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芯片戰爭
華為在成長的過程中有 1000次死亡，隻是值得慶幸的是，任正非和華為1001次地站了起來。
1990年，東南大學自動化控製係碩士畢業生徐文偉剛到深圳，就被著名的港資企業億利達錄用了，從事高速激光打印機的開發。電路設計和匯編語言是徐文偉的強項，傑出的硬件設計能力很快讓他脫穎而出，在圈子裏小有名氣。
第二年，隔壁一家名叫“華為”的初創公司“盯”上了徐文偉，“小老板”任正非一頓“忽悠”，徐文偉就跳槽追隨了任正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說法：領導就是要讓跟隨他的人們，從他們現在的地方，努力走向他們還沒有去過的地方。任正非就有這樣的“魔力”。
億利達當時是赫赫有名的港資企業，卻被一個小公司撬了牆角，很不開心，搞了點兒小動作，讓徐文偉很是吃了些苦頭。
從工資福利待遇非常好的億利達跳槽到吃了上頓沒下頓，搞不清哪一天就會倒閉的華為，徐文偉的眼光可謂相當好。他與任正非走到一起，是豪傑相遇，風雲際會。
當時同為億利達工程師的高梅鬆，在聽了“小老板”任正非描繪的玫瑰般夢想後，不為所動，一笑置之。那時候的任正非連條名牌腰帶都買不起，就拿大街上三塊兩塊一條的湊合著用，還非要講夢想和未來，在高梅鬆看來，任正非就是個大忽悠！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有些時候，人生的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加入華為時，徐文偉不過28歲，華為人習慣稱他為“大徐”（“小徐”是徐直軍），如今，他已經是華為董事會成員、戰略研究院院長！
徐文偉加入華為那年，華為剛結束代理商生涯，正在研發用戶交換機HJD48，由“寶寶”鄭寶用負責整個係統的開發。徐文偉進入華為研發部後，從事印刷電路板（PCB）設計和芯片設計。他們算趕上好時候了，因為整個集成電路行業出現了一個偉大的變革：張忠謀創辦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也就是如今有名的台積電），打破了大一統格局，創造性地定義了芯片代工廠，為初創企業開辟了生存空間。
在這之前，Intel、IBM等少數美國公司包攬了芯片的設計和生產（IDM集成設計與製造），初創企業根本無法插足半導體行業，原因很簡單：太燒錢了，根本玩不起。
而台積電橫空出世，將設計和生產分開，降低了行業準入門檻，不需要耗費巨資建生產線，隻需要做輕資產的設計。現在，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深圳花幾萬塊錢買一套手機設計方案拿去生產，當然，能不能把成品賣出去，就看你自己的本事和老天爺的心情了。
當年華為特別想開發自己的芯片。因為使用通用芯片，產品就會陷入價格戰的汪洋大海中。要生猛甩開競爭對手，隻能開發自己的芯片。
當時，聯想在總工倪光南的指導下，已經自主研發出了五顆ASIC（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並成功地應用於漢卡、微機和漢字激光打印機，聯想在通信領域脫穎而出。
“大徐”徐文偉首先設計自己的電路，成熟之後，就委托一家擁有EDA能力的香港公司設計成ASIC芯片，去德州儀器（TI）進行流片和生產。
我們在第三章講過，在這一次的生死抉擇中，最終華為成功“飛渡”，實現了一次性流片成功。1991年，華為首顆具備自有知識產權的ASIC誕生了。這是華為芯片事業的起點，慢慢才有後續的十萬門級、百萬門級、千萬門級ASIC芯片。
沒錢的時候，就體現出任正非的魄力了。
當時華為麵臨著巨大的資金壓力，任正非不惜借高利貸投入研發。
此時的華為完全是在低穀裏垂死掙紮，費盡全力開發出來的JK1000剛一問世就麵臨技術被淘汰的窘境。任正非又孤注一擲地開始了數字程控交換機C&C08的研發，這就需要用到自己研發的芯片了。舊的項目沒有帶來利潤，新的項目又投進去幾百萬元，華為的現金流迅速陷入困境。
老板愁，工程師也愁。華為對於數字程控技術壓根就沒有積累，大家都是硬著頭皮現學現賣，技術問題終日不斷。
任正非沒辦法，收起愁容，每天晚上9點，都會提著一個大籃子，裝著麵包和牛奶，前來勞軍。他告訴眾人：“十年後，華為要和AT&T、阿爾卡特三足鼎立！”
大家對老板畫的餅一笑置之，然後繼續埋頭幹活。所有人都明白，華為的身家性命都綁在C&C08身上了。大家夜以繼日地埋頭苦幹。
為了加快研發速度，徐文偉領導的器件室挖來了一個牛人，他就是無錫華晶電子集團公司中央研究所從事芯片設計的李征。
華晶是國家集成電路908工程中最重要的項目，培養了很多國產芯片工程師，也可以說華晶是中國人芯片工程師的黃埔軍校。
要設計芯片，必須要EDA工具，李征曾參與過20世紀末為打破禁運，由國家牽頭的國產電子設計自動化軟件（EDA）的開發，並先後在工作站和PC上開發成功。西方國家一看再封鎖下去沒有意義了，立刻解除了出口禁令。
這就是西方大國的博弈之道：
首先對你封鎖，將你限製在一窮二白的境地，卡你脖子，讓你永遠有求於他；一旦壓不住，就馬上張開懷抱，吸納你進入他們的陣營，他們成熟的技術和產品任你使用。熱情的表象後麵，動機是要把你的產品扼殺在幼年期。
自從西方的EDA傳入中國，國產EDA的發展就很緩慢了。國產億次機和光傳輸設備等，也遭遇了同樣的經曆。出口禁令解除之後，李征被派去美國學習西方EDA的使用和芯片設計，改行做了芯片設計師，隨後加入華為。
當年，任正非咬著牙，再借高利貸，花大價錢買來了西方的EDA設計係統，從此有了自己的EDA設計平台，不用再委托香港公司了。
從這裏也能看出，那些攻擊華為的西方公司顯然不了解中國國情，華為真的是九死一生走過來的，華為在成長的過程中有1000次死亡，隻是值得慶幸的是，任正非和華為1001次地站了起來。
1993年，華為用自己的EDA設計的ASIC芯片問世，成功實現了數字交換機的核心功能——無阻塞時隙交換功能。徐文偉給它取了名字叫“SD509”，這是華為星空的一顆恒星，從此華為群星閃爍。
自己設計芯片帶來的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成本大大降低，每片成本基本能控製在15美元以下，如果直接采購國外廠商的芯片組，則成本超過100美元，甚至200美元。C&C08程控交換機就受益於SD509，采用SD509的A型機更加緊湊美觀，更以同類產品一半的價格迅速進入農村市場！
C&C08是華為研發史上的裏程碑，自研芯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華為也因此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進入了快車道。1994年，C&C08銷售達到8億元，1995年達到15億元，到2003年，累計銷售額達到千億元，成為行內的主流機型，也是全球銷售量最大的交換機機型。
有了“大徐”漂亮的開場，華為再接再厲，後來又開發了更加牛的SA506芯片。自家有了“芯”，底氣十足，海量出貨的交換機和接入網產品不僅集成度更高，價格還敢比競爭對手低上一大截。
在窄帶數字程控交換機領域，華為終於坐上了世界第一的交椅，實現了任正非多年前的宏願：“我們以後要將上海貝爾遠遠甩在後麵，要追上AT&T！”
不過，企業一大，問題就多，尤其是初創時期的華為，研發力量分散，資源重複浪費，沒法形成合力。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搞著搞著他們就發現，前麵沒路了。一段時間內，“救火隊員”甚至比項目經理還受歡迎。
1995年3月，華為的“二號首長”即總工鄭寶用意識到這個問題，把各業務部抽出來，成立了中央研究部，開始研發方麵的規模化、集中化管理。中研部下設基礎研究、無線、交換機、智能等業務部，其中基礎研究部主要負責華為的芯片研發，李征任總工。
這個部門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通信係統做芯片，用任老板的話說叫“為主航道保駕護航”。後來大名鼎鼎的海思和麒麟芯片，就是出自這個部門。
此後，華為研發力量的分配和管理更加合理，實力大大增強。而基礎研究部也伴隨著華為的騰飛進入發展快車道。
華為開始大批量招納人才。當年徐直軍負責麵試，他是人狠話不多，見麵就問一個問題：“你是邏輯思維，還是形象思維？”
很多鋼鐵直男都斬釘截鐵地說：“邏輯思維！”他把桌子一敲：“那好，通過！”所以，大家一度認為這個是標準答案。可是後來，有新入職的同事說，徐直軍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回答的是“形象思維”，徐直軍的反應依然是把桌子一敲：“那好，通過！”後來大家才知道，當時華為瘋狂擴張，急缺人才，隻要應聘者是電子專業畢業的，華為來者不拒。
三年後，華為的芯片設計工程師已超過300多名，先後研發了包括模擬電路SA係列、數字電路SD係列、厚膜電路SD係列在內的數十種芯片，涵蓋程控交換機、光傳輸及WCDMA基站等多項核心技術。
憑借巨大的成本優勢和多年的技術積累，華為成功打破國外壟斷，開始逐步擴大在國內交換機市場的份額，王者氣象初露崢嶸。
1997年，任正非帶隊去了美國，所到之處，虛心學習，並寫下了《我們向美國人民學習什麽》這篇文章。在他心中，一個企業隻有虛懷若穀，不帶成見，不坐井觀天，不隨身把那個“井”帶到世界各地，不盲目自大，把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拿來為我所用，這個公司才有可能成長為偉大的公司。
這段時間任正非春風得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幹啥成啥，他非常高興，經常帶著客人參觀EDA實驗室。EDA設計時，等結果有時要等很久，年輕的開發工程師百無聊賴之際，就玩玩挖地雷。
有一次，他們挖得正爽時，被任正非撞見了。這些設備可是任正非的**，他非常擔心地問：“你們玩遊戲，不怕電腦得病毒嗎？”
我的老天爺啊，Windows係統自帶的挖地雷遊戲，和中病毒有什麽關係呢？如果是三年一個代溝，那麽這些年輕的工程師和任正非之間跨了十幾個代溝吧！所以他們一臉石化坐在那裏，無言以對，不知道怎麽跟老板解釋。
後來，不知道哪個有才的家夥在門口貼了張字條：“開發重地，閑人免入。”從此，任正非帶客人來參觀時就隻在玻璃窗外指指戳戳，看著工程師們專心致誌，一副很投入的樣子；裏麵的人也就放心地挖地雷，大擺地雷陣，雙方皆大歡喜。
銷售員黃燦還經曆過一件往事。某日，郵電部一位處長訪問華為，當時公司所在的辦公樓樓下排隊買股票的人擠滿了整條街，熙熙攘攘，蔚為壯觀。樓上華為做開發的年輕人卻平心靜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看小電路。
這位處長感慨道：“如果華為這樣的企業不能成功，天理難容！”
所以，回顧曆史，我們要記得華為草創初期的這些拓荒英雄，比如“大徐”徐文偉。劉平在《華為往事》一文中這樣評價徐文偉：
基礎業務部的總經理是徐文偉，基礎業務部主要是研究芯片設計的。徐文偉是研發部資格最老的領導了，模擬交換機JK1000開發的時候就是項目經理，後來又擔任過無線業務部總經理、預研部的總裁。但他沒有參與C&C08的開發，所以在中研部一直是千年老二。有一段時間相當不得誌。不過他的性格很好，無論什麽情況都處之泰然。
鄭寶用和李一男等人，不論在華為內部還是外部，知名度都遠遠超過徐文偉。但如果站在華為曆史的長河裏，你會發現，徐文偉等人紮紮實實做的基礎芯片技術，奠定了華為後來成功的基石。
這兩年大熱的海思總裁何庭波，是這個部門的後起之秀，大徐是他們的前輩。
當年在老總窮得連一條真牛皮腰帶都買不起的情況下，徐文偉他們穿著大褲衩，義無反顧地跟著華為往前一起衝鋒，讓人非常感慨。就像一個姑娘在小夥子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嫁給他，兩個人一起奮鬥，最後成功了，這是最動人的愛情故事。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創業曆程波瀾壯闊，誕生了像京東、騰訊、阿裏巴巴、百度等知名的互聯網企業，這些互聯網企業的創始人，有的是科班出身，有的是半路出家，所以有人開玩笑，說互聯網行業是一個草根可以逆襲的行業。隻要選準了賽道，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等風來，風一來，就是頭豬也能飛起來。
但是芯片行業完全不一樣，因為它高度專業化，外行根本幹不下去，從業者幾乎都是科班出身。20世紀90年代初，是全球電子行業的黃金時期，清華大學等知名大學電子專業的畢業生特別受歡迎，是香餑餑，隻不過他們去的那些大而知名的企業有可能是一個黃金鑄造的“監獄”，促進了人的才智發展，卻束縛了他們的勇氣，最後讓他們和體製融為一體。
很多名校畢業生去了微軟、穀歌，都在幹一些整理表格的工作，男生被稱為“表哥”，女生被稱為“表妹”，時間一久，再想到自由的世界裏去闖**，勇氣都沒了。
但恰恰是不少二流重點大學，像東北大學、華北科技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成都電子科技大學、西北工業大學，這些學校的畢業生沒有這些負擔，學校所在地也沒有什麽好工作，畢業生們隻能一條道走到黑，孔雀東南飛。到了深圳，這些人迎頭就碰到了華為。
當時華為招聘有兩個特點：第一，開的價錢高；第二，員工得玩命幹。這正是年輕人需要的，年輕人不怕吃苦，就怕錢給得少，華為成了那個時期的“香餑餑”。
因為通信行業的專業性，任正非先生一再強調，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幾十年衝一個城牆口衝鋒，不要靠機會主義。
有一次，任正非接受采訪的時候，提了個條件，說：“采訪我可以，但是采訪的主題我說了算，我要談基礎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老師。我們這個國家，蓋那麽多大樓有什麽用？大樓本身有知識嗎？有文化嗎？有文明嗎？鋼筋混凝土而已。有那些錢不如給老師，錢給多了，自然優秀的人才就被吸引到這個行業裏去，那麽中國的教育就會興旺發達。”
我們這個民族，有太多的時候喜歡討巧。為什麽很多商界人物去做房地產？因為技術含量低，來錢快。這塊地今年拿了1個億，房子沒蓋完，地已經升到10個億了。為什麽很多企業喜歡做高利息的金融？因為來錢快，“人血饅頭”好吃。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風氣，比如我們讀書時愛學校，校風好，大家都認真學習，這是一種導向。如果不講過程，不講手段，隻講結果，可以走捷徑打小抄，誰還願意去走艱難的道路獲得成功呢？
任正非在互聯網暴發時不做，後來可以在資本運作暴發時做也不做，從來不為**所打動。他說，華為要做傻傻的烏龜，不做聰明的兔子，像阿甘一樣，那麽單純和專注，做自己人生的事業。所以，華為的成功從根本上來講是價值觀的成功。
當年美國之行，給了任正非很大收獲，他發現信息產業領域的一個規律：再大的公司，可能都會分分鍾死在一個項目上。
所以，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即便如此，華為依然沒能避免失誤，任正非的戰略方向罕見地出現過錯誤。這就是我們前麵提到過的任正非三大失誤：錯過了小靈通的暴利期，G**業務押寶失誤，拒絕做手機。
2001年任正非母親車禍去世，這對任正非打擊極大，令他非常痛苦。這個令人心碎的場景讓我想起了華為曾經發布的一部廣告宣傳片《夢想成真》（Dream It Possible）。
這部宣傳片講了一個勵誌感人的故事，女主角安娜從小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鋼琴演奏家，在十五年的時間裏，她通過不懈努力，終於實現了站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夢想。但是，從小帶她走進音樂殿堂的祖父，就在這個時刻，看著視頻中孫女夢想成真，大眾的歡呼響起的時候，老人安詳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部廣告片是任正非的人生投影。當他站在世界之巔的時候，那個節衣縮食帶他艱難成長的親人突然離開了這個世界，可以想見他是多麽痛苦。
就在任正非承受至親去世的巨大痛苦時，華為又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大事——美國思科突然發難。2003年1月24日，思科對華為的世紀訴訟終於開場。他們特意選擇了春節期間對華為發起訴訟，製造緊張的氣氛。
經過思科訴訟拉鋸戰，任正非意識到，華為的麻煩隻是剛剛開始，美國人不會善罷甘休，可能會在各方麵對華為圍追堵截。為了避免這個衝突，華為高層在激烈的爭論和猶豫中，想出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能不能給華為戴頂“牛仔帽”？
華為高層經過激烈的討論，最終決定把華為賣給美國的摩托羅拉，作價100億美元，時任摩托羅拉董事長的小高爾文也非常看好華為，雙方一拍即合，收購合同迅速簽訂，所有手續都辦完了，就等對方董事會批準。
雙方所有談判人員都在酒店買了花衣服，在沙灘上比賽跑步、乒乓球，等待批準。在這個過程中，摩托羅拉董事會換屆，小高爾文黯然去職，新任董事長比較短視，拒絕了這項收購。
消息傳來，華為高層領導表決，還賣不賣？少壯派一致表決“不賣”，任正非最後下定決心，不再動議戴“牛仔帽”的事情。
這是華為曆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次決策。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華為曾經隻差一點點就要賣給美國的摩托羅拉了。
至於華為賣掉之後再做什麽生意，當時任正非想了兩條新路：一是把洛陽等地大大小小的拖拉機廠全部收購，造更好的拖拉機；第二，絕大多數人繼續做通信行業，戴著摩托羅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
收購失敗，任正非心裏十分清楚，華為未來的對手一定是美國。他告訴華為的高管，這次合作沒有成功，但華為遲早要與美國相遇，那麽華為就要準備好和美國在“山頂”交鋒。
這個山頂就是通信技術的珠穆朗瑪峰，美國人從南坡登頂，我們從北坡登頂。現在雙方都在拚命爬坡，也許有一天我們都會爬到山頂，但我們決不會“拚刺刀”，而是擁抱雙方，慶祝我們為人類信息服務技術勝利大會師。華為從現在開始就要做好準備，山頂是極限環境，未來也不排除有極限事件發生。
2012年，任正非在實驗室幹部與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著名的“備胎”論斷：
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係統是出於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 係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係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地，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並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地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隻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稍微差一點，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會害死我們。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賺錢，是要拿下上甘嶺。拿不下上甘嶺，拿下華爾街也行。我們不要狹隘，我們做操作係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係統要能用得上。
2019年5月，美國宣布將華為加入管製“實體名單”後，任正非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表示，華為不需要美國撤銷實體清單，實體清單永遠保留好了，沒有美國，華為也可以生存得很好。但是華為仍然會擁抱全球化的，美國公司供應器件，華為歡迎；如果美國不供應，華為也能生存下來。
十幾年前，任正非就看到了今天要發生的事情，讀史早知今日事，人和人最大的差距就在於視野和思維的深度。
任正非的思維真的如高山一樣刺破蒼穹，如大海一樣深邃，匯流萬川。
他的身上完全沒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沒有任何的苟且，沒有官商勾結，他是一個追逐太陽和明天的企業家。
意識到華為和美國終有一戰，任正非開始以驚人的洞察力進行布局。
這個時候，任正非把眼光投向了一個人，她就是何庭波。未來的日子裏，這個人隱身幕後，默默地為華為鑄造金鍾罩。
有人問，何庭波是誰？一看就是不看新聞不關心時事的人。在何庭波的努力之下，“備胎”這個悲摧的詞匯現在已經成為高光的褒義詞。
2019年，美國對華為下達管製令的第三天，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深夜發了一封致全體員工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海思全體同事們：
此刻，估計您已得知華為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的實體名單（entity list）。
多年前，還是雲淡風輕的季節，公司做出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仍將持續為客戶服務。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為悲壯的長征，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數千個日夜中，我們星夜兼程，艱苦前行。華為的產品領域是如此廣闊，所用技術與器件是如此多元，麵對數以千計的科技難題，我們無數次失敗過，困惑過，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
後來的年頭裏，當我們逐步走出迷茫，看到希望，又難免一絲絲失落和不甘，擔心許多芯片永遠不會被啟用，成為一直壓在保密櫃裏麵的備胎。
今天，命運的年輪轉到這個極限而黑暗的時刻，超級大國毫不留情地中斷全球合作的技術與產業體係，做出了最瘋狂的決定，在毫無依據的條件下，把華為公司放入了實體名單。
今天，是曆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間兌現為公司對於客戶持續服務的承諾。是的，這些努力，已經連成一片，挽狂瀾於既倒，確保了公司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大部分產品的連續供應！今天，這個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兒女成為時代英雄的日子！
華為立誌，將數字世界帶給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我們仍將如此。今後，為實現這一理想，我們不僅要保持開放創新，更要實現科技自立！今後的路，不會再有另一個十年來打造備胎然後再換胎了，緩衝區已經消失，每一個新產品一出生，將必須同步“科技自立”的方案。
前路更為艱辛，我們將以勇氣、智慧和毅力，在極限施壓下挺直脊梁，奮力前行！滔天巨浪方顯英雄本色，艱難困苦鑄造諾亞方舟。
何庭波2019年5月17日淩晨
應該說，在此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誰是何庭波，一夜之間，何庭波名滿天下，她是華為海思的領導人。
就在是2003年摩托羅拉收購華為失敗後，任正非以超前的眼光，將一項前所未有的重擔交給了這位業界少見的女性工程師。
何庭波是一個湘妹子。她在湖南師範大學附中完成了她的初、高中學業。1987年從師大附中畢業後，何庭波進入北京郵電大學學習，學習半導體物理專業，最終獲得碩士學位。
與那個時代許多趕時髦的女孩不同，何庭波最大的心願是當工程師。20世紀90年代，中國通信與半導體產業尚處在萌芽期，華為是何庭波實現人生理想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1996年，何庭波從北郵碩士畢業，成為華為的一名工程師。那個時候，估計徐直軍也問過她：“你是邏輯思維還是形象思維？”反正不管答案是哪個，他最後都是一拍桌子說：“好，就你了，來吧。”
1996年，對於何庭波和華為都是一個幸運的年份。華為以自有知識產權芯片為基礎，交換機大賣，熬過了“不成功就跳樓”的艱苦歲月。光通信設備這一新業務，在當時被寄予了厚望。
何庭波到華為後，被分派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設計光通信芯片。
在以狼性精神主導的華為，何庭波這樣一個柔弱女子要想出類拔萃，沒有一股子拚勁兒是萬萬不能的。
當時，華為開發高手高戟負責產品開發，何庭波負責芯片設計。由於需要共用一套儀表，兩人經常爭搶設備。後來高戟升任華為路由器與電信產品線總裁，他回憶道：“為了顯示紳士風度，我每次都會讓著她，但這並非長久之計。”最終，兩人定下一個“君子協定”：白天何庭波使用，晚上高戟使用。
而當時何庭波還麵臨著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工作地點的不確定。隨著公司業務的不斷擴展，對員工跨地區的工作能力提出了要求。就在何庭波進入華為兩年後，無線業務成為公司重點。何庭波被委以重任，一個人前往上海組建無線芯片團隊，從事3G芯片研發。幾年後，她又被調往矽穀，在那裏工作了兩年。也是在那裏，她目睹了中美兩國在芯片設計上的巨大差距，為日後海思大規模引進海外人才埋下了伏筆。這幾年的奔波雖然辛苦，卻讓何庭波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她的職位一路晉升，從高級工程師、總工程師、基礎上研分部部長到中研基礎部總監。
2003年摩托羅拉並購案失敗後，華為集團高層下定決心，不要那頂牛仔帽了，要自己幹。
有一天，任正非找到何庭波，交給她一項任務：“給你兩萬人，每年4億美元的研發經費，做自己的芯片，一定要站起來！”
集中優勢兵力，對準一個城牆口衝鋒，這是任正非和華為一貫的打法。當時整個華為隻有3萬人，每年的研發預算不到10億美元，如此高額的投入研發芯片把何庭波“嚇壞”了。但是任正非決心已定，華為就是要大力研發芯片。
2004年，海思正式成立。
多年後，任正非說，華為堅持做係統、做芯片，是為了在“別人斷我們糧”的時候有備份係統能用上。從今天的視角往回看，任正非的預見性令人震驚。
雖然有人才，有資金，更有老板的支持，但海思的起步異常艱難，甚至一開始連定位也不清晰，幾乎是一事無成，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大家都覺得，兩萬個工程師，一年4億美元的投入啊，根據當時的匯率，怎麽著每年也是30多億人民幣，這些錢連接起來，能繞地球十幾圈，怎麽會一事無成啊？
其實，芯片研製領域是極少數玩家的樂園和深淵，絕大多數公司根本不具備實力。我舉個例子。製造芯片的光刻機，其精度決定了芯片性能的上限。在2016年“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覽上，中國生產的最好的光刻機加工精度是90納米。這相當於2004年上市的奔騰四CPU的水準。而此時國外的光刻機精度已經做到了十幾納米。光刻機裏有兩個同步運動的工件台，一個載底片，另一個載膠片，兩者須始終同步，誤差在2納米以下。兩個工作台由靜到動，加速度跟導彈發射差不多。在工作時，這兩個工作台相當於兩架大飛機從起飛到降落，始終齊頭並進，在這個過程中，一架飛機上伸出一把刀，在另一架飛機的米粒上刻字，而且不能刻壞。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在那麽艱苦的情況下，連“兩彈一星”都造出來了，還造不出來芯片？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以舉國之力，一定會造出來芯片，並且確實造出來了，但是這些人忽略了一個問題：造“兩彈一星”需要考慮成本嗎？
“兩彈一星”作為戰略性威懾武器，隻要我們有了，就達到了戰略威懾的目的，所以花多少錢都可以，但是芯片作為民用品，是不能用這個邏輯去考慮的。
民用科技產品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個是先進，另一個是便宜。芯片製造領域是贏者通吃的領域，最好的產品一般都是既先進又便宜，因為它的技術領先，采購量大，所以價格也能降下來。
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導致了優勝劣汰，也導致了軍工產品邏輯在民用市場上失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許多軍工企業倒閉或者破產，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繼續來說芯片，在開始的兩年裏，海思團隊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不得要領。
直到2006年前後，聯發科在業內首創交鑰匙（Turnkey）工程，將手機主要功能集成在一顆芯片上，大大降低了造手機的難度。山寨機迅即在全國泛濫，聯發科也從一家DVD小廠一躍成為比肩高通的芯片製造商。受此啟發，海思開始著手打造自己的Turnkey方案。
芯片開發是一項複雜的係統工程，技術難度大，研發周期長，沒有捷徑可循。
何庭波對此心知肚明，每當員工士氣低落時，她總是給他們打氣：“做得慢沒關係，做得不好也沒關係，隻要有時間，海思總有出頭的一天。”
盡管如此，海思起步時的艱難曲折還是超乎她的想象。據華為“老兵”戴輝介紹，任正非當初曾給海思定下目標：三年內，招聘2000人，外銷40億元。結果，招聘2000人的第一個目標很快就完成了，外銷40億的第二個目標遙遙無期。可見花錢和掙錢是完全不同的事，花錢如流水，掙錢如結冰。
事實上，最初三年，海思除了在數據卡、機頂盒、視頻編解碼芯片上小有斬獲外，幾乎顆粒無收。核心的手機芯片研發進展緩慢，直到2009年海思才發布了第一款手機應用處理器K3V1。
K3是登山界對喀喇昆侖第三高峰布洛阿特峰的編碼。但這個名字不僅沒能給海思帶來好運，反而見證了其跌倒。由於產品定位不準確，對手機設計公司有一定的技術要求，銷售策略失當，操作係統更選了Windows Mobile，K3V1從一開始就處境困難，甚至被自家手機廠棄用。
無奈之下，海思隻好找山寨廠家合作，此舉極大傷害了華為的品牌價值。最終，K3V1以慘敗收場。這讓華為高層深刻意識到：芯片要突破，離不開母廠的支持！比如，高通有萬千手機廠扛鼎，蘋果和三星這兩大手機巨頭都使用自家的芯片。於是，華為整合了芯片和終端業務。
在之前芯片研發工作停滯階段，華為歐洲研發負責人王勁被緊急調回上海，開始研發移動通信的核心器件——基帶處理器。王勁被認作在華為研發工作中“最能啃硬骨頭”的人，他與隊友們奮戰近千個晝夜，於2010年初推出了首款支持TD-LTE的基帶芯片——巴龍700。這款基帶處理器的研發成功，象征著華為打破了高通對基帶處理器的壟斷。
之後，海思團隊在何庭波的領銜下，繼續向芯片領域更高的雪山挺進。曾經的Windows Mobile被棄用，代之以安卓係統，芯片架構也換成最流行的ARM。在一次次反複的測試和改進後，2012年8月，K3V2橫空出世，並且第一次在華為手機上使用。華為對K3V2寄予厚望，把這款芯片用在自己的多款旗艦機上。K3V2是2012年業界體積最小的四核A9架構處理器，采用T**C 40納米工藝製造，算得上一款比較成熟的產品，但與高通、三星的28納米工藝相比，K3V2仍有不小的差距，搭載K3V2的華為手機的用戶體驗不夠好。首款搭載K3V2芯片的D1四核手機，因為發熱量大，被網友戲稱為“暖手寶”。各種兼容性問題更是層出不窮，以致研發人員不得不加班加點，從軟件層麵來彌補芯片上的漏洞。
更要命的是，在投入使用後兩年時間內，K3V2沒有升級換代，導致華為之後陸續發布的D2、P2、Mate1、P6等一係列手機一直沿用老款芯片。市場上，“萬年海思”的調侃盛極一時。
危急時刻，任正非站出來說：“（芯片）暫時沒有用，也還是要繼續做下去。一旦公司出現戰略性的漏洞，我們不是幾百億美元的損失，而是幾千億美元的損失。我們公司積累了這麽多的財富，這些財富可能就是因為那一個點，讓別人卡住，最後死掉……這是公司的戰略旗幟，不能動掉的。”
關鍵時刻，任正非為華為內部的爭論畫上了句號。所以，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任何時候，企業負責人的眼界和視野，對企業來說都是性命攸關的事情。
有了任正非的肯定和堅持，麵對外界排山倒海般的質疑，海思內部變得出奇的安靜，隻有實驗室裏的燈火徹夜通明。這燈火隻為了關鍵時刻的反戈一擊。
2014年初，海思發布麒麟910芯片，第一次將基帶芯片和應用處理器集成在一塊SOC（係統級芯片）裏，采用了頂級28納米HPM封裝工藝，追平了高通。
從此，海思以麒麟910為起點，開始了手機芯片史上一段波瀾壯闊的逆襲。從麒麟910到麒麟980，海思氣勢如虹，一款比一款成功，不但在工藝上領先，性能和功耗上更比肩業內最優。曾經被自家人嫌棄的海思芯片，最終蛻變為華為手機躋身全球第二的關鍵助力。
從P6到P30，再從Mate 7到Mate 20，搭載海思芯片的華為手機先後成為爆款。為了實現這一蛻變，海思曆盡各種艱辛，有時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華為的悲壯，華為的成就，華為的榮耀，都是一代又一代的華為人前仆後繼，靠著血與淚堆出來的。
何庭波和她帶領下的海思團隊入行二十幾年，經曆了從0.5微米到7納米的變遷，何庭波已升為海思掌舵人，但她更喜歡自己工程師的身份。
2013年，正在研發麒麟950的海思團隊前往美國伯克利大學，拜訪了胡正明教授。當時，手機芯片性能的提升正麵臨工藝極限的挑戰，胡正明教授發明的兩種技術代表了突破的方向。何庭波一見到胡正明教授就表達了自己的敬意：“像你這樣了不起的科學家，也許很快就要得諾貝爾獎了！”
胡正明的回答卻讓她有些驚訝：“我不覺得我是科學家，我是一名工程師！”
在胡正明看來，科學家發現自然界已有的規律，工程師發明自然界上不存在的東西，造福於人類，所以工程師比科學家更牛。他為自己身為一名工程師、一個發明東西的人而感到驕傲。
前輩大師的話，深深觸動了何庭波，那也是她和海思團隊多年來的堅守。
何庭波的信仰，也是英年早逝的王勁，乃至徐文偉、鄭寶用、李征、高戟等無數華為芯片事業奠基人的共同信仰。支撐他們前進的，不是外界羨慕的高薪，而是眼看著自己設計的芯片讓身邊的世界一點一點變得不一樣。
1957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曾在媒體采訪時說，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讓中國人覺得自己是能的。在中國追趕工業革命的道路上，任正非和華為很大的成就也在於此。
正是有了任正非的高瞻遠矚和不懈支持，有了何庭波二十多年的堅持和隱忍，有了徐文偉、鄭寶用等人奠定的堅實基礎，有了王勁、胡新宇等人的犧牲，才有了海思如今的高光時刻。
2019年，海思的安防芯片已經超越德州儀器成為世界第一，市場份額一度占據70%。其高端路由器芯片早在2013年就處於全球領先的位置。
2017年，華為手機全球出貨量大約為1.53億部，其中7000萬部手機使用了麒麟芯片！
2018年8月正式發布的麒麟980，是全球首個采用台積電7納米製程的手機芯片，集成69億個晶體管，性能和能效得到了全麵的提升。華為官方表示，麒麟980是1000多名半導體工程師組成的團隊耗時36個月打造而成的，比起麒麟970，麒麟980的單核性能提升了75%，同時功耗可減少58%。麒麟980在性能上，追平高通驍龍845，媲美蘋果A12，達到當時世界頂尖水平。
2019年9月，華為發布了自家新一代旗艦芯片麒麟990係列，共有麒麟990和麒麟990 5G兩款芯片。華為消費者業務首席執行官餘承東表示，麒麟990 5G處理器采用雙大核構架，同時板級麵積相比業界其他方案小36%，在一顆指甲大小的芯片上集成了103億個晶體管，是目前晶體管數最多、功能最完整、複雜度最高的5G SoC。麒麟990 5G立足現在，呼應未來，平穩應對5G時代演進，單芯片內可實現2G/3G/4G/5G多種網絡製式，輕鬆滿足多種需求。
應該說，海思芯片的強勢出世，在中美貿易摩擦的敏感時期，給了華為和國人一劑強心針，華為不像中興那樣被人吊打或摁在地上摩擦，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支埋伏了十幾年的奇兵終於在危險時刻殺出，扮演了救主的騎士角色，令人感佩。
一家企業麵對一個超級大國的封殺，竟然可以不落下風，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