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實驗室的男孩們 The Boys at the Lab

實驗室的男孩們並不是男孩。他們是年輕男人,但都不算特別年輕:有幾個人的鬢角已經開始稀疏。他們肯定有二十多歲了。如果你提到他們中間的某一個——如果隻說其中一個的話——你肯定不會用男孩來形容他。然而,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是男孩。他們是要用引號引起來的“男孩們”,他們一起站在碼頭上,有些人還脫掉了襯衫。他們曬出了古銅色膚色:那時陽光比現在薄,臭氧層比現在厚,但他們仍然曬出了古銅色。

男孩們有肌肉,也有笑容,是那種你在男人的麵龐上再也看不到的笑容。他們這樣的麵龐始於戰時,與之搭配的是煙鬥,還有八字胡;我覺得男孩們有煙鬥——我似乎記得我見過一兩個煙鬥——而且其中一個男孩也有八字胡。你可以從他的照片裏看到。

我覺得男孩們非常有魅力。也許不是。我當時還太年輕,不懂得什麽是魅力。我是覺得他們有魔力。他們是期待已久的目的地,是一場探險的目標。去見他們——至少在預期中——是一件讓人神采飛揚的事。

男孩們每年春天來到實驗室,差不多是嫩葉萌發、黑蠅和蚊子出現的時候。他們從四麵八方來,每年來的人都不同,他們和我父親一起工作。我不確定是什麽樣的工作,但一定很讓人興奮,因為實驗室本身就讓人興奮。我們不經常去的任何地方都讓人興奮。

我們會坐一條沉重的木劃艇去,這條木艇是在半英裏外那個隻有五戶人家的村子裏做的——我們的母親劃著艇,她劃得相當好——不然我們會沿著一條蜿蜒曲折的小道步行過去,要跨過倒下的樹木和根莖,繞過大卵石,穿過一片片水窪,水窪的苔蘚上鋪了幾塊很滑的木板,呼吸著潮濕的木頭和緩慢腐爛的樹葉散發出的黴味。走路過去對我來說太遠了,我們的腿太短,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劃木艇過去的。

實驗室是用原木搭建的。它看起來巨大無比,雖然從僅存的兩張照片上看似乎更像個窩棚。但它確實有封閉式門廊以及原木的欄杆。裏麵的東西都是我們不能碰的——一些裝著某種危險**的瓶子,**表麵漂浮著蠐螬,它們那六隻小小的前爪緊緊扣在一起,仿佛是祈禱時的手指,還有聞起來像是毒藥,而且確實是毒藥的軟木塞,還有用又長又細的大頭針固定著幹燥昆蟲的托盤,每一根大頭針都有個細小而誘人的黑色針頭。所有這些都帶著濃重的禁忌感,讓我們感到眩暈。

在實驗室我們可以躲進冰屋裏,那是一個昏暗神秘的地方,內部的空間總是比從外麵看著大很多,而且裏麵總是很靜,還有很多鋸末用來保持冰塊的溫度。有時候,那裏會有一罐上麵打了孔並用蠟紙塞著的煉乳;有時候會有一塊小心保存的黃油,或者最後一點培根;有時候那裏會有一兩條魚,小梭魚或者鮭魚,已經被切成了塊,放在一個有裂口的陶瓷餡兒餅盤子上麵。

我們去那裏幹什麽?實際上什麽都沒得幹。我們假裝自己失蹤了——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哪兒。這件事本身就奇怪地令人精神百倍。然後我們會出來,離開那片寂靜,回到鬆針的香味和浪花拍打水岸的聲音裏,我們的母親在呼喚著我們,因為到時間了,該回到艇上劃回家了。

冰屋裏的魚是實驗室的男孩們抓到的,他們會把那些魚做了當晚飯吃。他們自己做飯——這是關於他們的另一件不一般的事情——因為那兒沒有女人給他們做飯。他們睡帳篷,巨大的帆布帳篷,每個裏麵睡兩三個人;他們有充氣床墊,還有沉重的絲綿睡袋。他們經常胡鬧,反正我願意這樣相信。有一張照片上他們正在裝睡,光著的腳從帳篷下麵伸出來。把腳伸出來的男孩是卡姆和雷。隻有他們兩個人有名字。

這些照片是誰拍的?為什麽而拍?是我父親?或者如果更有趣的話,是我母親?我估計她會一邊拍照一邊笑;我估計他們在演戲,玩得很開心。也許還會有更多那種無傷大雅的調情,因為大家都知道不會造成任何後果。是我的母親把男孩們的照片貼進她的相冊,並且在下麵寫了說明:“男孩們”“實驗室的男孩們”“卡姆和雷,在‘睡覺’”。

* * *

我的母親正躺在**,她已經臥床一年。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她自己的意願使然。她的視力越來越差,所以不能再獨自去散步,因為她會摔倒,她需要有人陪著她一起,比如她的某位老年朋友。但是,即使他們兩人手挽著手出發,她還是會因為腿腳不利索而磕磕絆絆,然後他們就會一起摔倒。她曾經把眼睛周圍摔得烏青,並終於摔斷了一條肋骨——她摔在了床頭櫃上,她肯定在地上躺了好幾個小時,痛苦地想要自己爬起來,又再次摔倒,像是玻璃罐裏的甲殼蟲一樣,想自己回到**去,直到我們——在她的反對下——聘請的日間看護來上班時才發現她。

然後她開始害怕走路,雖然她口頭從沒承認過,此外她還對自己的恐懼感到憤怒。最終她變得反叛。她反抗所有的一切:失明,行動受限,摔倒,受傷,恐懼。她不再想與這些悲慘的源頭發生任何關係,於是她躲進了被子裏。那是轉換話題的一種方式。

現在,即使她想走路,她也走不了了:她的肌肉已經變得過於虛弱。但是她的心髒一直很強勁,讓她能活著。她馬上就要九十二歲了。

我坐在她的右邊,因為她這邊的耳朵還能聽見:她的另一隻耳朵完全聾了。這隻好耳朵的聽力和她的觸感,是她與外部世界最後的聯係。有一段時間我們相信她還有嗅覺。我們會帶去花束——隻帶有香味的花,玫瑰、小蒼蘭、繡球和香豌豆花——並舉到她鼻子下麵。

“來!”我們會說,“很好聞是不是?”

她不會說什麽。她一生中比大多數人說的謊都少,少很多;你甚至可以說她從不說謊。遇到可能需要撒謊的場合,她會以沉默回應。如果換了另一位母親肯定會說:“是啊,太可愛了,非常感謝。”但她並不那麽說。

“你什麽都聞不到,是不是?”我終於問道。

“是。”她說。

她側身蜷成一團,雙眼緊閉,但她沒有睡著。綠色的羊毛毯一直蓋到脖子,隻留了腦袋在外麵。她的指尖露了出來:幹癟的手指,幾乎隻剩骨頭,緊緊握成一個小拳頭。她的雙手需要被掰開進行按摩,那可費了一番力氣,因為她把手握得太緊,就好像她在抓著一條看不見的繩子。那是船上的繩子,峭壁邊的繩子——是那種她必須盡全力抓住,才不會落下甲板,才可以向上攀爬的繩子。

她把那隻好耳朵緊貼枕頭,什麽都不聽。我輕輕把她的頭扭向一邊,好讓她聽到我說話。

“是我。”我說。對著她的耳朵講話,仿佛是對著一條又長又窄的隧道講話,而這條隧道穿過黑暗,通向一個我根本無法想象的地方。她一整天都在幹什麽呢?一整天,然後一整夜。她在想什麽?她無聊嗎?她悲傷嗎?到底發生了什麽?她的耳朵是她與被埋沒的一切活動之間唯一的連接,就像一株破土而出、僅能發出微弱信號的蘑菇,它表明地下還有一個巨大的千絲萬縷的網絡仍然活著並欣欣向榮。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對著那隻耳朵說。它甚至看起來都像蘑菇了。

“知道。”她回答,我知道這是真的:我說過,她不撒謊。

在這些時刻,我的用處就是給她講故事。她最想聽到關於她自己,關於年輕時的她自己,還有非常年輕時的她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會讓她笑;偶爾她甚至還會和我一起講述。她不再健談,她不能陳述情節,全讓她自己講是不行的,但她知道發生了什麽,或者曾經發生過什麽,而且她能說出一兩個句子。我的任務困難重重,因為我能對她複述的隻有她曾經告訴過我的那些故事,數量很有限。她最喜歡令人興奮的故事,或者顯示她的重要性的故事——比如她用自己的方式克服了困難——或者那些好玩的故事。

“你還記得實驗室的男孩們嗎?”我說。

“記得。”她說。也就是說她確實還記得他們。

“他們的名字是卡姆和雷。他們住在一個帳篷裏。有一張他們把腳從帳篷裏伸出來的照片。你還記得那些人嗎?那個夏天?”

她說她記得。

我很難想象我的母親那時候是什麽樣子。不,我很難想象她的臉。她的臉已經被之後太多不同版本的麵貌層層覆蓋,仿佛沉積層一樣,讓我似乎沒辦法回憶起她另外一張更年輕的臉。即使她的照片也與我能回憶起的任何樣子都不一致。不過,我還記得她最重要的實質:她的聲音,她聞起來的氣味,靠在她身上的感覺,她在廚房裏弄出來的讓人安心的磕碰聲;甚至還有她的歌聲,因為她確實唱過歌。她曾經在教堂的唱詩班唱歌。她有一副好嗓子。

我依然記得她唱過的一些歌,或者是一些片段:

吹吧,吹吧,甜蜜而輕柔的,西海的風啊;

來自什麽什麽或者其他的啦啦啦,

吹過什麽什麽或者其他的啦啦啦,

把他再次吹向我,

而我的小寶貝們,我漂亮的小寶貝們,睡在……

我曾經以為她是因為開心才唱歌,但實際上她肯定是因為要哄我們睡覺才唱的。有時我沒睡,但會假裝睡了。然後我會偷偷地從枕頭上抬起頭,透過牆上的一個小孔向外窺視。我喜歡在父母沒有察覺的時候偷看他們。“我會留心照看的。”我的母親會說,她指的是煮雞蛋或者烤餅幹,或者甚至可能是我們,她的孩子們。所以,僅僅是被照看著也有一種保護作用,於是我也一直照看著我的父母。這會讓他們安全。

我的哥哥折騰個不停。他有各種項目,他想全力投入,他要鋸東西、錘東西。他想喝杯水,然後又想知道現在是幾點,到第二天早上還有多久。我母親一定是因為輕微的絕望而唱起了歌,她想爭取一小部分傍晚的時間留給自己。如果她成功了,她就會坐在桌前,點亮煤油燈,和我父親玩克裏比奇紙牌。

有些傍晚父親不在。他在實驗室工作到很晚,黃昏時分才回來,有時候他還會出差好幾個星期去采購。那麽就隻剩母親一個人。她會在傍晚讀讀書,而外麵的貓頭鷹在鳴叫,潛鳥在哀嚎。或者她會給她遠方的父母和姐妹寫信,描述天氣和一周發生的事情,但從不提及她的感受。我知道這些是因為在我長大成人離家之後,也曾收到過她寫來的同樣的信。

或者她會寫日記。她為什麽要費事寫這些日記呢?她和她妹妹一起結婚的前夜,她們把自己寫過的日記都付之一炬,這是她一生都在堅持的習慣。為什麽把字句寫下來,隻是為了之後銷毀嗎?也許她把日記保留到了聖誕節,這樣她就能把這一年中發生的大事寫進聖誕祝福裏。然後,在新年到來時,她可以把舊的一年抹掉,重新開始。她也燒信。

我從沒問過她這樣做的原因。她隻會回答:“減少雜亂。”這確實是部分事實——照她的說法,她喜歡搞清算——但並不是全部。

我還記得她寫東西時後腦勺的樣子,柔和的燈光勾勒出她的剪影;我還記得她的頭發,她肩膀傾斜的角度。但不記得她的臉。

不過,她的腿——我卻有著清晰的印象,她會穿上灰色法蘭絨休閑褲,但隻在一天中的某個時段穿:臨近傍晚,日頭漸落,太陽從林間投來黃色的光柱,閃爍在水麵上。在那個時間,我們會沿著俯瞰湖水的小山坡走到一個地方,那裏有個不一般的東西。那是個小小的水泥基座,被塗成了紅色。它隻是個界標,但在當時似乎充滿了非人類的力量,像一個祭壇。

我們就是在這裏等待父親從實驗室回來。我們會坐在暖和的岩石上,那裏有一片馴鹿苔,天氣幹燥時很脆,雨後則很柔軟,我們會聆聽汽艇的聲音——為此我們必須保持絕對安靜——我還會靠在母親穿著灰色法蘭絨褲子的雙腿上,也靠在她的皮靴上。很可能我對她靴子上複雜的褶皺和鞋帶的記憶比對她的臉的記憶還要深,因為這雙靴子沒變過。在某個時刻,它們就不見了——它們一定是被扔掉了——但在那個時刻來臨前,它們一直保持著原樣。

這種儀式——沿著山坡行走,神秘的紅色基座,等待,依靠,保持絕對安靜——所有這些肯定就是我們的父親出現的原因,他身披夕陽的身影隨著船靠近碼頭而變得越來越大。

偶爾,實驗室的幾個男孩會和我父親一起來我們家裏,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大多數情況下,晚餐的主菜是魚。其他僅有的選擇是火腿或者鹹牛肉,或者培根,或者——如果我們幸運的話——用雞蛋和奶酪做的菜。當時是戰爭時期,任何肉類都是配給的,但魚是很容易獲得的。我的母親——在她還掌握著家務大權的時候——曾經說過,如果家裏有客人來吃飯,她就拿著魚竿到碼頭上甩個一兩竿。隻需要費這點工夫就行。她可以在半小時內釣到足夠的小梭魚當作晚餐。

“然後我就猛打它們的頭,”我的母親這樣告訴她後來交的朋友——那些城裏的朋友,“梆地一下!然後我們把內髒扔進湖裏,這樣熊就聞不到了。”她會帶點炫耀,就一點點;那些朋友覺得她帶著兩個小孩到那麽遠的地方去,簡直是瘋了。但她們並不會說瘋了,她們會說勇敢。然後她就會笑。“哈,勇敢!”她會這樣說,意思是這並不需要勇敢,因為她並不害怕。

也許卡姆和雷來吃飯了,吃了魚。我當然希望是這樣。他們兩人是一本小說裏的人物,出自一本我從沒讀過的小說。我對他們沒有實際的印象,但我在十二三歲時愛上了他們的照片。卡姆和雷比電影明星好看得多,因為他們更真實,或者他們的照片更真實。他們也更性感,雖然我沒有什麽發言權。他們看起來是那麽生氣勃勃,那麽富有冒險精神和有趣,兩個人都是。

那些照片現在就在樓上,我家的樓上。母親完全失明之後,它們和相冊裏的其他照片就都被我拿走保存了。

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不過較早的照片有點發黃了;它們跨越了從1909年我母親出生時起到1955年她似乎完全放棄整理相片為止之間的很多年。不過在這些年之間,她是一絲不苟的。雖然她焚燒信件,毀壞日記,想辦法掩蓋人生的軌跡,但她肯定仍然希望能有某種見證——證明她步履輕盈地走過了她的時代。或者她想留下一些線索,沿途散落在這裏和那裏,讓想要找到她的人有跡可循。

每張照片下麵都有我母親娟秀的筆跡,用黑色墨水寫在灰色紙頁上:名字、地點、日期。封麵的照片上是我的外祖父母,他們穿著周日彌撒時才穿的最好的衣服,驕傲地站在他們新斯科舍省的白色房子外麵,和他們的第一輛車——一輛福特——合影。然後是幾位年邁的曾外祖母的照片,她們穿著印花布連衣裙。陽光投下的陰影加深了她們的眼窩和皺紋,還讓她們的鼻子下麵長出了小胡子。母親初次亮相時是個被緞帶包圍的小嬰兒,然後變成了一個穿著蕾絲領裙子、戴著發圈的小女孩,然後變成一個穿著工作服的假小子。她的妹妹們和弟弟們這時也都出現了,並且一個個都長大了。我的外祖父多出了一身軍醫的製服。

“1919年你得流感了嗎?”我對著母親的耳朵問道。

短暫停頓。“得了。”

“你母親得了嗎?你的妹妹們呢?你的弟弟們呢?你父親得了嗎?”似乎他們都得了。

“那誰來照顧你們?”

又一個短暫停頓。“父親。”

“他一定很擅長照顧人。”我說。因為他們都沒死,沒死在當時。

她在思考,過了一會兒說:“我想是吧。”

她反抗她的父親,但又愛他。他是個固執的人,她常說。他有頑強的意誌。有一次,她曾經告訴我,她和他太像了。

現在我的母親是個十幾歲的少女,正和一群女孩一起在海灘上嬉笑,她們穿著長褲和條紋上衣,手臂搭在彼此的肩頭。“甜蜜十六歲”,海邊的這群女孩這樣說。我母親在中間。照片下麵寫著每個人的名字:傑茜,海倫妮,“我”,凱蒂,多蘿西。然後是一張類似的照片,這次是冬天,女孩們圍著圍巾,穿著夾克,我母親還戴著防寒耳罩:喬伊絲,“我”,凱,“對抗風暴”。她整理照片的早些年裏總是自稱“我”,並給這個字打上雙引號,仿佛她在援引某些書麵的觀點來證明她就是她。

她的另一副樣子:這次她正在抓著一匹馬的鞍帶,和它鼻子貼鼻子。照片下寫著:迪克和“我”。她現在很愛聽跟馬有關的故事,我可以一遍一遍地講。兩匹馬的名字分別是迪克和內爾。內爾很容易受驚,還不服管教,帶著母親狂奔,她從馬鞍上滑落的話很有可能會被拖死,那樣我就不會出生了。但這並沒有發生,因為她抓穩了——死也不鬆手,正如她常說的。

“你還記得迪克嗎?”

“記得。”

“你還記得內爾嗎?”

“內爾?”

“她帶著你狂奔。你抓住她死也不鬆手,記得嗎?”

這時她笑了。在那兒——在那條把她和我們隔開的漫長而黑暗的隧道盡頭——她又開始了狂野的奔跑,跑過草地,穿過蘋果花盛放的果園,拚命抓牢韁繩和鞍座,她的心因為巨大的喜悅而狂跳奔突。她能聞到蘋果花的香味嗎,在她當時的處境?她狂奔時是否能感覺到空氣吹向臉龐?

“永遠別忘了關上牲口棚的門,”她的父親告訴她,“如果馬受驚了,它會直接跑回家,往牲口棚裏跑,它跑進門時,你可能會撞到門框上。”所以你看,她當心了,她沒有忘記關門,因為內爾在牲口棚前突然停住,顫抖著,渾身冒著汗,嘴角泛著白沫,翻著白眼。我媽媽放鬆了自己,鬆開了韁繩,下了馬。她們都冷靜下來。美好的結局。

母親喜歡美好的結局。在她人生的早期——以及我人生的早期——沒有這種結局的故事都會被她盡快束之高閣。我盡量不去重複任何悲傷的故事。但是有些故事沒有結局,或者她沒有告訴我結局,我去看她的時候,每次都會在腦子裏隨時可以調取的看不見的故事儲備中遇到這類故事,我的好奇心會占上風,我纏著她,因為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麽。但她就是不說。她不告訴我。

她愛的人——那些和她年紀相仿的人——很多已經去世了。大部分都死了,幾乎沒有人還在。她希望得知每個人去世的消息,但是之後她就再也不會提起那些人。她把他們安全地放置在她腦海中的某處,以她喜歡的形式。她讓他們回到了他們所屬的時間層。

* * *

她又出現了,穿著冬裝——戴著一頂鍾形帽,穿一件外翻皮草領子的大衣,風格很新潮:“我”,在吃一個甜甜圈。這張照片一定是母親上大學那幾年,被某位女性朋友拍下的。那些年是她掙來的,她為之努力工作,努力攢錢。當時正是大蕭條最為嚴重的時期,所以肯定很不容易。她選擇了一所離家很遠的大學,這樣她就不會被她父親監管和限製,反正她父親一直覺得她根本沒必要進入更高等的學府。然後她一直很想家。但這並沒妨礙她參加速滑訓練。

照片有幾年的間隔,然後她結婚了。參加婚禮的人們在白色大房子的門廊前麵列隊站好拍照,房子上裝飾著她們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親手製作的花環。那個小妹全程都在哭。二妹也是婚禮的主角,因為她也在同一天結婚。留著兩側極短的背頭發型的我父親雙腳分開,雙臂抱在胸前站著,顯得若有所思。姨媽、叔叔、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簇擁在一起。他們看起來很冷靜。那是1935年。

到這個時候,我的母親在照片說明裏已經不再自稱“我”,而是用她姓名的縮寫替代——她婚後的新姓名的縮寫。不然她就根本不寫自己的名字了。

接著是她婚後的部分。一些關鍵的事件被遺漏了。蜜月是一次驚險刺激的獨木舟之旅——母親之前從未接觸過這種水上交通工具,但很快就遊刃有餘;然而卻沒有留下照片。不久後我繈褓中的哥哥也露麵了,然後是他們三個一起到林子裏去了。他們住帳篷,而父親在業餘時間給他們搭起了一座小木屋。母親用篝火做飯,在湖水裏洗衣服,閑暇時她練習射箭——這是一張她在射箭的照片——或者伸手給灰鴉喂食,或者縱身躍入冰冷的湖水,讓鏡頭在底片上留下一片模糊的斑點。

我出生時,小木屋已經建好。它是板條搭建的,共有三間臥室,一間父母住,一小間我和哥哥住——我們有木料做的雙層床——還有一間客房。我腦中仍然留存的關於那間小木屋的印象都是地板,我肯定在那裏花的時間最多:不是坐在地板上麵,就是離它不遠。我還記住了一種聲音:紅鬆林裏的風聲,遠處摩托艇靠近的聲音。此外,大門是用一塊金屬做的,我母親會用一根長釘子敲擊大門,通知我們飯已上桌。隻要我想,我就能聽到那個聲音。

那座小屋已經不在了,它被拆除了。有人在那個地方蓋了一座時髦得多的房子。

不過,照片上的母親正站在小屋的外麵喂灰鴉。如今的她與騎馬、福特轎車和穿著花裙子的姑姑、嬸嬸們的世界距離遙遠。要想到達那個小屋,要先經過一條狹窄的鐵路或者最近剛建成的單行砂土路,然後還要坐船或者步行。小屋四周被蓬亂、無邊、時常有熊出沒的森林環繞。湖麵上——寒冷而危險的湖麵上——有潛鳥。有時候狼會嚎叫,而小村裏的狗這時也會嗚咽著尖叫。

那時,實驗室也已經建好。它是先於小屋建造的。重要的事情先辦。

卡姆和雷一定有特別之處,因為他們的照片很多。他們出現在實驗室的碼頭上,出現在他們的帳篷裏,還坐在原木搭建的實驗室的台階上。在另一張照片上,他們還有自行車。他們一定是把自行車帶上了火車,但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森林裏沒有能騎自行車的地方。

但或許他們是沿著新砂土路騎車到村子裏的。那就真是一項壯舉了。又或許他們是在某次外出采購途中,在有平坦小路的地方騎的,因為他們的自行車上載滿了各種裝備——背包、捆包、行李袋,兩邊還掛著被煤煙熏黑的馬口鐵罐。他們站起來,為重心不穩的自行車找平衡,咧開嘴露出戰時的笑容。他們沒穿襯衣,古銅色的皮膚和肌肉**著。他們看起來多麽健康啊!

“卡姆死了。”有一次母親和我一起看這些照片的時候說,那時她的眼睛還能看見。“年紀輕輕就死了。”她違背了自己不說壞結局的規則,所以這次死亡對她來說一定有很大的意義。

“因為什麽?”我問。

“他得了一種什麽病。”她從來不會詳細說明是什麽病:說出來就等於招惹它們。

“那雷呢?”

“他出事了。”我母親說。

“他參戰了嗎?”

片刻停頓。“我不確定。”

我忍不住。“他陣亡了?”如果他必須英年早逝,那麽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種合適的方式。我希望他死得英勇。

但她閉口不談。她不想說。一個死掉的男孩對那天來說已經夠受了。

我的母親最後一次瀏覽她的相冊——她最後一次還能看到的時候——是她八十九歲那年。那時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五年了。她知道她要失明了。我覺得她想最後再看看所有的一切——看看她自己,看看他,看看那些如今對她來說一定太遙遠、太無憂無慮、充滿太多陽光的歲月。

她不得不俯下身去,靠近相冊的頁麵:退化的不僅是她的視力,還有那些照片本身。它們褪了色,逐漸蒼白。她快速翻過最早的那段時光,笑著看著泳裝女孩中的自己,然後又換了一種笑容看著她的婚禮照片。她細細欣賞著實驗室的男孩們聚在碼頭上的合影。“這是男孩們。”她說。她翻過一頁:我的父親正在凝視著她,手裏抓著的魚線上釣著一條大紅點鮭。

“我不介意釣魚,”我母親說,“但收拾魚是我的底線。那就是我們的分工,給魚開膛一直是他的活兒。”他們確實有這種分工——誰該負責幹什麽活兒。我從小認為這些是自然規律。後來才知道這些分工都是她安排的,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個大新聞。

然後她提到了一些以前從沒告訴過我的事情。

“有一年夏天,”她告訴我,“實驗室來了個印度人。”

“印第安人[1]?你是說湖區那邊的一個印第安人?”那邊是有這種印第安人,他們用陷阱捕魚,不時坐在獨木舟上漂過來。戰時大家都沒有什麽燃料。如今印第安人都開上了摩托艇。

“不是,”母親說,“一個印度人,從印度來的。”

接受這個迥異的人來當助手確實是我父親的風格。他並沒預見到這個印度人會遇到諸多困難,因為他覺得根本不會有困難。任何一個認真對待甲蟲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可是如果這個印度人是個吃素的印度教徒怎麽辦?如果他是個穆斯林怎麽辦?在林區大家一直都吃培根。煙熏培根能夠保存很長時間,而且很適合和其他東西一起煎炸:比如雞蛋——如果我們有的話——比如午餐肉,比如魚。然後你還可以把多餘的培根油脂塗抹在靴子上。如果穆斯林看到了培根會怎樣?

“他人好嗎?”我問,“那個印度人?”我們沒有他的照片,這我很肯定。

“我希望如此,”母親說,“他帶來了白色網球服,還有一個網球拍。”

“他為什麽要這麽做?”我問。

“我不知道。”母親說。

但是我知道。這個印度來的年輕人一定覺得自己要去鄉下了——而他要去的這個“鄉下”在別處曾經有另外的含義。他腦子裏想到的是一座英式鄉間宅邸,在那裏他可以打打獵,騎騎馬,在草地上喝喝下午茶,沿著草本花壇散散步,還可以打打網球。

他一定受過教育,才有資格成為在實驗室工作的男孩,所以他肯定來自一個富裕並且有地位的印度家庭,家裏還有很多仆人。他的家人會認為他決定研究昆蟲一定是有些怪癖,不過話說回來,很多英國的上流家庭——比如達爾文家——過去也這麽做過。

然而他們從來沒有在這樣的荒郊野外做過這種事。這個年輕的印度人是如何流浪到這麽遠的地方,漂洋過海來到了新大陸,並徑直來到了一個幾乎與世界隔絕的地方的呢?

“那是哪一年?”我問,“是在戰爭期間嗎?我當時出生了嗎?”但母親想不起來了。

大概也是在那段時間——當時她還能走路,但已經開始跌倒——她告訴了我另一件她以前從未告訴過我的事情。她在反複做著一個夢,她說;同一個夢,一遍又一遍。她感到很害怕,也很難過,盡管她沒有這樣說。

夢裏她獨自置身林中,一個人在一條小河的旁邊走路。她並不算是迷路了,但四周沒有別人——本來應該在那裏的人都不見了。沒有我們的父親,沒有我的哥哥,也沒有我;沒有她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也沒有她的朋友或父母。她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一切都極為寂靜:沒有鳥,沒有水聲。她抬頭看,除了空曠的藍天,什麽都沒有。她遇到了橫跨在小河上的一棵巨大的殘木,它擋住了去路。她不得不爬上濕滑的樹幹,雙手攀著,一下接一下地把自己的身體朝著天空往上拉,往上,往上,往上。

“然後呢?”我問。

“這就是夢的全部了,”她說,“然後我就驚醒了。但是之後我還會再做一遍同樣的夢。”

有一個需要問的問題是關於這個夢本身的——她為什麽會做這個夢?我曾經想過這個問題。但另一個問題——是我現在才想到的——應該是:她為什麽要把這個夢告訴我?

還有一件怪事。在一個裝著湖泊、劃艇和實驗室的零散照片——一些沒有被選中並貼進相冊的照片——的信封裏,我找到了幾頁她的日記。所以她並沒有把每一頁都燒掉,她保留了幾頁。她挑出了這幾頁,把它們撕下來,保護它們不被損毀。但為什麽是這幾頁?我仔細閱讀了它們,但仍然弄不明白。沒有發生任何戲劇性的事件,也沒有記錄著什麽重要的反響。這是為了讓我找到而故意留下的信息嗎?還是個疏忽?為什麽要留下一張隻寫了一句“非常美好的一天!!!”的頁麵呢?

* * *

如今已經是四年後,母親老了許多。“我們很長壽。”有一次她這樣說道。“我們”指的是她家族裏的女性。然後她又說:“過了九十歲,每一年你都會老十歲。”她預見到自己會越來越虛弱,越來越單薄,越來越有氣無力,這些也都在她身上一一驗證。但她仍然笑著。而且,通過那隻好的耳朵,她還聽得見。

我把枕頭上她的頭移向一側,好跟她說話。“是我。”我說。她笑了。她沒有再多說什麽。

“你還記得迪克和內爾嗎?”我開口了。提這兩匹馬通常不會錯。

沒有回應。她的笑容一閃而過。我隻能選擇另一個故事。“你還記得那個印度人嗎?”

一個停頓。“什麽印度人?”

“有一年來實驗室的那個印度人。你們住在北邊的時候,還記得嗎?他是從印度來的,他有一個網球拍。你跟我說過他。”

“我有嗎?”

印度人也毫無希望了。他不會複活了,今天不會。我試了試其他故事。“你還記得卡姆和雷嗎?你有一些他們的照片,在你的相冊裏。他們有自行車。記得他們嗎?”

漫長的停頓。“不記得。”母親終於說道。她從不說謊。

“他們睡在帳篷裏,”我說,“還把腳伸到外麵。你給他們拍了照片。卡姆很年輕就死了。他得了一種病。”

她的頭在枕頭上轉了個方向,壓住了那隻好耳朵。她閉上了眼睛。談話到此結束。她又回到裏麵去了,回到很遠,很遠,回到了傳說中的時代。她在做什麽?她在哪裏?她正騎在馬背上穿越森林嗎?她在對抗風暴嗎?她又做回了她自己嗎?

這些男孩的命運現在由我決定。還有那個來自印度的年輕人的命運。我想象著他從小火車上下來,拖著一個巨大的皮革旅行箱,腋下夾著他的網球拍。箱子裏會有什麽呢?漂亮的絲綢襯衫,精致的羊絨夾克,優雅閑適的鞋。

他踩著碎石路下山,走向村子的碼頭。然後他在那裏站住了。他的沮喪隨著他走過的每一英裏路而加深,他經過森林和更多的森林,他經過大片的沼澤地,在那裏,樹皮剝落、顏色黝黑、仿佛被焚燒過一樣的死雲杉樹矗立在齊膝深的水中,他經過花崗石基岩上炸開的縫隙,他經過仿佛關上的窗一樣平靜的藍色湖泊,然後他經過更多的森林和更多的沼澤,經過更多的湖泊——這種沮喪就像一張網一樣籠罩著他。他的靈魂感受到了麵前這個空曠空間的牽引:這裏有無盡的樹木,無盡的岩石,以及深不見底的水麵。他麵臨著蒸發的危險。

鋪天蓋地的黑蠅和蚊子已經在向他發起攻擊。他想轉身去追那列已經遠去的火車,大聲呼喊著讓它停下來,拯救他,帶他回家,或者至少帶他去一個城市,但他做不到。

一艘摩托艇已經從實驗室——他根本都還不知道實驗室在哪兒——出發了。不是汽艇,沒那麽高級,隻是一艘粗糙的木艇,手工打造的。他見過類似的船,但不是在富裕的地方。船從平靜的水麵上向他駛來,水麵上閃爍著落日餘暉。船上坐著一個人,明顯是個農民:五短身材,戴著一頂破氈帽,穿著一件舊的卡其布外套,還有——他現在看見了——一個農民式熱烈而狡猾的笑容。這應該是被派過來幫他拿行李的仆人吧。也許那個有草坪和網球場的鄉間宅邸就隱藏在森林裏,在那座小山的後麵,或者後麵那座,看起來更像是後麵那座。

船上的人是我父親。他之前一直在砍柴,然後才把這艘一直在慢慢漏水的船開了出來,他和馬達進行了短暫而激烈的搏鬥,他要拉動一根油膩的繩子來啟動馬達。他兩天沒刮胡子了;樹汁和油脂把他寬厚的手掌染黑,也弄髒了他的衣服。他關閉馬達,跳上碼頭,把船拴好,動作一氣嗬成,然後大步走向印度人,向他伸出滿是汙垢的手。

我有時會想起那個印度人以及他在北方遭受的磨難。他一定已經返回了印度。一旦他能體麵地得到自由,他肯定會迅速逃回家去。他會有一兩個故事可講,關於黑蠅和木屋搭成的實驗室,還有那兩個把光著的腳丫伸到帳篷外麵的年輕野蠻人。

我把野蠻人的角色給了卡姆和雷,因為我希望他們能有更多的故事——比我知道的故事還多,比他們經曆過的還多。我給了他們一個任務,讓他們哄那個背井離鄉但很有教養的印度人開心,或許可以拍拍他的後背,告訴他沒事的,會好的。他們會帶他去釣魚,給他一些驅蚊藥,再給他講幾個跟熊有關的故事。也許他們會在實驗室裏給他安置一個睡覺的地方,這樣他就不會那麽緊張了:夜晚第一次聽到潛鳥的叫聲確實會讓人嚇壞的。他們會給他看看他們的煙鬥;然後他們還會給他看看他們的自行車,意在強調他們把這種幾乎毫無用處的交通工具帶進林區的愚蠢行為,這樣他就不會覺得帶上網球拍有多白癡了。

這些都會讓他們有點事情做。我希望他們從龍套的行列中脫穎而出。我希望他們能夠得到有台詞的角色。我希望他們大放異彩。

他們就在那兒,已經開始了行動。他們兩個人跑下山去,來到實驗室的碼頭。他們和那個印度人打了招呼,他們拉起他的手,幫他下了船。太陽快要落下去了,西邊的天空是透著橘紅的粉色雲彩:明天會是個好天氣,但或許會起風——我的父親說,他把皮革旅行箱搬下船,然後爬上碼頭,眯起眼睛望著天空——明天會有一些風。

卡姆拎起旅行箱;雷點燃了煙鬥。有人開了個玩笑。關於什麽的?我聽不見。現在,他們三個人——卡姆、雷和那個優雅的印度人——都在碼頭上走著。我父親跟在後麵,手裏不知道為什麽拿著一個紅色的金屬煤氣罐。那抹紅色在墨綠森林的映襯下,顯得格外耀眼。

印度人回頭看了看,隻有他能感覺到我在看著他們。但他不知道是我:因為他很不安,因為他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他以為在看著他們的是森林或湖本身。然後他們都爬上了小山坡,朝著山上的實驗室走去,在森林中消失不見了。

[1] 原文Indian這個詞既可以代表印度人,也可以代表印第安人,此處母親指的是印度人,敘述者誤以為是印第安人,後文中有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