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歲的貧窮單身漢在城市這個龐大資源聚合體中顯得無足輕重,我每周工作三天,每天工作四個小時,主要職責是“在滿足條件的申請書中挑選出個人情感認同的”。在計算機搶走大部分人類飯碗的今天,在政府部門,以“個人情感”因素審批特殊貧困津貼的申請書幾乎是份完美的工作。它不需要任何培訓背景或知識儲備,當局認為在自動審核通過的眾多特殊貧困津貼申請書中挑選幸運者可適度地體現冰冷規章製度之外的人情味,故聘請社會各階層人士—包括我這樣的失敗者—參與此項工作,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從租住的公寓乘坐地鐵來到社會保障局那間小小的、與三名同事共享的辦公室,坐在電腦前,把電子印章蓋在屏幕中比較順眼的申請書上,名額時多時少,通常蓋了三十個印章後我的工作就結束了,餘下的時間可以找人聊聊天、喝喝咖啡、吃兩個百吉餅,直到下班鈴打響。

與此前無數個周一相同,我完成四個小時的工作,打卡後離開社會保障局的灰色花崗岩大樓,走向不遠處的地鐵站。地鐵站門口通常有個單人樂隊的表演者在單調的鼓聲中吹著刺耳的小號經過他身邊的時候,那個陰鬱的表演者總盯著我的眼睛—或許是因為幾年來我沒給過他一分錢—這讓我感到不快。貓抓玻璃一樣的小號聲果然響起,讓我昨天尚未痊愈的頭痛蠢蠢欲動,我決心向反方向走一個街區,去上一個地鐵站搭地鐵。

上午下了一點小雨,地麵濕潤,紮辮子的滑板少年飛速掠過,兩隻鴿子站在咖啡館的招牌上嘀嘀咕咕。櫥窗映出我的影子:身穿過時的黃色風衣的瘦削半禿中年人,長著一個與我父親一模一樣的酒糟鼻子。我摸摸鼻子,不禁想起我久未謀麵的父親,準確地說,自從二十二歲的宴會後我就再未見過父親。母親給我的電話中有時會談起他,我知道他還住在農場,養著一些牛,留著幾棵蘋果樹用來釀酒,但酒精毀了他的肝,醫生說他沒辦法再喝酒了,直到科學家們發明肝癌的治療方法。說實話,我並不感覺悲傷,盡管我的紅鼻子和寬大的骨架完全繼承了他的血統,但我整個後半生都在逃避父親的影子,避免自己成為那樣自私、狹隘與嗜酒的肥胖老頭,如今我發現,唯有避免肥胖這一點,我做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亮點是娶到了我母親,我卻連這一個亮點都沒有。

“站住!”一聲大喝打斷了我的自怨自艾。幾個穿著黑色連帽衫的人越過車流向這邊快速跑來,兩名警察揮舞警棍跌跌撞撞地穿過刹停的汽車追趕著,一名警察吹響哨子,另一人大聲喊叫。

駕駛員的叫罵聲與汽車鳴笛聲響成一片,我將身體貼近咖啡館的櫥窗。別惹麻煩—父親的絡腮胡子,還有因劣質雪茄而泛黃的牙齒在眼前閃現。穿黑色連帽衫的人撞倒了路邊的垃圾桶從我身邊跑過,一個,兩個,一共四個人,我裝作毫不在意,但發現他們都穿著帆布鞋,是年輕人。誰年輕時沒有穿過髒兮兮的帆布鞋呢。我低頭看看自己腳上暗淡無光的棕色係帶皮鞋,鞋麵因長時間穿著產生一道道褶皺,像我照鏡子時極力回避的額頭的皺紋。

忽然有人伸出手擋住我望向腳麵的視線,探進風衣兜裏拉出我的右手,我感覺手心傳來滑稽的瘙癢—那人用手指在我掌心畫著什麽圖案。我驚詫地抬起頭來,停在我麵前的是第四個黑衣人,身材矮小,兜帽罩住眼睛,他迅速地在我手中畫著什麽,然後拍拍我的手掌說:“你明白嗎?”

“快點!”三個連帽衫在呼喚,第四個人回頭望了一眼越追越近的警察,丟下我向夥伴們飛奔而去。警察氣喘籲籲地追來,“站住!”其中一個聲音嘶啞地喊道,另一個口中含著哨子,吹出斷斷續續的哨音。我確信他們越過我的時候扭頭看了我一眼,但兩位警官沒有說什麽,揮舞著警棍跑遠了。

逃的人和追的人轉過花店所在的街角,不見了。潮濕的街道上,汽車開始移動,行人穿梭,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過,隻有我的右手,殘留著陌生人指尖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