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二聖爭鋒

在古中國家天下的傳統政治體製下，最高統治者的素質往往決定著國家的命運。李唐皇族在中國大一統王朝之中算是有些另類的，一方麵，他們對待功臣的寬厚是出了名的，不僅沒有像西漢、明朝那樣走狗烹，也不曾像宋朝那樣良弓藏，從李淵開國即定功臣榜，到李世民繪圖淩煙閣，功臣們不僅享有良好的待遇和充分施展自己才華的機會，子孫後代也受到優先照顧可以順暢地進入仕途。然而另一方麵，李唐皇族為爭奪帝位血親廝殺之殘酷也同樣令人觸目驚心。體內流淌著塞外鮮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他們對很多事都表現出一種大而化之的不在乎，唐高宗立父妾為皇後，唐玄宗納兒媳為寵妃，一樣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但他們同時又極愛麵子，非常注重自己的名聲和形象。作為大唐帝國第三代領導人的李治，承接著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點，雖因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行事不免優柔寡斷，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當頭、權勢為上的心思，較之前代帝王並無二致。他的性格原本有輕率衝動的一麵，長期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又顯得欠缺自信，常常會出爾反爾，關鍵時刻需要別人來推動一下。在和長孫集團決戰的過程中，高宗自然是起著主導作用，自始至終掌握著事件的進程，然而如果沒有武後的有力推動和出謀獻策，事情不會解決得那麽完美迅捷。鏟除長孫無忌一事，雖然讓天下人知道新皇後厲害，但畢竟隻是側麵影響，她久居於深宮之中，行事大多假手於人，與外朝並無直接恩怨，政敵其實並不多。而她所表現出來的洞察力和政治才華，讓李治不知不覺地越來越依賴這個姐姐似的女人，也讓她在華顏老去之後，地位反而更加鞏固。此時的武則天，已經是三個皇子的母親，長子李弘被立為太子，後宮經過一番整肅，已無人再敢與她爭寵，外朝有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作為外援，皇後的地位，可以說是堅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後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說，在廢後戰爭中還需要老臣李勣來一錘定音的話，在和長孫集團較量的鬥爭就主要是依賴許敬宗、李義府、袁公瑜這些新提拔起來的中下層官員了。他們大多出身寒門，長期鬱鬱不得誌，之所以樂意充當槍手去扳倒長孫無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豐厚的回報，不僅是官職上的升遷，社會地位也同樣能夠水漲船高。長孫無忌與李義府、許敬宗地位的互換，並不代表士族與寒門社會地位有什麽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從門第等級上對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複得的危險。李義府就算位登宰輔，向高門士族求婚時依然受到他們的鄙視和嘲笑，便可為一例。惱羞成怒的李義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嚴懲這些以門戶自矜的士族高第，許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誌》。武後因為自身的寒微屢屢被人輕蔑羞辱，對於這一提議給予了最堅決的支持。事實上，許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後旨而上表的。

《氏族誌》是太宗貞觀年間頒布的一部士庶等級的書籍。士族製度萌始於東漢，確立於曹魏，在南北朝時發展至鼎盛階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製曆代擔任高官，尤其是高級文官，把持政權，寒門子弟上位無期，以致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麵。餘風流於唐代，族望為時所尚，山東高門如清流五大姓者，就連皇室也不放在眼裏。他們彼此互結姻親，其他人如要與他們攀親，需要付出大筆禮金，但仍然不見得能買來他們的尊敬，這無疑是一種很可笑的風俗。因此貞觀時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訂《氏族誌》來打擊舊有士族勢力，規定以李唐皇族為第一等，外戚後族為第二等，原有的山東高門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級。因為李氏和長孫氏原本就是關隴軍事貴族，長期掌握軍政要權，這次修誌並沒有引起太大爭議，打擊了不利於李唐統治的舊門閥，而扶植起在唐朝統一和建立過程中的各位功臣，對於鞏固李唐王朝的統治，客觀上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然而士族勢力根深蒂固，此舉並未收盡全功，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當時的風俗結親於豪族，元老重臣和舊有門閥相互結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勢力，阻礙了寒門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過來威脅壓製到了皇權，永徽六年（655年）的立後之爭便是雙方權力撕扯的一次集中體現。因此，李治在鏟除了元老集團之後，也有必要對於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調整，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維護已經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新皇後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門第，皇帝需要鏟除一切可能對自己的統治構成威脅的勢力，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誌》已不可避免。這既是個人欲望的產物，也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誌》被更名為《姓氏錄》，以皇族和後族為第一等，同樣以當時的官階高下來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被收錄。也就是說，即使隻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隸，隻要有功於國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錄進《姓氏錄》。與《氏族誌》相比，《姓氏錄》多了一百卷，但所列士族少了四十八姓，一千三百六十四家，其中還有很多是新興士族，由此可見這對於舊有門閥的打擊是何等沉重！因而引發當時士大夫的不滿，被鄙稱為“勳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權的喪失卻為廣大寒門子弟躋身仕途敞開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舊交融，擴大了統治基礎，因此，這一舉動極富進步意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後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現在鯉魚躍龍門，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門，亡父被追封為周國公，母親楊氏則被封為代國夫人，後又改封為榮國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這樣的封號可謂別出心裁，因誥命夫人或從夫貴，或從子貴，而楊氏封號卻和亡夫周國公的封號並不匹配，這無疑是向臣民宣布，楊氏並非因嫁了武士彠這位元戎功臣而貴，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後這個女兒而貴。時隔千年，也可約略想象得出她當時那自信滿滿的神采。

然而顯慶四年（659年）十月為進一步打擊士族而下的禁婚詔令卻不太成功。此事因李義府向名門士族求婚未果，憤而奏請皇帝嚴懲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貞觀時期太宗修訂《氏族誌》之後，不恥於山東衰敗門第賣婚附勢的風氣，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盡量選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議山東士族，然而魏徵、房玄齡、李勣等仍然爭著向山東士族求婚，因此舊望不減，太宗也無可奈何，後來他為李治娶妻也同樣選取了太原王氏。李義府含憤上奏，便拿了貞觀朝的往事借題發揮，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遺誌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高宗遇到這類要求自己表現孝道的問題上是從來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詔嚴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為博陵及清河崔氏、隴西及趙郡李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然而與貴族聯姻的風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義府含憤報複，起因並不光彩，這樣強行禁止遭到了人們的莫大反感和抵製。有的偷偷把女兒送到夫家去，驕傲而清高的貴族女子寧願終身不嫁，拒絕與外姓通婚。旁枝散葉的破落戶甚至會以禁婚家自詡，以抬高門第，索要更多的錢財。終唐一代，娶四姓女都是為世人豔羨的美事。移風易俗便類似大禹治水，隻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貴族豪家讓位於寒門子弟的，還是在於科舉製的推廣和完善。

科舉製度一般認為起源於隋代。楊堅父子為了擺脫昔日關隴同僚而廢除了九品中正製，改用考試的辦法來選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試參加者仍然需要經過官吏的推舉，和漢代的察舉製並無本質的不同。科舉製有別於前代選舉法的最根本特點——自由報考的原則，是唐高祖於武德年間確定的。從那以後，讀書人不論其出身、地位、財產如何，均可自行報名參加考試，不必有官吏舉薦，這一規定，使得人才的選舉第一次從製度上超越了門閥階層，給庶民帶來了上位的機會。庶族勢力從此迅速發展，唐末士族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科舉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個官僚勢力，掌握取士決定權的皇權力量也就達到了最高峰，這也正是科舉製能實行千餘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對於科舉製的貢獻，主要在於大興學校，增設科目書學、算學、律學，對於書法、算術、法律進行考核並量才錄用，同時錄取人數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過，太宗時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這一情況在高宗時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唐高宗時期宰相中科舉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時期僅為3%左右。此外，高宗在罷免程知節，提拔蘇定方、薛仁貴之後，有意盡快實現軍隊的新老換屆，於顯慶二年（657年）下詔，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訪軍事人才赴東都洛陽參加考試，用製舉的形式選拔軍事人才。此後又有親自召見新科進士問詢考核，為之後武則天開武舉和殿試開創了先例。

製度完善，國威也趨於鼎盛。自從滅西突厥之後，西域諸國望風歸附，高宗下詔以曹國、拔汗那諸國置州縣府一百二十七個，大唐疆域進一步擴大，聲威已越過蔥嶺以西，中亞河中諸國盡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在東方，蘇定方挾百戰百勝之威再滅百濟，生俘其國主，百濟一破，高句麗的覆亡已經指日可待。北方自貞觀時期連滅東突厥和薛延陀之後，北方已無任何敵對勢力，前來朝拜的北方部落據說最遠已經接近北極圈地帶。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轄領土，兵鋒之銳盛，國威之遠振，尤過於太宗時代。而經過貞觀、永徽年間的休養生息，市麵漸趨繁榮，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長安便在這一時期突破了百萬之眾，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其雍容華貴的國際大都會氣象，被日本學者尊稱為宇宙之都。大唐帝國如同破雲而出的朝陽，綻放出萬丈光華的懾人氣勢。而這廣袤而富庶的帝國的統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後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歲。

作為大唐帝國的女主人，武後對於她的新角色充滿了新鮮感和責任感。古書上記載的該皇後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樣樣親力親為，不該皇後做的事情也躍躍欲試力圖推陳出新。古中國講究男耕女織，國家典禮中有皇帝親耕之禮，以示國家重農。皇後則有先蠶之禮，作為天下婦女勸蠶的榜樣。然而這套儀式極為繁瑣，提前五天就要齋戒，後殿齋戒三日謂之散齋，正殿齋戒二日謂之致齋，提前三日須預設先蠶壇，凡內外命婦均須出動，恭迎皇後車駕出宮。之前隻有長孫皇後曾行禮兩次，出身貴族的王皇後在任皇後的六年之內從未行過此禮。高宗以為先蠶之禮不可廢，永徽三年（652年）下製實行，然而皇後不願去，隻好派官員祭祀一番。而武後則從顯慶元年（656年）開始，先後行禮五次，次數之多為唐代皇後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當披掛整齊，朝服加身鈿釵結佩，侍衛開道，享官拜迎，率領內命婦如天子妃嬪、太子嬪妾，外命婦如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誥命夫人、太夫人，浩浩****出宮親蠶。別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儀式，武後做來卻是興味盎然樂此不疲，上元二年（675年）最後一次天後親蠶，幹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國使臣全帶了去，場麵之壯觀，聲勢之浩大，簡直比皇帝祭天還壯觀，在眾人的簇擁之下，享受著萬人之上的尊榮和威儀，不停地提醒人們她現在是皇後是皇後是皇後……

古來名後常有著作傳世，華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傳統，一向長於文字的武後自也不甘落後，還在做昭儀的時候就寫過一篇《女誡》，做了皇後更是創作熱情高漲，別人一輩子寫了一本書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氣就寫了八九本，當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學之士所作，經她審定而以她的名義刊行於世，前後有《古今內範》一百卷，《青宮紀要》三十卷，《少陽政範》三十卷，《維城典訓》二十卷，《鳳樓新誡》二十卷，《孝子傳》二十卷，《孝女傳》二十卷，《列女傳》一百卷，《保傅乳母傳》一卷等等，這些書籍大部分著眼於家庭倫理，教導妻子怎麽服從丈夫，子女怎麽服從父母，當她稱帝之後還會繼續撰寫如《臣軌》《百僚新誡》等諸般著作共計十五種四百五十六卷，著眼於君臣義理，教導臣子怎麽服從君王。如果要為她這一套武則天係列叢書取一個統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樣做一個好下屬”。武後這一生對文字有一種奇異的**，不僅喜歡編書，而且喜歡改名稱，改年號，改名姓，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驅邪敬神帶來運氣。討厭她的人抱怨說這是女人的心血**和反複無常，給王皇後這樣的弱勢人物改姓為蟒顯得太不厚道，給突厥默啜可汗改名為斬啜又完全沒有半點用處。按照現代小資的流行觀點，言語即是行動的一部分，謂之啟蒙，按照這一標準來評判，以武後之精於創造新詞和玩弄文字遊戲，足可被稱為偉大的實幹家。因為她著述之豐足以等身，書中描繪的理想境界絕對完美，而她對於推廣自己的大作又向來不遺餘力。比如她覺得兒子不聽話了，就送他《少陽正範》和《孝子傳》，教導他應該怎麽做個不要受他人影響、隻聽媽媽話的孝順兒子。覺得大臣們表現不佳，就賜他們每人一本《臣軌》，教導他們應該怎麽做個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憤的事情應該挺身而出承擔責任，讓君主保持美名。隻是她的倡議的毛病，就是缺乏實踐性和可操作性，雖然理論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動站出來頂缸，讓上司洗白一定能讓上司龍顏大悅，實際上還是沒有幾個人肯這麽幹。就算她後來最信任的大臣狄仁傑也達不到這樣的高標準、嚴要求。

武後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歎為觀止，實在無事可做的時候，她會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個新名：門下省為東台，中書省為西台，尚書省為中台；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仆射為匡政等，然後纏著寵溺她的皇帝下詔實行，如同活潑好動的主婦沒事便把家裏的牆紙換一種顏色。這並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後又下令把中書門下改稱鳳閣鸞台，至於何時用方位命名，何時用動物命名，端的隻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個時代收聽最新消息、隨時緊跟形勢一定極為重要，否則就連衙門叫什麽都不知道了。一切隻是因為是她的意願，這種感覺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滿足。

李治無疑是極寵她的，顯慶四年（659年）十月在處置了長孫無忌、局麵穩定之後，便放下政事陪皇後再赴東都，並衣錦還鄉回並州一遊，大約打定了主意過二人世界，居然把八歲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監國。按照歐美的法律，十二歲以下的孩子不能遠離父母，這兩人倒好，自己去遊山玩水留八歲的孩子看家。李弘雖然聰明，可是從未離開過父母，不但不能處理監國大事，而且晝夜啼哭對遠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後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東都。五年（660年）正月，又從東都至並州，直到六月才回東都。這一幕，可以說是武則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為溫馨和諧的一刻。並州為李唐龍興之地，皇帝忙著祭祀高祖皇帝舊宅及當年太原首義時的陣亡將士，皇後則忙著大宴親戚鄰裏，親切接見各位父老鄉親。更因並州是皇後故裏的緣故，皇帝特別下詔並州八十歲以上的婦女授正五品的郡君，可謂給足武後麵子。如此擾攘了兩個月才打道回東都，正好涼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於是改稱合璧宮，帝後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兩位弟弟賢和顯也都承歡膝下，一家人在這裏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夏天。十六年後同樣一個炎炎夏日，這裏將是太子弘的斃命之所。上蒼給你多少歡樂，就會給你多少痛苦，半點強求不得。憂歡歲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說是報應，而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成功的巔峰必然伴隨著高處不勝寒的淒清，隻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個人染指，所有的溫暖和歡樂也隻能在未觸及底線的時候才能擁有。而在顯慶五年那個迷人的夏日，蟬聲依舊慵懶，笑語依舊開懷，這樣琴瑟合鳴、父慈子孝的場景，今後將不複存在。

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陽宮。心情大好的武後也不覺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將當年薄待她們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兩個同父異母兄弟，元慶由右衛郎將遷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戶參軍遷為內府少監，兩個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長史遷為司衛少卿，懷運由瀛洲長史遷為淄州刺史，都是從六七品官連升幾級成為四品官，或者從地方幕僚遷為京官，按照大唐製度，算是超遷了。此時楊氏已經以皇後之母的身份被冊封為代國夫人，品第一，開家宴置酒歡會，忍不住得意：“頗憶疇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複如何？”（還記得以前你們怎麽對待我們母女的嗎？如今皇後以怨報德給你們榮華富貴，你們有什麽感想？）

如果會做人呢，當然是承認錯誤，再猛拍一陣馬屁了。可是元慶、惟良這些都是驕傲慣了的二世祖，隻覺憤怒，年紀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憂而不榮也。”（我們是因為身為太原元戎功臣的親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後。）

按照大唐製度太原元從的子弟的確可以做官，然而他們幾位的超遷卻的確是皇後之意，楊氏見他們如此不識抬舉，不禁大怒，立刻進宮告訴女兒。以武後的性格，報複是常理，寬恕才是特例，哪裏還忍得住！到手的烏紗帽立即飛掉，元慶出為龍州刺史，元爽為濠州刺史，惟良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們母女的兩個異母兄弟下場比較悲慘，元慶剛到龍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後氣是出了，她今日含憤殺人，他日未必不會後悔，隻因後妃奪權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時日，富貴所誘，未必不能化解。若幹年後，已經成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頗為立儲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兒不如兒子親”才會這樣打動她。她雖給了侄兒武承嗣位極人臣的富貴，但也是他的殺父仇人，而武承嗣是為了富貴願意給薛懷義執僮仆禮、為其牽馬執轡的人，女皇怎麽有把握將江山給了他之後擔保他仍然對自己畢恭畢敬呢？當然，這也從側麵反映出顯慶時期武媚仍然安於皇後之位，並沒有想到要搶班奪權了。

不過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當時還是有積極影響的。一般皇後上台都會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後也讓舅父當上了宰相中書令，武後此舉讓高宗意外之餘不禁大感欣慰，因為長孫無忌的緣故，高宗對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麽原因，武後斥退外戚都會讓他放心之餘而對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這年十月，高宗染上風疾，這種病曾經奪走他母親的性命，太宗也為其所苦，看來是一種遺傳病，嚴重時目不能視，在太子年幼、李治對朝臣又不信任的情況之下，便把國事交給妻子代為處理。“上或使皇後決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後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權，這也是她正式參政議政之始。

風疾，按照黃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學者的觀點是指高血壓及相關的心腦血管疾病，輕則頭暈目眩，視力下降，重則半身不遂，言語不利，死亡率極高。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遺傳病，史籍上明確記載患此症者有七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順宗、穆宗、文宗與宣宗。唐高祖是第一個得“風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據《資治通鑒》貞觀九年（635年）五月載：“太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年七十一。太宗也有“得風疾，苦京師盛暑”的記載，並曾經把自己服食的藥物賜給同樣“以風疾廢於家”的大臣高季輔。其後的唐順宗更是因為風疾而導致四肢癱瘓，口不能言，隻能靠眼神和點頭搖頭來表示意見，“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導致繼位後朝政為權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征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這裏講到唐文宗因為得風疾而口不能言，鄭注便是因為治療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寵信，委以腹心，然而鄭注才不能任，最後導致了甘露之變的慘劇。有學者甚至認為，唐朝諸帝多患“風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導致他們耽於金丹服餌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治的病情不像順宗那樣嚴重，但經常頭疼難忍、目不能視無疑是非常痛苦的，無法正常處理朝政。而他似乎並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經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關係是比較健康的，對功臣待遇優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願意付以國事的寵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長孫無忌，玄宗更是因為對李林甫、安祿山信任太過而導致了安史之亂，但這一規律並不適用於高宗。他不是沒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才華蓋世的人才，裴行儉、劉仁軌都是文武雙全、出將入相的人中龍鳳，高宗對他們讚賞重用，卻從未到達委以腹心的程度。對於許敬宗，高宗頗為照顧，但也不過是對他在立後事件中對自己支持的回報。隻有對李勣，高宗還說得上有點特殊的信任，然而李勣卻是從來不過問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認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爾反爾，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結果，並非沒有道理。在此情況下，高宗把國事交給頗有政治才能、又主動斥退外戚、表現得毫無私心的武皇後處理，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這一決定，應該說不乏合理之處，因為曆來後妃幹政的雖多，但都無損大局，漢代大權在握的太後、皇後不在少數，但不管怎樣新帝成年後政權依然會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權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換代的災難性結局了，這一點，可以從後來玄宗釀成安史之亂得到驗證。然而高宗怎麽也沒想到，他的妻子，實是千百年的第一人，這位巧笑倩兮、婉轉承歡的枕邊人，竟然會成為李唐王朝的掘墓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李治依靠舅父長孫無忌的幫助得到了帝位，依靠李勣、李義府等寒門庶族收拾了長孫無忌，然而，他依然不是最後的勝利者。

就這樣，李治在把天下最尊貴的後位奉送給武媚之後，又把她一手推上了政治舞台。這樣可遇而不可求的好運氣，便落到了武媚的頭上。這個生性聰慧、精力旺盛的女子，從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險的遊戲，得以在皇帝的默許甚至支持下參與朝政，和男子一樣加入到權力追逐的舞台上來。由於李治的不放心，武後需要把處理結果報告給李治，經他同意後再下旨，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倒給了她一個難得的實習機會。如同長孫無忌當年手把手地教導李治一樣，李治也在無意中成了武則天的指導老師，她的處事經驗和政治智慧，便這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成為她日後君臨天下最可寶貴的資本。曾經有人質疑過，如果李治不是這樣的多疑、不信任朝臣，武後是否還能得到參政的機會？如果李治就這麽一病不起，就算武後母以子貴得以執政，根基尚淺的她能否鬥得過眾多朝臣？然而曆史沒有如果，所有偶然的必然的因素，都在不住地雕塑著她的生命，引領她麵對她唯一的命運，走上那條驚心動魄而又令人目眩神馳的王者之路——她將成為中國曆史上曠古絕今的女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

《通鑒》有雲：“（顯慶五年）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後決之。後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從這裏可以看出，皇後理政並非常態，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際偶爾代行君權，而武後處理也頗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順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後一度“權與人主侔”仍是暫時性質，她之所以能長時間的掌握朝政，實為高宗不時發病且病勢日益加重，以及武後自己乘機刻意發展的結果。她向來不是個安分的女子，此時更是如魚得水，在品嚐過殺伐決斷、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後，她已無法停止內心的渴望與野心。高宗為她打開了那扇門，讓她見識到後宮窄小的空間之外，是更為寥廓曠達的天地，而一旦曾經見識過天空的高遠，怎麽甘心再局促於金絲鳥籠？一旦曾經掌握過萬人之上的權柄，又怎麽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運？意**是弱者的仙丹，無可奈何的小人物，隻能靠阿Q精神來自我麻醉，權力則是強者的罌粟，殺伐決斷一任於心的稱心快意，一旦接觸，便如幼獅嗜血，從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頭。武後的思路很清晰，在後宮無人敢與她爭寵的情況下，她自己可以直接控製皇帝，而宰相李義府、許敬宗則可以控製中樞。其中李義府作為中書令掌握出旨權，許敬宗作為侍中掌握封駁權，旨意便可暢通無阻地順利下達。

而高宗自顯慶五年（660年）風疾發作之後，病情一直不曾好轉，同時似乎還染上了肺病，“久嬰風瘵，疾與年侵。近者以來，忽焉大漸，翌日之瘳難冀，賜年之福罕邀。”[32]風是指風疾，瘵多指癆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時期幾乎無藥可治，隻能長期調養休息，經常服藥。據史籍記載，高宗患病之後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經上書勸諫他保重身體：“天皇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經常因病服藥，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頂著酷暑長途跋涉勞累不堪。鹹亨四年（673年），又患上瘧疾，一度病危，下詔太子監國。在久病不愈頭疼難忍的情況下，高宗不顧先帝服丹斃命的前車之鑒，開始廣征方士，煉丹合藥，於開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藥，然而服餌並沒有任何效果，病勢反而更加沉重，兩年後便去世了。由於病魔纏身，高宗雖欲勤於朝政，然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協助，武後的權勢便隨著高宗病勢的日益嚴重而悄然增長。這一情況，高宗也有所察覺，他很不是滋味地發現，皇後說話是越來越管用了。

有道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即使親密如夫妻，在涉及權力的分割時也難免會有所衝突。體內流淌著塞外鮮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李唐皇族為爭奪帝位血親廝殺之殘酷是出了名的。雖然讓皇後代行君權是他自己的主意，然而一旦喧賓奪主可不是他樂意看到的，因此隻要身體稍好，他便會親自主理政事，力圖獨掌大權。

此時大唐對外征伐的腳步仍未停止。次年蘇定方削平百濟，生擒百濟國主，獻俘則天樓。百濟一滅，等於斬斷了高句麗的一支得力臂膀，高句麗的最終覆亡已經隻是時間問題。蘇定方向高宗報告了自己曾於百濟滅亡之時登岩試圖釣捕池中飛龍，池中果然有龍飛出，經天而去，可惜自己捕獲失敗雲雲，至於是否如此，自然無從考證。蘇定方當時已經六十九歲，可見豐富的想象力原非年輕人所獨有。天降祥瑞，龍出太平，皇帝自然開心得很。既然皇帝喜歡聽這樣的話，下麵的人也就不怕多說一點。很快益州、綿州等地都傳來白日見飛龍的消息，繪聲繪色的程度可參考蓮蓬鬼話的諸多強貼，於是改元龍朔，大赦天下。是年三月，春和日麗，皇帝大宴群臣及外邦使者於洛城門，席間高奏起高宗親自譜寫的《一戎大定樂》，一百四十位舞者披甲持槊，同歌八弦同軌樂，象征著高句麗即將平定，天下一統，四海歸心，八荒六合，共同臣服於大唐天可汗的皇命之下。境況之盛，不亞於昔年太宗平定東突厥後高奏《秦王破陣樂》大宴群臣，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蠻酋長賦詩的場麵。不知道高宗在做這樣的安排時，是否也存有和父親較勁之心呢？或許是受了連番利好消息的刺激，或許是太想證明自己的能力，一向文弱的高宗此時也激發起了萬丈雄心，親自點兵三十萬，水陸分道並進，意欲自為統帥，親征高句麗！

高宗的心思，其實很好理解。他從永徽元年（650年）開始足足做了六年的實習皇帝，又花了四年時間才從長孫無忌手中奪回大權，本以為可以大展拳腳，誰承想沒幾天就病倒了，實在鬱悶得很，急於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重振雄風。然而禦駕親征，非同小可，何況皇帝體弱多病，搞不好遼東戰場就要由牛市變熊市，滿朝文武都有些著慌，最後由武後出麵，抗表諫阻皇帝親征。後妃進諫唐代並非沒有先例，充容徐惠便曾以隋亡為鑒勸諫太宗親征，這篇文理俱佳的諫書被作為徐惠德才兼備的證據，鄭重地收錄進了兩唐書，可見時人並不以後妃進言為非。而高宗向來比太宗更聽老婆話，也可能是他過後想想都覺得自己太激動了，於是就勢借梯子下台。

仍然不甘心。高句麗是不去了，畢竟戰場凶險不是好玩的，但總還可以做點別的什麽吧。不久，高宗便以宰相推薦的官員大多不合己意為由，一口氣親自提拔了十多位官吏。這一舉動在其他朝代可能稀鬆平常，然而按照大唐製度，官吏的任免和升遷大多由宰相掌握，聖旨詔令皆出自中書，隻需報知皇帝批準即可，因此往往宰相能夠令行如山，皇帝自擇破格提升的屈指可數。像高宗這樣不征求宰相的意見，一連自擇官吏十多人的，實屬非常罕見了，可見長孫無忌失勢之後，皇權確實提高了不少。高宗提升了這許多人之後，得意地把名單拿給宰相看，宰相不敢有異議，隻能高呼天子聖明了。[33]在這一批人裏麵，有幾個比較出名，即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西台侍極上官儀，與太子左中護郝處俊。他們日後都成為反對武後攬權的強硬代表。說高宗提拔他們意在針對武後，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他們都是由高宗親手破格提拔，因此會比其他大臣更忠誠於李唐皇室吧！

從以上事例來看，高宗讓武後代為處理國事，確是重病之下不得已而為之，本身並無放權之心，然而這樣的撩撥卻刺激了武後旺盛的權力欲，另一方麵，隨著武後地位的穩固，對於高宗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恭敬小心。於是，在擊倒了共同的敵人長孫無忌之後，帝後二人之間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現。對於高宗加強帝王權威的種種舉措，朝臣們大多山呼萬歲，未敢有絲毫不恭，隻有一人膽敢不以為意，用一種嘲弄而輕蔑的目光，打量著高高在上的皇帝。這個大膽而任性的家夥，便是皇後的寵臣李義府。他高傲而放肆的態度，終於讓高宗的憤怒一發不可遏製，不僅為李義府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也令帝後之間的矛盾，浮上了水麵。

前文已提到，李義府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持立武氏為後的大臣，由此受到帝後的另眼相看，恃寵生驕，橫行不法。曾垂涎婦人淳於氏的美色，逼令大理寺臣放人，又在被人告發之後逼死該大理寺臣以滅口。此事被禦史王義方彈劾，高宗卻極力偏袒，赦李義府無罪，卻貶黜了王義方。李義府於是更加驕橫，他身居中書令，掌握官吏的升遷任免，不知道是不是前半生太過貧賤，他的母親、妻子、兒子、女婿，都公開賣官鬻爵，其門如市，傾動朝野，另外一名宰相杜正倫看不過眼，屢屢跟他有爭執。皇帝以大臣不合為由，將他們二人都貶黜外放，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刺史。杜正倫不久就死在了任上，李義府卻一直受到皇後的特殊保護，即使被貶外放，皇後也依然常常派人慰問表示關懷。在武後的不住勸解之下，李義府隔年就被重新召回京城，再度拜相。

李義府是靠擁立武後才鹹魚翻身的，現在又是靠武後的力量才再度入相，貶黜他鄉之時皇後的慰撫讓李義府感激涕零，從此之後，在他的心中，隻有皇後才是他的真正主子，高宗縱然是一國之君，也再沒有絲毫地位。再度飛黃騰達的李貓，行事越發沒有顧忌，他的性格原本張狂，第一次見皇帝便可以吟誦“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的詩句，公開發牢騷抱怨自己懷才不遇，幾番沉而複起更認定皇後是自己的保護神，以自己的擁立大功，不管怎麽做都有皇後罩得住。強占民田，奪人奴婢，賣官鬻爵，排除異己，搞得民怨沸騰。為了改葬祖父，下令在高陵、櫟陽、富平、雲間等七個縣征集民工，修建墓室。高陵縣縣令是個厚道人，不願給百姓帶來更大的苦難，又不敢得罪李義府，隻好自己事事操勞，結果累死在工地上。遷葬那天，浩浩****的送葬車馬和祭奠擺設足足擺了七十多裏，自從大唐開國以來“人臣送葬之盛典無與比者”。而他借機索取的賄賂財物，更是不計其數了。

高宗見他鬧得太不像話，就找了他來談心，語氣挺誠懇的：“你的兒子女婿行為很不檢點，做了不少違法的事，我還為你遮掩，你最好警告一下他們。”

因李義府和許敬宗在覆滅長孫集團中的功勞，高宗對他一直比較優容，此番沒有直斥其非，也是想給他留點麵子了。

李義府勃然變色，白皙姣好的麵頰一下子漲得通紅，卻不曾失了風度，徐徐道：“是誰告訴皇上的？”

高宗本來還是好意，不禁動了火：“你隻需要告訴我是不是事實，何必管是誰告訴我的？”

被皇帝這麽一反駁，李義府說不出話來，卻沒有半點要認錯的意思。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唇邊慢慢浮起一絲微笑，高宗一怔，還沒回過神來，他已長身而起，袍袖飄飄，竟然就這麽走了，把高宗晾在了當場。他走得並不快，然而那冷冷的背影所流露出來的傲慢和不屑，不禁讓高宗氣得指尖都已變得冰涼。[34]

皇帝沒有開口臣下竟然一走了之，這樣大逆不道的舉止，李義府根本沒有放在心上。他深受皇後寵愛，認為這麽做並沒有什麽不妥，或者他本來就想用這種方式來表示自己對皇後的忠誠？至高無上的皇帝身份，在他眼中仿佛隻是一個笑話。高宗再也沒想到李義府竟然如此輕蔑自己，等他反應過來李義府已經揚長而去了，簡直把他氣了個半死，長孫無忌當年也沒這麽跋扈過！“上由是不悅”，那簡直是一定的了。不過，僅是大臣對皇帝言辭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發作，然而一旦讓皇帝動了懲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機會很快就來了。李義府請了個陰陽術士為自己望氣，該術士說李義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氣，屋主必有大獄，必須積財兩千萬才壓得住。李義府十分相信這一套，越發的貪得無厭，四處聚斂。這一次，他把腦筋動到了長孫無忌後人的身上。當時長孫無忌的孫子長孫延原本流放嶺南，勉強保住性命之後終於回到了洛陽。李義府讓兒子出麵把長孫延找了來，說是可以為他謀得一個官職，要價竟是七十萬。幾天之後，果然為他謀得從六品的司津監之職。本來五品以下的官職是不必報知皇帝的，然而涉及長孫家的後人，那就大不一樣了。李義府囂張跋扈，政敵一大堆，立刻被人彈劾。高宗正等機會發泄心頭之恨，剛提起來的劉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這個光榮任務交給他了，命令劉祥道與禦史審理，司空李勣監審。這一回，沒有派許敬宗上場了。

立案之始，武後本來還想救李義府的，畢竟李義府對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決心已定，根本不再給機會，李義府劣跡斑斑，在官在民，對他的憤怒都達到了極點，武後知道自己已經無能為力，如果再力保他，可能禍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審訊很快有了結果，每一條都證據確鑿，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義府除名，流放嶲州；幾個兒子和女婿要麽流放振州，要麽流放庭州，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為過去李義府沉而複起的經曆，頗有官員存著觀望之心，東台（以前的門下省）侍郎薛元超便奏請破例讓流放中的李義府騎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許騎馬的。薛元超本來是想拍拍這位皇後寵臣的馬屁，以後李義府要是又發達了，不就有甜頭了麽？怎知高宗是真的動了肝火要好好懲辦李義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馬腿上，當即給一腳踢飛，發配到了外地去。薛元超是秦府十八學士之一薛收的兒子，當時著名的文人，關於他我們日後還會提到。

因李義府的倒台而獲益的還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戰而蜚聲中外的名將劉仁軌。劉仁軌第一次登上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縣尉（從八品下，連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兩級），杖殺驕橫不法的某四品折衝都尉，麵對貞觀天子的責難侃侃而言，最終以剛直敢言折服了天子。這個類似漢光武與強項令董宣的故事並沒有流傳得很廣，因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這更為精彩的篇章。劉仁軌的才華，套用說書先生的話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奪目，命運注定他將走得更遠。進入高宗時代，他依然保持著貞觀時期剛直不阿的性格，在李義府逼殺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這位權臣，由此屢遭陷害，強迫他於風暴起時浮海運糧，導致船毀失期。在李義府“不斬劉仁軌無以謝百姓”的強烈要求下，高宗罷免了他的所有官職，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隨大軍來到百濟戰場。[35]劉仁軌當時已經六十歲，花甲之年身陷囹圄曆經生死，最後白衣從軍發配到異域來當炮灰，心情必是難以自抑的沉鬱與悲憤。然而禍兮福之所倚，人生際遇就是這樣奇妙，這片陌生的大地，最終竟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

當時蘇定方平定百濟之後押送俘虜回國，朝廷另派王文度為首任都督（即程知節出征西突厥時那位“假傳聖旨”貽誤戰機的副將），不想王文度到任後不久即病逝，百濟複叛，並勾結倭國大舉反攻唐軍。大戰在即，唐軍卻群龍無首，情況一時岌岌可危。高宗雖因政治原因一直對貞觀舊臣防範排斥，卻並非不識賢愚，當機立斷飛詔令劉仁軌代王文度統馭唐軍，掃平叛逆與倭寇。聖旨一下，劉仁軌大喜過望，當場跳起來失態地大叫：“這是上天把榮華富貴賜給我這個老漢！”看來唐人無論賢愚不肖，對功名利祿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飾的坦然與張揚，一有機會便拚盡全力抓住不肯放手。無論是許敬宗，還是劉仁軌，都是一樣的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雨露就泛濫。人說唐朝沒有真正的隱士，每個人都如此貪戀萬丈紅塵，渴望投身其中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沒有人真正甘心做個冷漠而超脫的旁觀者。上古的隱士，是聽見帝堯要把江山讓給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隱士卻是為了去做官，即所謂終南捷徑。曆代隱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嘯東籬的陶淵明，唐人崇拜的卻是高臥東山的謝安，挾妓遨遊，詩酒風流，最後在人們的三催四請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戰大破前秦，救國家出危難，救黎民出水火。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歸隱要舒舒服服，出山要風風光光。至於陶淵明麽，學他“采菊東籬下”即可，學他“種豆南山下”萬萬不成，李白、高適等玩隱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種，或草堂高臥，或終南煉丹，等著大人物來請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樂主義人生觀，從中可見一斑。這樣的價值取向貫穿了有唐一代，胡曉明先生便認為，唐詩裏頭有一個主要的聲音，就是說人在這個世界裏要善待自己，要不負此生，不虛此生。人生要盡氣盡才，永不舍棄。所以翻閱唐史，我們常會看到唐人那種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熱要燃燒，每個人都是我拿青春賭明天的樣子。後妃一有機會就幹政，武將一有機會就割據，就連宦官，也是一有機會就弄權的。別的朝代出一樁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貧民冒充皇親國戚的案例層出不窮，女的冒充太後，男的冒充國舅，得一時風光算一時風光。唐律原本寬鬆，皇帝也比較好說話，發現是冒牌貨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絕少有殺頭的。故此屢屢有人冒充皇帝尊長，希望過上自己夢寐以求的上層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過把癮死了也值，何況還不一定死。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樁又一樁，怪不得後世道學先生要提倡“存天理，滅人欲”，教導人們安分守己，不要東想西想，亂說亂動了。說來武則天之所以一旦幹政就百折不撓地叛逆到底，最終以女子之身而成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這種野花拚命開，野草拚命長的時代精神感召吧！

如果僅僅是這樣，唐人有更多傳奇式的勝利。劉仁軌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在勝利之時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敏銳地察覺出唐軍極盛下存在的危機——初唐時賴以創下無敵武功的府兵製已經開始衰落。劉仁軌在給高宗的上書中尖銳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爭著應募，希望能憑借軍功取得富貴，甚至請求自備衣糧，隨軍出征，稱為“義征”。然而自顯慶五年（660年）之後吏治敗壞，賞罰不公，政府辦事效率低下，死者傷者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得到迅速有效的撫慰和安置，因此百姓爭相逃亡，軍隊士氣低落。劉仁軌是第一個指出府兵製和臨時募兵製已經不能適應當時軍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說長此下去，如果突然發生戰爭，唐朝將是沒有兵備的國家，一蹴而倒的危險是存在的。府兵製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論者多從均田製的破壞或者蠻族強盛單靠府兵已經不足以應付來談論，然而從劉仁軌的上書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並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時代土地兼並之風並未大起，民間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處於鼎盛時期，是內政的敗壞而導致了製度的廢弛。在花團錦簇之下仍能發出這樣的盛世危言，劉仁軌確有過人之處。當時唐軍因長期戰勝而兵驕將悍，軍紀漸趨廢弛，蘇定方滅西突厥時還比較檢點，到了朝鮮半島便十分殘酷，縱兵劫掠，所過之處屍橫遍野，十不存一。百濟名將黑齒常之因此降而複叛，割據一方。劉仁軌招降黑齒常之，立橋鋪路，撫慰黎民，實現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頒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後他訓練士卒，以便配合唐軍北伐高句麗。他的表現讓高宗刮目相看，劉仁軌的官職一口氣連升六級，實授帶方州（今朝鮮半島的開城）刺史，鎮守海東。不過更讓劉仁軌高興的消息可能還是老對頭李義府的垮台，這個幾次三番欲置自己於死地的權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風權柄，灰溜溜地離開了京城，朝中再不會有人算計作梗，劉仁軌的前途是可以預料的燦爛如錦。

眼看著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寵臣落到如此下場，武後很不是滋味。不管怎麽說，在天下人對她輕蔑謾罵的時候，李義府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持立她為後的人呀。不過她並沒有表現出什麽——李義府的張狂和武後對他的縱容也不無關係，高宗不可能對她沒有看法，低調處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隻有從她登基為帝後對李義府的不斷追封和其妻兒加封中，我們才可以約略看出她對這位寵臣的追思之情。在這一心態的驅使下，李義府的兒子李湛得以提升為左羽林將軍，掌握禁軍。然而世易時移，人心已變，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卻成為李唐複國主義者，張柬之發動神龍宮變，他是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之一。女皇退位後被遷居上陽宮，也是由他監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後竟淪為她寵臣之子的階下囚，可謂一大諷刺。武則天一生精於計算，冷靜決絕，凡事利益當頭，決不容絲毫憐憫和溫情，就是親生子女擋道也決不留情，唯有對於她最需要援手的時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讚功臣還存有那麽一點點的眷顧之心，沒想到竟然導致了滅頂之災，情感是政治家的墳墓，誠非虛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義府的去職對於初涉政壇的武後來說也是一重打擊。原本她居於深宮之內，朝夕得見天顏，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發病，她還可以代行部分君權。李義府掌握中書出旨權，許敬宗掌握門下封駁權，旨意便可暢通無阻地順利發布，現在隨著李義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環。可以想象武後沮喪的心情，然而麵對這樣的不利局麵，她性格中的穩和忍占了上風，並沒有大吵大鬧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為進的辦法，脫離是非圈，專心鞏固自己的地位，等到李治火氣過去，便開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義府掌控中書出旨權。

然而武後身居九重深宮，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機會並不多，她又沒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個合適的代言人也不是那麽容易，看來看去還是一個許敬宗了。許敬宗六十八歲才拜相，對來之不易的富貴珍惜得很，李治還是太子時便與他有師生之誼，對他並不反感，許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書省）掌握出旨權，並以太子少師的身份監控東宮。雖然長孫無忌之後，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個人出任中書和門下兩省要職，但許敬宗身為兩朝老臣，位高權重，說話極具分量，門下不敢輕易封駁，也算差強人意了，總比以前李義府到處給她惹事讓她幫忙收拾爛攤子強。李義府的去職是武後向政壇發展後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卻反而激起了她的鬥誌，驕傲而不服輸的強烈個性讓她決心繼續走下去，一點一點地重新構築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聰明如她，也並沒有想到，這一次的危機其實並沒有過去，等待她的將是更為嚴峻的挑戰。

從二十三歲她結識為先帝入侍藥膳的高宗皇帝算起，十幾年就這麽過去了。流光逝水，華年不再，昔日任人生殺予奪的卑微的小才人，已經成為大唐帝國最尊貴的皇後，在華麗絕倫卻處處浸染著暗紅色血跡的後宮裏，她一路廝殺過來，成為最終的勝利者，隻是女人的青春終是不會再回來了。或者她應該滿足，因為她想得到的，都已經得到了。然而心依然會隱隱作痛，成功的代價總是如此高昂，縱然勝利在手，也依然滿浸著苦澀。她是四位皇子的母親，長子是大唐帝國的儲君，然而仍然不能讓她忘懷，她本來還有一個女兒，小公主——此時距離小公主之死，正好整整十年。

這個出生不久、尚未命名便已夭亡的女嬰，是武後心底無法忘記的傷痛。正因為小公主剛剛出生便猝然離世，沒有來得及給武後的生命增添任何一點不便，反而助她登上了至高無上的後位，那小小的嬰兒，也就在母親的心裏定格為完美，並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逐漸淬煉成永恒。死在武後手裏的親人不止這一個，然而隻有小公主，才可以獨占母親全部的溫柔和悔恨。這年三月，她為小公主舉行了隆重的遷葬儀式，由禁中的德業寺遷葬朱雀門東的崇敬寺，——為了照顧高宗的病情，從去年起武後已和高宗一起移居東內，難道留小公主孤零零地一個人留居西內嗎？於是正式追封為安定公主，諡為思。按照諡法，追悔前過曰思，這個神秘的諡號，寄托了母親怎樣的情懷，局外人雖無從得知，但從所用禮儀尊貴如親王之製來看，不難感受到皇後的思女之情。《舊唐書》略略記了一筆：

丁卯，長女追封安定公主，諡曰思，其鹵簿鼓吹及供葬所須，並如親王之製，於德業寺遷於崇敬寺。

厭勝屬於十惡不赦的重罪，再硬的後台這頂帽子壓下來也必死無疑，王皇後便是因為這個罪名而丟了後位，武後豈能不知！然而就算是別人誣告，把一個道士招進宮內作法也極易授人以柄，武後性格剛強，意誌堅毅如鐵石，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遇到用現實手段無法解決、無法排遣的困擾，她絕不會出此下策，乞靈於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當時武後後位的穩固，有什麽事情能讓她不堪承受而冒此奇險呢？雷家驥認為，武後厭勝的對象不可能是高宗，隻因當時武後的權柄，全都來自於高宗，武後絕不會笨到自己撕毀長期飯票，雷先生認為武後可能是出於和王皇後同樣的原因，嫉妒自己的情敵，也就是她的姐姐和侄女。

武後的姐姐韓國夫人，一直和高宗有染，本來以武後的雷霆手段，是不可能和任何一個人分享丈夫的，可是姐姐畢竟是姐姐。曾經一起相依為命受過異母兄弟的薄待，情分畢竟有點不同。韓國夫人的丈夫賀蘭越石，也算出身“鼎族公門”，初唐時收複江南、戰功顯赫的河間王李孝恭，也把一個女兒嫁到了賀蘭家。賀蘭越石早死，給俏麗風流的寡婦韓國夫人留下了一對漂亮得出奇的兒女。兒子賀蘭敏之成為長安城出名的美少年，女兒賀蘭氏也有傾國的容顏，史載“有國色”。風流寡婦經常帶著她的女兒出入宮苑私會高宗，次數勤了，高宗的眼睛就自然而然地從韓國夫人身上轉到了她身邊亭亭玉立的少女那裏。於是胃口很好地一並笑納，封小侄女兼小情人為魏國夫人。武後不想表現得像一個妒婦，不過韓國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麽時候什麽原因死的，史書上查不到具體的記載，民間一直流傳是被武後毒死的，但很難得到證實。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國夫人對於武後的確存有敵意。高宗對於這個小情人大概真的動了心，打算將她正式納為嬪妃，而且直接名列九嬪之一，隻是礙於魏國夫人畢竟是皇後的外甥女，高宗還在猶豫如何開口。武後對於這個外甥女甚為內忌，雷先生認為這可能就是她請道士入宮厭勝的原因，個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賀蘭氏雖然年輕貌美，但爭寵手段跟武後相比簡直不是一個級別的，何況武後現在是母儀天下的正宮皇後，要對付魏國夫人還不是小菜一碟，何必冒險行此厭勝之術？需要道士作法才能安心，又是發生在安定公主遷葬後不久，很有可能是王皇後和蕭淑妃的鬼魂為厲讓她難以心安吧！說來道士郭行真高宗也認識，此人號為“東嶽先生”，門生弟子遍天下，頗有名氣。顯慶年間高宗和武後恩愛正濃的時候，曾經派郭行真代表皇帝皇後赴泰山祭祀，為帝後二人行道祈福，並立了一塊雙石並立如鴛鴦並棲的異形石碑，便是流傳至今的泰山鴛鴦碑了。麟德元年（664年），他還掛著朝散大夫騎都尉的散職，供職於東宮，不時為體弱多病的太子弘合藥診病。因此郭行真出入禁中並非不可原諒，不過此一時，彼一時，高宗新歡在側，又因李義府等事對武後頗有不滿，接到王伏勝的密報之後，勃然大怒，立刻傳召宰相上官儀入宮商議，商議的結果，竟是要廢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