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正名主義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依我看來，隻是上篇所說的三個觀念：

第一，一切變遷都是由微變顯，由簡易變繁雜的。所以說：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早辨也。

《易》曰：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知道一切變遷都起於極微極細極簡易的，故我們研究變遷，應該從這裏下手。

所以說：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韓注：“極未形之理曰深，適動微之會曰幾”）。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是隱藏未現的。“幾”字《易係辭》說得最好：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舊無凶字，義不可通。今按孔穎達《正義》雲：“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是唐時尚有有凶字之本。今據增）。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隻是要“知幾”，要“見幾”，要“防微杜漸”。大凡人生哲學（即倫理學），論人生行為的善惡，約分兩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動機”；一派注重行為的效果影響。孔子的人生哲學，屬於“動機”一派。

第二，人類的一切器物製度禮法，都起於種種“象”。換言之，“象”便是一切製度文物的“幾”。這個觀念，極為重要。因為“象”的應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學一方麵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之存心）。就是俗話說的“念頭”。在實際方麵，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鄭玄說，古曰名，今曰字）。“象”的學說，於孔子的哲學上，有三層效果：

一、因為象是事物的“動機”，故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

二、因為“象”在實際上，即是名號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一種“正名”主義。

三、因為象有仿效模範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學和政治哲學，又注重標準的榜樣行為，注重正已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積名成“辭”，可以表示意象動作的趨向，可以指出動作行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為人生動作的向導。故說：

理則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辭”與“正名”隻是一事。孔子主張“正名”、“正辭”，隻是一方麵要鼓天下之動，一方麵要禁民為非。

以上所說，是孔子哲學的重要主旨。如今且先說“正名主義”。

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見於《論語·子路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請看名不正的害處，竟可致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百姓無所措手足。這是何等重大的問題！如今且把這一段仔細研究一番：

怎麽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合成的。名字的意義若沒有正當的標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孔子說：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有角之形。（《漢書·律曆誌》：“成六觚”。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又《郊祀誌》：“八觚宣通，象八方”。師古曰：“觚，角也。”班固《西都賦》：“上觚棱而樓金爵。”注雲：“觚，八觚，有隅者也。”可證。）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

後來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問它有角無角。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這也是觚嗎？這也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且再舉一例。孔子說：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政字從正，本有正意。現今那些昏君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這也是“言不順”了。

這種現象，是一種學識思想界昏亂“無政府”的怪現象。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言文字沒有正確的意義，還有什麽來做是非真假的標準呢？沒有角的東西可叫做“觚”，一般暴君汙吏都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鄧析一般人，要“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用《呂氏春秋》語）了。

孔子當時眼見那些“邪說暴行”（說見本篇第二章），以為天下的病根在於思想界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偽的標準。所以他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他的中心問題，隻是要創立一種公認的辨別是非真偽的標準。創立的入手點便是“正名”。這是儒家共有的中心問題。試引荀子的話為證：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類不別：如是，則誌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說解見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則“誌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兩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兩句的正確注腳。

怎麽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呢？這是說是非真偽善惡若沒有公認的標準，則一切別的種種標準如禮樂刑罰之類，都不能成立。

正如荀子說的：“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正名”的宗旨，是要創建辨別是非善惡的標準，已如上文所說。這是孔門政治哲學的根本理想。《論語》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隻是正名主義。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還須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圓是同樣的錯誤。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義如何實行。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春秋》這部書，一定是蘊含“大義”的，所以孟子有如此說法。孟子又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莊子《天下篇》也說：“春秋以道名分。”這都是論《春秋》最早的話，應該可信。若《春秋》沒有什麽“微言大義”，單是一部史書，那真不如“斷爛朝報”了。孔子不是一個全無意識的人，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極不可讀的史書來。

論《春秋》的真意，應該研究《公羊傳》和《榖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沒有用。我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單就《春秋》而論，似乎應該如此主張。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為三層：

第一，正名字。

《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訂正一切名字的意義。這是言語學文法學的事業。現在舉一個例子，《春秋》說：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真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榖梁傳》）

“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鷁之辭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這是正名的第一義。古書辨文法上詞性之區別，莫如《公羊》《榖梁》兩傳。《公羊傳》講詞性更精。不但名詞（如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之類），動詞（如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嚐，冬曰烝，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等），分別得詳細，並且把狀詞（如既者何，盡也）、介詞（如及者何，累也）、連詞（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難之也，之類）之類，都仔細研究方法上的作用。所以我說《春秋》的第一義，是文法學、言語學的事業。

第二，定名分。

上一條是“別同異”，這一條是“辨上下”。那時的周天子已不算什麽啦。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孔子眼見那紛爭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奴隸製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所以《論語》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胡子發拌的神氣！《論語》又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製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奴隸階級。所以《春秋》於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把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於河陽”。周天子的號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收“春王正月”。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論語》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這便是《春秋》大書“春王正月”一類的用意。

第三，寓褒貶。

《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於把褒貶的判斷寄托在記事之中。司馬遷《史記·自序》引董仲舒的話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便是褒貶之意。上章說“辭”字本有判斷之意。故“正辭”可以“禁民為非”。《春秋》的“書法”，隻是要人看見了生畏懼之心，因此趨善去惡。即如《春秋》書弑君三十六次，中間很有個分別，都寓有“記者”褒貶的判斷。如下舉的例：

（例一）（隱四年三月戊申）衛州籲弑其君完。

（例二）（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籲於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例五）（六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天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即舉此八例，可以代表《春秋》書弑君的義例。（例一）與（例三、四、七）同是書明弑者之名，卻有個分別。（例一）是指州籲有罪。（例三）帶著褒獎與君同死的大夫。（例四）寫“世子商臣”以見不但是弑君，又是弑父，又是世子弑父。（例七）雖與（例一）同式，但弑君的人，並不是趙盾，乃是趙穿。因為趙盾不討賊，故把弑君之罪責推給他。這四條是稱臣弑君之例。

（例二、五、六、八）都是稱君不稱弑者之例，卻也有個區別。

（例二）稱“衛人”，又不稱州籲為君，是討賊的意思，故不稱弑，隻稱殺。又明說“於濮”。濮是陳地，不是衛地，這是說衛人力不能討賊，卻要借助於外國人。

（例五）也稱“宋人”，是責備被弑的君有該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稱“其君”。

（例六）與（例八）都稱是“國”弑君之例，稱“人”還隻說“有些人”，稱“國”便含有“全國”的意思。故稱國弑君，那被弑之君，一定是罪大惡極的了。

（例六）是太子仆弑君，又是弑父（據《左傳》）。因為死者罪該死，故不著太子仆弑君弑父之罪。

（例八）是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去弑君的。因為君罪惡太甚，故不罪弑君的人，卻說這是國民的公意。

這種對褒貶的評判，如果真能始終一致，本來也很有價值。為什麽呢？因為這種寫法，不單是要使“亂臣賊子”有所畏懼，並且教人知道君罪該死，弑君不為罪；父罪該死，弑父不為罪，（如上所舉的例六是）。

這是何等的精神！隻可惜《春秋》一書，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魯國幾次弑君，卻不敢直書。於是後人便生出許多“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等文過的話，便把《春秋》的書法弄得沒有價值了。

這種矛盾之處，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後來被“權門”幹涉，方才改了的。我想當時孔子那樣稱讚晉國的董狐（宣二年《左傳》），豈有破壞自己的寫作風格之理？但我這話，也沒有別的證據，隻可算一種假設或猜想罷了。

總之《春秋》的三種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都是孔子實行“正名”“正辭”的方法。這種學說，初看上去覺得是很幼稚。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學說，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卻有重大的影響。我且把這些效果，略說一二，作為孔子正名主義的評判。

一、語言文字上的影響

孔子的“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榖梁》，都含有字典氣味。董仲舒的書更多聲音通假的詁訓（如名訓“鳴以出命”號訓謞、訓效，民訓瞑，性訓生之類）。也有從字形上著想的訓詁（如說王字為三畫而連其中。《說文解字》引之）。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

二、名學上的影響

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後，古代哲學家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以後如荀子的“正名論”（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論”（看第十二篇），不用說了。即如墨子的名學（看第六篇第三、四章），便是正名論的反響。楊朱的“名無實，實無名”（看第七篇），也是這種學說的反映。我們簡直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學說，實是中國名學的始祖。正如希臘蘇格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的始祖一樣（參觀上篇老子論名一節）。

三、曆史上的影響

中國的曆史學幾千年來，都受了《春秋》的影響。試讀司馬遷《史記·自序》及司馬光《資治通鑒》論“初命三晉為諸侯”一段，及朱熹《通鑒綱目》的正統書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勢力了。《春秋》那部書，隻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麽呢？因為曆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隻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判。

明明是趙穿弑君，卻說是趙盾弑君。明明是晉文公召周天子，卻說是“天王狩於河陽”。這都是個人的私見，不是曆史的事實。後來的史家崇拜《春秋》太過了，所以他們作史，不去討論史料的真偽，隻顧講那“書法”和“正統”，等種種謬。《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隻有主觀的曆史，沒有客觀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