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II　器物迷戀：晚清以降的中國烏托邦小說

如果說西方烏托邦科幻與烏托邦源起的理想一脈相承，到了中國卻完全是另外一派景象。

世紀之交的晚清，“科學小說”被作為“新小說”的一種，經梁啟超、林紓、魯迅、包天笑等知識分子引入中國，意在“導中國人以行進”（魯迅）。在見識了西洋科技的強悍之後，沒有人會認為中國僅憑道德與政製便能重振雄風，科技進步成為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兼理想、科學、社會、政治而有之”的科學烏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說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短短五六年間連續湧現了《新石頭記》(1905)、《新紀元》（1908)、《電世界》(1909)、《新野叟曝言》(1909)等頗有分量的作品。

這實際上從立意上已經拋棄了“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逃托邦”模式，與西方的“經典烏托邦”在思想上接了軌。

那麽這樣的接軌在文本實踐層麵上又進行得如何呢？

較之晚清被譯介入中國的凡爾納小說對物理、博物、天文等知識不厭其煩的羅列和闡釋，晚清科幻小說對於科技的奇想顯得相當混搭而隨意，尤其是其中對於器物的迷戀往往超過了製度性的想象，成為區別於西方烏托邦的關鍵。

如在《電世界》中，大發明家、工業巨子黃震球橫空出世，他梳著大辮子，憑借一雙神奇的電翅在天空自由翱翔，宛如超級英雄般單槍匹馬消滅了歐洲入侵者，威震全球，之後又幾乎憑一己之力，苦心經營200年，依靠神奇的電氣技術，締造了天下大同。而實現這一切的關鍵，是電王發現的一塊天外隕石，在加熱到一萬三千攝氏度後，隕石熔煉成一種叫“鍟”的原質，在大氣中摩擦一下便可產生電氣，如永動機般源源不絕，“比起20世紀的電機來，已經強了幾千倍”。

在這些烏托邦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盡管世外桃源已經不複存在，對曆史循環論有所突破，以及超越了傳統天下觀，但知識分子們在文本中展現出的，依然是寄望於某種“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的法寶神器，戲劇性地改變整個國民性與社會發展軌跡的奇想。

有趣的是，這種對於器物的迷戀甚至延續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烏托邦科幻小說中反複出現的“食物巨大化想象”。

這一想象最早可溯源到晚清《電世界》中對農業革命的描寫：“……雞鴨豬羊也因食料富足，格外養得碩大繁滋，說也好笑，金華的白毛豬，的確像印度的馴象了”。1935年筱竹在《冰屍冷夢記》裏寫到“巨大的雞生下的蛋有足球那麽大，巨大的牛可以產出大量的奶”。甚至到了1999年，何夕在《異域》中也創造了一塊超脫於現有時空流速的“試驗田”，在其中動植物以百萬倍的速度進化，變成巨大而陌生的怪物。

這種對“食物巨大化”的反複書寫，究竟是來自對科技的盲目樂觀，還是來自記憶深處的饑餓感作祟，很值得探討。

無論根源何在，我們都可以看到如王瑤所說，中國科幻對於“烏托邦”的描繪，一方麵總是以那個永遠距離我們一步之遙的“西方/世界/現代”為藍本，並以“科學”“啟蒙”與“發展”的現代性神話，在“現實”與“夢”之間搭建起一架想象的天梯。另一方麵，這些童話又因為種種曆史和現實條件的製約而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從而在“夢”與“現實”之間呈現出無法輕易跨越的裂隙和空白。器物迷戀毫無疑問就是這種裂隙與空白的集中體現。

這其中，當然有如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中所總結，“傳統神怪小說的許多特性依然發生作用”，但倘若深究起來，是否寫作者在集體無意識中，歸根結底還是信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用主義道統，隻接受器物層麵的革新，卻始終對於製度層麵的全盤顛覆抱持懷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