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十三

文是獨立成篇的文本，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

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隻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後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1)。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夠跳出卜辭的氛圍去，雖然寫在竹木簡上，自由比較多，卻依然隻跟著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後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並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史的發展，就是敘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裏麵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裏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辭”；“辭”原是“訟”的意思(2)，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地聽兩麵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讚美他的辭，更讚美他的“慎辭”(3)。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4)。他的確很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地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讚宰我、子貢，擅長言語(5)，“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隻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著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為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6)。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曆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隻要“達”就成(7)。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大盛。遊士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真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誇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隻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辯。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10)——後來有了專以辯論為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於那班墨家的手裏——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說：“君子必辯。”這些都是遊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裏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2)，“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裏說，“大辯不言”(13)，“莊學”所要的是神秘。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於上之不明”(14)。後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地批評著遊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地批評著後來稱為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

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從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種私家著作是《論語》，卻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們記的他的說話。諸子書大概多是弟子們及後學者所記，自作的極少。《論語》以記言為主，所記的多是很簡單的。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們說話，大概是很質直的，弟子們體念他的意思，也隻簡單地記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鋪排得多。《墨子》大約也是弟子們所記。《孟子》據說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孫醜、萬章等編定的，可也是弟子們記言的體製。那時是個“好辯”的時代。墨子雖不好辯，卻也脫不了時代影響。孟子本是個好辯的人。記言體製的恢張，也是自然的趨勢。這種記言是直接的對話。由對話而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老子》可為代表；後來的《墨經》，《韓非子·儲說》的經，《管子》的《經言》，都是這體製。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莊子·齊物論》等篇以及《荀子》《韓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經諸子書裏常常夾著一些韻句，大概是為了強調。後世的文也偶爾有這種例子。中國的有韻文和無韻文的界限，是並不怎樣嚴格的。

還有一種“寓言”，藉著神話或曆史故事來抒論。《莊子》多用神話，《韓非子》多用曆史故事；《莊子》有些神仙家言，《韓非子》是繼承《莊子》的寓言而加以變化。戰國遊士的說辭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風氣，這開了後來辭賦的路。論是進步的體製，但還隻以篇為單位，“書”的觀念還沒有。直到《呂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係統的書(15)。這部書成於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三十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數，六是秦代的聖數；這些數目是本書的間架，是外在的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漢代劉安主編《淮南子》，才按照邏輯的秩序，結構就嚴密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過越多，流傳也越過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後世大體采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還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16)。但是齊語隻在《春秋公羊傳》裏留下一些，楚語隻在屈原“辭”裏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裏《春秋左氏傳》是一座裏程碑。在前有分國記言的《國語》，《左傳》從它裏麵取材很多。那是鋪排的記言，一麵以《尚書》為範本，一麵讓當時記言體的恢張的趨勢推動著，成了這部書。其中自然免不了記事的文字，《左傳》便從這裏出發，將那恢張的趨勢表現在記事文裏。那時遊士的說辭也有人分國記載，也是鋪排的記言，後來成為《戰國策》那部書。《左傳》是說明《春秋》的，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它最長於戰爭的記載，它能夠將千頭萬緒的戰事敘得層次分明，它的描寫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記言也異曲同工，不過不算獨創罷了。它可還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書，它的順序是依著《春秋》的。《春秋》的編年並不是自覺的係統，而且“斷如複斷”，也不成一部“書”。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製。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幹；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7)；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做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隻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需要精細地觀察和選擇，比較得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18)，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裏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19)，是不錯的。

漢武帝時候，盛行辭賦；後世說“楚辭漢賦”，真的，漢代簡直可以說是賦的時代，所有的作家幾乎都是賦的作家。賦既有這樣壓倒的勢力，一切的文體，自然都受它的影響。賦的特色是鋪張、排偶、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都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裏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的賦，雖用排偶，卻還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漢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兩個字的。東漢的句子，便長起來，最短的是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以完一意。所謂“駢文”或“駢體”，便這樣開始發展。駢體出於辭賦，夾帶著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悅目，聲調和諧，又可悅耳，也都助人情韻。因此能夠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廢的體製。

梁昭明太子在《文選》裏第一次提出“文”的標準，可以說是駢體發展的指路牌。他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不算“文”；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辭”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選的隻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選在他的書裏。這種作品好像各種樂器，“並為入耳之娛”；好像各種繡衣，“俱為悅目之玩”。這是“文”，和經、子、史及“辭”的作用不同，性質自異。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20)這是說，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叫做“文”呢。這種“文”大體上專指詩賦和駢體而言，但應用的駢體如章奏等，卻不算在裏頭。漢代本已稱詩賦為“文”，而以“文辭”或“文章”稱記言、記事之作。駢體原也是些記言、記事之作，這時候卻被提出一部分來，與詩賦並列在“文”的尊稱之下，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了。

這時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佛典的翻譯，一是群經的義疏。佛典翻譯從前不是太直，便是太華；太直的不好懂，太華的簡直是魏晉人講老、莊之學的文字，不見新義。這些譯筆都不能做到“達”的地步。東晉時候，後秦主姚興聘龜茲僧鳩摩羅什為國師，主持譯事。他兼通華語及西域語，所譯諸書，一麵曲從華語，一麵不失本旨。他的譯筆可也不完全華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語趣”(21)；他介紹的“西域之語趣”是華語所能容納的，所以覺得“天然”。新文體這樣成立在他的手裏。但他的翻譯雖能“達”，卻還不能盡“信”，他對原文是不太忠實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確，才能“信”“達”兼盡，集佛典翻譯的大成。這種新文體一麵增擴了國語的詞匯，也增擴了國語的句式。詞匯的增擴，影響最大而易見，如現在口語裏還用著的“因果”“懺悔”“刹那”等詞，便都是佛典的譯語。句式的增擴，直接的影響比較小些，但像文言裏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譯語。另一麵，這種文體是“組織的，解剖的”(22)。這直接影響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學(23)，間接影響了一般解經和講學的人。

演釋古人的話的有“故”“解”“傳”“注”等。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做“故”。演釋原來辭意，叫做“解”。但後來解釋字句，也叫做“故”或“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如《春秋左氏傳》補充故事，兼闡明《春秋》辭意。《公羊傳》《穀梁傳》隻闡明《春秋》辭意——用的是問答式的記言。《易傳》推演卦爻辭的意旨，也是鋪排的記言。《詩毛氏傳》解釋字句，並給每篇詩作小序，闡明辭意。“注”原隻解釋字句，但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故事的。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以及一般解釋辭意，大抵明白易曉。《春秋》三傳和《詩毛氏傳》闡明辭意，卻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所以支離破碎，無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該有大出入，但因對於辭意的見解不同，去取字義，也有各別的標準。注辭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實在是發揮老、莊的哲學；郭象注《莊子》，更是借了《莊子》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南北朝人作群經“義疏”，一麵便是王弼等人的影響，一麵也是翻譯文體的間接影響。這稱為“義疏”之學。

漢晉人作群經的注，注文簡括，時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曉。南北朝人給這些注作解釋，也是補充材料，或推演辭意。“義疏”便是這個。無論補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義，這種解剖必然地比注文解剖經文更精細一層。這種精細的卻不算是破壞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譯的影響。就中推演辭意的有些也隻發揮老、莊之學，雖然也是無中生有，卻能自成片段，便比漢人的支離破碎進步。這是王弼等人的衣缽，也是魏晉以來哲學發展的表現。這是又一種新文體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經正義》，削去玄談，力求切實，隻以疏明注義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極詳。宋人所謂“注疏”的文體，便成立在這時代。後來清代的精詳的考證文，就是從這裏變化出來的。

不過佛典隻是佛典，義疏隻是義疏，當時沒有人將這些當作“文”的。“文”隻用來稱“沈思翰藻”的作品。但“沈思翰藻”的“文”，漸漸有人嫌“浮”“豔”了。“浮”是不直說，不簡截說的意思。“豔”正是隋代李諤《上文帝書》中所指斥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那時北周的蘇綽是首先提倡複古的人，李諤等紛紛響應。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路子，死板地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陳子昂提倡改革文體，和者尚少。到了中葉，才有一班人“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4)。而元結、獨孤及、梁肅最著。他們作文，主於教化，力避排偶，辭取樸拙。但教化的觀念，廣泛難以動眾，而關於文體，他們不曾積極宣揚，因此未成宗派。開宗派的是韓愈。

韓愈，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唐憲宗時，他做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被貶；後來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稱為韓吏部。他很稱讚陳子昂、元結複古的功勞，又曾請教過梁肅、獨孤及。他的脾氣很壞，但提攜後進，最是熱腸。當時人不願為師，以避標榜之名；他卻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願做章句師，他說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25)。他實在是以文辭為教的創始者。他所謂“傳道”，便是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謂“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繼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距楊、墨一樣。當時佛、老的勢力極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觸犯了皇帝(26)。這自然足以驚動一世。他並沒有傳了甚麽新的道，卻指示了道統，給宋儒開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貢獻，還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說他作文取法《尚書》《春秋》《左傳》《周易》《詩經》以及《莊子》《楚辭》《史記》，揚雄、司馬相如等。《文選》所不收的經、子、史，他都排進“文”裏去。這是一個大改革、大解放。他這樣建立起文統來。但他並不死板地複古，而以變古為複古。他說，“惟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27)，又說，“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28)，他是在創造新語。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換去排偶的句子，句逗總弄得參參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標準，那就是“氣”。他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29)，“氣”就是自然的語氣，也就是自然的音節。他還不能跳出那定體“雅言”的圈子而采用當時的白話，但有意地將白話的自然音節引到文裏去，他是第一個人。在這一點上，所謂“古文”也是不“古”的；不過他提出“語氣流暢”（氣盛）這個標準，卻給後進指點了一條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這條路上走，文體於是乎大變。這實在是新體的“古文”，宋代又稱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裏。

柳宗元與韓愈，宋代並稱，他們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書》《詩》《禮》《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也將經、子、史排在“文”裏，和韓的文統大同小異。但他不敢為師，“摧陷廓清”的勞績，比韓差得多。他的學問見解，卻在韓之上，並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潔，最工遊記，他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韓愈的門下有難、易兩派：愛易派主張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愛難派主張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當時愛難派的流傳盛些。他們矯枉過正，語艱意奧，扭曲了自然的語氣、自然的音節，僻澀詭異，不易讀誦。所以唐末宋初，駢體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駢體文和僻澀的古文先後盤踞著宋初的文壇。直到歐陽修出來，才又回到韓愈與李翱，走上平正通達的古文的路。

韓愈抗顏為人師而提倡古文，形勢比較難；歐陽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勢比較容易。明代所稱唐宋八大家(30)，韓、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歐陽修為首，以下是曾鞏、王安石、蘇洵和他的兒子蘇軾、蘇轍。曾鞏、蘇軾是歐陽修的門生，別的三個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當時文壇的盟主。韓愈雖然開了宗派，卻不曾有意地立宗派，歐、蘇是有意地立宗派。他們雖也提倡道，但隻促進了並且擴大了古文的發展。歐文主自然。他所作紆徐曲折，而能條達疏暢，無艱難勞苦之態，最以言情見長，評者說是從《史記》脫化而出。曾學問有根柢，他的文確實而謹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勝人。三蘇長於議論，得力於《戰國策》《孟子》；而蘇軾才氣縱橫，並得力於《莊子》。他說他的文“隨物賦形”“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31)；又說他意到筆隨，無不盡之處(32)。這真是自然的極致了。他的文，學的人最多。南宋有“蘇文熟，秀才足”的俗諺(33)，可見影響之大。

歐、蘇以後，古文成了正宗。辭賦雖還算在古文裏頭，可是從辭賦出來的駢體卻隻拿來作應用文了。駢體聲調鏗鏘，便於宣讀，又可鋪張詞藻不著邊際，便於酬酢，作應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傳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死去。但中間卻經過了散文化，自從唐代中葉的陸贄開始。他的奏議切實懇摯，絕不浮誇，而且明白曉暢，用筆如舌。唐末駢體的應用文專稱“四六”，卻更趨雕琢，宋初還是如此。轉移風氣的也是歐陽修。他多用虛字和長句，使駢體稍稍近於語氣之自然。嗣後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駢文竟成了定體了。這也是古文運動的大收獲。

唐代又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語錄，一是“傳奇”，都是佛家的影響。語錄起於禪宗。禪宗是革命的宗派，他們隻說法而不著書。他們大膽地將師父們的話參用當時的口語記下來。後來稱這種體製為語錄。他們不但用這種體製紀錄演講，還用來通信和討論。這是新的記言的體製，裏麵夾雜著“雅言”和譯語。宋儒講學，也采用這種記言的體製，不過不大夾雜譯語。宋儒的影響究竟比禪宗大得多，語錄體從此便成立了，盛行了。傳奇是有結構的小說。從前隻有雜錄或瑣記的小說，有結構的從傳奇起頭。傳奇記述豔情，也記述神怪，但將神怪人情化。這裏麵描寫的人生，並非全是設想，大抵還是以親切的觀察作底子。這開了後來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俠等小說的先路。它的來源一方麵是俳諧的辭賦，一方麵是翻譯的佛典故事，佛典裏長短的寓言所給予的暗示最多。當時文士作傳奇，原來隻是向科舉的主考官介紹自己的一種門路。當時應舉的人在考試之前，得請達官將自己姓名介紹給主考官，自己再將文章呈給主考官看。先呈正經文章，過些時再呈雜文如傳奇等，傳奇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人又愛看，是科舉的很好媒介。這樣，作者便日見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話本”，這是白話小說的老祖宗。話本是“說話”的底本，“說話”略同後來的“說書”，也是佛家的影響。唐代佛家向民眾宣講佛典故事，連說帶唱，本子夾雜“雅言”和口語，叫做“變文”；“變文”後來也有說唱曆史故事及社會故事的。“變文”便是“說話”的源頭，“說話”裏也還有演說佛典這一派。“說話”是平民的藝術，宋仁宗很愛聽，以後便變為專業，大流行起來了。這裏麵有說曆史故事的，有說神怪故事的，有說社會故事的。“說話”漸漸發展，本來由一個或幾個同類而不相關聯的短故事，引出一個同類而不相關聯的長故事的，後來卻能將許多關聯的故事組織起來，分為“章回”了。這是體製上一個大進步。

話本留存到現在的已經很少，但還足以見出後世的幾部小說名著，如元羅貫中的《三國誌演義》，明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都是從話本演化出來的；不過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話本了。就中《三國誌演義》還夾雜著“雅言”，《水滸傳》和《西遊記》便都是白話了。這裏除《西遊記》以設想為主外，別的都可以說是寫實的。這種寫實的作風在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裏得著充分的發展。《三國誌演義》等書裏的故事雖然是關聯的，卻不是聯貫的。到了《紅樓夢》，組織才更嚴密了，全書隻是一個家庭的故事，雖然包羅萬有，而能“一以貫之”。這不但是章回小說，而且是近代所謂“長篇小說”了。白話小說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鏤心刻骨地去簡練揣摩，所以極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這種體製，中間有八排文字互為對偶，所以有此稱——自然也有變化，不過“八股”可以說是一般的標準——又稱為“‘四書’文”，因為考試裏最重要的文字、題目都出在“四書”裏。又稱為“製藝”，因為這是朝廷法定的體製。又稱為“時文”，是對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經典辭意的，它的來源，往遠處說，可以說是南北朝義疏之學；往近處說，便是宋、元兩代的經義。但它的格律，卻是從“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經義為考試科目，是王安石的創製；當時限用他的群經“新義”，用別說的不錄；元代考試，限於“四書”，規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製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經義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規定的標準，元、明兩代大體上遞相承襲。但明代有兩種大變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語氣。因為排偶，所以講究聲調。因為代古人語氣，便要描寫口吻，聖賢要像聖賢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這是八股文的僅有的本領，大概是小說和戲曲的不自覺的影響。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樣嚴，所以得簡練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聲調之外，八股文裏是空洞無物的。而因為那樣難，一般作者大都隻能套套濫調，那真是“每下愈況”了。這原是君主牢籠士人的玩藝兒，但它的影響極大，明、清兩代的古文大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葉，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響。詩文作家自己標榜宗派，在前隻有江西詩派，在後隻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勢力，綿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國初期還殘留著，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開山祖師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當時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話 (34)，所以稱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歸有光的文章，歸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個提倡“義法”的人。他論古文以為“六經”和《論語》《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的是《左傳》《史記》；其次是《公羊傳》《穀梁傳》《國語》《國策》，兩漢的書和疏，唐宋八家文(35)——再下怕就要數到歸有光了。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統論。“義”是用意，是層次；“法”是求雅、求潔的條目。雅是純正不雜，如不可用語錄中語、駢文中麗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俊語，《南史》《北史》中佻巧語以及佛家語。後來姚鼐又加上注疏語和尺牘語。潔是簡省字句。這些“法”其實都是從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來的。方苞論文，也講“闡道”(36)；他是信程、朱之學的，不過所入不深罷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縛太甚，他學得的隻是《史記》、歐、曾、歸的一部分，隻是嚴整而不雄渾，又缺乏情韻。姚鼐所取法的還是這幾家，雖然也不雄渾，卻能“迂回**漾，餘味曲包”(37)，這是他的新境界。《史記》本多含情不盡之處，所謂遠神的。歐文頗得此味，歸更向這方麵發展——最善述哀，姚簡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師劉大櫆指出作文當講究音節，音節是神氣的跡象，可以從字句下手(38)。姚鼐得了這點啟示，便從音節上用力，去求得那綿邈的情韻。他的文真是所謂“陰與柔之美”(39)。他最主張誦讀，又最講究虛助字，都是為此，但這分明是八股文講究聲調的轉變。劉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進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當時漢學家提倡考據，不免繁瑣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端相濟，偏廢的就是“陋”儒 (40)。但他的義理不深，考據多誤，所有的還隻是詞章本領。他選了《古文辭類纂》，序裏雖提到“道”，書卻隻成為古文的典範。書中也不選經、子、史，經也因為太尊，子、史卻因為太多。書中也選辭賦。這部選本是桐城派的經典，學文的必由於此，也隻須由於此。方苞評歸有光的文庶幾“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41)。曾國藩評姚鼐也說一樣的話，其實桐城派都是如此。攻擊桐城派的人說他們空疏浮淺，說他們範圍太窄，全不錯；但他們組織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殺的。

姚鼐以後，桐城派因為路太窄，漸有中衰之勢。這時候儀征阮元提倡駢文正統論。他以《文選序》和南北朝“文”“筆”的分別為根據，又扯上傳為孔子作的《易·文言傳》。他說用韻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隻是筆，或是“直言”的“言”，“論難”的“語”(42)。古文以立意、記事為宗，是子、史正流，終究與文章有別。《文言傳》多韻語、偶語，所以孔子才題為“文”言。阮元所謂韻，兼指句末的韻與句中的“和”而言(43)。原來南北朝所謂“文”“筆”，本有兩義：“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當時的常言(44)——韻隻是句末韻。阮元根據此語，卻將“和”也算是韻，這是曲解一。梁元帝說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是文，駢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都是筆(45)。阮元卻隻以散體為筆，這是曲解二。至於《文言傳》，固然稱“文”，卻也稱“言”，況且也非孔子所作——這更是傅會了。他的主張雖然也有一些響應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國藩出來，中興了桐城派。那時候一般士人，隻知作八股文；另一麵漢學、宋學的門戶之爭，卻越來越厲害，各走偏鋒。曾國藩為補偏救弊起見，便就姚鼐義理、考據、詞章三端相濟之說加以發揚光大。他反對當時一般考證文的蕪雜瑣碎，也反對當時崇道貶文的議論，以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見道多寡，也當以他們的文為衡量的標準。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卻能以深博的學問、弘通的見識、雄直的氣勢，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韓愈，而且勝過韓愈。他選了《經史百家雜鈔》，將經、史、子也收入選本裏，讓學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統的一貫，眼光便比姚鼐遠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極眾，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應。這樣延長了桐城派的壽命幾十年。

但“古文不宜說理”(46)，從韓愈就如此。曾國藩的力量究竟也沒有能夠補救這個缺陷於一千年之後。而海通以來，世變日亟，事理的繁複，有些絕非古文所能表現。因此聰明才智之士漸漸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做去。到了清末，梁啟超先生的“新文體”可算登峰造極。他的文“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而“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47)但這種“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快，這種“新文體”又不夠用了。胡適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這才起來提倡白話文，經過五四運動，白話文是暢行了。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這時代是第二回翻譯的大時代，白話文不但不全跟著國語的口語走，也不全跟著傳統的白話走，卻有意地跟著翻譯的白話走。這是白話文的現代化，也就是國語的現代化。中國一切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語言的現代化也是自然的趨勢，並不足怪的。

(1)　宋周麟之跋孫覺《春秋經解》引王語。“朝報”相當於現在的政府公報。

(2)　參見《說文·辛部》。

(3)　均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4)　參見《論語·憲問》。

(5)　參見《論語·先進》。

(6)　參見《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裏用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解釋。

(7)　參見《論語·衛靈公》：“子曰：‘辭達而已矣。’”

(8)　參見《儀禮·聘禮》：“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9)　參見《非命》上。

(10)　參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11)　參見《滕文公》下。

(12)　參見《非相篇》及《老子》八十一章。

(13)　參見《齊物論》。

(14)　參見《問辯》。

(15)　上節及本節參用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中央研究院語言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卷）說。

(16)　《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楚人要學齊語，可見齊語流行很廣。又《韓詩外傳》四：“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楚言”和“齊言”並舉，可見楚言也是很有勢力的。

(17)　參見《史記·自序》。

(18)　參見《後漢書·班彪傳》。

(19)　參見《史記評林》總評。

(20)　參見《金樓子·立言篇》。

(21)　宋讚寧論羅什所譯《法華經》語，見《宋高僧傳》卷三。

(22)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六之二

(23)　佛教徒注釋經典，分析經文的章段，稱為“科分”。

(24)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25)　參見《師說》。

(26)　韓愈因《諫佛骨表》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

(27)　樊紹述《墓誌銘》。

(28)　參見《答李翊書》。

(29)　參見《答李翊書》。

(30)　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鈔》，從此“唐宋八大家”成為定論。

(31)　參見《文說》。

(32)　何薳《春渚紀聞》中東坡事實。

(33)　陸遊《老學庵筆記》。

(34)　周書昌語，見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35)　參見《古文約選·序例》。

(36)　參見《雷鋐卜書》。

(37)　呂璜纂《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38)　劉大櫆《論文偶記》。

(39)　姚鼐《複魯絜非書》。

(40)　參見《述庵文鈔序》，又《複秦小峴書》。

(41)　參見《書震川文集後》。

(42)　根據《說文·言部》。

(43)　阮元《文言說》及《與友人論古文書》。

(44)　《文心雕龍·總術》。

(45)　《金樓子·立言篇》。

(46)　曾國藩《複吳南屏書》：“仆嚐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

(4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