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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後,格伯看了看他調至靜音的手機,發現隻有一通未接來電,來自一個他不認識的號碼。當他思索著是否要回撥過去時,巴爾迪冷不丁問他道:“你怎麽看?”

沒等格伯關上他們身後的辦公室門,她就問出了口。在聽過埃米利安的話後,她大概一直被疑問糾纏著。

格伯很清楚,這位女法官急著跟他分享關於證詞的感想。但她真正想問的是另一個問題。

埃米利安說的是真的嗎?

“小孩子的頭腦是可塑的。”格伯宣稱道,“有時候他們會捏造出假回憶,但這並不是真正的謊話:他們真心相信自己經曆了某些事情,哪怕是最荒謬的事情。他們的幻想是如此生動,以致在他們看來那些虛構的事都是真實的,但他們的幻想又是如此不成熟,以致他們無法分辨出什麽是真、什麽是假。”

對巴爾迪來說,這個解釋顯然不夠有說服力。

在走到辦公桌旁坐下前,巴爾迪走向窗戶,盡管冬日的清晨寒冷又陰沉,她還是打開了窗,就像在盛夏時一樣。

“這起案子中有一對年輕的養父母,一直以來都渴望得到一個孩子;有兩個慈愛的祖父母,他們會盡可能讓孫輩們開心;還有一位收養機構的負責人,多年以來,他一直致力於把像埃米利安這樣的未成年人從糟糕的家庭環境中解救出來,並確保他們有一個充滿關愛的未來……還有那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他跟我們講述了一個離經叛道的狂歡儀式。”

巴爾迪試圖用諷刺來緩解失望之情,格伯理解她的沮喪。

埃米利安出生於白俄羅斯,格伯在他的檔案裏一遍又一遍地讀到過。文件顯示,兩歲時,在經受過各種虐待後,他從原生家庭中被帶走。他的親生父母從考驗他的生存欲中取樂,就像在生存遊戲裏一樣:他們一連幾天不給他食物,任由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哭喊、打滾。幸運的是,格伯對自己說,小孩子沒有三歲以前的記憶。但是,如果埃米利安頭腦中的某處仍留有被囚禁的痕跡,那也是正常的。

盧卡是在一所學校裏發現埃米利安的,他很快就在數十個孩子中注意到了他:埃米利安學習滯後,極少說話。盧卡在國外管理著一所非常活躍的遠程收養機構,他為埃米利安找到了一戶人家:一對年輕的意大利夫婦。在走完冗長且昂貴的收養手續後,他們最終得以將他帶到意大利。

埃米利安僅僅在這個幸福的家庭中生活了一年,就彌補了自己與同齡人之間的巨大差距,並且能相當流利地說意大利語。但是,當一切似乎都在好轉的時候,他開始表現出兒童厭食症的症狀。

他拒絕進食,變成了一個像幽靈一樣的小男孩。

養父母帶他去看了一位又一位醫生,毫不在乎花費,但沒有人能夠幫助他。所有人都認為,這種嚴重進食障礙應該從他過去的孤獨與暴力經曆中追根溯源。

盡管無法找到治愈的方法,養父母卻沒有放棄。養母甚至辭去了工作,隻為全身心地照顧孩子。在這種情況下,麵對降臨在這對夫婦頭上的第無數次壞運氣,巴爾迪的巨大失望並不令人驚訝。

但格伯打斷了她:“我不認為有別的選擇。我們應該繼續聽聽埃米利安要說的話。”

“我不知道我是否願意在那兒聽他說。”巴爾迪斷言道,語氣中帶著點兒苦澀,“當你還小的時候,你別無選擇,隻能去愛那個把你帶到世界上的人,即使他傷害你。埃米利安在白俄羅斯的過去是一個黑洞,而現在,他處於一個完全相反的環境裏,他剛剛發現自己擁有一件強大的武器:來自新家庭的愛。他正是用這份愛來對付他們,並且不受懲罰,就像他的親生父母對待他那樣。而這僅僅是為了體驗做一個殘酷的人會是什麽感覺。”

“受害者變成了施暴者。”格伯同意道,他仍然在辦公桌前站著,像被凍僵一般。

“是的,就是這樣。”巴爾迪堅定地重申道,用手指指著臉,強調格伯的話正中問題的核心。

在格伯還是個實習生的時候,安妮塔·巴爾迪是他合作過的第一位法官,她也因此總是用親切隨意的語氣和他說話。但是,格伯從來不會對她用同樣的語氣。多年來,他很欣賞她教授的東西和發過的火,她大概是他在這個領域中認識的最正直、最有同情心的人。她還有幾個月就要退休了。她從未結過婚,一生致力於關愛她不曾有過的孩子。她背後的牆上掛著一些畫,是那些來過這間黑暗房間的孩子為她畫的。她的桌子塞滿了司法卷宗,其中散落著彩色的糖果。

在這些文件中間的,是埃米利安的檔案。格伯注視著它,思索道:不幸的是,對這個幽靈一樣的小男孩來說,通過換一個國家、城市和名字來獲得新生活是不夠的。因此,這一次安妮塔·巴爾迪弄錯了。

“事情沒有這麽簡單。”格伯宣稱道,“我擔心有別的問題。”

巴爾迪聞言向前探身:“這讓你想到了什麽?”

“您注意到小男孩抬眼看向鏡子了嗎?”他問道。但直覺告訴他,巴爾迪無法解釋這件事。

“注意到了,然後呢?”

“盡管處於輕微的恍惚狀態,埃米利安也知道有人在別處觀察著他。”

“你認為他直覺意識到了這個偽裝?”她驚訝地問。“那麽他就更有可能隻是在演戲了。”巴爾迪滿意地總結道。

格伯堅信他的想法:“埃米利安希望我們在那裏,並且希望他的新家庭也在那裏。”

“為什麽?”

“我現在還不知道,但我會弄明白的。”

巴爾迪認真考慮起格伯的看法。“如果埃米利安說了謊,他這麽做就是出於一個確切的目的。如果他說的是真話,那也一樣。”她評判道,她終於理解了格伯話中的含義。

“我們應該信任他,看看他想要用他的故事把我們引向哪裏。”格伯說道,“很可能不會有任何結果,他的故事自相矛盾,或者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而我們至今沒有注意到它。”

他們不該再長時間等待下去: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子裏,審判的進度更快,下一次開庭的時間已經定在了下周。

一聲驚雷震動了窗外的風,一場暴風雨正在城市上空聚集。在四樓也能聽到來自斯卡拉大街的遊客們的聲音,他們正忙著找地方避雨。

彼得羅·格伯想,如果他不想淋大雨的話,就該立刻離開,盡管他的事務所和法院隻隔著幾條街。

“如果沒有別的事……”他僅僅這麽說著,朝門口示意性地邁了一步,希望她打發他離開。

“你妻子和兒子怎麽樣?”安妮塔·巴爾迪改變了話題問道。

“他們都好。”他倉促地回答道。

“你得好好把那姑娘留在身邊。馬可呢,現在幾歲了?”

“兩歲了。”他一邊回答,一邊繼續朝窗外看去。

“你知道,孩子們信任你,我看得出來。”巴爾迪說,重新開始談論埃米利安,“你不隻能說服他們敞開心扉,還讓他們有安全感。”接著,她悲傷地停頓了一會兒。

為什麽人們總是一定要“悲傷地停頓”呢?格伯暗自問道。那個短暫的停頓預兆著一句他早已熟知的話。

巴爾迪果然補充道:“他一定會為你感到驕傲的。”

聽見她間接提到B先生,格伯身子一僵。

幸運的是,這時他口袋裏的手機響了。他取出手機,查看屏幕。

又是那個當他在庭上時打來過的陌生號碼。

他想那也許來自他的某個小病人的父母或監護人。但他注意到這個號碼帶著國際區號。大概是某個煩人的家夥——一個想要哄騙他辦理某個“不可取消”的業務的呼叫中心?無論那是誰,都是個幫他離開的完美借口。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他說著,舉起手機,想讓她明白他有事要忙。

“當然,你走吧。”巴爾迪終於做了個手勢允許他離開,“替我問候你的妻子,給馬可一個吻。”

格伯氣喘籲籲地衝下法院的樓梯,盼著能及時避開暴風雨。

“抱歉,您剛剛說什麽?”他問通話人。

信號受到幹擾,手機裏出現了電流聲——電話線路被擾亂得非常嚴重,肯定是受到了這座老建築的牆壁厚度的影響。

“請稍等,我聽不見您說話。”他對著手機說。

他跨過了大樓的門檻,恰恰在開始下暴雨的時刻來到街道上。他立刻加入那些匆忙逃竄的行人中,他們力圖逃離這場世界末日般的暴雨。他豎起舊外套的立領,將手舉到耳邊,試圖理解電話那頭的女聲想要表達什麽。

“我說,我叫特雷莎·沃克,我們是同行。”那女人重複道,她說的是英語,但用的是一種格伯從來沒有聽過的口音,“我從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給您打來電話。”

發現這通電話甚至來自地球的另一端,格伯感到驚訝。

“我能為您做些什麽,沃克醫生?”他說著加快了步伐,雨水在此時猛烈地砸向一切。

“我在世界心理衛生聯合會的網站上找到了您的電話號碼。”那女人肯定地說。為了讓自己顯得可信,她接著又說道:“我想要把一個病例交給您。”

“如果您可以耐心等一會兒,十五分鍾後我就能回到我的事務所,然後您就可以跟我詳細說明。”他說道,蹦蹦跳跳地避過水坑,拐進一條小巷裏。

“我等不了。”她強調道,語氣驚慌,“就要到了。”

“誰就要到了?”格伯問道。但是,正當他提出問題的時候,一種不祥的預感掠過他心頭。

雨越下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