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傳4
書中所流露的那種重壓的宿命感，它其實既壓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同時也壓在那些讓別人受苦的人身上。例如那個典獄長，他天性仁慈，早已厭倦了獄吏的生活；同樣，對於他那個身體瘦弱、麵色蒼白、眼圈發黑的女兒總是練習彈奏李斯特的那首狂想曲，他也厭煩透頂；還有西伯利亞小城的總督，一個聰明而善良的人。他為了逃避自己想做的善事與不得不做的惡事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衝突，三十五年來一直借酒消愁，但即使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的頭腦還是很清楚，仍能自重，不失風度。另外，就是那些因為職業的原因而對他人無心無肺的人。
在書中各色人物之中，唯一缺乏客觀真實性的就是主人公聶赫留多夫，因為托爾斯泰將自己的思想灌輸到這個人物身上了。這已經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眾多最知名的典型人物的缺陷或危險了，例如埃爾特裏親王、別埃爾·比基多夫、列文等。但這些人物的缺點算不上太嚴重，因為他們由於地位和年齡的原因，處於與托爾斯泰的思想更接近的狀況。但在這部書中，他把一位古稀老人的靈魂強製到一個三十五歲**的人的軀體中。我並非質疑聶赫留多夫的精神危機不真實，也不是說這種危機不可能突然發生。但在托爾斯泰所刻畫的人物的以往生活中的秉性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在預示或解釋這種危機。然而當危機展露端倪時，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它了。
毫無疑問，他深刻地指出了聶赫留多夫最初摻雜了犧牲思想不純的部分，以及他對自己的憐惜和孤芳自賞，甚至是日後麵對現實時所感受到的恐懼和厭惡。但他的這份決心始終沒有動搖。這場危機與之前的危機沒有絲毫關係，雖然劇烈，但也隻是暫時的。一切都阻擋不了這個優柔寡斷的人。這位富有闊綽親王，他是那麽地受人敬重，注重社會輿論。就在他準備迎娶一個心愛的漂亮姑娘為妻時，他突然決定拋棄一切——金錢、朋友、地位——而去娶一個妓女，這樣做的目的竟是為了贖回自己以前的過錯。而且，他的這個決定堅定不移地持續了數月。他經曆並承受住了所有考驗，甚至當他聽到自己想要娶的那個妓女依舊過著**的生活時，也不為所動。1——這其中蘊含著一種聖潔，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論的，使主人公隱晦的心靈深處及其機體之中看到其根源。但聶赫留多夫絲毫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氣質。他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碌碌無為但身體健康的人物，也是托爾斯泰筆下常出現的人物。其實，我們非常清楚地感覺到一個十分實際的人1，與屬於另一個人的那種精神危機並存，而另一個人，也就是托爾斯泰老人。
1.當聶赫留多夫聽說馬斯洛娃又同一個男護士通奸時，他更下定決心要“以犧牲自己的自由來承受這個女人犯下的罪行”。
在這部作品的末尾，同樣給人以雙重成分的印象。具體來說，是在運用嚴格的寫實手法創作的第三部分中，出現了不必要的福音書式結論——這是屬於個人信仰的行為，並非是從被觀察的生活中得出來符合邏輯的理論。將自己的宗教思想加入寫實主義之中，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在以往的那些作品中，這兩種元素能夠相互融合。可是在這部作品中，它們各自獨立，沒有任何交集。因為托爾斯泰的信仰已經逐步脫離實際，而寫實主義的思想日益自由、尖銳，所以這兩種元素的反差也就十分強烈。這是衰老的跡象，而非疲乏使然——關節已經僵硬了。宗教的結論絕不是作品結構的自然發展。這是Deux ex machina2……但我堅信，在托爾斯泰的心靈深處，無論他怎樣表白，他那不同的本質，即藝術家的真理與信仰者的真理絲毫不能融合在一起。
1.他在塑造初期的聶赫留多夫時，文筆雄健有力，內心充滿了自信。這也是在其他人物身上找不到的。例如在描寫聶赫留多夫第一次出庭前如何起床，怎樣度過當天早上的情景上，真是無比精彩。
2.拉丁語，譯為：整體中走出來的上帝。
雖然《複活》中沒有他年輕時創作的那些作品那麽和諧完滿，盡管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戰爭與和平》，但是，《複活》仍不失為歌頌人類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詩篇，或許也是最真實的詩篇。在這本書中，我能夠看到其他任何作品裏都看不到的托爾斯泰那明亮的目光，淡灰色的眼睛無比深邃，“那種直透人心的目光”，能夠令每個心靈看到上帝的存在。
十七
托爾斯泰始終沒有放棄藝術。對於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來說，即使他心有此想，也絕不能放棄他借以存在的理由。出於對宗教的考慮，他可以放棄發表作品，但絕不會放棄寫作。他從未停止過自己的藝術創作。曾經在他晚年去亞斯納亞拜訪過他的保爾·巴維爾先生說，托爾斯泰一麵寫一些宣道或論戰的文學作品，一麵進行著藝術作品的創作，這兩類作品交替著進行，成為了他生活的調劑。當他寫完一本關於社會論著，或者一些《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之後，他就會繼續寫一本講給自己聽的美麗故事，例如他的那部軍事史詩《哈吉·穆拉特》。這是一部歌頌高加索戰爭和山民英勇反抗斯卡密爾統治的作品。藝術創作已經成為了他的消遣，他的娛樂。但他認為如果將藝術看作是一種炫耀那就變成虛榮了。
他曾經編著過一本《每日必讀文選》(1904—1905)，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真理與人生的看法。可以說這本書是一部真正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聖書到現代藝術家的作品盡收其中。除了這本書，托爾斯泰自1900年起創作的所有純藝術性作品都是手稿，從未刊印。
反之，他大膽且熱情地發表著自己針對社會論戰含有攻擊性、神秘性的文字。從1900年自1910年，社會之戰將他最旺盛的精力吸走了。當時，俄羅斯麵臨著一個巨大的危機，一時間沙皇帝國搖搖欲墜。俄日戰爭、戰後損失、革命騷亂、陸軍和海軍叛變、大屠殺、農村暴動等等，這一切似乎標誌著“世紀末日”的到來。——托爾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為書名的。——1904年到1905年，危機達到了頂峰。在這幾年中，托爾斯泰陸續發表了一係列反響巨大的作品，其中包括《戰爭與和平》1《彌天大罪》《世紀末日》等。在這最後的十年裏，他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全世界都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托爾斯泰不屬任何黨派，也沒有任何國家的色彩，他脫離了曾將他逐出門的教會1，孤軍奮戰。他富有邏輯性的理智，他堅定不移的信仰，使他“二者必居其一，即離開其他人或離開真理”。
1.這部作品的原名為《隻有一點是必須》。
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老人說謊，無異於富人竊盜。於是，他選擇脫離其他人，隻是為說出真理。托爾斯泰將真理完完整整地講給眾人聽。這位將謊言全部驅除的老者不知疲倦地抨擊著一切社會迷信，抨擊一切偶像。而且他不限於針對過去的暴政、迫害他人的宗教以及沙皇的獨裁。對於這些他反而心平氣靜一些，這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向它們投石頭。大家對它們都有所了解，也就沒有什麽可怕的了！另外，它們也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並沒有騙人。在他寫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2中，雖然對作為君主的沙皇不算恭順，但卻對作為人的沙皇充滿了溫情。他親切稱呼他為“親愛的兄弟”，並請“他原諒，如果自己無意中惹惱了他”；最後補充了一句：“您的兄弟祝您幸福。”
1.1901年2月22日，托爾斯泰因為在《複活》中用一個章節的篇幅諷刺了彌散和聖體聖事，被東正教最高議會逐出了教門。
2.信中寫的是關於土地國有化的事，可參見《彌天大罪》。
托爾斯泰最無法諒解，並堅決予以揭露抨擊的，就是新出現的謊言，因為以前的謊言已經被拆穿。他抨擊的不是專製，而是對自由的幻想。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我們不清楚他最痛恨的是社會黨人還是“自由黨人”。
對自由黨人的反感已經由來許久了。當他在塞瓦斯托波爾當軍官，同時還在彼得堡的文人圈子中交際時，他就開始厭煩了。這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一個因素。這個驕傲的貴族，這個世家子弟，簡直難以忍受那些知識分子及其大言不慚的說辭：無論如何都是在使國家幸福！可實際上，是將他們的烏托邦思想強加於他。托爾斯泰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俄國人，而且出身名門，1因此對於這些具有自由色彩的新玩意兒，對於那些來自西方的立憲思想，他表現出了以往的懷疑態度，而經過兩次歐洲之行，也更加堅定了他的這些成見。第一次旅行回來時，他這樣寫道：
1.勒魯瓦·博裏厄曾提到，托爾斯泰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祖居莫斯科，屬於斯拉夫人的血統混有芬蘭血統的大俄羅斯人。從形體上看，他更接近於平民而不像貴族”。
“要避開、警惕自由主義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來時，他強調：“特權社會”沒有絲毫權利和方法去教育那些它並不熟悉的民眾……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對自由黨人的蔑視。書中的主人公列文就拒絕參加外省的民眾教育事業，以及各種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改革。作者描繪的外省議會紳士們的選舉場景，能夠很好地反映出某個地方以新的自由政權替代舊的保守政權的欺騙伎倆。一切都沒變，隻是多了一個謊言。它無法原諒，也無需耗費幾個世紀來認可。
舊製度的代表說道：“或許我們沒有什麽價值，可是我們畢竟持續了上千年。”
托爾斯泰對於自由黨人濫用的“民眾、民眾的意願……”等詞句十分憤慨。哼！他們懂什麽？什麽是民眾？
特別是在自由主義即將成功，準備召開國家杜馬大會時，他強烈地表達自己對君主立憲思想的反對。
“近期，由於基督教義發生扭曲，致使一種新的欺詐誕生了，這使各族人民陷入到更深的被奴役的狀態。有人假借一種複雜的議會選舉製度，向人民鼓吹，假如人民可以直接選舉自己的代表，那麽他們就相當於參加了政府工作；服從自己的代表，無異於服從自己的意願，由此，他們也就獲得了自由。事實上，這是一種欺騙。即使全民普選，他們也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是因為：第一，在一個擁有數百萬居民的國家裏，根本不存在這樣的集體意願；第二，即使這種意願的確存在，大多數的選舉票也並非代表著這種意誌。暫且不說當選者的立法與行政目的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隻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也不說民眾的墮落是因為壓迫和選舉的腐敗所導致，—這謊言的毒害是十分有威力的，它會使那些屈從於這項製度的人落入自我滿足的奴隸狀態……這些原本自由的人會讓人想起囚犯，因為當他們有權選舉監獄警務員時，他們就又享有自由了……專製國家裏的人，即使處在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也完全是自由的。但對於身處立憲製國家的人來說，則永遠是奴隸，因為他接受並承認了對他施行的強暴均合法……現在，就有人想把俄國人帶進一種同歐洲各國家的人民一樣的立憲製奴隸狀態！……”1
1.參見《世紀末日》。
他疏遠自由主義的原因是因為鄙夷、不屑。對於社會主義，如果不是他禁止自己憎恨一切的話，或許很可能就是痛恨。他對社會主義是十分憎恨的，因為他認為它集兩種謊言於一身，即自由和科學的謊言。它不是自稱是建立在某種經濟學的基礎上嗎？而且還說這種經濟學的絕對規律能夠影響世界前進腳步！
對待科學，托爾斯泰是十分嚴厲而嚴肅的。而對於這種現代迷信，以及這些沒有意義的問題——例如物種起源、光譜分析、鐳的特性、數論、動物化石，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今天的人們仍然像中世紀的人對聖母懷胎或物質的雙重性那樣地重視，但是托爾斯泰則用一種嘲諷挖苦的口吻通過文字對此加以駁斥。他嘲諷“這群科學的奴隸，他們和那些教會的奴仆一樣，深信自己是來拯救人類的，並且還讓別人也相信這一點。他們像教會一樣，堅信自己掌握著真理，可笑的事他們彼此間從未一致過——因為他們分為許多門派；他們像教會一樣，粗俗、愚昧。人類無法早日脫離苦海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摒棄了能夠團結一致的重要因素：宗教意識。”1
可是，當托爾斯泰發現這種新的熱狂的危險武器已經落在了自認為能促使人類再生的人手上時，他的不安加劇了，怒火瞬間迸發。但凡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令他憂愁不堪。盡管如此，他仍然十分厭惡革命的知識分子和理論家，他認為他們一個是害人的腐儒，一個是自傲而幹枯的靈魂。與人類相比，他更喜歡自己的思想。
不過，那都是些卑劣的思想。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滿足人類最低的需求：物質享受。可是，即使是這種最基礎的目的，如果按照社會主義所提出的辦法也未必會達到。”
總而言之，它沒有愛。它是一種對壓迫者、“富人們的溫馨甜蜜生活的嫉妒，就像聚集在髒物上的蒼蠅那樣貪婪”的恨。一旦社會主義取勝，世界的麵貌將變得非常可怕。歐洲遊民將以更大的力量猛撲向小而粗獷的各民族人民身上，然後將各國人民都變為奴隸，以便使歐洲那些原本隻是無產者的人更愜意、悠閑地享樂，如同羅馬人那樣奢華閑散。
幸運的是，社會主義最精華的力量已經在煙霧中——具體說應該是在演說中，例如若雷斯2的演說中——耗費殆盡……
1.參見《戰爭與和平》。
2.若雷斯，20世紀初期法國社會黨領導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被暗殺。
“多麽令人驚訝的演講家啊！他的演講幾乎包羅萬象但事實上空無一物。社會主義貌似俄國的東正教：無論你怎樣追究它，把它逼得無路可退，你以為已經抓住了它，可突然間，它會轉過身來對你說：‘不！我不是你所想的那樣，我是別的東西。’它可以將你玩弄於股掌之間……這是需要耐心！時間可以發揮作用。之後，社會主義理論就會像女人的時裝一般，很快就從沙龍撤到走廊裏了。”1
托爾斯泰如此向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開戰，不是為了聽任獨裁政治者的為所欲為，相反，是為了在隊伍中清除一切搗亂分子和危險分子之後，讓戰鬥能夠在新舊兩重世界中全麵展開。因為他還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與那些革命者們截然不同：他的革命是中世紀神秘信徒的革命，它期待的統治者是上帝：
“我認為在這個確定的時間裏，大革命就要開始了，它已經在基督教的世界中醞釀了近兩千年了，——這場革命是以真正的基督教來頂替腐朽的基督教，以及驅除那些從其中衍生出來的錯誤的統治製度。真正的基督教是以人人平等為基礎，是全部有理智的人都渴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礎。”2
1.參見《同保爾·巴維爾先生的談話》。
2.參見《世紀末日》。
那麽預言家會選擇什麽時間來宣告幸福與愛的新紀元呢？選擇俄國最陰暗的時候，選擇災難與恥辱並存的時刻。具有崇高創造性的信仰能發揮多大的能量啊！在它四周，一切都變得明亮，——哪怕是在黑夜裏也一樣。在死亡中,托爾斯泰窺視到再生的先機——在戰爭的災難中、在俄國軍隊的潰敗中、在可怕的無政府主義，以及血腥的階級鬥爭中。他的夢想邏輯根據日本的勝利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俄國應擺脫所有戰爭，因為在與非基督教民眾在戰爭中，他們要比這些“跨越了奴役階段”的基督教民眾更有優勢。那麽這是否會令這些民眾退讓呢？當然不會，因為這是至高的驕傲。俄國要擺脫所有戰爭，因為它應該完成“大革命”。
這個亞斯納亞的宣道者，這個反對暴力的老頭，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預言了共產主義革命！
“1905年的革命，將會把忍受著凶殘的壓迫的人類解救出來，它將開始於俄國。——它真的開始了。”
俄國為什麽會成為上帝的選民？或許是因為新的革命應首先救贖“彌天大罪”：上千個富人獨霸著土地，千百萬人過著奴隸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殘忍的奴隸生活1。另外，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像俄國人這樣意識到了不公。
但也因為俄國人民是所有民族中最受感染、最真摯的基督教徒，所以從他們那開始的革命則應該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團結、博愛的律令。然而，假如這種博愛律令沒有依據不反抗的律令的話，那麽它是實現不了的。而不反抗向來就是俄國民眾的一個主要特點。
“對於當局，俄國人民向來都持有一種與歐洲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自始至終都沒有反抗過當權者；而且他們都未參過政，因此也就從未受到過政權的汙染。他們把權力當作是應該避免的一種罪惡。古代曾傳說：俄國人曾經祈求瓦蘭人2做他們的統治者。大多數俄國人寧可忍受暴力行徑，也不會報複或染指。因此他們一向是忍辱負重的……”
但是，自願的屈服和奴顏婢膝的服從是完全不同。3
1.《世界末日》中寫道：“最殘酷的奴役生活就是剝奪土地，因為做一個主人的奴隸等同於收一個人奴役。而若被剝奪了土地，就相當於成為了所有人的奴隸。”
2.瓦蘭人，古時俄國人對諾曼人的一種稱呼。這個民族出現於8世紀的東歐平原，善於搶劫、掠奪。
3.1900年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托爾斯泰抱怨別人對他的不抵抗原則的誤解。他提出“勿以惡抗惡”和“勿抗惡”中的反對惡，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標，而勿抗惡卻是最有效的鬥爭方法。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忍辱負重，而他不可能一麵忍辱負重，一麵對各種暴力發動反擊；可是他不會服從於這些暴力，換句話說，他不認為其合法性。”1
在托爾斯泰寫這一段話時，他正處在一種激動之中——因為他目睹了一個民族以不抵抗主義做出了最悲壯的榜樣。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發的流血示威事件。當時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在教士加蓬的帶領下，任人槍殺，而他們沒有發出一聲仇恨的呼喊，也沒有進行任何自衛。
長期以來，在俄國被稱為“皈依者”的老信徒絲毫不顧迫害，仍然頑強地奉行不服從政權，並且拒絕承認它的合法性。在俄日戰爭過後，這種思想在農村群眾中迅速地傳播開來。拒絕服兵役的情況也隨之在擴大；他們所受到的殘酷壓迫越大，心中反抗的怒火就越強烈。另外，各省、各族，即便不知道托爾斯泰這個人，也都在實行著這種消極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夫勃耳人，1905年起的古裏的格魯吉亞人。都是這樣托爾斯泰對這些運動的影響遠遠不及它們對他的影響；而這也正是他的作品所具備的力量和意義，無論身為革命黨的作家們(如高爾基)怎麽說，2這的確是古老的俄羅斯民族的呼聲。
1.參見《世紀末日》。
2.托爾斯泰就地方自治會的混亂提出譴責意見後，高爾基說出了朋友們的不滿，他這樣寫道：“這個人已經成為他思想上的奴隸。對於一個置身於俄羅斯生活之外許久的人來說，他不再傾聽人民的聲音。而是翱翔於俄羅斯之上，飛向遠方。”
托爾斯泰對於那些甘冒生命危險去實施他所宣傳的主張的人，抱有謙虛而嚴肅的態度。而對於杜夫勃耳人、格魯吉亞人和那些逃避服兵役者，他卻沒有絲毫教訓者的神氣。
“沒有經曆過任何考驗的人，是無法教導正在忍受考驗的人的。”
他請求“所有因他的言論、著作而導致痛苦的人”寬恕他。他從未慫恿任何人逃避、拒絕服兵役。任何人都有權自己做決定。如果他遇到一個猶豫不定的人，“他一直勸他去服兵役，隻要他覺得在思想上是可行的話，那麽就不要拒絕”。因為一個人的猶豫，說明了他的不成熟。而且“最理想的情況是多一名軍人而少一個虛偽者或叛徒，因為去做力能範圍之外的事的人，最終都將會淪為虛偽者或叛徒”。他十分懷疑逃避兵役的季卡連科的決心。他擔心“這個單純的年輕人是在自尊心和虛榮心的驅使下做出的決定，而並非是對上帝的愛使然”。對於杜夫勃耳人，他則寫信勸說他們不要因為自傲和尊嚴拒絕服兵役，可是，“假如有這種可能的話，他們將脆弱的妻子和孩子從痛苦中拯救出來，那麽也不會有人因此而譴責他們了”。他們隻應在“基督精神紮根於心中時才堅持不懈，隻有這樣他們才會因痛苦而幸福”。無論怎樣，他都會請求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無論如何都不要斷絕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就像他寫給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說的，甚至連希律王1都應該被愛：
1.希律王，公元前一世紀古羅馬帝國派遣的一位駐巴勒斯坦屬地的分封王。在職期間曾審判過耶穌，並將施洗者約翰處死。
您說：“人們不該愛希律王。”——我不知道，可以我認為，您也一樣，必須愛他。我知道，您也清楚，如果我不愛他的話，我會痛苦，我的生命也會消失。
這份愛是永不熄滅的**，是神聖純潔的，甚至連福音書上的話都無法令他滿足——“愛你的鄰人就像愛你自己一樣”——因為他能從中發現一種自私的味道！
在某些人眼中，這份愛實在是太廣博了，而且將人類的自私情緒徹底擺脫掉了，致使這份愛變得有些空泛！但是，誰會比托爾斯泰更厭惡這種“抽象的愛”呢？
“現在，最大的罪過就是人類的這種抽象的愛，對於那些相隔較遠的人的平庸之愛……愛我們不相識並且永遠無法相遇的人，那十分容易的事！所以我們也不必犧牲什麽，同時，還會對自己很滿意！這實在是自欺欺人。——不，必須愛你的鄰居，——而且要愛和你共同生活並妨礙你的人。”
在眾多關於托爾斯泰的研究著作中，都談到他的哲學與信仰並不是新穎的。的確如此，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是永恒的，所以它們不像當下時尚的新潮……有人說，他的哲學思想與信仰屬於烏托邦式的。沒錯，一個預言家就等同於一個烏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塵世起便已開始了。既然他出現在了我們麵前，既然我們看到了最後一個預言家也加入了我們，既然最偉大的一位藝術家頭頂有著一道光環，我認為對於世界而言，這是比多一種宗教或一種新的哲學更加新穎、重要的事實。隻有瞎子才看不到這顆偉大心靈的奇跡，看不到在這般滿目瘡痍的世界中那份無邊的博愛的化身！
十八
托爾斯泰的相貌具有一定的特征，因此其形象永遠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寬闊的額頭上深深地刻著兩道重重的皺紋，雪白濃厚的眉毛叢生，長老似的胡須不禁讓人聯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蒼老的麵容很溫和、慈祥，但往日的那份病患、憂傷的印跡依然存在。從二十歲獸性的粗野到塞瓦斯托波爾當兵時的嚴肅、僵硬，再到現在，他的變化有多大啊！但是，他那雙清亮的眼睛仍舊深邃敏銳，顯示著無限的坦白直率，它不隱瞞一切，卻又能洞察其他一切。
在他去世的前九年，托爾斯泰在給聖教會議的回信(1901年4月17日)中這樣寫道：
“多虧了我的信仰，我才能在平靜歡樂地生活，並能夠在平靜和歡樂中走向死亡。”
看到這句話，我不禁想起了古時候的一句諺語：“我們不該在人臨死前稱其為幸福的人。”
托爾斯泰當時引以為傲的那份平和與歡樂，不知是否一成未變，始終與他相伴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破滅了。在雲霧散去的黑暗中，人們期待的光明卻沒有照射出來。革命的興奮度過去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精疲力竭。昔日的不公沒有絲毫改變，如果非要說有何改變，那隻能說是貧困更加深重了。
早在1906年，托爾斯泰就對俄羅斯拉夫民族所背負的曆史使命心生疑惑，而他頑強的信心驅使他向遠方尋找能夠肩負重任的其他民族。他想到了“偉大而智慧的中國人民”。他認為“東方民族可以重新尋找到西方民族那即將失去的自由”，中國人將領導亞洲各族人民，在以“道”為中心的永恒道路上完成人類的轉變大業。1
1.出自1906年，他寫給一個中國人的信。
然而他的這一希望不久後就破滅了：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國，就像往日的日本一樣，對自己的智慧加以否定，反而效仿起歐洲來。遭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在加拿大，但是令托爾斯泰極為憤怒的是，他們剛一到那裏就強占了土地；剛剛從國家的枷鎖下掙脫出來的格魯吉亞人，竟打擊起與他們意見不一致的人；被召喚來的俄國軍隊重新使這一切恢複了秩序。甚至是猶太人都未能幸免，——“他們的國家，是此前人們所企盼的最美好的國家，是一本聖書”1，但不容忽視一點，他們也淪為猶太複國主義的惡疾，這種所謂的民族運動是虛假的，“是當代歐洲主義的畸形兒”。2
1.在《與捷涅羅莫的談話》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寫：“富於智慧的猶太民族沉浸在聖經之中，卻看不到頭上的千秋萬代正在坍塌，更看不到地球上的各個民族出現了又消失。”
2.“在血淋淋的國家恐怖之中，看到了歐洲的進步，若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那簡直是犯滔天大罪。”
托爾斯泰雖然十分悲哀，可是他並不氣餒。他仍然信奉上帝，相信未來：
“如果眨眼前這裏能長成一片森林，那就好了。可惜這是不可能的，必須要等待種子發芽、出苗、長葉，然後長成一棵樹。”
而要長成一片森林，則必須許多許多樹。正所謂獨木不成林，托爾斯泰雖然滿載榮譽，可他卻是孤單的。世界各地的人都給他寫信：從穆斯林國家、中國、日本等，《複活》被翻譯成許多文字出版，各國人民都宣揚著他那“還土地於人民”的思想。美國報社記者紛紛前來采訪他，部分法國人就藝術或政教分離問題向他請教。可是他的門徒還不到三百人，對此他十分清楚。事實上，他並不操心去廣收門徒，並且反對他的朋友們以他的名義組織托爾斯泰崇拜者團體：
“不應該相互迎合，大家應一起奔向上帝……你說：‘隻要大家在一起就萬事不難……’——什麽？……當然，一同耕作、除草是容易的，而且是對的。可是要接近上帝，就隻能單獨去做才可以……我想象中的世界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神殿，明亮的陽光從上方直射進來。若要聚合在一起，我們就該向那陽光走去。在那裏，有來自四麵八方人，我們將與其他人不期而遇：歡樂即在其中。”
從天穹照射下來的光明中，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這無關緊要！隻要能同上帝在一起，哪怕隻有一個人也足夠了。
“正如隻有燃燒著的物質才能夠將火源傳遞給其他物質一樣，隻有真正信仰和真正生活的人才能感染其他人，並將真理傳播下去。”(《戰爭與和平》)
這或許是真的，但是，這種孤獨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為托爾斯泰帶來幸福呢？——晚年時期，他距離歌德提倡的自覺自願的寧靜境界十分遙遠！他甚至是在逃避寧靜、厭惡寧靜。
“能夠對自己感到不滿，是需要感謝上帝的。但願能永遠這樣！生命與理想之間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標誌：從渺小到偉大、從惡到善的上升變化。然而這種不一致卻是善的前提。當一個人對自己心滿意足時，它就變成了一種惡。”
由此，他思考著這部小說的題材，奇怪，列文或別埃爾·比基多夫那揮之不去的焦慮始終在他心中糾纏。
“我常幻想：一個在革命團體中成長的人，最初是革命者，然後就成為了民粹派、社會黨人、東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侶，然後是無神論者、慈父，最終成為了杜夫勃耳人。因為他什麽都嚐試，但到頭來一事無成，所以大家都嘲笑他。他什麽都沒做，然後在收容所裏默默死去。臨死前，他認為自己白白度過了一生。然而，他卻是一位聖人。”1
1.出自《一個杜夫勃耳人的故事》，這部小說是托爾斯泰未發表過的一個作品。
信心滿滿的他，難道還有什麽疑惑嗎？——誰曉得呢？對於一個直到老年還身強體健的人來說，他的生命不可能隻停留在某一點上。生命必須繼續前進。
“運動就是生命。”1
1.1901年3月，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道：“想象一下，將所有擁有並掌握真理的人聚集在一個島上。就是生活嗎？”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托爾斯泰身上的許多事都發生了變化。難道他對革命者們的看法依然沒有變化？誰又能確保他對不抵抗主義的信心沒有絲毫動搖呢？——在《複活》中，主人公聶赫留多夫與政治犯的關係已經完全改變了他以往對俄國革命黨的看法。
“在這之前，他始終憎惡他們的殘忍、罪惡、謀殺、自滿，以及那強大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虛榮心。可是，當他清楚地看到當局者是如何迫害他們時，他明白了一點：他們隻能這樣。”
因此，他欽佩這些人的高尚的犧牲精神和責任感。
自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席卷而來，從知識分子開始，逐步擴大到民眾，並且悄悄地震撼著千百萬勞苦大眾。這股咄咄逼人的進行大軍的先頭部隊在亞斯納亞托爾斯泰的窗下經過。《法蘭西信使報》上發表的三篇短篇正是托爾斯泰晚年時期的一部分作品，從中不難看出這幅場景帶給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惶恐。在圖拉鄉下，成群結隊的純樸虔誠的朝聖者巡遊的場景今天又在哪裏？眼下所看到的隻有饑餓的流浪者的入侵。這些可憐人每天都來。托爾斯泰常同他們交談，震驚於他們胸中的憤慨。他們已經同以往不同了，他們不再把富人看作是“通過施舍救贖自己靈魂的人，而是將他們視為強盜、土匪、專吸勞動人民血的吸血鬼”。這些受壓迫的人中，有些還曾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因為破產而絕望，他們一無是處。
“使現代文明變得如往日的猶如匈奴和汪達爾人2對古文明所做的可 恥之事的野蠻人，均不是在沙漠和叢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2.汪達爾人，古時日耳曼民族的一個部落。曾在429年登錄非洲，並在439年搶占迦太基，建立了汪達爾國。455年攻陷羅馬，在羅馬城瘋狂毀壞文物。所以後人將毀壞文物、藝術品的人稱為汪達爾人。
亨利·喬治如是說。而托爾斯泰則是補充了幾句：
“汪達爾人已經在俄羅斯準備就緒，在如此富於宗教情緒的民族中，他們會顯得格外可怕，因為我們不知道適可為止，也不知道，在歐洲各民族中，法度與輿論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了。”
托爾斯泰常常收到反叛者的來信，信中抗議他的不抵抗主義，聲稱對於統治者和富人施加在民眾身上的暴行，要“複仇！複仇！複仇！”——對此，托爾斯泰還會指斥他們嗎？我們並不知曉。但是幾天後，他看見在他的村子裏，當局者對哭訴哀告的窮人們無動於衷，原來他們的鍋子和牛羊都被搶走了。對此，他不禁向那些冷酷的官吏大喊複仇的口號，同時反對那幫劊子手，“那幫隻知道販酒謀利、教唆殺人，隻會宣判流放、入獄、苦役或絞刑的官吏和他們的走狗，這幫人十分清楚，從窮人那兒搶奪更多的鍋、牛羊、布匹，有利於蒸餾酒精毒害百姓，製造武器，修建監獄、建設苦役場，特別是慰勞他們的幫凶，可以讓他們加官晉爵”。
讓我們感到痛心的是：當你一輩子都在期盼著愛的世界的到來時，你看到的卻是如此可怕的景象，因為惶恐而不得不閉上眼睛。另外，即使你具有和托爾斯泰一樣的真切意識，也無法確保你的生活與你的原則完全一致。
在此，我們觸及到了他暮年時——是不是可以說是其最後三十年——的最大的痛處了。對這一痛點，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虔誠而膽怯的手輕輕觸摸它，因為托爾斯泰在盡可能地將它隱藏。它不單屬於死者，也同樣屬於他愛過、並愛著他的其他人。
他一直都沒法把自己的信念傳達給他最愛的人，他的妻子和兒女。我們看到，他的忠實伴侶能夠勇敢地分擔他在生活及藝術創作上的重擔，但對於他放棄藝術而改奉她所不了解的一種道德信仰，她感到十分痛苦。當自己不再為最好的伴侶理解時，托爾斯泰也痛苦萬分。他曾給丹納羅莫寫信，上麵說道：
“我深刻地感覺到下麵幾句話的真切道理：丈夫和妻子不是分離的兩種生靈，他們應該是合二為一的……我強烈希望能夠把那種讓我超脫人生苦痛的宗教意識傳遞給我的妻子，哪怕隻是一部分也好。我期盼著能將這種意識傳遞—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給她，雖然這種意識是不易被女性所接受。”1
1. 1896年5月16日，托爾斯泰看到妻子為了一個小男孩的死而無比悲痛，他想安慰她，但絲毫沒有辦法。
2.參見托爾斯泰夫人與1883年1月寫的信。
3.在托爾斯泰《未發表的書信集》中，他這樣寫道：“我向來不願意責備那些不信仰宗教的人。但最可惡的是一麵撒謊一麵假裝虔誠信教。”“願上帝不要讓我們假裝心中有愛，因為這比恨更加糟糕。”
他和孩子之間的隔閡好像也越來越深了。勒魯瓦·博利厄先生曾去亞斯納亞的托爾斯泰的家。他說：“飯桌上，當父親說話時，兒子們的臉上露出了一種難以掩飾的厭煩和不信任”。隻有他的三個女兒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這種信仰的感染，其中一個他最喜歡的女兒瑪麗安已經死去了。在精神上，他是一家之中最孤獨的，“隻有他的小女兒和他的醫生”是了解他的。
他與家人思想上的距離使他苦惱；他為無法逃避的世俗交際而苦惱，他為來自世界各地令人厭惡的客人而苦惱；他為那些疲於應付的美國人和時尚人物的來訪而苦惱；他為家中強迫他過的那種“奢侈”生活而苦惱。但是，根據曾經到過他那簡樸的屋子裏的人的敘述，他所指的“奢侈”其實隻是最低的生活標準：幾件樸素的家具，一張鐵床，幾把破椅子，光禿禿的牆壁！這份舒適的“奢侈”竟會讓他難堪，成為他揮之不去的苦惱。在《法蘭西信使報》上刊登的他的第二篇短篇作品中，他就自家的奢華景象與身邊苦澀貧困慘狀進行了對比。
1903年，他這樣寫道：“我的活動，不管在其他人眼中是多麽有意義，它都在逐漸喪失，因為我的生活無法同我宣揚的東西完全一致。”1
1.出自1903年12月10日寫給朋友的信。
他的確無法實現一致！因為他不能強迫家人遠離交際的生活，而他自己又無法擺脫家人以及家人的生活。這樣一來，反而使他就此避免被敵人攻擊，故意說他虛偽，以否定他的主張！
對於這一點，他曾長時間地思考過。所以很早以前，他就下定了決心。近期，有人找到並發表了他在1897年6月8日寫給妻子的一封信，這是一封令人讚歎的信。在這裏，應該把它全部抄錄下來。沒有任何東西能如此真實地披露他這顆慈愛而又飽受痛苦的心靈的秘密：
“我雖然要離開你，但並不表示……”事實上，他根本沒有離開她。——多麽可憐的信啊！他似乎認為自己隻要寫了這封信，他的決心就完成了……而在寫完這封信後，他的全部力量也都耗盡了。——“假如我離開，你們必然會哀求我，在經過一番爭辯後，我勢必心軟……”其實，他不必“爭辯”，也無需“哀求”，隻要片刻之後，看看那些他要離開的人就可以了。他會感到“他不能、他無法”離開家人。於是，他將這封原本裝在口袋裏的信塞進了抽屜裏。信封上寫著：
“待我死後，請將它轉交給我的妻子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
難道他的力量就這般弱小嗎？難道他不願為上帝犧牲自己的溫情？——當然，在眾多基督教徒中，有許多心如磐石的聖人，他們從不猶豫地摒棄自己和別人的情感……有什麽辦法呢？他根本就不是這類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也正是因此，我們才愛他。
十五年前，在一篇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篇章中，他問他自己：
“列夫·托爾斯泰，你是不是正在按照你所宣揚的原則去生活？”
緊接著，他痛苦不堪地回答：
“我羞愧得快要死掉了。我有罪，應該受到別人的蔑視……但是，請把我以往的生活同今天的生活對比一下，你們就會看到我已經在盡量依照上帝的法則去生活。而我連必須做的千分之一都沒有做到，所以我惶恐不安，可我之所以沒能做到，並非是我不情願，而是因為我不能……請你譴責我吧，但不要譴責我所選擇的道路。假如我認得一條能夠把我引回家的那條路，而我又像醉漢一般踉踉蹌蹌地走著，那麽，我們能說這條道不好嗎？要麽就請您給我另外選擇一條正確的路，要麽就請您攙扶著我走完這條正確的路，正如我準備扶著您走這條路一樣。但是請不要奚落我，請不要因我的悲傷而表現得幸災樂禍，更不要興奮地大喊：‘大家快來看啊！他說他是要往家走的，卻跌進泥潭裏去了！’不，不要這樣，請不要幸災樂禍，來幫助我、支持我吧！……幫幫我吧！如果我們全部迷失了方向，那我定會傷心欲絕。可每當我竭盡所能地從對麵走過來，每當我墮入歧途時，你們不僅不同情，反而對我指指點點，甚至叫喊著：“快看呀，他和我們一樣都跌進泥潭裏了！”
當他就要去世時，他反複說：
“我不是聖人，我也從未這樣認為。我隻是一個任人擺弄的凡夫俗子。有時，我並不會把自己的所想所感全都說出來。之所以不說，並不是不願意，而是不能。因為經常會誇大其詞或者出錯、彷徨無著。至於我的行動，那是更糟糕的一部分。我是一個非常怯弱的人，而且身上還有許多惡習；期盼著供奉真理之神，可經常跌跌撞撞。如果大家認為我是一個不可能出錯的人，那麽我的每一個錯誤都是謊言或者虛偽。但大家認為我是一個脆弱的人，那麽我就會將自己最真實的一麵表現出來：一個可憐巴巴卻很真誠的人，曾經不斷地、真心實意地希望變成一個好人，變成上帝的好仆人。”
就這樣，他承受著良心的責備之苦；被他的門徒——力量更強，比他更缺少人情味的一群人無言的責怪所抨擊；被他脆弱且優柔寡斷的矛盾性格撕扯；被對家人及上帝的愛牽絆著，直到有一天，絕望油然而生。或許是因為臨死前的一陣狂熱旋風把他刮出了門，他開始了四處流浪。他曾投宿到一所修道院，然後又上路，最終病倒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城裏。彌留之際，躺在病榻上的托爾斯泰痛哭流涕，他的淚不是為自己流，而是為這些不幸的人；他哽咽地說道：
1910年11月20日早上六點多，他所提到的“解脫”終於到來了，“死亡，是一種幸福的死亡……”
十九
這場戰鬥終於結束了，這是他以82年的人生為戰場的戰鬥，所有的生命的力量、一切惡習和道德都加入了這場悲壯而光榮的征戰。一切惡習，除了一種，那就是他在隱居過程中不停追蹤並打擊的，即使到了最後的避難所也不肯放過的謊言。
最初，是令人陶醉的放縱自由，是在電光閃閃的風雨之夜彼此碰撞的情欲——那是愛情與失魂落魄的狂亂，是長久的幻象。接下來就是在高加索、塞瓦斯托波爾的那段動**不安的歲月……然後，則是新婚燕爾的甜美與溫馨。是愛情、藝術和大自然帶給他的幸福，——《戰爭與和平》。他充分發揮著自己的天賦，以此照亮著人類的每一個角落，也照亮了對於心靈而言已成為往事的那些鬥爭場麵。他是鬥爭的主宰，然而對他來說，這些鬥爭已經不夠了。就像埃爾特裏親王一樣，他已經將目光轉向了奧斯特利茨的廣袤天穹。因為那片天空正在吸引他：
“有的人原本長著強壯的羽翼，可因為欲念而打下人間，把翅膀折斷了，而我就是一個例子。然後，他們揮動著折斷的翅膀，奮力地向上飛，可是又摔落下來。我相信翅膀一定會治愈的。我將飛到更高更遠的地方。願上帝助我！”1
1.出自1879年10月28日的《日記》。
這是托爾斯泰在最驚心動魄的暴風雨時期寫下的一番感言，而其《懺悔錄》中就有關於這一時期的回憶。曾經，托爾斯泰不止一次將自己的翅膀折斷，摔落在地上，但他始終堅持。每次重新飛起時，他都努力地揮動理智和信仰的巨大翅膀翱翔在廣闊的天空之中。可是，他始終沒有找到他想要的那份寧靜。因為天空並非存在於我們之外，它就在我們心中。托爾斯泰在心中掀起了一陣**的風暴。在這一點上，他與那些放棄紅塵的使徒們大不相同：他能夠熱情地放棄，也能**地享受他的熱情生活。他一直是以戀人般熱情地擁抱生命。他“為生命發狂”，“為生命陶醉”。假如沒有這份陶醉的話，他將無法存活。他因幸福陶醉，也因不幸陶醉；他為死亡陶醉，也為永生陶醉。1他對個人生活的放棄，僅僅是他對永生發出的羨慕、**的呼聲。不，他所達到的平和，他所期盼的心靈平和，並非是死的平和，而是轉向無限空間**澎湃的世界的平和。在他身上，憤怒都是平靜的，但這份平靜卻是熾熱的。信仰給予他新的武器，使他可以堅定不移地將精力投入到對現代社會的謊言的戰鬥之中，更加憤激地發起進攻。他的目標不再局限於幾個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了，而是轉向所有偶像，例如宗教、國家、科學、藝術、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眾教育、慈善事業，以及和平主義等……他痛斥它們，向它們發起猛烈地攻勢。
從古至今，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反叛家，例如痛斥墮落的文明的先驅者約翰，以及後期出現的盧梭。盧梭熱愛大自然，憎恨當今社會，渴求獨立和自由，狂熱地崇拜福音書和基督教精神，他的種種特征仿佛預告了托爾斯泰的來臨。可以說，托爾斯泰的前身就是盧梭，他曾這樣說道：“他的一些篇章已經深入我心，使我堅定信念，我也會寫出它們來的。”
但是，他們倆之間畢竟存在著極大的區別。托爾斯泰具有更純粹的基督徒靈魂！在日內瓦人盧梭的《懺悔錄》中，有一句十分不謙遜傲慢的話：
“永恒的上帝！世間唯有一個人敢跟你說：我比那個人更好！”
他還向世人發起挑戰般的說：
“我大聲地、毫無畏懼地宣告：凡認為我不誠實的人，他自己便是個該死的東西。”
然而，托爾斯泰常為自己往日生活中的“罪惡”哭啼：
“我感到猶如地獄般的痛苦。我記起了以往的所有怯懦，而那些卑怯的回憶一直糾纏著我，侵害我的生命。人們通常抱憾離開人世以後不能保有回憶。但沒有回憶是多麽幸福啊！在另一個世界裏，我若想起了我在這個世界裏所犯下的各種罪惡，那又是何等的痛苦啊！……”1
1.出自1903年1月6日的《日記》。
他不會像盧梭那樣創作他的《回憶錄》，因為盧梭曾經提到：“我感覺到自己行的善要比做的惡多，所以我將一切都說出來是對的。”托爾斯泰曾經嚐試過寫他的《回憶錄》，不過後來放棄了。筆從他的手中墜下：他不希望將來的人們在閱讀時笑話他：
“或許有人會說：被大家吹捧得那麽崇高的人竟然這樣！他是多麽卑怯啊！但我們這些碌碌無為的人，卻是上帝安排我們成為這樣的人的。”
盧梭從未感受到基督教信仰中美麗純潔的道德，並且沒有像老托爾斯泰那樣憨後耿直的謙卑氣質。在盧梭身後，即天鵝島那尊雕像的周圍，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日內瓦的聖皮埃爾和加爾文的羅馬。可是在托爾斯泰身上，我們看到了卻是朝聖者、虔誠者，這些人曾以天真的懺悔和眼淚感動了童年時期的托爾斯泰。
對於世界的鬥爭，他同盧梭是相通的，他們都加以反對。但還有另一場更加激烈的戰鬥貫穿著托爾斯泰最後的三十年，那便是他心中兩種最強的力量——真理與愛之間的一種崇高戰鬥。
真理——“這種看透心靈深處的目光”這雙看穿你的內心的銳利的灰色眼睛……他最早的信仰就是真理，因為它是其藝術的王後。
“在我的著作中的女英雄，我全身心地愛戀著。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她們永遠是最美的女主人公，是真理。”1
但是不久後，對他來說，“殘酷的真理”已經不夠了。它的位置被愛的力量而取代。這是他童年時期活潑的泉源，也是“他靈魂的自然境界”3。即使在他1880年思想出現錯亂時，他都沒有放棄真理，並向愛敞開了真理的大門。
愛是“力量的基礎”4，愛是“生存的唯一理由”，當然，還有美。愛是經曆了生活磨煉之後的托爾斯泰，是創作了《戰爭與和平》《致聖教會的信》的作者的精髓。
1.出自《五月的塞瓦斯托波爾》。
2.“真理，……我的道德觀念中唯一存在的東西，它也是我唯一要完成的事業。”
3.當他在喀山讀書時寫的《日記》中寫道：“對於人類而言，愛是靈魂的自然境界，然而這一點卻被我們忽略了。”
4.《安娜·卡列寧娜》第2卷中說道：“‘你常說到力量？愛才是力量的基礎。’安娜說，‘愛不是隨便給予的。’”
讓愛深入真理，這是他生命旅程中期創作的獨有價值，這也是就寫實主義而言，他區別與福樓拜的關鍵所在。福樓拜的特點是盡可能地不去愛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因此，不管他有多麽偉大，他都缺少光明！僅僅有太陽之光是根本不夠的，還必須有心靈之光。托爾斯泰式的寫實主義可以體現在每個人的心中，而且，當他用這些人物的目光去觀察他們時，即使是最卑劣的人，也能找到喜愛他們的理由，同時使我們清楚地感覺到有一根博愛的紐帶將我們與大家緊緊相連。1通過愛，他深入到生命的根源。隻是這種博愛的關係很難維持。有時，人生的景況和痛苦是那麽的苦澀，就像是對愛的挑戰。為了拯救愛，為了拯救信仰，人們迫不得已將它高抬於人世之上，致使它失去與人世的一切接觸。而那位能看到真理，並且必須看到它的具有崇高天賦的人，他將怎麽辦呢？誰又能了解托爾斯泰在最後的歲月中所忍受的痛苦？透過冷峻的目光，他看得到現實的殘酷，可是他那**、狂熱的心靈仍然期待愛，證明愛的存在，於是，這兩者之間的不一致帶給他巨大的痛苦！
我們都體驗過這種悲慘內心爭鬥。多少次，我們都陷入不忍目睹和痛恨抉擇的矛盾之中；多少次，一個藝術家——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個了解文字之美極其可怕力量的作家——在他寫出某個真理時，沉重的痛苦都會死死地壓著他！在當今的謊言之中，在文明的謊言之中，健全而有力的真理，如同生命一般的真理，仿佛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必不可少……然而我們發現，竟有那麽多的肺部無法忍受這種空氣！被文明弄得虛弱或者隻因心地善良而虛弱的人無法忍受！我們怎能不考慮這些，就把這種致命的真理毫不客氣地投向他們？難道上天，沒有一種如托爾斯泰所說的“向愛敞開大門”的真理？——這是什麽話？難道我們會同意用安慰性的謊言麻痹人們，就像皮爾·金特2用他的童話去麻痹他那即將死去的老媽媽嗎？……社會永遠處在兩難的選擇：真理，還是愛。對此，常用的解決辦法就是將真理與愛一起拋掉。
2.皮爾·金特，易卜生的一部同名戲劇中的人物。
托爾斯泰自始至終沒有背叛過這兩種信念中的任何一個。在他創作成熟時期的一些作品中，愛就是真理的火炬。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愛變成了從上天投射下來的光芒，而且是一種能夠照到人生又不擾亂人生的恩惠的光。在《複活》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愛，看到在愛的基礎上統治著的真實，但又立於現實之外。托爾斯泰所刻畫的那些人物形象，每當他分別觀察他們時，每一個都顯得既虛弱又平庸，但隻要他以抽象的方法去想象，這些人物又會立刻呈現神明般的聖潔了。在托爾斯泰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現了像他在藝術上所遇到的矛盾，除此之外，還表現得更加殘酷。雖然他知道愛要求他做的是什麽，但是他總要背道而馳。他並不依照上帝的規定生活，反而依照世俗的規則生活。那麽到哪才能找到真正的愛？愛具有各種各樣的麵孔，而且彼此間還是矛盾著的，你又怎能區別？是家庭之愛還是全人類之愛？……甚至是生命的最後一天，他仍然徘徊於這兩者之間。
到哪尋找解決的辦法呢？——托爾斯泰沒有找到。就讓那些高傲的知識分子向他發出鄙夷的評判吧。當然，最終這些人倒是找到了解決辦法，真理掌握在了他們手上，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在他們眼中，托爾斯泰是一個脆弱、感傷的人，而且不具備榜樣的力量。無疑，他無法成為他們所能依循的榜樣：因為他們生命力不強。托爾斯泰不屬於這些有虛榮心的精英，他也不屬於一切教派——他既不是他所說的“猶太僧侶”，也不是這種或那種信仰的“偽善者”。他是自由基督徒最崇高的典型，他的整個人生都在竭盡所能地向著一種越來越遠的理想前進。1
1.在《殘酷的取樂》中，托爾斯泰這樣寫道：“在精神上，一個基督徒不會和別人攀比高低。可是在特殊的時間裏，無論是哪一階層的人，在自我進步的道路上行進得越快，他就越像基督徒。那個法利塞人在道德的路上停下了腳步，這比那些在十字架麵前為做錯的事情懺悔、祈禱，仍然追求靈魂理想的強盜都不如，更缺少基督徒的意味。”
托爾斯泰不跟思想的特權者說話，他的話隻說給普通人聽——他是我們的良知。他可以說出普通人的想法，以及我們所擔心的內心中看到的東西。對於我們而言，他並非驕傲自大的大師，也不是憑借自己的藝術和才智而高高在上的天才。他是——正如他在的信中所自稱的那個，一切名字中最美麗、最貼心的名字——“我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