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2

明代高棅編選《唐詩品匯》，將唐詩分為四期。後來雖有種種批評，這分期法卻漸被一般沿用。初唐是高祖武德元年（六一八）至玄宗開元初（七一三），約一百年。盛唐是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曆初（七六六），五十多年。中唐是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八三五），七十年。晚唐是文宗開成元年（八三六）至昭宗天祐三年（九〇六），七十年。初唐詩還是齊梁的影響，題材多半是豔情和風雲月露，講究聲調和對偶。到了沈佺期、宋之問手裏，便成立了律詩的體製。這是唐代詩壇一件大事，影響後世最大。當時有個陳子昂，獨主張複古，擴大詩的境界。但他死得早，成就不多。盛唐詩李白努力複古，杜甫努力開新。所謂複古，隻是體會漢魏的作風和借用樂府詩的題目，並非模擬詞句。所以陳子昂、李白都能夠創一家，而李白的成就更大。他的成就主要的在七言樂府，絕句也獨步一時。杜甫卻各體詩都是創作，全然不落古人窠臼。他以時事入詩，議論入詩，使詩散文化，使詩擴大境界；一方麵研究律詩的變化，用來表達各種新題材。他的影響的久遠，似乎沒有一個詩人比得上。這時期作七古體的最多，為的這一體比較自由，又剛在開始發展。而王維、孟浩然專用五律寫山水，也能變古成家。中唐詩韋應物、柳宗元的五古以複古的作風創作，各自成家。古文家韓愈繼承杜甫，更使詩向散文化的路上走。宋詩受他的影響極大。他的門下作詩，有詞句冷澀的，有題材詭僻的；本書裏隻選了賈島一首，另一麵有些人描寫一般的社會生活，這原是樂府精神，卻也是杜甫開的風氣。元稹、白居易主張詩該寫社會生活而有規諷的作意，才是正宗。但他們的成就卻不在此而在情景深切，明白如話。他們不避俗，跟韓愈一派恰相對照，可也出於杜甫。晚唐詩刻畫景物，雕琢詞句，題材又回到風雲月露和豔情上，隻加了一些雅事。詩境重趨狹窄，但精致過於前人。這時期的精力集中在近體詩。精致的隻是詞句，全篇組織往往配合不上。就中李商隱、溫庭筠雖詠豔情，卻有大處奇處，不局蹐在綺靡的圈子裏，而李商隱學杜學韓境界更廣闊些。學杜、韓而兼受溫、李熏染的是杜牧，豪放之餘，不失深秀。本書選詩七十七家，初唐不到十家，盛中晚三期各二十多家。入選的詩較多的八家。盛唐四家：杜甫三十六首，王維二十九首，李白二十九首，孟浩然十五首。中唐二家：韋應物十二首，劉長卿十一首。晚唐二家：李商隱二十四首，杜牧十首。

李白詩，書中選五古三首、樂府三首，七古四首、樂府五首，五律五首，七律一首，五絕二首、樂府一首，七絕二首、樂府三首。各體都備，七古和樂府共九首，最多，五、七絕和樂府共八首，居次。李白，字太白，蜀人，玄宗時做供奉翰林，觸犯了楊貴妃，不能得誌。他是個放浪不羈的人，便辭了職，遊山水，喝酒，作詩。他的態度是出世的，作詩全任自然。當時稱他為“天上謫仙人”，這說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詩。他的樂府很多，取材很廣；他其實是在抒寫自己的生活，隻借用樂府的舊題目而已。他的七古和樂府篇幅恢張，氣勢充沛，增進了七古體的價值。他的絕句也奠定了一種新體製。絕句最需要經濟地寫出，李白所作，自然含蓄，情韻不盡。書中所收《下江陵》一首，有人推為唐代七絕第一。

杜甫詩，計五古五首，七古五首、樂府四首，五、七律各十首，五、七絕各一首。隻少五言樂府，別體都有。律詩共二十首，最多；七古和樂府共九首，居次。杜甫，字子美，河南鞏縣人。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在靈武即位。他從長安逃到靈武，做了左拾遺的官。後因事被放，輾轉流落到成都，依故人嚴武，做到“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他在蜀住得很久。他是儒家的信徒，一輩子惦著仕君行道；又身經亂離，親見民間疾苦。他的詩努力描寫當時的情形，發抒自己的感想。唐代用詩取士，詩原是應試的玩意兒，詩又是供給樂工歌妓唱來伺候宮廷和貴人的玩意兒。李白用來抒寫自己的生活，杜甫用來抒寫那個大時代，詩的境界擴大了，地位也增高了。而杜甫抓住了廣大的實在的人生，更給詩開辟了新世界。他的詩可以說是寫實的，這寫實的態度是從樂府來的。他使詩曆史化，散文化，正是樂府的影響。七古體到他手裏正式成立，律詩到他手裏應用自如——他的五律極多，差不多窮盡了這一體的變化。

王維詩，計五古五首，七言樂府三首，五律九首，七律四首，五絕五首，七絕和樂府三首，五律最多。王維，字摩詰，太原人，試進士，第一，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他會草書隸書，會畫畫。有別墅在輞川，常和裴迪去遊覽作詩。沈、宋的五律還多寫豔情，王維改寫山水，選詞造句都得自出心裁。從前雖也有山水詩，但體製不同，無從因襲。蘇軾說他“詩中有畫”。他是苦吟的，宋人筆記裏說他曾因苦吟走入醋缸裏；他的《渭城曲》（樂府），有人也推為唐代七絕壓卷之作。他的詩是精致的。

孟浩然詩，計五古三首，七古一首，五律九首，五絕二首，也是五律最多。孟浩然，名浩，以字行，襄州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四十歲才遊京師。張九齡在荊州，召為僚屬。他用五律寫江湖，卻不苦吟，佇興而作。他專工五言，五言各體都擅長。山水詩不但描寫自然，還欣賞自然，王維的描寫比孟浩然多些。

韋應物詩，五古七首，五律二首，七律一首，五、七絕各一首，五古多。韋應物，京兆長安人，做滁州刺史，改江州，入京做左司郎中，又出做蘇州刺史。世稱韋左司或韋蘇州。他為人少食寡欲，常焚香掃地而坐。詩淡遠如其人。五古學古詩，學陶詩，指事述情，明白易見——有理語也有理趣，正是陶淵明所長。這些是淡處。篇幅多短，句子渾含不刻畫，是遠處。朱子說他的詩無一字造作，氣象近道。他在蘇州所作《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開端道：“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詩話推為一代絕唱，也隻是為那肅穆清華的氣象。篇中又道，“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寄李儋元錫》（七律）也道，“邑有流亡愧俸錢”，這是憂民；識得為政之體，才能有些忠君愛民之言。

劉長卿詩，計五律五首，七律三首，五絕三首，五律最多。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登進士第，官終隨州刺史。世稱劉隨州。他也是苦吟的人，律詩組織最為精密整煉；五律更勝，當時推為“五言長城”。上文曾舉過兩首作例，可見出他的用心處。

李商隱的詩，計七古一首，五律五首，七律十首，五絕一首，七絕七首，七律最多，七絕居次。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登進士第。王茂元鎮河陽，召他掌書記，並使他做女婿。王茂元是李德裕同黨，李德裕和令狐楚是政敵。李商隱和令狐楚本有交誼，這一來卻得罪了他家。後來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做了宰相，李商隱屢次寫信表明心跡，他隻是不理。這是李商隱一生的失意事，詩中常常涉及，不過多半隱約其辭。後來柳仲郢鎮東蜀，他去做過節度判官。他博學強記，又有隱衷，詩裏的典故特別多。他的七律裏有好些《無題》詩，一方麵像是相思不相見的豔情詩，另一方麵又像是比喻，詠歎他和令狐綯的事，寄托那“不遇”的意旨。還有那篇《錦瑟》，雖有題，解者也紛紛不一。那或許是悼亡詩，或許也是比喻。又有些詠史詩，如《隋宮》，或許不隻是詠古，還有刺時的意旨。他的詩語既然是一貫的隱約，讀起來便隻能憑文義、典故和他的事跡作一些可能的概括的解釋。他的七絕裏也有這種詠史或遊仙詩，如《隋宮》《瑤池》等。這些都是奇情壯采之作——一方麵七律的組織也有了進步——所以入選的多。他的七絕最著名的可是《寄令狐郎中》一首。

杜牧詩，五律一首，七絕九首，幾乎是專選一體。杜牧，字牧之，登進士第。牛僧孺鎮揚州，他在節度府掌書記，又做過司勳員外郎。世稱杜司勳，又稱小杜——杜甫稱老杜。他很有政治的眼光，但朝中無人，終於是個失意者。他的七絕感慨深切，情辭新秀。《泊秦淮》一首也曾被推為壓卷之作。

唐以前的詩，可以說大多數是五古，極少數是七古，但那些時候並沒有體製的分類。那些時候詩的分類，大概隻從內容方麵看，最顯著的一組類別是五言詩和樂府詩。五言詩雖也從樂府轉變而出，但從阮籍開始，已經高度的文人化，成為獨立的抒情寫景的體製。樂府原是民歌，敘述民間故事，描寫各社會的生活，有時也說教，東漢以來文人仿作樂府的很多，大都沿用舊題舊調，也是五言的體製。漢末舊調漸亡，文人仿作，便隻沿用舊題目，但到後來詩中的話也不盡合於舊題目。這些時候有了七言樂府，不過少極；漢魏六朝間著名的隻有曹丕的《燕歌行》，鮑照的《行路難》十八首等。樂府多樸素的鋪排，跟五言詩的渾含不露有別。五言詩經過漢魏六朝的演變，作風也分化。阮籍是一期，陶淵明、謝靈運是一期，“宮體”又是一期。阮籍抒情，“誌在刺譏而文多隱避”（顏延年、沈約等注《詠懷詩》語），最是渾含不露。陶、謝抒情、寫景、說理，漸趨詳切，題材是田園山水。宮體起於梁簡文帝時，以豔情為主，漸講聲調對偶。

初唐五古還是宮體餘風，陳子昂、張九齡、李白主張複古，雖標榜“建安”（漢獻帝年號，建安體的代表是曹植），實是學阮籍。本書張九齡《感遇》二首便是例子。但盛唐五古，張九齡以外，連李白所作（《古風》除外）在內，可以說都是陶、謝的流派。中唐韋應物、柳宗元也如此。陶、謝的詳切本受樂府的影響。樂府的影響到唐代最為顯著。杜甫的五古便多從樂府變化。他第一個變了五古的調子，也是創了五古的新調子。新調子的特色是散文化。但本書所選他的五古還不是新調子，讀他的長篇才易見出。這種新調子後來漸漸代替了舊調子。本書裏似乎隻有元結《賊退示官吏》一首是新調子，可是散文化太過，不是成功之作。至於唐人七古，卻全然從樂府變出。這又有兩派：一派學鮑照，以慷慨為主；另一派學晉《白紵（舞名）歌辭》（四首，見《樂府詩集》）等，以綺豔為主。李白便是著名學鮑照的，盛唐人似乎已經多是這一派。七言句長，本不像五言句的易加整煉，散文化更方便些。《行路難》裏已有散文句。李白詩裏又多些，如，“我欲因之夢吳越”（《夢遊天姥吟留別》），又如上文舉過的“棄我去者”二語。七古體夾長短句原也是散文化的一個方向。初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全首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簡直沒有七言句，卻也可以算入七古裏。到了杜甫，更有意地以文為詩，但多七言到底，少用長短句。後來人作七古，多半跟著他走。他不作舊題目的樂府而作了許多敘述時事，描寫社會生活的詩。這正是樂府的本來麵目。本書據《樂府詩集》將他的《哀江頭》《哀王孫》等都放在七言樂府裏，便是這個理。從他以後，用樂府舊題作詩的就漸漸地稀少了。另一方麵，元稹、白居易創出一種七古新調，全篇都用平仄調協的律句，但押韻隨時轉換，平仄相間，各句安排也不像七律有一定的規矩。這叫七慶體。長慶是穆宗的年號，也是元白的集名。本書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都是的。古體詩的聲調本來比較近乎語言之自然，長慶體全用律句，反失自然，隻是一種變調。但卻便於歌唱。《長恨歌》可以唱，見於記載，可不知道是否全唱。五、七古裏律句多的本可歌唱，不過似乎隻唱四句，跟唱五、七絕一樣。古體詩雖不像近體詩的整煉，但組織的經濟也最著重。這也是它跟散文的一個主要的分別。前舉韋應物《送楊氏女》便是一例。又如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裏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一方麵說謝朓（小謝），一方麵是比喻。且不說喻旨，隻就文義看，“蓬萊”句又有兩層比喻，全句的意旨是後漢文章首推建安詩。“中間”句說建安以後“大雅久不作”（見李白《古風》第一首），小謝清發，才重振遺緒；“中間”“又”三個字包括多少朝代，多少詩家，多少詩，多少議論！組織有時也變換些新方式，但得出於自然。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七古）用夢遊和夢醒做綱領，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用唱歌跟和歌做綱領，將兩篇歌辭穿插在裏頭。

律詩出於齊梁以來的五言詩和樂府。何遜、陰鏗、徐陵、庾信等的五言都已講究聲調和對偶。庾信的《烏夜啼》樂府簡直像七律一般，不過到了沈、宋才成定體罷了。律首聲調，前已論及。對偶在中間四名，就是第一組節奏的後兩句，第二組節奏的前兩句，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這樣，前四句由散趨整，後四句由整複歸於散，增前兩組節奏的往複回還的效用。這兩組對偶又得自有變化，如一聯寫景，一聯寫情，一聯寫見，一聯寫聞之類，才不至板滯，才能和上下打成一片。所謂情景或見聞，隻是從淺處舉例，其實這中間變化很多，很複雜。五律如“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歎之》）。四句雖兩兩平列，可是前一聯上句範圍大，下句範圍小，後一聯上句說平時，下句說將死，便見流走。又，“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鬆。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李白，《聽蜀僧浚彈琴》）。前聯一彈一聽，後聯一在彈，一已止，各是一串兒。又，“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杜甫，《月夜》）。“遙憐”直貫四句。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固然可憐，“香霧”雲雲的人（杜甫妻）解得憶長安，也許更可憐些。前聯隻是一句話，後聯平列，兩相調劑著。律詩多在四句分段，但也不盡然，從這一首可見。又，前麵引過的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次聯“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閑門”，似乎平列，用意卻側重尋常道士不遇，側重在下句。三聯“過雨看鬆色，隨山到水源”，上句景物，下句動作，雖然平列而不是一類。再說“過雨”，暗示忽然遇雨，雨住後鬆色才更蒼翠好看；這就兼著敘事，跟單純寫景又不同。

七律如“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回日樓台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溫庭筠，《蘇武廟》）。前聯平列，但不是單純地寫景句；這中間引用著《漢書·蘇武傳》，上句意旨是和漢朝音信斷絕（雁足傳書事），下句意旨是無歸期（匈奴使蘇武牧牡羊，說牡羊有乳才許歸漢）。後聯說去漢時還是冠劍的壯年，回漢時武帝已死；“丁年奉使”見李陵《答蘇武書》，甲帳是頭等帳，是武帝作來敬神的，見《漢武故事》。這一聯是倒裝，為的更見出那“不堪回首”的用意。又，“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李商隱，《隋宮》）“日角”是額骨隆起如日，是帝王之相，這兒是根據《舊唐書》，用來指太宗。“錦帆”指隋煬帝的遊船，見《開河記》。這一聯說若不因為太宗得了天下，煬帝還該遊得遠呢。上句是因，下句是果。放螢火，種垂楊，都是煬帝的事。後聯平列，上句說不放螢火，下句說垂楊棲鴉，一有一無，卻見出“而今安在”一個用意。又，李商隱《籌筆驛》中二聯道：“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籌筆驛在綿州綿穀縣，諸葛武侯曾在那裏駐軍籌畫。上將指武侯，降王指後主；管樂是管仲、樂毅，武侯早年曾自比這二人。前聯也是倒裝，因為“終見”，才覺“徒令”。但因“籌筆”想到“降王”，即景生情，雖倒裝還是自然。後聯也將“有”“無”對照，見出本詩末句“恨有餘”的用意。七律對偶用倒裝句，因果句，到晚唐才有。七言句長，整煉較難，整煉而能變化如意更難。唐代律詩剛創始，五言比較容易些，發展得自然快些。作五律的大概多些，好詩也多些，本書五律多，便是這個緣故。律詩也有不對偶或對偶不全的，如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五律），又如崔顥《黃鶴樓》（七律）的次聯，這些隻算例外。又有不調平仄的，如《黃鶴樓》和王維《終南別業》（五律），也是例外——也有故意這樣作的，後來稱為拗體，但究竟是變調。本書不選排律。七言排律本來少，五言的卻多，也推杜甫為大家。排律將律詩的節奏重複多次，便覺單調，教人不樂意讀下去。但本書不選，恐怕是為了典故多。晚唐律詩著重一句一聯，忽略全篇的組織，因此後人評論律詩，多愛摘句，好像律詩篇幅完整的很少似的。其實不然，這隻是偏好罷了。

絕句不是截取律詩的四句而成。五絕的源頭在六朝樂府裏。六朝五言四句的樂府很多，《子夜歌》最著名。這些大都是豔情之作，詩中用諧聲辭格很多。諧聲辭格如“蟢子”諧“喜”聲，“槁砧”就是“鈇”（鍘刀）諧“夫”聲。本書選了權德輿《玉台體》一首，就是這種詩。也許因為詩體太短，用這種辭格來增加它的內容，這也是多義的一式。但唐代五絕已經不用諧聲辭格，因為不大方，範圍也窄。唐代五絕有調平仄的，有不調平仄而押仄聲韻的；後者聲調上也可以說是古體詩，但題材和作風不同。所以容許這種聲調不諧的五絕，大約也是因為詩體太短，變化少；多一些自由，可以讓作者多一些回旋的地步。但就是這樣，作得還是不多。七言四句的詩，唐以前沒有，似乎是唐人的創作。這大概是為了當時流行的西域樂調而作；先有調，後有詩。五、七絕都能歌唱，七絕歌唱得更多——該是因為聲調曼長，好聽些。作七絕的比作五絕的多得多，本書選得也多。唐人絕句有兩種作風：一是鋪排，一是含蓄。

前者如柳宗元《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又，韋應物《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柳詩鋪排了三個印象，見出“江雪”的幽靜，韋詩鋪排了四個印象，見出西澗的幽靜；但柳詩有“千山”“萬徑”“絕”“滅”等詞，顯得那幽靜更大些。所謂鋪排，是平排（或略參差，如所舉例）幾個同性質的印象，讓它們集合起來，暗示一個境界。這是讓印象自己說明，也是經濟的組織，但得選擇那些精的印象。後者是說要從淺中見深，小中見大，這兩者有時是一回事。含蓄的絕句，似乎是正宗，如杜牧《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是說宮人秋夕的幽怨，可做淺中見深的一例。又，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是晉代王導、謝安住過的地方，唐代早為民居。詩中隻用野花、夕陽、燕子，對照今昔，便見出盛衰不常一番道理。這是小中見大，也是淺中見深。

又，王之渙《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

鸛雀樓在平陽府蒲州城上。白日依山，黃河入海，一層樓的境界已窮，若要看得更遠，更清楚，得上高處去。三四句上一層樓，窮千裏目，是小中見大；但另一方麵，這兩句可能是個比喻，喻體是人生，意旨是若求遠大得向高處去。這又是淺中見深了。但這一首比較前二首明快些。

論七絕的稱含蓄為“風調”。風飄搖而有遠情，調悠揚而有遠韻，總之是餘味深長。這也配合著七絕的曼長的聲調而言，五絕字少節促，便無所謂風調。風調也有變化，最顯著的是強弱的差別，就是口氣否定、肯定的差別。明、清兩代論詩家推舉唐人七絕壓卷之作共十一首，見於本書的八首。就是：王維《渭城曲》（樂府），王昌齡《長信怨》和《出塞》（皆樂府），王翰《涼州曲》，李白《下江陵》，王之渙《出塞》（樂府，一作《涼州詞》），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杜牧《泊秦淮》。這中間四首是樂府，樂府的措辭總要比較明快些。其餘四首雖非樂府，也是明快一類。隻看八首詩的末二語便可知道。現在依次鈔出：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這些都用否定語做骨子，所以都比較明快些。這些詩也有所含蓄，可是強調。七絕原來專為歌唱而作，含蓄中略求明快，聽者才容易懂，適應需要，本當如此。弱調的發展該是晚點兒。不見於本書的三首，一首也是強調，二首是弱調。十一首中共有九首強調，可算是大多數。

當時為人傳唱的絕句見於本書的，五言有王維的《相思》，七言有他的《渭城曲》，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和《長信怨》，王之渙的《出塞》。

《相思》道：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芙蓉樓送辛漸》道：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除《長信怨》外，四首都是對稱的口氣——王之渙的“羌笛”句是說“你何須吹羌笛的《折柳詞》來怨久別？”——那不見於本書的高適的“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一首也是的（這一首本是一首五古的開端四語，歌者截取，作為絕句）。歌詞用對稱的口氣，唱時好像在對聽者說話，顯得親切。絕句用對稱口氣的特別多；有時用問句，作用也一般。這些原都是樂府的老調兒，絕句隻是推廣應用罷了。風調轉而為才調，奇情壯采依托在豔辭和故事上，是李商隱的七絕。這些詩雖增加了些新類型，卻非七絕的本色。他又有《夜雨寄北》一絕：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這也是對稱的口氣。設想歸後向那人談此時此地的情形，見出此時此地思歸和相念的心境，回環含蓄，卻又親切明快。這種重複的組織極精練可喜。但絕句以自然為主。像本詩的組織，精練不失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朱寶瑩先生有《詩式》（中華版），專釋唐人近體詩的作法作意，頗切實，邵祖平先生有《唐詩通論》（《學衡》十二期），頗詳明，都可參看。

（《讀書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