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I　製度焦慮：從烏托邦到西部世界

如果烏托邦就是指美好的不可能的社會，那麽它可以涵蓋文學虛構、諷刺、幻想、科幻、宗教或者世俗天堂、政治理論、政治綱領或者宣言、創造理想社群的小規模嚐試和創造美好社會的舉國努力等許多領域，它們都可以被視為人類敘事的一種。而在這種敘事背後，隱藏著對人類個體之間由於絕對差異所導致的不平等所產生的製度性焦慮。無論外部環境如何改變，這種焦慮始終草蛇灰線地埋藏在人類文明整體中，不時以各種形態顯形。

若以1818年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為起點，誕生不過200年曆史的科幻小說，迅速地成為烏托邦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其推向更為廣闊多元的方向。它反映的是人類對於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焦慮。

在莫爾的《烏托邦》以及接下來幾個世紀“經典烏托邦”的眾多版本中，我們總能看到一個旅行者，登陸偏遠的島嶼或未被發現的大陸，受到當地人的歡迎，烏托邦社會就像一個禁欲主義的本篤會修道院，每個人都恪守教規、禁錮原罪，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而生活勞作。

在更晚近的科幻版本中，島嶼被換成了另一個星球，或者遙遠未來，但它們毫無例外都會提出一種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不平等的理想製度。

到了19世紀後期，大多數烏托邦小說提供的製度被各種社會主義所替代。愛德華?貝拉米的小說《回顧》（1888）描繪了一個未經革命衝突便誕生於壟斷資本主義的中央集權製社會主義社會，他所憧憬的21世紀波士頓其實是當時郊區中產階級的生活。而兩年後作為回應，威廉?莫裏斯的《烏有鄉消息》以夢遊21世紀倫敦的方式，敘述了無產階級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家衰亡：城鄉差別遭廢除，產品按需分配，貨幣和學校不複存在，國會大廈被用來存儲糞肥，可以看出其在高度簡化社會下的反工業基調。

而無論貝拉米還是莫裏斯都一如既往地塑造了女性地位與權利隱而不現的男性烏托邦模式。這個問題在美國作家夏洛蒂?吉爾曼的科幻小說《她鄉》（1907）、《赫蘭德》（1915年）以及後者的續集《與她在歐蘭德》（1916）中通過塑造單性繁殖的女性烏托邦來得以深入探討可能的製度解決方案。

進入20世紀之後，科技的迅猛發展（交通工具、通信技術、太空探索等）所帶來的現代思想讓“經典烏托邦”所試圖塑造的封閉空間或獨立王國不複存在，個體不得不走出民族國家的認知框架，從行星-宇宙的視角重新審視自我存在的位置與價值。而烏托邦式的寫作，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科幻小說的一個分支，如達科?蘇文所說的“科幻的社會政治體裁”。伴隨著這一過程出現的巨大社會影響，可以說是來自“反烏托邦”小說類型的盛行。

反烏托邦類型最初建立於這樣一種假設，建立烏托邦的努力也可能走向失控極權主義，比如卡爾?波普爾和弗裏德裏希?哈耶克都是反烏托邦立場的代表。許多反烏托邦小說描繪出複雜而多元的社會模式，從而實現對於無孔不入監控（《1984》），消費主義與娛樂至死（《美麗新世界》），極端保守官僚機構（《大機器停止》）以及人性中自然主義本能的批判（《我們》）。本質上它們依然延續了自由-人文主義的烏托邦思想傳統，並試圖加入技術元素令局麵變得複雜化。

幾乎所有這些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之作都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即，我們如何能夠在追求烏托邦的道路上避免墜入反烏托邦的深淵，或者在墜落之後再爬出來。這就好比是熱力學定律在烏托邦領域的一種映射，追求製度上極度的控製和秩序，最終將導致係統的封閉與熵增，必然走向整體崩塌與熱寂。

作為全球反建製主義思潮的發酵產物，女性主義、環境問題以及互聯網技術在20世紀60年代末之後頻繁出現在反烏托邦科幻小說中，引發新一輪的焦慮。厄休拉?勒古恩在《一無所有》（1974）中探討了無政府主義經濟共同體的可能性；約翰?布魯納《站在桑給巴爾》（1968）展現了人類麵對人口膨脹，城市衰敗和環境災難的恐懼；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遊者》（1984）創造了反英雄在虛擬空間對抗壟斷大企業的“賽博朋克”亞類型。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烏托邦/反烏托邦思想在不同領域與議題中的深入與影響。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至今日，烏托邦/反烏托邦文本為全球娛樂業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故事題材與影像靈感，並支撐起數以千億美元計的龐大產值，這本身就是一個近乎烏托邦式的消費主義寓言。從庫布裏克的《2001太空漫遊》，到雷利?斯科特的《銀翼殺手》，再到最近探討人類與人工智能關係的HBO科幻劇集《西部世界》，我們看到一個個樂園的興建與崩塌，將源自莫爾的烏托邦形態不斷變形、打碎、組合，出現無窮無盡的可能性。但從精神核心上卻是一脈相承，始終不棄地追尋著人類作為個體或者整體在世間的位置與價值，並反複質疑任何貶損其存在的製度設計。

樂園，終究是人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