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經典常談》導讀

學校國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寫著如下一類的粉筆字：“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學生看了，就抄在筆記簿上。

學期考試與入學考試，國文科常常出如下一類的測驗題目：“《史記》何人所作？《資治通鑒》何人所作？”“什麽叫四書？什麽叫四史？”“司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們有哪一方麵的著作？”與考的學生隻消寫上人名、書名、朝代名就是。寫錯了或者寫不出當然沒有分數。

曾經參觀一個中學，高中三年級上“中國文學史”課，用的是某大學的講義《中國文學史要略》，方講到隋唐。講義中提及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說》等，沒有記明卷數，教師就一一寫在黑板上，讓學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裏立了大約半點鍾，沒聽見教師開一聲口，隻看見他寫的頗為老練的一些數目字。

書籍名，作者名，作者時代，書籍卷數，不能不說是一種知識。可是，學生得到了這種知識有什麽受用，咱們不妨想一想。參與考試，如果遇到這一類的測驗題目，就可以毫不遲疑地答上去，取得極限的分數，這是一種受用。還有呢？似乎沒有了。在跟人家談話的當兒，如果人家問你“什麽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你的臉上自然也會有一副躊躇滿誌的神色。可惜實際上談話時候把這種問題作話題的並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讚成這種辦法，說這種辦法毫無道理，不能叫學生得到真實的受用。這個話是千真萬確的。他們主張，學生必須跟書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須跟他混在一塊，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響，僅僅記住他的尊姓大名，就與沒有這個朋友一樣。這個話當然也沒有錯。可是他們所說的書籍範圍很廣，差不多從前讀書人常讀的一些書籍，他們主張現在的學生都應該讀。而且，他們開起參考書目來就是一大堆，就說《史記》罷，關於考證史事的有若幹種，關於評議體例的有若幹種，關於鑒賞文筆的有若幹種。他們要學生自己去摸索，把從前人走過的路子照樣走一遍，結果才認識《史記》的全貌。這兒就有問題了。範圍寬廣，從前讀書人常讀的一些書籍都拿來讀，跟現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問題。每一種書籍都要由學生自己去摸索，時間跟能力夠不夠，又是問題。這些問題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對學生說：“你們要讀書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學生還是得不到真實的受用。

現代學生的功課，有些是從前讀書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圖畫、音樂之類。其他的功課，就實質說，雖然就是從前讀書人學的那一些，可是書籍不必再用從前人的本子了。一部曆史教本就可以攝取曆代史籍的大概，經籍子籍的要旨。這自然指編撰得好的而言；現在有沒有這樣好的教本，那是另一問題。試問為什麽要這麽辦？為的是從前書籍浩如煙海，現代的學生要做的功課多，沒有時間一一去讀它。為的是現代切用的一些實質，分散在潛藏在各種書籍裏，讓學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許淘不著，也許隻淘著了一點兒。尤其為的是從前的書籍，在現代人看來，有許多語言文字方麵的障礙；先秦古籍更有脫簡錯簡，傳抄致誤，清代學者校勘的貢獻雖然極大，但是否完全恢複了各書的原樣，誰也不敢說定；現代學生不能也不應個個勞費精力在訓詁校勘上邊，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為實質的吸收著想，可以幹脆說一句，現代學生不必讀從前的書。隻要曆史教本跟其他學生用書編撰得好，教師和幫助學生的一些人又指導得法，學生就可以一輩子不讀《論語》《莊子》，卻能知道孔子、莊子的學說；一輩子不讀《史記》《漢書》，卻能明曉古代的史跡。

可是，有些書籍的實質和形式是分不開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須麵對它本身，涵泳得深，體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詩經》，就不能專取其實質，翻為現代語言，讓學生讀“白話詩經”。翻譯並不是不能做，並且已經有人做過，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讀《詩經》還得直接讀“關關雎鳩”。又如《史記》，作為曆史書，盡可用“曆史教本”“中國通史”之類來代替；但是它同時又是文學作品，作為文學作品，就不能用“曆史教本”“中國通史”之類來代替，從這類書裏知道了楚漢相爭的史跡，並不等於讀了《項羽本紀》。我想，要說現代學生應該讀些古書，理由應該在這一點上。

還有一點。如朱自清先生在這本《經典常談》的序文裏說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一些古書，培育著咱們的祖先，咱們跟祖先是一脈相承的，自當嚐嚐他們的營養料，才不至於無本。若講實用，似乎是沒有，有實用的東西都收納在各種學科裏了；可是有無用之用。這可以打個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幾千，跑上峨眉金頂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肅敦煌，看石窟寺曆代的造像跟壁畫。在專講實用的人看來，他們幹的完全沒有實用，隻有那股傻勁兒倒可以佩服。可是他們從金頂下來，打敦煌回轉，胸襟擴大了，眼光深遠了。雖然還是各做他們的事兒，卻有了一種新的精神。這就是所謂無用之用。讀古書讀的得其道，也會有類似的無用之用。要說現代學生應該讀些古書，這是又一個理由。

這兒要注意，“現代學生應該讀些古書”，萬不宜忽略“學生”兩字跟一個“些”字。說“學生”，就是說不是專家，其讀法不該跟專家的一樣（大學裏專門研究古書的學生當然不在此限）。說“些”，就是說分量不能多，就是從前讀書人常讀的一些書籍也不必全讀。就閱讀的本子說，最好輯錄訓詁校勘方麵簡明而可靠的定論，讓學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參考書裏自己去摸索。就閱讀的範圍說，最好根據前邊說的兩個理由來選定，隻要精，不妨小，隻要達到讓學生見識一番這麽個意思就成。這本《經典常談》的序文裏說，“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隻該是選本節本——應該盡可能地采取他們的結論；一麵將本文分段，仔細地標點，並用白話文做簡要的注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現代學生要讀些古書，急切需用這樣的讀本。口口聲聲嚷著學生應該讀古書的先生們，似乎最適宜負起責任來，編撰這樣的讀本。可是他們不幹，隻是“讀書啊！讀書啊！”地直嚷；學生實在沒法接觸古書，他們就把罪名加在學生頭上，“你們自己不要好，不愛讀書，教我有什麽辦法？”我真不懂得他們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經典常談》卻是負起這方麵的責任來的一本書。它是一些古書的“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誰要知道某書是什麽，它就告訴你這個是什麽，看了這本書當然不就是讀了古書，可是古書的來曆，其中的大要，曆來對於該書有什麽問題，直到現在為止，對於該書已經研究到什麽程度，都可以有個簡明的概念。學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參考書裏去摸索，費力甚多，所得未必會這麽簡明。因這本書的導引，去接觸古書，就像預先看熟了地圖跟地理誌，雖然到的是個新地方，卻能頭頭是道。專家們未必看得起這本書，因為“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隻是編撰罷了”（序文中語）；但是這本書本來不是寫給專家們看的，在需要讀些古書的學生，這本書正適合他們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討論，盡量采擇近人新說”（序文中語），近人新說當然不單為它“新”，而為它是最近研究的結果，比較可作定論；使學生在入門的當兒，便祛除了狹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稱美的一點。

這本書所說經典，不專指經籍；是用經典的二字的廣義，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錄抄在這兒：說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書第三；詩經第四；三禮第五；春秋三傳第六（國語附）；四書第七；戰國策第八；史記漢書第九；諸子第十；辭賦第十一；詩第十二；文第十三；前頭十一篇都就書講；末了“詩”“文”兩篇卻隻敘述源流，不就書講，“因為書太多了，沒法子一一詳論，而集部書的問題，也不像經、史、子那樣重要，在這兒也無需詳論”（序文中語）。

葉聖陶載《西川集》，文光書店，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