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不同的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們阜平城廂遊擊組在一塊兒打遊擊。那是火熱的鬥爭的日子，好多村子都被敵人占了，人民也充分表現出了自己的英雄氣概：“你要在村裏占，你就占吧，長占下去，叫你死在這裏！”較有基礎的村子，都組織起了自己強有力的遊擊組和他打，基礎差些的村遊擊組，也進行起了偵察、送信，埋地雷、運輸等工作。所有的人都緊張起來。白天不見炊煙，都進了山，小孩上山，也會打主意隱蔽自己的行動。大家都很明白，敵人終於要敗的，他天天在這裏死，我們的主力又在外線抄他的老窩。敵人簡直把我們沒有辦法，天天搜山，但要弄住我們的人，比登天還難。

我們這個遊擊組，住在一個深溝的頂裏頭。隻因為兩邊筆立起險絕的高嶺，才說它是溝；坡度很大，進溝就象爬山。往上走，四裏地，就到著名的大白山頂；往下走，七八裏地，就是法華村，敵人在那裏紮了司令部，還平了個飛機場。這裏的冬天特別冷，泉水凍在石頭上，象生鐵，隨便哪裏也找不到一點綠色，全凍死了。天不明，我們拉著石頭尖和葛藤往上走，到山頂監視敵人的行動。—那將是一個變化難測的白晝：打仗呀，奔跑著去襲擊呀，給老百姓送信呀，和區裏的大隊部或者區委會聯係呀，……太陽落，又拉著石頭尖和葛藤往下下，在溝裏吃了飯，就出溝去執行白天在山頂上計劃好的任務：掩護老百姓趁黑夜下去搞吃的呀，打敵人哨兵的冷槍呀，捕捉敵人的散兵呀，摸進村裏投炸彈呀，埋地雷呀，……那是最好活動的時刻，不到後半夜不回來。—整日整夜，都是又艱苦，又危險，又快活，又豪爽，那個生活氣息，簡直會叫人白發轉青的。

這一天，拂曉，我們上到半山了。溝裏還有點黑，天上已展開了一線紅霞，我們都累得出了大汗，嘴裏出的大氣，拂到衣領上、肩膀上，就在那兒結成了霜。我們坐在一塊黑石頭上休息。我們不會啞默著休息的。一個遊擊組組員有條有理地講起他在山西當小夥計時收拾管賬先生的故事，大家都痛快地笑了，又東一個西一個地插嘴，取笑講故事的人。突然，極小的一個聲音，象把冷劍般地插了進來：

“看頭頂起，我的老天爺！”

大家抬頭一看，所有的笑聲、吵鬧聲，都象嚴寒中的河流，馬上凍住了。東邊梁上一群敵人，扛著機槍和擲彈筒，向大白山頂跑去。岩很陡，從下麵看去，一個個人影映在黎明的天空上，清楚得很，就好比從橋下看橋上的人似的。誰也會疑心，隻要他們手一鬆，手榴彈就會墜落到我們頭上。我們的第一個念頭，以為我們的笑聲、吵鬧聲，已被敵人聽見，相信敵人會馬上站住，來打我們。打仗，倒從來沒有怕過，但，地形，現在對我們是這樣的不利。立時，不約而同，各人都竄向了能夠掩護自己的岩腔呀，土堆呀，大石頭的背後呀，隱蔽起來。萬一打起來，那末，我們就象水銀潑在沙上，鑽到我們願意去的地方去了。大約敵人趨向既定目標的心切，跑得快，沒注意到這穀底的笑聲、吵鬧聲；也許由於天氣過早，聽見了聲音，也看不見這黑沉沉的穀底的人們，更看不見我們的槍，所以沒理，隻彎著腰快步跑著。

我們也不再停留，一齊就順溝往下竄。竄了一陣，離開遠了，是應該好好策劃行動的時候了，大家都這麽覺得。有人提議出溝去；有人又說出不得，怕敵人堵住了溝口。中隊長，這個勇敢而又熟悉了戰鬥的小夥子，不管大家的爭論，也不說話，手一揮就說明了他的意圖，接著就按自己的意圖行動起來。大家這樣服從他，就好象他的行動點燃了所有的人的心。人們變成了一個意誌的集體。以他為首，大家一股氣沿著敵人剛剛上去的東梁的半山腰往出走。我們常受敵人的包圍，也常常這樣抽空子，鑽到敵人的包圍圈外去。

在半山腰繞著走了四五裏，誰都驚歎中隊長的高明，我們發覺敵人剛好堵住了溝口，可是，現在，我們比他們高，又有好的地形利用。於是，我們隱蔽著，繞出了溝，又向東南方向移動，準備到阜平城背後那片丘陵地帶去—那裏，我們過去活動得最方便。走了很久，到了一個小梁崗上。我們發現，我們要去的那片地方，所有的房頂都在燃燒。那就是說，敵人正在那裏。

這樣，我們處在最困難的景況中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留給我們的唯一辦法，是叫敵人不要發現我們。但是，要叫敵人不能發現我們，我們就非要常常看著敵人不可。人們就各按適當的地形分散開來了。我和一個叫做段廉的小夥子—能幹的早熟的小夥子呀，阜平城廂小學的學生，但已經是遊擊組的通訊員了；現在該在百花燦爛的事業中大顯身手了！—為了看得遠一點，爬上了一個從半山腰上巍然立起來的小山峰。這時，太陽已經出來，草上的一兩分長的霜毛開始融解，沒有起風，有點暖意了。向下，我們看見敵人趕著上百頭的牛在山下邊大道上一條線地慢慢地走著；向上，看見敵人在大白山頂放了哨兵。我總想從那哨兵的動靜上看出點什麽來，不轉眼地看著、看著。突然，段廉小聲地可是很緊急地對我說：

“你看，敵人在追張老師！”

他指給我看西梁上一個女人，那衣服，那走動的樣子，一看就是我們阜平城廂小學教員—張雲蓮。在她後邊幾十丈遠，四個敵人正快步走著。張雲蓮好象很疲乏，走幾步又站一站，看樣子，她還不知道她後麵有敵人。西梁離我們這兒很遠，那是隨便怎麽叫也不會讓她聽見一點的。段廉很急。我也很急，恨不得飛到她跟前去，拉住她走。唉，假若有什麽東西引起她注意，讓她回頭看看也好！但是，她，仍然那麽慢，你看，又站了一下！那西梁，嶺上嶺下，別無一人。梁上草已枯了，在太陽光裏顯得一片金黃；老黑石岩在這一片金黃的色澤中是那麽巍峨陰鬱。敵人離她愈近了，她還在幾步一停地走嘞！終於她到了老黑石岩前。那側邊是有一條小路的，要不走這條小路，到了岩頂，就沒有路了，下麵臨著幾十丈高的絕壁。這個地形，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近來我們常到那兒放哨。敵人從下麵往上打，我們就在那兒打擊敵人，他人就算再多也把我們沒辦法；但是敵人占了大白山頂，那兒就成了絕地，就得趕快離開它。我就耽心張雲蓮會迷迷糊糊地走上岩頂去。但是啊，她竟一直走上去了。這時，敵人離她隻有七八丈左右……

正在這時，敵人向我們開槍了，我們馬上跑開來，應付戰鬥。這場戰鬥很緊張，我們跑得要死，也不管跑到哪裏，那密密的槍子兒都跟上我們，不是從頭頂上飛過，就打到腳底下，把石頭炸開，打得泥土冒煙。戰鬥能使時間過得想不到的快，也能使人忘掉一切。但張雲蓮所處的險惡景況，卻象刀子刻在我腦裏一般，走到哪裏，帶到哪裏。太陽下山，敵人退了，我們的隊伍沒有一個人受傷，又回到那深溝裏的家。路上，一個老鄉拉住我講話，我走進莊子，天都黑了。段廉立在一棵黑棗樹下等我。當我走到時，他氣呼呼地對我說，張老師跳了岩，傷很重。關於她如何脫險的，現在又在哪兒，他都說不上來，隻知道段國璋曾經看見過她。

張雲蓮，陝西韓城縣農民的女兒。人不高，胖胖的，蒼老的麵容上刻著頑強的線紋，說她象個教書先生，不如說她象個經常在風裏來雨裏去的勞動婦女。當時，晉察冀邊區經濟困難，小學教員的待遇是一個人一天新秤一斤二兩小米，此外村裏供給柴火和五毛錢的菜金，這五毛錢夠買半斤菜。就這樣，她還打主意節省，每天課餘去野地裏拔灰菜，拿回學校熬稀湯湯吃。小米省下來，賣了錢，包在小布包裏，準備冬天買棉花添被子，不向公家領。

據她說，她在韓城的那個老家，並不太窮，也不怎樣富，有父母，有哥嫂。抗戰開始，她要到延安去，全家人都說她“一個不識字的姑娘家還要跑到紅軍那裏去”。那時，別的也許她還不知道，但舊社會婦女的命運她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她把嘴巴一撇，什麽也不管，就走了出來。到延安，她進了抗日軍政大學。進去以後，真是萬般困難，同學們都是外麵來的學生，她麽，講的聽不懂，寫的不認識。然而她咬著牙巴，不說跟不上，也不埋怨誰，自個兒暗地裏從識字開始自己的學習。差不多一年，她能聽懂了，還能記下比較簡單的提綱。一九三九年，她跟著抗日軍政大學到晉察冀。一九四〇年秋天，她畢業出來，當了小學教員，一邊教，一邊才學會了小學的課程。

她一直在阜平城一帶教書。一九四三年，我下鄉時，和她成了同事。反“掃**”開始，我們分開了。上級派她到大白山後葦沿村去堅持工作。那兒，敵人從來沒有去過，比較安全些。她又在葦沿教過一年多書，大人小孩都喜歡她。每隔十天半月，葦沿的老鄉進城趕集，總給她送雞蛋來，有時還給她送新鮮菜來嚐新，好象她是從葦沿嫁出來的閨女。見了葦沿的人，她的話就說不完。她了解葦沿各個家庭的情況，誰家減了租，誰家的地主頑固些，誰家的小孩出痘子了，誰家的女人給狗咬了；她和他們一起到縣農會去告狀，替他們找醫生，替他們寫信給他們在前線的子弟。這次分配她去葦沿，真是一個正確的措施。她一進村公所，就幫助村公所算賬。她這個人，能吃苦，愛勞動，替人家抱孩子，切菜，做莊稼活，隻要手空，她就幹。人雖然嚴肅，但是脾氣好，人們愛和她開一點毫不過火的玩笑；又因為她經常給他們讀報，讀文件，寫報告，又總是村裏的婦女領袖，所以都十分尊敬她。

我們城廂遊擊組打了仗後，總愛跑到葦沿去躲避敵人的鋒芒。我們遊擊組的人們，也非常關心他們的女教師。當我們的地雷炸著了敵人的運輸隊和騎兵，把敵人埋了，把死馬死牛抬到葦沿去剝，煮肉來吃，也總忘不了叫她來。這，我們叫做“團年”。

段國璋也是我們遊擊組裏的，因為腳痛，最近請假回家養病。這天，當我聽說他看見了張雲蓮，就大大地放了心。因為段國璋這個人做事情很仔細，很負責，決不會丟了她不管的。

在黑暗中，我和段廉摸索到遊擊組住的院子裏，遠遠地聽到段國璋在講話。我趕快跑進去，屋裏也沒有點燈，借著灶裏一閃一閃的火光，我看見了他。他站在炕前，和炕上躺著的遊擊組的人們講他今天的經過：

“兩個偽軍站在我的石窟窿前麵說：‘阜平人真有福氣，山裏有這麽些石窟窿，藏起來，連鬼影也找不到。’我嚇了一跳，以為他們看見我啦……”

我連忙問他關於張雲蓮的事，他說：

“她跳岩的時候，我正在離開她不遠的地方兒躲著。我看見她，她沒有看見我。敵人一走，我就下去找她—唉呀，她頭上、身上，盡是血，她還在笑嘞！她身上摔得可不輕，鞋也丟了，一個什麽錢包包也不見了。我扶著她光腳走到我老母親那兒去。我老母親把她按在被窩裏，去給她扯草藥吃，她還嘴硬嘞，說她自個兒可以去扯。她還沒有休息下來，一休息下來，我看她明天就動不得了！有一年我摔了跤……”

大家都很奇怪，為什麽摔得滿臉是血她還在笑？接著人們都埋怨起自個兒來了，說：早就應該叫張老師到遊擊組來；說：葦沿沒有武裝；說：我們遊擊組沒有盡到責任……

我說，第二天一早去看看她。可是到了半夜，我們遊擊組奉命轉移了。離開了這條溝，往東，走了十幾裏，過大川，到了另外一帶淺山的山溝裏，完全脫離了大白山，在那兒掩護一條臨時的運輸線。

接著幾天嚴寒，刮開了雪風，下雪了。附近有一個老太婆凍死了。遊擊組的人們關心他們的女教師：這麽一個全身受傷的人，怎能受得風雪的襲擊！於是找了一副擔架，派人去抬張雲蓮。下午，擔架回來，出乎意料之外，她不在段國璋老母親那兒，說她不知跑到什麽地方去了。

我們著急地向四麵八方打聽她的下落，幾天都沒有找著她的蹤跡。最後，找著一個最近才從張雲蓮躲的那帶地方來的婦女。我問她，她說：

“她看見我要下大白山，就要和我一塊兒走，說要到葦沿去。風又大，又是雪，她渾身上下又都是傷，東倒西歪的，我勸她回去休息著，不要自討罪受。她才不聽嘞！我們一路到了葦沿才分手。她真行，連鞋子也沒有，硬挺著，連呻吟也不呻吟一聲。”

那女人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哪兒。到葦沿去問，葦沿的人們說，沒有看見她。從他們那兒隻曉得也是在那天拂曉，敵人到了葦沿的。葦沿在那之前的幾天被敵人燒了，人們全都住在山裏。那天，啟明星剛起來，人們起來把溝裏的冰抬回家去煮飯來吃了，男人們抽著旱煙，女人們給孩子們喂奶，敵人就來了。關於張雲蓮怎麽跑出去的，他們也一點都不知道。他們也正在打聽她的下落呢！

幾天以後，我們又移動了，走得不遠，還是在那一帶淺山裏。我們選擇了一個最僻靜的小莊院。一進院子，迎頭看到張雲蓮。她額上、臉上，長滿了傷疤，原先那粗獷、樸實但很固執的臉，更顯得固執了。走起路來，她還是有點不大靈活，但是精神卻很好。遊擊組的人們就在院子裏圍著她站住了，還背著背包，背著槍。一陣安慰的、問訊的、自責的、獎勵的、代表著各種複雜情緒的語言，傾泄而出。這是蘊藏了很久的各人內心的思索。

原來她被一個老太婆死死拉住，說她的傷不好，不讓她走。老太婆就不離開她。最近老太婆轉移到這兒來，就叫兒子把她抬來。她正說她的傷好了，要回轉葦沿去。

她看出了大家對她的關心，她這樣說：

“你們不要操心，日本鬼子搞不贏我的。他和我們不同。要不，他早就把我捉住了。那天早起，我還在窩鋪裏就著人們煮飯剩下來的火烤手嘞，人們都走了，我看見黑影影的一群人奔來，覺得不對，問：‘誰？誰？’沒有開腔，對直向我跑來。我立起來，抓起背包就跑。他們開腔了：‘不要跑，不要跑！’果然是日本鬼子！我還不跑？哪個願意叫他捉住當俘虜？我跑上山，他們就追上山。嗨，我看他們糟透頂啦，總想捉個把活的才對我們有辦法。要不，他為什麽不開槍？我上了一個小坡，再上一個小坡，看見了一個酸棗林。我想，酸棗林裏到處是刺，到處是亂石頭，我敢進去，看你敢不敢進來！我就鑽進去了！”

我們都知道葦沿背後山邊那酸棗林，酸棗樹又多又密，橫的，順的，高處，矮處，盡是刺，又密密地長著山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草藤。除非帶起全部家具，磨得很快的鐮刀、斧子、叉子，從邊上砍起，才能踏進它的範圍，窺見它內中的秘密。那裏頭簡直是一個亂石窖。酸棗樹的本領就在這些地方，仿佛越是亂石窖，越是利於它的生長。難怪它長得那麽硬，它的刺那麽多，那麽尖銳呀！說到她鑽了進去，有人忍不住說：

“我的老天爺，那是連狼也不敢往那裏鑽的呀！”

她笑起來了：“可不，要不我為什麽說‘我敢進去，他們不敢進去’？他們果然不敢鑽進來！隻在林頭打了兩槍。槍沒有打著我，我也不躲他的槍囉，就一直鑽。鑽過了酸棗林，又上了兩個山坡，前麵又是一片密密的酸棗林。我說，不要緊啦，我也不要鑽酸棗林啦，順著路走吧！哪曉得撞上了他們插過來的哨兵了，看見有人就喊：‘不要跑，不要跑！’我馬上就又鑽進酸棗林裏去。這個酸棗林才大嘞，衣服掛破了，背包也掛脫了，手上、臉上濕漉漉的，在流血，我也不管它了，‘我敢進來，你不敢進來！’隻鑽我的。跑脫了，我就一直往大白山頂上走。

“上了大白山頂，太陽剛剛冒出來，我回頭一看，已經離開敵人遠遠的了。我想啊，我們這種人是和別人不同的。難怪紅軍可以過草地，冀中的人可以鑽在地底下過日子！我們受得了的，別人就受不了。要是調換一個麵兒看，我來捉他，那他就算鑽到火裏去，我也要鑽進去把他掏出來，看他斷氣沒有。難怪我們八路軍打仗那麽勇敢啊！這麽一想，我心裏頭好痛快呀！我就順腳朝西走。

“邊走，我邊在看，要找你們嘞！哪曉得日本鬼子來了，你們走了，我一個人都看不見。我想，到了大黑石岩頂上應該可以找到你們。到了岩頂，還是一個人都沒有見著。打下一望，下邊是長滿了草的陡坡，草幹了；再往下是沒有路的深穀。半坡上盡是些圓圓的黑石頭。從岩下邊吊起一條丈多寬、五六丈長的冰殼。唉呀，冷氣逼人，連一隻雀鳥也見不到。我說，該下山去找你們了，一回頭，嗨，日本鬼子就在我背後。他們是四個人，張開手，大步向我圍攏來。看見我看見了他們，就喊：‘不要跑！不要跑！’我轉過臉來，向下一望，無路可走了，一個想頭抓住了我：‘我跳下去，他們就把我沒有辦法了！’我就往岩下一跳，心想跳遠點，好落得下去些，但是已經身不由己了。你問我怕不怕摔壞了嗎？我沒有這麽想，我的心是放到‘我有辦法，他沒有辦法’上麵去了。我隻覺得冰殼懸在我的頭頂了，大約我是摔在冰殼上麵的；我又覺得我落在陡坡上了，在一直往下滾，—後來我就昏過去了。

“醒轉來的時候，我聽見敵人在打亂槍。頭發蓋住了眼睛，伸手一掠，我才看見滿手是血。我落在兩個大黑石頭中間，是個很安全的地點。我躺著不動。頂上的亂槍停止了，一切靜悄悄的，我又才想起來：‘我敢下來，你日本鬼子就是不敢下來！我們這種人就是和你不同點！’我就笑起來了。你問我當時痛不痛嗎？我當時也不覺著痛，隻覺得頭上的血熱呼呼地往下流。我也沒有去管我的手、我的腳是不是殘廢了，想這些，那是後來，後來的事。”

她說完了，大家還是沒有動，還是背著槍，背著背包，圍著她立著，仿佛還要聽她說什麽。段廉歎了一口氣，說：

“張老師，虧你那時候還笑得出來！”

她笑了，沒有答說什麽。那張粗獷、樸素而顯得很固執的臉孔上展開了堅強的、勝利的笑。

……這天，是我們遊擊組最興奮的日子，大家準備了一頓好飯招待她。但是，當天夜裏我們又奉命移動，回到原來的地方。她也沒有馬上回葦沿去，區委書記知道了，留下她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