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篇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血腥家族 一
相對於“神聖家族”“黃金家族”,“血腥家族”一詞,聽起來未免有恐怖之感。無奈,這卻是真實的,西晉王朝白癡皇帝當政時期的司馬氏家族,確是這樣。
登上洛陽的北邙山,人們會發現,山上山下,前後左右,陵塚累累,星羅棋布。無怪唐人王建有這樣的詩句:“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看來,“邙山無臥牛之地”的說法,雖屬形容,卻並不為過。
原來,這裏緊鄰著恢宏壯觀的帝京,前鄰伊洛,後傍黃河,土層深厚,風水絕佳。俗諺雲:“生在蘇杭,死葬北邙。”因此,自東周起,中經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直至五代,曆代帝王陵墓比鄰而依。就連“樂不思蜀”的劉禪、被稱為“全無心肝”的陳叔寶、“終朝以眼淚洗麵”的李煜,這三個淪為亡國賤俘的後主,也都混到這裏來湊熱鬧。
司馬氏祖孫死後大都葬在這裏,可是無論是司馬懿的高原陵、司馬師的峻平陵、司馬昭的崇陽陵,還是司馬炎的峻陽陵,卻連個蹤影也不見。據說,因為大野心家司馬懿擔心死後被人掘墓,臨終前便囑咐子孫,不起墳堆,不植樹木,不立墓碑,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這種形製的確立,影響了整個西晉王朝。所以司馬懿父子三人連同四代帝王,以及統統死於非命的“八王”的陵寢所在,直到今天還是一個謎團。為了一頂王冠,生前決眥裂目,拚死相爭,直殺得風雲慘淡,草木腥膻,死後卻連一個黃土堆堆也沒有掙到自己名下,說來也夠可憐的了。隋煬帝死得很慘,可是也還有一座孤塚留在揚州。“君王忍把平陳業,隻博雷塘數畝田。”
當然,包括“八王”與楊廣之流在內,他們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毫無價值可言,死後那些臭皮囊更是與草木同腐,甚至“骨朽人間罵未銷”,被牢牢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人們知不知道他們的埋骨地,似乎也沒有什麽打緊。
由於這裏地脈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嬌妻美妾都齊刷刷、密麻麻地擠了進來,結果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生前無論是勝利者、失敗者,得意的、失意的,殺人的抑或被殺的,知心人還是死對頭,為壽為夭,是愛是仇,最後統統都在這裏碰頭了。誠如《列子》所言:“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後世詞曲中也說:“列國周秦齊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縱有千年鐵門檻,終歸一個土饅頭。”
關於這一點,莎士比亞也講了。他在劇作《哈姆萊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說,誰知道我們將來會變成一些什麽下賤的東西,誰知道亞曆山大大帝的高貴的屍體,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萊特接著唱道:
愷撒死了,你尊貴的屍體也許變了泥把破牆填砌,啊!他從前是何等的英雄,現在隻好替人擋雨遮風!
莎翁在另一部劇作裏,還拉出理查二世去談墳墓、蟲兒、墓誌銘,談到皇帝死後,蟲兒在他的頭顱中也玩著朝廷上的滑稽劇。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勸誡人們不妨把功名利祿看得淡泊一些。當然,他講得比較含蓄,耐人尋味。
而在中國古代作家的筆下,就顯得特別直白、冷峻、痛切。舊籍裏有一則韻語,譏諷那些貪得無厭,妄想獨享人間富貴、占盡天下風流的暴君奸相:
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過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終久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隻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魎。
馬東籬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點染了一幅名韁利鎖下拚死掙紮的浮世繪:
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雖堅半腰裏折,魏耶?晉耶?
……
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爭血……
他分明在說,社會人生,充滿了不確定性。列國紛爭,群雄逐鹿,最後勝利者究竟是誰呢?魏耶?晉耶?應該說,誰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間萬象,最後都在黃昏曆亂、斜陽係纜中,收進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蘆裏。
當然,這麽說,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是虛無。敗葉飄飛、泥沙俱下之後,總會有精金美玉存留下來。體現著生命自由與人文覺醒的“魏晉風度”,就正是這麽生成的。
二
按說,一個剛由分裂達到統一的朝代,總該麵貌一新、有所建樹吧?那也未必。西晉王朝結束了魏、蜀、吳三國割據政權的統治,實現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可是“合”了以後,比“分”的時候更亂、更糟,昏天黑地,一塌糊塗。而且為時很短,整個王朝傳了四帝,滿打滿算,僅僅五十二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短命王朝;如果從它出兵滅吳,到最後一代皇帝被俘、都城淪陷,實際上,統治中國不過三十年。
一般來說,一個新興的政權,總會比垮掉了的舊政權具有活力,具有較強的施政能力。西晉王朝卻是例外。司馬氏為了奪得政權,處心積慮幾十年,把一切精力都放到如何謀國、如何篡位上,而當真正成為九五之尊時,已經到了第三代,此時恰恰進入了危患重重的瓶頸期。當政者從根本上就不具備那種挽狂瀾於既倒的決策能力,到頭來,就隻有滅亡了。對此,宰相何曾早有預感。一次,他對兒子說:國家剛剛創業,應該朝氣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參加禦前會議或者皇帝的宴會,從沒有聽到談過一句跟國家大局有關的話,隻是說一些日常瑣事,這可不是好現象。你們或許可以幸免,到了孫兒那一輩,恐怕就逃不脫災難了。
對於這個王朝腐敗的成因,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是這樣分析的:“西晉一朝之亂亡,乃綜合儒家大族與法家寒族之劣點所造成者也。”本來,兩個異質集團結合在一起,其優點、劣點的“存活率”是各占一半的;但在有些情況下,優點未能得到發揚,劣點卻充分顯示出來。這令人想起英國大作家蕭伯納講的笑話。一個女演員對蕭伯納說:“如果我們結合在一起,以你的聰明和我的漂亮,生出來的孩子肯定非常理想。”蕭伯納說:“如果反過來,以我的醜陋和你的愚蠢,生出的孩子又將如何?”西晉就正是這樣。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往古來今,哪一個王朝的開基創業,不是經過數十載的浴血奮戰,慘淡經營,才獲取成功,臻於郅治!因此,那些開國皇帝和創業元勳,都是大有作為的一代精英。唯獨西晉王朝,以禪讓的名義,未曾動用一兵一卒,就從曹魏手中接管了天下。而第一代當政的司馬炎,原本就是一個花花公子、紈絝子弟;又兼他登上帝座之後,整個朝廷已經沒有可用之人,凡是有才能的都被他的父、祖輩趕盡殺絕,僥幸存活下來的,也都選擇逃避、忘卻,轉移傷慟,遁入清談,懶於問事了。
說到這裏,需要就“禪讓”一詞解釋幾句。這是魏晉時期一種特別顯眼而且層出不窮的政治現象。當時,有個美好的說法,稱為“上襲堯舜”。實際上,所謂“異姓禪代”就是曲線謀國。
公元219年(漢建安二十四年),孫權被曹操打敗,上表稱臣,並奉勸曹操稱帝。本來,篡漢自立,位登九五,這是曹操夢寐以求的事。孫權的勸進,對他來說,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實上,漢朝早已名存實亡,曹操手握一切權力,獻帝不過是任其隨意擺布的玩偶。隻是懾於輿論的壓力,曹操始終未敢貿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當作內衣穿了二十多年。
當下,他就找來老謀深算的權臣司馬懿試探一番,說:“孫權這小子勸我稱帝,這簡直是想讓我蹲在火爐上受烤啊!”司馬懿心裏是透徹明白的,立即迎合說:“這是天命所歸,天隨人願。”曹操聽了,心中自是狂喜不止。可是還沒有等到動手操作,他便嗚呼哀哉,拋下的篡奪大業隻能靠他的兒子來完成了。曹丕繼位之後,經過一番“假戲真做”的三推四讓,終於在公元220年登上了受禪台,是為魏文帝。
此後,司馬氏祖孫三代,處心積慮,慘淡經營,心裏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仍然還是皇位。魏文帝死後,司馬懿又輔佐了明帝曹睿、幼帝曹芳。最後,這個四朝重臣終於按捺不住了,趁著曹芳外出祭祀機會,假借皇太後的命令,在城內指揮政變,鏟除了政敵,獨攬了曹魏王朝的軍政大權。曹芳名義上還是皇帝,實際上成了傀儡。曹氏宗室被迫遷居於洛陽城內,不準相互往來、自由進出。
司馬懿死後,由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他們竟然用滅族的慘刑,殺戮曹氏集團中人。公元254年,司馬師廢黜曹芳,立曹髦為魏帝;六年後,司馬昭又殺了曹髦,立曹奐為魏帝。公元265年,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完全按照“漢魏故事”進行禪代,從曹奐手中奪得了皇權,是為晉武帝。一百五十五年以後,宋主劉裕“依樣畫葫蘆”,接受了東晉恭帝的“禪讓”,即皇帝位。一切處置“皆仿晉初故事”。恭帝被廢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劉裕殺掉了。
從公元220年曹魏代漢,到公元420年劉宋代晉,二百年“風水輪流轉”,曆史在原地劃了一個魔圈。三次朝代遞嬗,名曰“禪讓”,實際上,每一次都是地地道道的宮廷政變,而且伴隨著殘酷、激烈的流血鬥爭。
三
晉武帝司馬炎篡奪曹魏政權後,接受曹魏沒有分封諸侯王,致使皇室孤立,失去應有的屏藩的教訓,封皇族二十七人為諸侯王。這些諸侯王大都是野心家,他們有封地,有武裝,有的還掌管著中央或者地方的軍政大權,這樣就形成了強大的割據勢力。結果,不但不能屏藩帝室,反而成為皇族內亂的根源。
待到司馬炎一死,統治集團內便發生了爭權奪位的鬥爭,太後與皇後、皇後與太子、中央與諸侯王、諸侯王與諸侯王之間,發生了一連串的軍事混戰與政治殘殺。從公元291年開始,先後有八個諸侯王參加奪權,互相攻伐,如群獸狂鬥。他們是: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史稱“八王之亂”。
繼承武帝的是惠帝,即“白癡太子”司馬衷。他隻知道尋歡作樂,坐享其成,從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十多歲了,還認不上幾個字,經常是,上午教會,下午又忘了。宮人們背後說他“蠢鈍如豬”。有一次,隨從們說,老百姓災年日子難過,許多人都餓死了。他卻奇怪地問:“這些人怎麽這麽呆?他們怎麽不吃肉粥呢?”由這樣一個癡苶呆傻的人來做皇帝,必然淪為“聾子的耳朵——配搭”。
他登極之後,一切實權便由他的驕橫跋扈的外祖父楊駿把持著。而他的皇後賈南風,卻是個野心勃勃、陰險凶悍的角色。她拉攏其他幾個皇室成員,興風作浪,也要爭奪最高權力。從此,西晉王朝統治集團內部你死我活的奪權鬥爭,就拉開了大幕。
楊駿一旦大權在握,便迫不及待地樹立個人威信,極盡拉攏之能事,他把全國官吏全部提升一級,參加了皇帝喪事的提升兩級;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又都加封為關中侯。這引起了群臣的非議。有的說,三皇五帝到如今,還沒見皇帝屍骨未寒就給臣子論功加封的。於是賈後便出麵聯絡了幾個忌恨楊駿的藩王和大臣,通過製造楊駿“陰謀謀反篡位”的輿論,逼令惠帝頒下討伐詔書,命令楚王司馬瑋和東安公司馬繇一起發兵,殺進相府,將躲藏在馬廄中的楊駿刺死,同時捕殺了他的親屬、死黨,誅滅三族,達幾千人。這是“八王之亂”中的首次禍亂。
緊接著,賈後又陰謀製造了第二次禍亂:她假惠帝之詔,召令汝南王司馬亮入京,與開國元老衛瓘共同輔政,借以掩飾後黨掌權的真相。不料,司馬亮上台之後,便學習楊駿的做法,大封黨羽,光封侯的武官就有一千零八十一人,有的竟連升三級。司馬亮專橫跋扈,作威作福,許多人都氣憤不過。尤其是賈後,認為她的權力被架空,便再次逼迫惠帝頒發詔令,命令楚王司馬瑋火速進京,發兵討伐司馬亮和衛瓘。司馬瑋對於司馬亮和衛瓘早已恨之入骨,巴不得立即把大權奪過來,於是很快就把兩個人殺了。麵對這種濫殺的場麵,文武百官都倉皇失措,莫知所以。為了防止重新出現藩王專權的局麵,賈後聽信了太傅張華的進言,又以“專權擅殺”的罪名,處死了剽悍嗜殺的司馬瑋,連同他的親信,夷滅三族,送掉性命的多達數百人。就這樣,卸磨殺驢,獲兔烹狗,賈後一個個地鏟除了元老、強藩,終於達到了獨攬朝綱的目的。
當時麵臨的最大問題,是由誰來繼位接班。賈後雖然驕橫妒悍,卻沒有武則天那樣的才氣與膽識,她不敢親自臨朝問政,但又絕不甘心由已定的東宮太子繼承皇位。經過一番周密策劃,終於把太子椎殺了。這在當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隻好對外聲稱太子自裁,還扮演了一場“貓哭老鼠”的鬧劇,哀慟逾常,並以王禮下葬。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結果又發生了第三次禍亂。賈後謀殺太子的陰謀敗露後,趙王司馬倫聯合齊王司馬冏興師問罪,當即捉住賈後,逼著她喝下一杯金屑酒。臨死前,賈後恨恨地說:“拴狗要拴狗脖子,我卻拴了狗尾巴;殺狗要殺老惡狗,我卻隻殺了幾隻狗崽子。老娘今天死了,算是活該!”
司馬倫不學無術,庸碌無能,卻野心勃勃,凶殘毒狠。他一麵大開殺戒,乘機把所有的冤家對頭一一送上刑場,一麵將他的幾個兒子全部封為王侯,自己出任相國,接著從惠帝手中奪取了禦璽,稱帝自立。爾後,又下了一場鋪天蓋地的“官雨”,不僅遍封徒黨,而且連擁戴他的奴隸、士卒也都賞賜爵號,一時受封者達數千人。
趙王司馬倫稱帝才一個多月,齊王司馬冏便首先發難。司馬冏是參加過廢除賈後的政變,立有大功的人。為了籠絡住他,趙王倫又連續加封他為平東將軍、鎮東大將軍。但司馬冏哪肯就此罷休,便又聯絡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共同起兵,掀起了第四次禍亂。六路大軍直逼洛陽,戰火燃遍了黃河南北。司馬倫兵敗被殺,白癡皇帝司馬衷重新登上皇位。這場“三王內訌”,曆經六十五天時間,死亡達十萬人之眾。
在齊王司馬冏執政的一年多的時間裏,司馬氏諸王之間爭權奪勢的鬥爭更加激烈,繼續相互混戰,爆發了長沙王司馬乂對司馬冏的戰爭,這是第五次禍亂。結果是洛陽城內飛矢如雨,火光衝天,經過三天的混戰,司馬冏連同其黨羽兩千多人被殺。
長沙王司馬乂掌握中央大權之後,又爆發了第六次禍亂。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聯合兵力討伐司馬乂。連續作戰三個多月,死傷八九萬人,最後,司馬乂被燒得紅紅的炭火活活地烤死。
長沙王司馬乂死後,河間王司馬顒在長安任王朝的太宰、大都督;成都王司馬穎卻在鄴城被立為皇太弟,成為皇帝接班人,擔任丞相並都督中外諸軍事,驕奢日甚,“有無君之心”,於是又引發了第七次禍亂。東海王司馬越組織了十多萬兵力進軍安陽,結果被司馬穎戰敗,親征的晉惠帝也成為俘虜。
第八次禍亂是由東海王司馬越發起的。他在山東被一些司馬氏諸王推戴為盟主,聚眾起兵,西向進攻關中。司馬顒與司馬穎兵敗後,相繼被司馬越殺害,惠帝被劫持到洛陽,不久即被毒死,皇太弟司馬熾被立為懷帝,從此,司馬越獨擅威權。八王之亂宣告結束。
“八王之亂”始於宮廷內部,由王室與後黨之爭擴大為諸王之間的廝殺;爾後,又由諸王間的廝殺擴展成各部族間的混戰。司馬氏集團的殘忍性、腐朽性在這場泯滅人性的惡鬥中表露無遺,展現了人性醜惡的一麵。這場狂殺亂鬥延續了十六年,西晉政權像走馬燈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後奪得權柄的汝南王、趙王、齊王、成都王、東海王,以及先為賈後所利用、隨後又被賈後殺掉的楚王等,無一不是凶殘暴戾的野心家、劊子手。
在這場戰亂中,當權者晉惠帝及其八個兄弟,除一人存活外,八人死於非命。在他們來說,原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可是卻殃及幾十萬軍民,京都洛陽和中原大地的廣大勞動人民被推進了苦難的深淵,“蒼生殄滅,百不遺一”,真是造孽無窮,禍莫大焉。更為嚴重的是,最後導致了十六國各族之間的大混戰和持續三百年的大分裂,造成我國曆史上空前的大曲折、大倒退,其禍患與罪惡真是無比深重!
四
毫無疑問,在中國兩千多年間的封建王朝中,西晉司馬氏家族是最貪婪、最腐敗、最黑暗、最混亂的統治集團,集中了封建統治階級所有的凶惡、險毒、猜忌、攘奪、荒**、頹廢等齷齪行為。
由於西晉的立國得益於宗親與大臣的擁戴,因而司馬炎登基後,便大封諸王,把他的一個叔祖父、六個親叔叔、三個親兄弟、十七個同族的叔伯和兄弟都封了王,加上原有的,諸王達到五十七個;同時,遍封功臣和世家大族為公侯,一次就封了五百多人。並且安排一些親信、隨從,擔任附近郡縣的太守或者縣令。
這裏有一個趣聞。那天,正當晉武帝滿心歡喜地“大下官雨”時,忽然發現宮殿台階下站著一個老翁,原來是會說笑話、又愛飲酒,給他喂馬多年的姚馥。他一時高興,便脫口而出:“任命你為朝歌縣令。”可是老人卻說:“我從遠方來到京城,已經是很幸運了。縣令,我不想當了,還是給陛下喂馬吧!隻要陛下常賜美酒,以樂餘年,我就心滿意足了。”武帝聽了,說:“喜歡喝酒,這倒好辦,那就改任酒泉太守吧。”
即位之初,晉武帝還裝模作樣地以勤儉立國、力戒奢華為榜樣,曾當眾把一件別人進奉的錦彩斑斕、裝飾有野雉毛的“雉頭裘”燒掉,贏得了朝臣的喝彩。可是到了後來,就漸漸地露出了驕奢**侈的本相。他對魏明帝留下來的豪華宮殿大加修整,凡是當時最時髦的器物,他都要在宮內用上。
一天,晉武帝上朝時見大臣滿奮身上發抖,便問他是不是病了。滿奮說:“不是,小臣怕冷。”說著,指了指北麵的窗戶。意思是:滿是縫隙,冷風不斷地吹進來。武帝哈哈大笑道:“那是國外進貢的透明的玻璃。你不信,可以去摸一下。”滿奮一摸,頓時覺得周圍暖和了起來。
晉武帝窮奢極欲,荒**無度,登極後,即選征中級以上文武官員家裏的大批處女入宮;並極其荒唐地下令:選美之事尚未完畢時,禁止天下嫁娶。次年,又從下級文武官員和普通士族家中選征了五千名處女;滅吳後,又從吳宮宮女中選取了五千人。這一萬多名宮女,如何照顧得到?於是他每天便坐著由羊拉著的車在宮裏轉悠,羊走到哪裏停了下來,他便下車進屋。見此情景,一些宮女便把羊特別愛吃的竹葉插滿門戶,並把鹽汁潑灑在地上。羊一見到竹葉,便徑直趕來,皇帝也就下車住下。他就這樣,日夜縱情**樂,穢亂春宮。沒料到,最後竟生下一個白癡的嫡長子,後來做了太子。
皇帝**在上,士族和官吏自然也是競相效尤。又兼由於朝廷的狂殺與濫賞,使得周圍的官員感到得失急驟、禍福無常,經常處於緊張、虛無的狀態,助長了縱情聲色,頹廢、**的風氣。晉武帝率先倡導奢侈享受,誇靡鬥富,他的親信和大臣很多都是曆史上有名的奢侈無度的人。開國元老何曾,一天花在三頓飯上的錢在一萬以上,他的兒子何劭日食兩萬錢,比老子翻上一番。可是這還趕不上尚書任愷。免官之後,任愷每頓飯要花費萬錢,舉凡山林裏的野味,河海裏的珍鮮,在他的飯桌上應有盡有,但他還說“沒有可以下箸的東西”。
而王濟、王愷比任愷更為窮奢極侈。一次,武帝來到王濟家,隻見一百多個美女,身著綾羅,手擎琉璃杯盞,盛滿珍饈美味,最後上了一個大琉璃盤,裏麵盛放一條乳白色的仔豬,異香撲鼻,入口即化,而且餘味無窮。在武帝追問下,王濟隻好把秘方攤開,原來是用人乳喂養,又用人乳蒸出來的。王濟偷偷地告訴武帝:人乃萬物之靈,而人乳極富營養,妙不可言,就是人的體溫也神奇無比。聽說,中護軍羊琇家裏,冬天用人輪流用體溫暖著酒甕,這樣釀出來的酒,色、香、味舉世無比。
大官僚石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妻妾)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當時,貴族間講排場,時興一種步障,像屏風一樣,擺在道路兩旁,用以遮塵灰、禦風寒。武帝的舅父王愷,用綠色的綾羅裹著紫色的絲布做成步障,長達四十裏;而石崇為了壓過他,則用五彩繽紛的錦緞做成長達五十裏的步障。王愷請客,叫美女吹笛子侑酒助興,如果一不小心吹錯了節拍,就叫人把美女打死;而石崇在酒宴上叫百把個美女輪流在席間歌舞、勸酒,遇有哪個客人沒有幹杯,那個勸酒的美女便要被殺頭。武帝看到舅父王愷輸給了石崇,便常常出麵相助,在後麵為王愷撐腰。這也是曠代奇觀。翻遍了史書,哪曾見過皇帝幫助臣下誇侈鬥富的?即此,足以想見當日奢風之盛行,朝政之腐敗。
一次,王愷拿出皇帝給他的一株二尺高的枝條茂盛、璀璨奪目的珊瑚樹,借以誇富。他以為,世上再也沒有能夠與之相比的。不料,石崇看後,操起一根鐵如意來敲個粉碎,王愷氣得要他賠償,不然就拚掉這條老命。石崇卻慢騰騰地說:“區區小物,也值得你這樣大喊大叫!”說著便招呼手下的人把他收藏的珊瑚樹全都搬出來,任王愷隨意挑選。其中有六七棵三尺、四尺高的,枝條層層重疊,美豔無雙,光彩奪目。王愷看了,頓時眼花繚亂,兩頰飛紅,惘然自失。
退休後,石崇在洛城的金穀澗,順著山穀的高低起伏,修築了一座占地十頃的豪華別墅,取名梓澤,又稱金穀園。飛閣淩空,歌樓連苑,清清的流水傍著茂密的林木,風景絕佳,華麗無比。人們用“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話來稱讚其高超的建園藝術。
其時,炙手可熱的趙王司馬倫當政,石崇由於把持愛妾綠珠不放,得罪了權臣孫秀,被誣唆使人謀殺趙王司馬倫,遭到拘捕,綠珠墜樓而死;石崇及其兄長和妻子、兒女等十五人一齊在東市就戮;錢財、珠寶、田宅、奴仆無數,悉被籍沒。就刑前,石崇慨然歎道:“想當年我老母去世時,洛陽仕宦傾城前來送葬,摩肩接踵,榮耀無比。今天卻落到這滿門遭斬的下場!其實,我沒有什麽罪。這些奴輩要我死,無非是為了侵吞我的全部資財!”他的話音一落,看押他的兵士就問道:“既然你知道萬貫家財是禍根,為什麽不早日散盡呢?”石崇啞然無語。
金穀園千古傳揚,在洛陽可說是婦孺皆知。可是要考察它的遺址所在,卻是個個搖頭。真個是“豪華人去盡,寂寞水東流”。念及此,我曾以四首七絕抒寫感慨:
圮盡樓台落盡花,誰知曾此擅繁華?
臨流欲問當年事,古澗無言帶淺沙。
殘墟信步久嗟訝,帝業何殊鏡裏花!
叩問滄桑天不語,斜陽幾樹噪昏鴉。
茫茫終古幾贏家?萬塚星羅野徑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處讀南華。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時快欲千秋罵,徒供詩人說夢華!
五
這是一個政治混亂、社會動**、萬方多難、世路維艱的時代;這也是一個突破百年的統治意識,重新尋找和建立理論思維的時代,是一個在精神上獲得自由解放、最擁有智慧、最富於藝術創造性的時代。
戰亂頻仍,民生凋敝,社會呈現出多元、紊亂、無序、開放的狀態,反映到思想文化領域,是儒學的禁錮日益衰弛,漢代經學五光十色的神聖光圈黯然失色,讀書士子在經常成為政治的犧牲品的同時,得以解脫“名教”的束縛,而獲得相對獨立的自由,個體的智慧、才情有機會被承認與重視。
西晉一朝的士族階層,物質生活比較優裕,而由於禮法的疏弛,精神生活則是閑適而寬鬆的。那些思想家和學者活動範圍十分廣闊,視野大大地擴展了。他們開始集中地對人的個性價值展開探討與研究,個性解放的浪潮以銳不可當之勢,衝破了儒學與禮教的束縛。一時,社會思想空前活躍,士人個性大為張揚,防止了集體的盲目,增強了創造、想象的自主性。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在玄想與清談之中尋求內在超越之路。
魏晉文化,上接兩漢,直逼老莊,在相似的精神向度中,隔著歲月的長河遙相顧望,從而接通了中國文化審美精神的血脈。同時,又使生命本體在審美過程中活躍起來,自覺地把追尋心性自由作為精神的最高定位,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實現生命的飛揚。體現著人的覺醒的“魏晉風度”,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有許多戛戛獨造之處。當我們穿透曆史的帷幕,直接與那些自由的靈魂對話時,會在一種難以排拒的**下,感受到審美人生的愉悅,自由心靈的馳騁。
魏晉名士大都有鮮明的個性、獨立的人格。他們思想活躍,機智通達,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出言清通簡要、玄澹高渺。後人常以奇鬆、峭石、瓊枝、玉樹喻之,反映出他們行為舉止的超拔特異。這在被魯迅先生稱為“名士的教科書”的《世說新語》中,有最充分的展現。
時代的飆風吹動了亙古的一池死水。一些作家、詩人,生當戰事連綿、生計艱難、流離轉徙之際,得以豐富閱曆,深化思想,從而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發展。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學的大幸、美學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詩性人生。他們以獨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輝,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值得歎息也值得驕傲的文學自由、美學自由、生命自由的時代,留下了文化的濃墨重彩。清代詩人趙翼在《題元遺山集》中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這種道理。當然,這也正是時代塑造偉大作家、偉大詩人所要付出的慘重代價。
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倡導者。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由於曹氏父子倡導於上,加之本身都是大文學家,當時又具備比較豐裕的物質生活條件和有利的創作環境,那些飽經憂患、心多哀思的文士們的創作才能得以充分地發揮出來。於是,建安才士源源湧現,多至數以百計,他們的詩賦文辭,特別是以曹植為代表的五言詩,達到了時代的高峰。這為西晉時期文學事業的飆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魏晉時期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文學“家族化”十分明顯。許多家族一門多秀,文人輩出。他們一方麵以家學淵源和文人化的創作形態為時代增光添彩;另一方麵,又以世代相傳的相近或相似的創作風格、創作經驗使文學鏈條得以延續發展。
單以西晉而論,如傅玄父子、潘嶽叔侄、陸機兄弟、張載三兄弟、左思兄妹等,都是相競而生,相並發展的。正如南朝詩學大家鍾嶸所說:“太康(晉武帝年號)中,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嶽、潘尼)、一左(左思),勃爾複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一時文華薈萃,人才輩出,流派紛紜,風格各異。繼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後,相繼活躍在文壇詩苑中的正始詩人、太康詩人、永嘉詩人,薪盡火傳,群星燦爛。
金代著名詩人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概括漢魏至唐宋的主要詩家以及流派,一一加以論列。其中,至少五分之一說的是西晉詩人。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這裏說的是建安文學的流風餘韻多存留於晉朝,也就是說,晉詩傳承著、賡續著建安遺風。你看那大將軍王敦,酒酣耳熱之際,拿鐵如意敲擊著唾壺以為節拍,歌唱曹操所作的樂府詩,以至壺口盡缺,足見晉人之風流倜儻。至於鍾嶸對晉人張華的詩的評論,“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就未免過於褊狹、苛刻了。如果他所說的是真,那麽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的詩,又將奈何!他們的“新聲”裏的纏綿悱惻之情,可是遠遠超過張華呢!
西晉一朝,動亂不寧,為時短促,但是文學藝術方麵的成就卻是巨大的。“竹林七賢”多有名篇佳作傳世,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們的《詠懷》詩、《大人先生傳》和《幽憤詩》《與山巨源絕交書》一直傳誦至今。“金穀二十四友”中為首的潘嶽,與陸機齊名,是“太康體”的代表性作家,為西晉最有名的詩人,三首《悼亡》詩,筆墨之間深情流注,真切感人。就中尤以辭賦的成就為最大。左思《三都賦》一紙風行,時人競相傳抄,遂使洛陽紙貴。陸機的《文賦》,不僅是一代文學名作,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獻。書法藝術方麵,嵇康、邯鄲淳等書寫的古、篆、隸《三體石經》,乃世所罕見的書藝珍品;鍾繇的楷書也是獨步書壇,盛名久擅。
魏晉時期的學術研究碩果累累。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一直流傳至今的許多最重要的儒家、道家經典的傳疏,如何晏的《論語集解》、郭象的《莊子注》、王弼等的《周易注疏》、杜預的《春秋經傳解》,均成書於此時。陳壽的《三國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被曆代史家譽為最好的正史。西晉玄學、黃老之學對後世都有頗深的影響。
著名哲學史家任繼愈先生曾經指出:“如果說,安世高所傳佛教小乘學說,投合了當時某種厭棄社會人生、超脫現實的悲觀主義需要,那麽,支婁迦讖(支讖)所傳佛教大乘學說,則是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去順應急劇變化著的社會條件的混世主義需要。”就是說,當日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在中原大地上的出現,正是以漢末社會的大動**、大混亂為背景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魏晉時期舒根展葉,同樣也借助於當時有利的內部、外部環境。其時,儒學統治漸近廢弛,崇玄、“貴無”、不執一端的思想普遍蔓延,這都予佛學廣泛傳播以可乘之機;而社會動亂、政治腐敗、人心浮**,“名士少有存者”的惡劣的社會環境,則為複興先秦老莊諸子之學和接納異質的佛教文明提供了條件。
魏晉時期,自然科學成就也頗有可觀。數學家劉徽的《九章算術注》,運用了驗證、類比、演繹推理等一係列科學方法,對晦澀難懂的原著加以明白曉暢的闡揚,並進一步提出許多意義深遠的新理論。醫學家王叔和的《脈經》不僅在中國影響巨大,而且先後於公元6世紀、11世紀、17世紀傳到東亞、中東和歐洲,對世界醫學做出了貢獻。
就在那些帝子王孫、公侯貴胄骸骨成塵的同時,竟有如此顯赫的學術成果、詩文傑作積澱下來,並流傳廣遠,輝耀後世。這種“存在”與“虛無”的背反,是曆史的吊詭,更反映出一種文明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