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滴鄉愁說童年

高洪波

記得在一年半以前的一個秋天，我專程應邀趕赴南京，出席一家報紙主辦的主題征文頒獎晚會，什麽主題征文？兩個時尚又古老的字“鄉愁”。

我的任務比較輕鬆，為一個11歲的名叫李詩怡的小姑娘頒獎並即興講話，同時送一本我簽名的書。

頒獎典禮熱鬧又樸素，地點就在報社大廳，將台階設計成舞台背景，很有創意。由於鄉愁的普遍性與廣泛性，獲獎作者年齡跨度極大，從11歲到91歲都有人參賽並獲獎，而且我見到了80歲的老上將、原南京軍區政委方祖歧，他也是獲獎作者中的一員。蒼蒼白發，令人肅然起敬。

李詩怡是從湖北到江蘇蘇州一對打工夫婦的女兒，她用征文表達了對故鄉樸素的懷念，同時表達出一個孩子對父愛的渴望，她隻盼望能經常和爸爸媽媽一起吃晚飯，這個願望深深感動了我，在致辭中我除了祝福小姑娘之外，談到鄉愁所具備的色、香、味、音四種特質，講到故鄉與童年給予每一個人味蕾的培養，最得意的一句話：鄉秋與童年焊接。

當我脫口說出這句話時，遠在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的故鄉開魯縣浮現在眼前，故鄉的青紗帳瓜園和黏豆包；故鄉田野上潺潺的水渠，以及鳴叫不止的綠幗幗、“山叫驢”；故鄉的厚達半米的冬雪，雪地上頑童們的追逐打鬧，冰糖葫蘆和秋子梨；還有過年時的殺豬菜的芳香，醃酸菜的滋味，甚至還仿佛嗅到了點燃鞭炮時彌漫於冷空氣中的火藥味兒，聽到那被鞭炮聲震落於樹檔的雪粉們滑落時的竇室聲……

從本質上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鄉愁對我而言，真的是一個成年人對童年的回望。記得我13歲時離鄉，隨父母遠行貴州，那是一個大雪漫漫的冬日，我從小學剛上初中的第三個月，同學還沒認全，就分手南下。但我仍然認定開魯一中是我的母校，離開時我記得自己的一篇題為《複習》的作文被抄在學校的黑板報上，這也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吧,那塊黑板就在校門走廊上，抄寫的老師有漂亮的板書功底，讓我一個小新生的作文生色不少，或者這正是激活我創作才能的第一個閥門？因為每天上學都能看到《複習》。一直到我轉學離開。

開魯一中除了是我的母校，也是蒙古族老作家瑪拉沁夫和中央黨校副校長、經濟學家蘇星的母校，不過他們讀書時是四十年代，偽滿洲國時期，我讀書入校是在六十年代，相差幾近二十年，雖然如此，老校友瑪拉沁夫仍管我叫小校友，直到今天還這樣稱呼。

至今我還記得“小升初”的作文題目是關於向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和玉榮學習的問答，我回答得很好，這要歸功於我和龍梅、玉榮小姐妹生活在同一個環境、同一片藍天下，對冬季的寒冷與風雪的體會刻骨銘心。內蒙古的冬季不好過，我們的腳上穿著厚重的氈靴，頭上戴著狗皮帽子，手的兩側全是紅腫的凍瘡，棉衣袖口冷且硬，不是棉布的質地，而緣於袖口就近可以擦拭被冷空氣逗出的清鼻涕，一來二去，袖口被鼻涕浸潤，再超低溫一凍，真成了鎧甲，彈一下錚然有聲，是草原小城每一個男孩子冬季的標配。

故鄉冬天的雪大，大到經常一夜封門，奮力推門，繼而鏟雪，在雪的甬道中走出，亦是慣常景致。記得一年暴雪，我的一個長輩出門早，在沿途的電線杆子下居然撿到許多撞昏的鵪鶇，還有麻雀，成為一時的笑談。這些在風雪中遇難的小飛禽，照例是被剁碎後與鹹菜同炒，成為佐餐的上佳菜肴。

故鄉冬季最讓人惦記的是黏豆包，這是一種滿族食品，也是過年必備的主食，一如南方山區的糌粑，北方內地的花饃。山海關外的黏豆包，黏年同音，透著喜慶，加上香甜的紅豆餡，芳香略酸的黏黃米麵，底下襯以深綠的蘇子葉，咬一口美妙無比。尤其是凍得堅硬的黏豆包放進炕上老奶奶的火盆烤過之後，用小手拍打下沾上的草木灰，雖然隻是禮儀性地拍打，但也足以證明小城少年衛生習慣的養成了，這時托在手上的豆包有一層焦殼，你一口咬下，沁入舌尖的是熱辣辣的芳香味道，其中有豆餡與紅糖混合的滋味，有黏黃米發酵後的氣息，像米酒，盡管那時我從沒喝過，但這種混合氣息像酒一樣醉人和饞人，尤其對一個饑餓如狼的草原少年！

吃完火烤豆包，嘴唇肯定是沾滿草木灰的，用冷且硬的棉衣袖口一擦，便開心地衝向漫漫雪地去追逐打鬧了。

如果說黏豆包的滋味屬於冬天和白雪，屬於火盆和春節的話，香瓜與甜稈兒則注定屬於碧綠的夏天。故鄉處在科爾沁草原邊緣的沙地，適合種各種美味的香瓜，香瓜的學名叫甜瓜，因為本身成熟後特有的芳香，故鄉都叫“香瓜”。記得鄉下進城賣瓜的馬車上，照例鋪滿碧綠的高粱葉子，香瓜們愜意地躺在鬆軟的高粱沙發**，向小城少年傳遞香甜的氣息與夢想。夏天炎熱時節，能吃上一個脆甜的香瓜，應是莫大的享受。後來冰棍兒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冰棍兒比香瓜時尚和氣派，滋味兒也更濃烈和奇異，因為它把冬季的冰雪引入夏天，同時又那麽涼爽和可口，香瓜的地位便漸漸被冰棍所取代，兒提時，一個手擎冰棍兒走在街上的孩子，其驕傲的程度一如王子。

甜稈兒是一種甜汁飽滿的高粱品種，好像可以榨糖，但由於產量低而形成不了“高粱糖”的規模，可在故鄉的夏日，甜稈兒卻成為我們最喜愛的小吃，它有甘蔗的甜，皮卻不像甘蔗那麽厚硬，啃起來十分方便。甜稈兒有綠色的硬皮，用牙齒逐一剝下硬皮，露出的是同樣嫩綠的芯，一口咬下，甜水立刻順舌尖流入喉底，反複咀嚼後吐出渣滓，吃法與甘蔗近似。不過更多的時候我們把竹竿狀的甜稈握在手中，讓它幻化為孫悟空的金箍棒，朝冥想中的白骨精一路打去；或者當成一把解放軍的衝鋒槍，向假想敵無情掃射。一根甜稈兒，甜蜜著多少草原小城孩子的童年！

此外，故鄉的西紅柿（當地名稱：洋柿子）分紅黃兩個品種，吃起來汁多味美；故鄉的黃瓜，在黃瓜架上時頂花戴刺，摘到手後水分充盈；故鄉的西瓜皮薄瓤紅，瓜園開園之日，便是孩子們喜慶之時，尤其產一種籽瓜（當地名稱：打瓜），嫩黃色的瓜瓤，淡甜，大且黑色的瓜子如石榴籽般擠在瓜肚子裏，這種瓜有一個專利：免費享用。人們可以盡情吃打瓜，隻要把瓜子吐在盆裏即可，這是鄉俗，也是籽瓜生產瓜子的重要流程。

下麵我要說一種更特別的食物“姑蔫兒”，一度我認為它的學名是燈籠果，因為它成熟後的葡萄狀的果實有一層堅韌柔軟的外衣，剝開後是蘋果味兒的黃燦燦的果實，這層金黃色的外衣極像燈籠。“姑蔫兒”是一種美味的小漿果，吃時不用洗，因為有一層天然的外包裝。“姑蔫兒”外形如葡萄味道像蘋果，吃起來有極好的口感，在故鄉產量極低，大多種幾株在菜地旁，與西紅柿伴生共長，因為產量少故而顯得珍稀，所以兒時的“姑蔫兒”要被把玩許久方才入口。

北京這幾年瓜果市場上卻不乏“姑蔫兒”，十幾元一斤，我便大包地買回家，剝去軟皮，一洗便是一大碗，然後逐一吃開去，奇怪的是再也沒有昔日吃“姑蔫兒”的快樂，也許是供應太充足的緣故吧！

可見鄉愁的觸發，也需要適當的場景和適時的道具，不光是吃“姑蔫兒”，即便是香瓜，也再沒吃出當年的口感。不知是品種的退化還是年齡的增長？總之舌尖上的鄉愁，現在真是不易覓到，或許這鄉愁一如遠逝的歲月和童年，悵望中的懷念已遠勝於實地踏勘乃至重回故鄉，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的鄉愁變得更加重要起來。

日暮鄉關，怎一個“愁”字了得！

童年的時候，我更喜歡獨自一人蓋屋子。那時，我既是設計師，又是泥瓦工、木匠和聽使喚的小工。

——曹文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