至此，我的“故宮係列”包括：

（一）《大故宮》，長江文藝出版社；（二）《大故宮2》，長江文藝出版社；（三）《大故宮3》，長江文藝出版社；（四）《禦窯千年》，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五）《故宮六百年》（上），華文出版社；（六）《故宮六百年》（下），華文出版社；（七）《大故宮六百年風雲史》，青島出版社；（八）《故宮疑案》，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

以上八冊著作，都是以電視、網絡、圖書三種形式相結合，向觀眾、聽眾和讀者，進行曆史與文化的傳播和交流。

最後，本書要說明幾件具體事情：其一，關於北京故宮。明朝故宮有南京、中都、北京三處，清朝故宮有撫順、遼陽、沈陽、北京四處，剔除重複，地域跨江蘇、安徽、遼寧、北京，時間包括明清兩代。本書限於篇幅，隻集錄清代故宮發生的重要疑案。這是要說明的。

其二，關於曆史時間。曆史著作敘事、論人的時間，碰到兩個問題：第一，在帝王紀年的十二月或一月，陰曆和陽曆有交叉，在換算上是不同的。第二，人物的年齒，有虛歲和周歲兩種算法。在中國古代，隻有虛歲算法，沒有周歲算法，這怎麽辦？本書一律采用虛歲算法。如清孝莊太皇太後布木布泰，崩逝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是陽曆的1688 年1 月27日。《清聖祖實錄》於孝莊太皇太後記載為：“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崩，壽七十有五”。記述其卒年，按陽曆算法，是1687 年，還是1688 年？記載其壽齡是七十四歲、七十五歲，還是七十六歲？本書一律按照傳統的陰曆記載，但在出現帝王紀年時括注公曆紀年。

其三，關於曆史地名。人和事發生時的地名，隨時間變化而不斷變化。本書曆史地名，是按人物和事件發生時的地名及其地域隸屬關係記述的，為方便讀者，括注今地名。今地名的行政隸屬和名稱也是常有變化的。本書著述時古地名加括注的今地名，其後又有變化者，不再隨之變動。

其四，關於曆史典籍。中國古籍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版本多，二是太複雜，所以才有“版本學”這個學科。在古籍中，同一條引文，所據版本不同，其文字常有差異。當代有用機器核對學術著作引文的，因機器校對不可能把古籍各種版本——稿本、寫本、孤本、抄本、重抄本、雕版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全部輸入電腦，所以往往出現差異。本書引文，隻注書名，不注版本，亦請諒解。

其五，關於本書引文。史學著作的引文，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引錄原文，另一種是引述原意。於前者，引錄原文，加注引號，標注出處，準確無誤，便於核對；於後者，引述原意，不加引號，不注出處，不失原意，力求準確。

其六，關於書中人名。清朝人名有個特點，滿洲、蒙古等地的人名，漢文絕大多數是漢譯的。不同時期、不同圖書、不同地域、不同版本的同一個人，往往漢譯不同。這樣一來，很難劃一。本書的處理辦法是：凡是引文中的人名，一律照引不變，其他情況，盡量劃一，參酌實錄，兼顧習俗。

其七，關於書中數字。紀年，帝王紀年、幹支紀年用漢字數字，括注公元紀年用阿拉伯數字。其他數字，因係古代曆史，一般用漢字數字。

其八，關於本書定位。本書不是麵向專家的學術專著，而是麵向大眾的曆史讀物。在書中適當吸取學人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是大眾讀物，恕不一一標注，如有不妥之處，祈請諸君諒解。

最後，我的願望是：永遠做一個曆史的學習者、做一個曆史的交流者。做曆史的學習者，是說隻要條件允許，每天都要讀點書，學曆史。曆史是一本永遠學習不完、永遠研究不盡的大書。自然的曆史，人類的曆史，社會的曆史，自身的曆史，古今的曆史，世界的曆史，永遠讀不完。所以，鍥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終身學習精神可貴。做曆史的交流者，是說隻要條件允許，每天都要做交流，學曆史。授課、演講、談話、研討、筆記、訪談、撰文、著書等都是交流。在交流中學習，在學習中交流。交流是互相的、雙向的、平等的、溫暖的。任何以專家自詡，盛氣淩人的行為都是庸俗的、淺薄的、輕狂的、可悲的表現。

我已是一個耄耋老人。人老了常犯糊塗。書中糊塗之言，敬請賢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