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神遊，多情當如我……

——長篇曆史小說《漢高祖》後記

當第三部長篇曆史小說《漢高祖》付梓之際，歲月的激流已經把我推向“白頭搔更短”的“從心”屆年，而與長江文藝出版社結緣也整整十年了。撫今追昔，心潮逐浪，油然生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喟歎。感謝生活給了我三千多個日日夜夜的賜予，感謝出版社“共惜此日相提攜”的殷殷關愛，感謝廣大讀者“明月入懷”的相依相伴。

走進曆史敘事領域，完全是因為我對腳下這方土地綠葉對根一樣的情結和對陝西文學格局理性認知碰撞的結果。我長期生活的陝西，曾經是十三個封建王朝的興業立國之地，周王朝“封土建邦”的煌煌業績，秦王超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獵獵雄風，漢王朝構建“大一統”意識形態的雍容大氣，唐王朝“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的絢爛氣象——它的深厚和博遠，使得生於斯長於斯的我每每站在鹹陽橋頭，遙望“摩挲高塚臥麒麟”的五陵莽原上當年曾經的風雲際會，金戈鐵馬，王朝興廢，心頭油然聳立起“磨乾軋坤”的敬畏。因此。無論是從曆史的邏輯還是從藝術的發展說，曆史敘事都應當在陝西籍作家的審美視野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縱觀中國當代文學史，陝西文學大省卻是通過爭奇鬥豔的鄉村敘事鋪墊起來的。理性地把握這種格局特征，從差異中尋求突破，成為我題材選擇的內在動因。

2004年，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往事如歌》出版後，就把審美表達的重點轉到對曆史風雲的關注上。從《漢武大帝》到《武則天》到《漢高祖》，一部一部作品從構思到賦筆，從修改到出版，在曆史古道上策馬揚鞭地馳騁，在時間波流中披星戴月地遠征，在藝術芳園中耕雲播雨地碌勞，在與作品中人物共曆悲歡的亦淚亦笑中走過中年，走進人生的夕陽晚景。當給《漢高祖》畫上最後一個句號的那一刻，我走出小區大門，來到渭河邊，望著浩浩****東去的渭水，回眸來路，留下風風雨雨，深深淺淺的足跡，終於因為對故鄉土地奉獻了一份赤子之愛而靈魂獲得了一種“此心安處是吾鄉”的釋然和安妥。忽然想起當年《漢武大帝》出版的消息在媒體披露後，有朋友在後麵點評時用了“大器晚成”四個字。自知非“大器”，也不敢妄言“晚成”，然而，我問自己，假定對自己的寫作定位早清醒15年，那時候也不過剛過四十，該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啊！當然，生活從來不接受假定，誠如海德格爾所說：“時間性是人的存在方式”，把握好自己在時間流程中的“存在”與“思”，才是一種自知者明的人生態度。

得以在曆史敘事領域春養桑蠶，秋收冰絲，還要感謝出版社多年來的大力扶持。在十年的漫長歲月中，從結構布局的不斷完善到敘事風格的切磋商定；從情節起伏的節奏調整到小說語境的潤色豐盈，每一步都浸漬著編輯的心血和汗水。

著名曆史小說家姚雪垠先生曾經說：“虛構應該紮根於曆史的身後土壤，而不是紮根於脫離曆史的空想。”這也是我與出版社的共識。多少個月色溶溶的靜夜，為訂正重大曆史事件的具體時間，戰爭戰役的具體地理環境，責任編輯與我在QQ空間隔空夜話，而彼此討論更多的還是如何正確處理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責編對出版事業崇高的使命感、對作者嚴肅的責任感和對作品嚴謹的治學精神，都統一於編者與作者相互理解、相互觀照的實踐中。一同“疑義相與析”，又一同分享達成共識的快慰。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導引，使得我不斷校正自己的價值取向。

記得是在2013年2月，《漢武大帝》出版不久，他就轉達了出版社的意見，希望在《漢武大帝》之後，能夠再寫一部有關帝王的長篇小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開啟了長篇曆史小說《武則天》的創作旅程；它是一種創新。在雙方不斷深入交流，敲定作品框架結構的基礎上，我每寫完五章，就發給責編，責編編輯完後，再返發給我。這種基於信息時代背景的互動機製，不但為作品的進一步完善開辟了從容的空間，也加快了創作的速度。2015年10月，《武則天》比約定時間提前兩個月殺青；它是一種力量，使我在人生最困難時期鼓起理想的風帆。2017年初，《武則天》出版不久，責編就轉達出版社意見，希望能夠繼續創作同類題材，然而，五月份剛剛簽約不久，我就因為突發心髒病而住院。那一刻，我萬念俱灰，擔心能不能完成創作。責編聞訊後，不斷詢問病情，激勵我鼓起生活的勇氣。特別是在武漢成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前沿的日子裏，每每與責編通過電腦一起分享編輯愉悅之際，心中總是充滿了感激。正是這種默契，終於使得《漢高祖》得以有一個完滿的結局。“此情可待成追憶”“今朝都到眼前來”，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作品打磨的本體，而升華為一種生命詩學，豐沛而又酣暢淋漓。

別林斯基說：“進行批評，這就意味著要在局部現象中探尋和揭露現象所據以顯現的普遍的理性原則，並斷定局部現象與理想典範之間的生動的、有機的關係的程度”，他同時認為，“確定一部作品的美學優點的程度，應該是批評的第一要務。”在第三部曆史題材作品即將付梓之際，我還要深切地感謝陝西乃至全國批評界的三位大家李星、暢廣元和常智奇先生。他們縝密的理論思維，對作品纖悉不苟的解讀，特別是對作品不足和問題的坦率指點，使得我的每一步推進減少了許多盲目性而增強了藝術自覺性。

2015年《武則天》即將出版時，我曾邀請李星老師寫序，孰料他身體欠佳，但他希望書出版後，盡快送給他閱讀。後來，常智奇先生撰寫了七千多字的序言。2016年4月，李星老師在讀了《武則天》之後，寫了數百字的短信，表達他的欣悅之情。短信中對《武則天》從主題到結構，從人物塑造到話語係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別指出：“這種不跟風，忠於史實的態度，我很讚同。”我後來在散文《幸我枝葉蒙泉溉》中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創作與評論的關係，有似於航舟與塔燈。要緊處一句點撥，就如同塔燈的一縷光芒，會使你受益無窮。至少在我，是一種切膚之深的體會。”

以上三點，是我十年曆史題材創作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主體和客體要素，由此而凝結為貫穿在三部作品中一些穩定的、一以貫之的觀點。

堅持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是一個曆史題材寫作者必須堅守的文學思維。一定要有一種敬畏曆史的莊嚴，從曆史真實出發，經過藝術審美經驗曆程，或主體呈現，或客觀再現地抵達藝術真實。任何虛構，都不能成為離開曆史真實的任意戲說，從而導致讀者對曆史的誤讀甚至扭曲曆史，或將宏大的曆史“碎片化”“媚俗化”。明於此，我力求在作品中“客觀公正地評價曆史人物，再現曆史的真實氛圍，把人們帶到更接近事實與可能的曆史現場，給人以盡可能真實的曆史。”（李星語）這就需要一種對民族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需要一種人格自覺。

堅持史詩性與抒情性的統一，是曆史題材寫作者應有的藝術視角。即使在文化多元的時代，宏大敘事仍然是拓展曆史題材寫作的首要選擇，借把複雜的曆史動因“個人化”去解構宏大敘事，或者借抒情性否定寫作的史詩性選擇，至少是一種不夠科學、不夠全麵的觀點。基於此，我在三部作品中，都力求體現史詩性作品要素的有機凝結，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和客觀存在，經由它本身對象化成具體形象。”換言之，也就是小說的史詩性隻有通過藝術形象的群體命運才能起伏跌宕地得以展示。而依照海德格爾的觀點，人都是“詩意地棲居”。正是這種沉與浮、悲與歡、離與合的生命詩學，才構成了史詩性作品的抒情性，使得史詩性作品在“總體性”（盧卡奇語）上成為一部民族精神的交響。

堅持人物性格特征與生成環境的統一，是曆史題材寫作者的基本立足點。如果說，從人物出發，是長篇小說的必由之路，那麽，對於曆史題材寫作就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劉邦、漢武帝還是武則天，他們都曾經是特定時代的傑出人物，是當時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他們性格的形成、發展以至嬗變，都與當時時代的矛盾衝突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作品中，一方麵，他們是感性的、具體的、既在的人，另一方麵，又要承擔特定時代的社會矛盾，“從他們身上可以現出一般心靈的各個方麵，特別是全民族已發展出來的思想和行動的方式。”因此，性格與環境的統一，就成為我寫作的一個執著的追求。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李星老師認為：作品“讓人覺得太切合情境及人物性格了”，“有了以往曆史小說不可比擬的書卷氣”。

堅持美與崇高的統一，是曆史題材寫作者必須秉持的美學品格。在這三部作品中，無論是感性書寫硝煙彌漫的戰爭風雲，還是鋪敘民族之間的紛爭與融合，無論是書寫傑出人物的政治生涯還是情感曆程，無論是寫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衝突，還是寫普通百姓的悲歡疾苦，我都十分重視通過彰顯人性的豐美，精神的崇高，去實現對曆史的理想審美表達，從而帶給讀者一種“力量的美”和人的美學存在的美。

當然，確定努力目標是一回事，能否完全抵達理想彼岸是另一回事。我的努力是否達到了史詩作品的美學要求，還要經受讀者的檢驗。正如毛姆所說：“隻有讀者獲得樂趣和教益，才是一部作品成為經典的關鍵。”走筆至此，深切地感謝十年來不斷給予我力量的讀者，特別是身邊的文朋詩友。

我將繼續“辛勤地勞作，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作者

2020年8月24日於鹹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