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

—尋找自己存在的證據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雖然如此璀璨，但並不長久。從公元5世紀開始，代表落後文明的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憑借蠻力橫掃歐洲。在戰亂中，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獻典籍幾乎全部失傳，文明就此斷絕，歐洲文化從此進入到了將近1000年的黑暗時期（從羅馬帝國滅亡到文藝複興）。

事實上，王朝的覆滅，除了外在的侵略和壓力等原因之外，也與整個社會的心理狀態有著密切關係。

我們在曆史典籍中看到的古希臘和古羅馬，似乎是一個類似於現代社會的開明世界——人人都有權利發表觀點、左右政治局勢，但這種美好隻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側麵，因為從本質上看，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都仍處於落後的奴隸製時代。所謂的平等和個人權利，都隻針對“公民”——原住民和特權階級。而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奴隸們（大約占總人口的50%），則受到禽獸一般的對待，隻能像驢子一樣默默勞作，沒有誰會在意他們的權利和感受，亞裏士多德就曾經說：“奴隸隻不過是有生命的工具罷了。”

由於隻有低賤的奴隸才是勞動的主力，所以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產生了蔑視工作的傳統觀念，自認為高貴的人們整日裏高談闊論，並以此為榮。

不用工作，整天閑聊，是件很乏味的事情。於是，羅馬人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消遣辦法，比如說角鬥——讓奴隸和奴隸或者奴隸和野獸生死相搏，他們坐在宏偉的鬥獸場裏看熱鬧。

一幫人閑得無聊，鉚足勁找樂子。這樣的社會，又怎麽能不崩潰？

歐洲大陸進入黑暗時期之後，文化藝術發展的腳步幾乎停止。宗教對於社會的控製力達到了空前高度。而心理學的發展，也因此停滯下來。

直到13世紀末期，意大利新興的資產階級對於教會的思想控製開始產生抵觸情緒。於是，他們開始宣揚人文主義，肯定人的尊嚴和價值。文藝複興由此開始。

在文藝複興時期，歐洲各國的藝術家、發明家、醫學家如同雨後春筍般湧現，心理研究在這一時期獲得空前發展——魯道夫·格克在此期間曾出版了一部名為《心理學，或一種理性靈魂本質的說明》的著作。

在這本書中，魯道夫·格克探討了人性的本質。雖然內容本身是與心理學高度相關的東西，但是由於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所以還不能被視為現代意義上的心理學著作。

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人的總體心理也發生了變化。此前，歐洲人一直堅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在宇宙中擁有非同一般的地位。但是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年）、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等人的天體運行論卻告訴人們：地球不過是宇宙中無數星球裏的一顆，不是宇宙的中央，甚至連太陽係的中央都不是。而人類在地球上，就如同是茫茫大海中的一葉孤舟，在這蒼茫的大海上顯得是如此渺小、微不足道。

這對於人類的自信無疑是一次嚴重的打擊，而且也顛覆了教會一直推崇的“地心說”。所以在哥白尼、布魯諾剛剛提出這個理論的時候，遭到了教會和大部分民眾的反對，布魯諾因為堅持自己的學說，被教會燒死。

1623年，伽利略出版了《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的兩大世界體係的對話》一書，提出了“日心說”。此書出版之後，被教會禁止發行。而且，教會還宣判伽利略有罪。

在教會的威脅之下，伽利略在紅衣主教麵前下跪，並宣誓說：

“我將摒棄過去的異端邪說，我要懺悔，我的錯誤是因為追求名利和無知。我發誓，地球並不環繞太陽而轉動。”

不過，在悔過書上簽字的時候，伽利略嘴裏卻在小聲嘟囔著：“但它（地球）確實在轉動。”

伽利略以後的日子並不好過。他的手稿被全部燒毀，畢生心血毀於一旦，而且被限製出行，在位於佛羅倫薩附近的一棟房子裏了卻殘生。晚年時，這位偉大人物幾乎完全失明，在黑暗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時間。

但是他給世界帶來了光明。伽利略對教會的挑戰雖然失敗，但是卻喚醒了人們探索世界的**。許多人追隨他的腳步，睜開眼看世界，發現地球確如他所說——是圍著太陽在轉動的。

伽利略打破了教會的思想樊籠，打開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窗口。從此，自然和人文科學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中也包括心理學。不過，可能連伽利略自己也不知道，他個人的抗爭和遭遇，會對另外一位偉大人物產生何種深遠的影響。

1633年11月，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正在籌劃著《論世界》一書的出版工作，伽利略被囚禁的消息傳來了。

笛卡爾的心情瞬間降至冰點。他給自己的朋友寫信說：“我差一點就燒掉了自己的所有手稿。”因為他自己的理論體係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伽利略的學說之上的，如果伽利略因為傳揚某種學說而被審判，那麽當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後，就會變成下一個伽利略。

笛卡爾這個人很有個性，屬於那種要麽做到最好，要麽破罐破摔，還摔個稀碎的那種。一方麵，他不願意因為自己的言論引起教會的不滿；另一方麵，他又不願意順應教會的意思，修改自己的著作，委曲求全地發表一個殘缺不全的觀點。所以他決定“將自己的觀點全盤推翻”。

事實上，笛卡爾並不是要背叛自己的研究，而是在尋找一個方法，一個讓教會認可“科學”的方法。從此以後，他的科學研究進入了哲學化的時期。他將自己的科學研究與哲學相結合，然後以“掛著羊頭賣狗肉”的方式推銷給社會，“逼迫”教會承認自己的正確性。

今天大踏步的後退，是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進。這或許是當時笛卡爾的真實想法。

他開始著手研究生物學的相關課題，在此期間，他不可避免地闖入了心理學的領域。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道：“從今以後，我會比從前更多地討論人是什麽這個問題了。我現在在解剖各種動物的頭部結構，我希望解釋想象、記憶是如何產生的。”

在笛卡爾眼中，人是一種複雜的機器。至於人的意識，笛卡爾認為可以分為兩類——簡單意識和自我意識。

所謂的簡單意識，指的就是不通過思考而做出的反應，比如條件反射，就是最典型的簡單意識。

自我意識就是思考的意識。

簡單意識和自我意識在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同樣重要，比如一個熟練的繡花工人可以邊繡花邊和人聊天。繡花對於他而言，由於太過熟練，便成了簡單意識。而聊天這種事情，雖然大家每天都會做，但是每一次聊天都需要大腦思考然後做出回應，所以永遠屬於自我意識。

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的自我意識主導了行為，而動物行為則被簡單意識所主導。

笛卡爾是第一個將“意識”這個詞語引入心理學範疇的人，在日後的心理學研究中，“意識”成為很多心理學家繞不開的一個話題。

在哲學方麵，笛卡爾作為歐洲哲學的奠基人之一，在哲學史上享有崇高聲譽。相信對哲學有所了解的人對他的名字應該不會感到陌生。而笛卡爾那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在廣大文藝青年中也很有市場。

事實上，“我思故我在”這句話，對於心理學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對“我是誰”這一終極哲學的問題的解釋。哲學家們在普通人看來，都有些“偏執狂”的傾向，他們喜歡刨根問底地研究一些普通人“不屑”回答的問題，比如說“我是誰”。

研究“我是誰”這個問題的前提是，“我”到底存不存在。普通人也許會說：“我當然存在啊。”但是哲學家卻會問：“夢裏的你，也是你，你覺得那個你是真實存在的嗎？”

……無言以對。

笛卡爾的答案是，“我”是存在的。為什麽呢？因為我思考“我到底存不存在”這個問題的前提，就是我必須存在。如果我不存在，我就不會也不能思考我存不存在了。

有時候真覺得哲學家其實是一幫無聊的家夥。

從“我思故我在”這句話來看，笛卡爾的思想應該算作是唯心主義。其實不是，笛卡爾也承認物質世界的獨立性。有很多唯心主義哲學家認為，物質世界是虛幻的，我認為你有，你就有，認為你沒有，你就沒有。主觀意誌決定世界的麵貌。但是笛卡爾和他們不一樣，他認為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是分開的，不能由一個決定或派生另一個。簡而言之就是，在你的精神世界裏，你可以隨意認為某種外在的物質存在或不存在。但是在物質的世界中，存在的就是存在的，不會因為你的意誌而發生轉移。

這就是笛卡爾的“二元論”。

“二元論”思想，也為意識心理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後來的心理學家在研究環境（物質世界）與心理的關係時，不再糾結於某種環境到底會給人造成何種特定的影響。因為笛卡爾告訴他們：“物質世界在每個意識世界的反映都是不同的，同樣的一種東西，在甲的眼中是一番模樣，在乙的眼中又是另一番模樣。”

這樣的啟示，推動心理學向前走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