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如果不是因為爸媽在十來年前的突然離世，我不可能這樣放任我的妹妹琳恩。

對於爸媽的死，琳恩始終懷著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每當我告訴她，那不是她的責任，她就會反問我：“那你說是誰的責任？是不是CuMG的責任？如果是CuMG的責任，你為什麽還在為CuMG賣命？”

我無言以對。

我曾經一直認為CuMG是無辜的。CuMG已經為人們無償提供了DCL，每五年免費更換一次，難道你認為他們是在做慈善嗎？他們當然要從你身上獲得利益。隻要你兜裏還有大把的鈔票，隻要你還有消費的欲望，那你就是廣告的最佳受眾，就能為CuMG帶來廣告收入。

要知道，這些定製化廣告的成本很高。隻要你睜著眼睛，你的DCL隨時都在上傳圖像，也隨時都在下載圖像。這種傳輸所占用的帶寬是驚人的，背後CuMG雲的運算量也是驚人的。要是你沒有消費能力了，在CuMG眼中，你就從上帝變成了魔鬼，隻能關閉你的DCL以節約成本。

CuMG剛起家的時候，不少人反對CuMG隨意關閉窮困潦倒者的DCL，甚至將其告上了法庭。但幾個案子判下來，再沒有人做這種無謂的爭論了。畢竟，每個人眼裏的DCL都是由CuMG掏錢免費植入的，嚴格來說本就是CuMG的財產。CuMG當然有權利關閉你的DCL，甚至不用事先通知你。這道理很簡單，也很殘酷。

DCL被關閉的人，就像我們外維工一樣，可以看到這布滿二維碼、隻有黑白兩色的詭異城市。一開始，你或許會覺得無所謂，甚至還有一點新奇感。但很快你就會發瘋的。你看不了基於DCL的虛擬三維電視，用不了基於DCL的虛擬電腦。你也看不了報紙，看不了兩頁書，甚至都看不到超市貨架上標的商品價格，因為所有這一切也都是靠二維碼在DCL中動態顯示的。

結果，你明明身處城市之中，卻感覺自己是被隔絕在城市之外，如同信息汪洋之中孤獨漂浮的一根枯木，想要沉都沉不下去。

最終，你隻能選擇離開，離開這座不接納你、也不屬於你的城市。很多人往往會耗到自己的DCL失效，被逼到無路可退才離開。然而這時候往往已經太晚了，失效的DCL會變成一種厚重的灰色，讓你眼前的一切都如同被籠罩在濃煙之中一樣，最終徹底失明。這也是每五年必須要更換DCL的原因。

爸爸媽媽屬於比較明智的人，接到CuMG的關閉警告之後就開始有條不紊地做著離開城市的準備，爭取能在DCL徹底失效之前安定下來，適應新的生活方式。隻不過，他們沒有讓我和妹妹知道這一切。直到有一天早上，我發現爸爸在看一周以前的報紙，追問之下才知道，爸爸眼中看到的早已經不是報紙了，而隻是幾個大大的二維碼。

當時，琳恩已經在上美術學院了，而我已經在CBD分隊隊長的位子上坐了五年。隱形二維碼的發明被莫愁搶走之後，我一直很消沉，完全看不到離開地下三層這間CBD分隊辦公室的希望我不知道如果當初大學畢業之後繼續讀研的話，現在自己會在做什麽工作。但我也隻能是想想而已，因為自從交了妹妹的超生罰款之後，家裏一直欠著銀行的債務，不可能有錢供我繼續深造好在，CuMG這份工作幫我們還清了貸款，還支付著妹妹讀美術學院的學費。我剩下的工資再加上爸媽退休之後的養老金，剛好夠我們一家四口在新京城的生活開銷。

但正是這樣的境況，讓爸媽落入了CuMG對於“無價值受眾的定義：購買的商品皆為生活必需品，且不是廣告推薦的高端產品，而是最便宜的廉價貨。如果不是因為員工的身份，恐怕連我也不能幸免。

我也去找過我的頂頭上司，新來的外維部新京地區主任，問他能不能幫我爸媽跟高層說說情。但這個肥頭大耳的官僚拒絕了我的請求，甚至連電話也不想打，生怕危及他自己的前途。不過他態度很好，一直在微笑，讓我想起了農村流水席上吃的豬頭。

後來，我又想辭職陪爸媽一起走。但他們輕易就說服了我：“如果你也走了，妹妹怎麽辦？誰來負擔她的學費？你想讓她也跟我們一起去受苦嗎？”

爸媽是由我開著外維工程車送出城的，目的地是一個深山之中的“盲村”。全村一半人的DCL已然失效，近乎失明，而剩下的一半也距失明不遠了，隻是遲早的事情。在山裏，這樣的“盲村”有很多。這幾十年來瘋狂的城市化進程已經把平原變成了一大片城市，唯有高聳的山巒才能夠阻擋城市擴張的腳步。

在大學住校的琳恩對整件事情完全不知情，直到寒假來臨，我再也瞞不住她了，直接帶她去了“盲村”。見到一身粗布衣裳、憔悴了許多的爸媽，妹妹才稍稍猜到發生了什麽，她不顧一切地撲到爸媽懷裏放聲大哭。

那天我是一個人回新京的，琳恩則在“盲村”住了一個寒假，直到開春的時候，爸媽把她趕回了學校。

媽媽很不走運，她的DCL當時就已經到期了，沒幾個月就徹底失效了。得知媽媽的DCL失效，琳恩曾經問我為什麽不能做手術把DCL摘除，我告訴她這種手術的費用太高了，被關閉DCL的人都是窮人，不可能負擔得起。再者說，即便是成功摘除了DCL，我們的雙眼早已適應了DCL，幾乎喪失了調焦的能力，雖能看到光線，但與盲人無異。

好在，爸爸的DCL一直沒有失效。在家的時候，一直是媽媽侍候著爸爸。如今，爸爸卻不得不承擔起了照顧兩人生活的擔子。所幸，山裏的生活雖然清苦，但也不需要他們做太多事情，也用不到太多錢。我每月把他們的養老金送去，卻總是被逼著帶一半回來貼補妹妹的生活。

妹妹自從回到新京城，就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每次見到我，說不了幾句就要吵架。因為爸媽的事情，我的脾氣也變得越發暴躁，常常與她對吵起來，不再像以前一樣讓著她。琳恩一直盼著學期趕緊結束，到了暑假好去陪爸媽住一個月。然而，她最終盼來的，是爸媽的噩耗。

事情的經過沒有人看到，隻是據紅十字會的人說，應該是提前到來的雨季引發了山洪。半夜裏猛漲的洪水淹沒了整個“盲村”隻有不到三成的人幸存下來，而且基本都是還未失明的人。我知道爸爸的水性很好，他一定是在努力救媽媽脫險的時候一同遇難的。

這一次我沒有逃避，也無處可逃。就在琳恩的宿舍樓下，我告訴了她爸媽遇難的消息。琳恩沒在我麵前流下一滴眼淚，沒說一句話，也沒有上樓，而是轉頭跑開了。我以為她是想一個人靜靜，但她卻再也沒回學校，也沒回家。直到第二年爸媽的忌日我去掃墓，才在墓地碰到了妹妹，並且得知她已經加入了荷馬組織。

自此，墓地就成了我們兄妹倆每年唯一一次見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