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隋唐之政治與學術

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地位亦頗尊嚴的。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又移於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總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恒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恒日張。外官的變遷正相反。內官的權限，日趨於輕；外官的權力，卻有日趨於重之勢。“三老”“嗇夫”“遊徼”，都是自治職。秦漢而後，日益廢墜，至隋唐而**焉。其故則由於民能自治，與君主專製不相容也。考試的法子，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備。然有考試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無用的東西，卻是可惜了。租庸調法，不奪其私有之田，無田者則由官給，以漸平均地權，其立法之意誠甚善，而其所主張的方法，則有未善。這因儒家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識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隻主張平均地權，而忽略了資本的作用。

隋唐政治概觀

隋唐的政治製度，是承襲魏晉、南北朝的。西漢的政治製度，沿襲秦朝；秦朝的製度，雖為古今官製上的一大變局，也有多少從列國遺留下來的成分在內。所以從東漢以後，就漸起變遷。魏晉、南北朝，都是承著這個趨勢的。隋唐時代，乃因既成的事實，而加以整理。

隋唐的官製

秦漢時代，相權頗重，到東漢則漸移於尚書，曹魏時又移於中書，劉宋時又移於侍中。隋唐時代，乃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為相職（侍中為門下省的長官）。中書和皇帝麵議辦法，門下省加以審查，由尚書省行下去。尚書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統轄諸司，各為全國所職掌的最高行政機關。各機關分立，處事雖極精詳，不免嫌其遲滯，所以後來，三省長官，不大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其人就算宰相。實際上，中書、門下兩省，亦是先行合議的，並非事後逐件審查。禦史一官，其初該是幫皇帝看文書的。看文書要審查其辦法的合不合，所以後來變為彈劾之官，在隋唐時亦很有威權。

曆代相權之變遷

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地位亦頗尊嚴的。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又移於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而中書、門下，尤為機要。後來兩省長官，不複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為宰相。其事務，則合議於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門下省，後移於中書省。宋元之世，遂以中書省為相職。中書、門下等官，其初起，雖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權力又漸大，地位又漸尊了。明世，乃又廢之而代以殿閣學士。清代，內閣之權，又漸移於軍機處。總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恒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恒日張。（《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49頁）

外官：從漢末州郡握兵後，中央的權力，總不甚完全（參看本書第十一、十五章）。兩晉以後，喜歡僑置州郡（譬如現在遼寧省，為日本強占，遼寧省的人有逃到河北的，就在河北省裏設一個遼寧省，就是所謂“僑置”。這是由於當時的政治，還未完全脫離屬人主義的原故），州的疆域，就漸次縮小；後來竟至與郡相等，隋唐時乃並為一級，於其上設置觀察等使，仍為監察之官。

內官日輕，外官日重

外官的變遷，則和內官正相反。內官的權限，日趨於輕；宰相九卿等，有獨立職司的官，職權多見侵奪。外官的權力，卻有日趨於重之勢。秦漢時代的兩級製（郡縣），到漢末改設州牧，就變成三級製。隋朝統一以後，當時的所謂州，已經和前此的郡，區域大小，並無分別了。於是把州、郡並做一級。唐朝也沿其製，而於其上再設一個道的區域。以後，把天下分做四十餘道，各置觀察使。這種使官，都稱為監司之官。他的責任，隻是駐於所察諸郡中的大郡，訪察善惡，舉其大綱，並不直接理事，頗和漢朝刺史的製度相像。然而到後來，往往侵奪州郡的實權，州郡不敢與抗。而且這時候，已經是軍人的世界了。有軍馬的地方，就都設了節度使。凡有節度使的地方，任憑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個人兼的。於是中央政府，毫無實權，可以管轄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白話本國史》第二冊，第42—43頁）

秦漢時，縣大率方百裏，每十裏為一鄉。每鄉都有“三老”管教化；“嗇夫”管收稅，聽訟；“遊徼”管巡查，禁止盜賊，這些都是自治職。實際上，縣令等於古代一國之君，一切民政，要他直接辦理，是來不及的，全靠這種自治職，能夠實心辦事，政治才得推動。漢朝此等自治職，地位還很高；也真有相當的權力，能夠辦事。魏晉以後，此等規模，卻漸漸廢墜了。這是中國政治，所以廢弛的一個大原因。

地方自治與君主專製不相容

蓋中國自治之廢，既千餘年矣。（秦漢而後，日益廢墜，至隋唐而**焉。其故則由於民能自治，與君主專製不相容也）民間利害切己之事，雖多出於自謀，特由政治疏闊，官不為謀，無可如何而然，非法之所許也。唯其非法之所許也，則人民於自治之權，失之已久，一旦授之，未必遂能自有。又向之自治，出於人民之自謀，則必其智之所及，智及之，力自足以監察之。且其所舉至簡，則亦無利可圖，而事非法之所許，則又無權力可藉，故雖不能興大利，尚不至轉蒙其害也。（《本論》，寫於1916年，見《呂思勉詩文叢稿》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頁）

隋唐的選舉製度

學校，隻有在西漢時代，真是學問的重心。因為其時社會的程度還低，研究學問的人，究竟不多，學者求師和求書都難，所以各地方的人，真有到京城裏去求學的。（據趙翼《陔餘叢考》卷十六“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但東漢時代，私人講學已盛，趙氏之說，實在隻可指西漢）東漢以後，情形就漸漸的變了。三國以後，則學校有名無實，不過是貴族或讀書人的一條獵官的捷路，而人才的拔取，就移到科舉。科舉的前身是漢朝的郡國選舉，是不加考試的。於是請托、運動等弊端百出。後漢以後，考試的法子，就漸次興起，然都不是常行的。直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備。唐朝的法子，是會應試的人，先向地方官報告；地方官加以考試，擇取合格的，送進京城；由禮部再加考試，這是舉士，稱為“鄉貢”。“鄉貢”以外，別有製舉，由帝王親自主試，甄拔非常的人才。又舉士與舉官不同，前者不過得到一種國家承認的出身，後者才能由國家授以官祿，是由吏部主試的。關於舉士所設的科目甚多，常行的為明經、進士兩科。明經試經書，隻重記誦；進士試詩、賦，更不切實用。有考試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無用的東西，卻是可惜了。

科舉與考試不可混為一談

科舉製度，所考的東西，有用無用，是一個問題；考試製度本身的好壞，又是一個問題。帖經、墨義和詩賦，雖然無用，論考試製度的本身，確實是公平的。因有科舉製度，所以能夠逐漸將等級鏟平；因有科舉製度，所以人民向學的，不待勸勉而增多。這都是科舉製度，給予我們的好處。（《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二冊，第23頁）世之論者，率多混科舉與考試為一事。因科舉之有弊，遂並考試而不敢言。殊不知科舉之弊，在於所試之非其物，而不由於考試。考試之法，唯有一弊，必不可免者，即應試者之所學，但求其足以應試而止，他皆不問。王安石變法之後，所以歎“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圖變秀才為學究”也。然使所試者為有用之事，則應試者終必略有所知。苟去其所試之物，而保留考試之製，夫固未嚐不可行，且行之而必有利者也。（《考試論》，原刊《光華期刊》1928年第2期）

隋唐的兵製

隋唐的兵製，是很為有名的，就是所謂府兵。府兵之製是起於北周的，到唐朝而更為完備。其製：於重要的去處，設立折衝府，有折衝都尉以下許多武官；百姓名隸兵籍的，都屬於折衝府，以農隙教練，有事時征集，命將統率出征；事罷歸來，依舊各歸其府。這一種製度，沒有養兵之費（不過隸名兵籍的，也要“蠲其租調”），而可以得多兵之用；兵無屯聚之患，亦不至無家可歸，難於遣散；確自有其優點。惜乎承平既久，有名無實。到玄宗時，連皇帝的衛兵，都調不出來，而要改用募兵了。

中國曆史上的“兵”

唐朝的兵製，也是沿襲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說：“中國承平的時候，可以算是沒有兵。雖然有喚作兵的一種人，實在是把來供給別種用場，如以壯觀瞻等，並不是要他打仗。”這句話最通。秦漢時代，承襲著戰國的餘風，全國還有些尚武的風氣；東漢而後，就漸漸顯出無兵的樣子了。從五胡亂華起，到南北朝末止，卻可以算得一個長期戰爭，其中東、西魏（周、齊）對立的時候，競爭尤其劇烈；所以產出一種略為整齊的兵製。有名的“府兵”製，是起源於後周的。到高宗武後時，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漸壞，至於宿衛不給。宰相張說，就請募兵宿衛，謂之“彍騎”。玄宗時，這種宿衛的兵，也是有名無實，諸府又完全空虛，內地竟無一兵，而邊兵卻日重。所以安祿山一反，竟無從抵禦了。（《白話本國史》第二冊，第48、49頁）

隋唐的法律

中國的法律，是定於晉、唐兩朝的；刑法則定於隋朝。秦朝所用的法律，是戰國時魏國宰相李悝所編的《法經》，共隻六章（李悝所作《法經》，共六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及《具法》是），不夠應用，漢時乃逐漸增加。專製時代，命令是和法律有同等效力的；成案則當時名為“比”；亦可引用，條文既已繁多，編纂又極錯亂，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漢時屢有編纂之議，始終未能成功。晉初，才編成一部有條理的《晉律》，此法曆代相沿，《唐律》也是以《晉律》為本的。唐以後編纂法律的，有金、明、清三朝，都以《唐律》為本，《清律》又沿襲《明律》。所以中國從采用西洋法律以前，曆代的法律，可以說根本上是相同的。

至於刑法：則古代本稱“傷及身體”為刑，和“死”為對稱。因為死亦是傷害身體的，所以又稱死為“大刑”。拘禁及罰作等，皆不稱為刑。儒家說：古代風俗淳樸，用不著刑罰，隻要有一種辦法，叫犯罪的人，覺得羞恥就夠了。如犯死罪的人，叫他穿一件無領的衣裳就是。這種辦法，儒家稱為“象刑”，因又稱傷及身體的為“肉刑”。漢文帝曾把肉刑廢掉，死刑之外，隻留髡、笞兩種。然笞法實際多至死亡，“髡法則又僅剔其毛發”，不足以資懲創，所以刑罰輕重，很難得其平（此說根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刑考序》）。周、齊時，徒、流之法，才漸次興起。到隋時，乃定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各分等級，從此以後，也就曆代相沿了。

隋唐的賦稅

當兩漢時代，儒家鑒於地權的不平均，也有想恢複井田的，也有想限民名田的，已見本書第十四章。後來此兩法都沒有能實行，乃又有一種議論，說井田之製，宜於大亂之後，人口減少，土田無主時推行。晉武帝平吳之後，乃定一種戶調式。因男女、老幼，以定授田的多少。戶調式定後，國內不久就亂了，究竟推行至如何程度，現已無從稽考。北魏孝文帝定均田令，授田之法，也和晉朝相同，又舉出露田和桑田的區別。露田是受之於官，也要還給官的，桑田則許其私有。唐時，將官授的名“口分田”，私有的名“世業田”，世業田以二十畝為限。多的，可以出賣，而不得賣其應有之數；不足的可以買進，亦不得超過定限。田多，足以計口分授的謂之“寬鄉”；不夠的謂之“狹鄉”。狹鄉受田，較寬鄉減半。肯從狹鄉遷到寬鄉，是有補助的（許其賣口分田，就是以賣價補助其遷移費的意思）。

其取於人民的：則農田所出的穀物謂之“租”，為公家服役謂之“庸”，隨其地之所產出絲、麻及其織品謂之“調”。這就是有名的租庸調法。此法的用意，誠然很好，但不易嚴密執行；後來，官吏管理逐漸懈弛，加以豪強的兼並，天災兵亂的相繼，到唐朝中葉，冊籍既壞，人民多逃亡，租庸調舊製，遂不能行。德宗時，楊炎為宰相，以公元七八〇年改行兩稅法。凡人民，隻就現居其地的立為簿籍，不問年紀大小，但以貧富定納稅的多少，分夏秋兩季征收。這兩稅法從那時行起，上下稱便，曆五代而至宋明，頗能繼租庸調之廢而適應需要。

立意雖佳，方法未善

統觀三法（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立法之意，是不奪其私有之田，無田者則由官給，希冀減少反抗，以漸平均地權，其立法之意誠甚善。然其實行至何程度，則殊可疑。即使實行了，而人總是有緩急的，緩急的時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產製度之下，誰肯白借給你來？救濟的事業，無論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於是不得不有抵賣之品。而貧民是除田地之外，無物可以抵賣的。如此，地權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難維持永久。何況並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所以此等平均地權的方法，不論事實，在理論上已是很難收效的了。中國曆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然其宗旨雖善，而其所主張的方法，則有未善。這因曆代學者，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太深，而對於現實的觀察太淺之故。在中國，思想界的權威，無疑是儒家。儒家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識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隻主張平均地權，而忽略了資本的作用。（《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96、97、101頁）

隋唐的學術

從魏晉以後，講經學的人，漸漸流於繁瑣。隻注意於一事一物的考證，而於大義反非所問。南北朝以後尤甚。唐朝的啖助，講《春秋》才不拘三傳，而自以其意求之於經。（三傳，謂《左氏》《公羊》《穀梁》，都是解釋《春秋經》的）道、佛兩教，從魏晉以後，逐漸興盛，幾乎要奪儒家思想之席。唐朝的韓愈，做了一篇《原道》，對於佛老，力加排斥。這都是宋朝學術思想的先驅。

講史學：則（一）唐朝人搜輯當時史料，編纂當代曆史的風氣頗盛（關於這一個問題，可以把拙撰《史通評》外篇第二做參考，頁七五至八七，商務印書館本）。（二）中國曆代，每後一朝興起，必修前一代的曆史。現在所謂正史，大抵是如此修成的。從南北朝以前，都是一個人獨力修纂（就官纂的也是如此，可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唐朝才開“合眾纂修”之局。雖然見解的高超，體例的劃一，不如私人所修的，材料卻收集得多了。（三）前此作史的人，不大講史法。到唐朝則有劉知幾著《史通》，對於這一個問題，專門加以研究。（四）又有杜佑著《通典》，專記曆代的製度，也是開宋朝史學興盛的先聲的。

劉知幾與《史通》

自司馬遷以後，史學界有許多名家，不過覺得史料要保存，要編纂，以詒後人而已，編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劉知幾，才於此加以檢討。據《唐書》的《劉知幾傳》，和他同時，懷抱相類的思想的，有好幾個人，可見這是史學上進化自然的趨勢，劉知幾隻是一個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對於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評。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兩種，評論其可稱為正史的，共有幾家；其體裁適用於後世的，共有幾種。對於材料的去取，以及編製的方法，文辭的應當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實為作史方法的一個大檢討。（《曆史研究法》，永祥印書館1945年版，第21—22頁）

隋唐的文藝

魏晉、南北朝時，駢文愈做愈趨於靡麗，太不切實用了，於是反對的聲浪漸起，尤以周、隋兩朝為甚，然習慣既久，一時變不過來。直到唐朝，韓愈、柳宗元，才做成一種新式的文學。他們這種文字，是不學東漢以後，而以西漢以前為法的，所以自稱為“古文”。又或稱為“散文”。而對於四六對仗稱為“駢文”。從此以後，就駢散分途，各適其用。

韓、柳的古文改革

從齊、梁以後，文字日趨於綺靡，以致不能達意。在此種情勢之下，欲謀改革，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廢棄文言，專用白話。唐代禪家的語錄，以及民間通行的通俗小說（《敦煌石室書錄》，有《唐太宗入冥記》《伍子胥故事》等書），就是從此路進行的。此法在從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舊日的文章，驟然相隔太遠，其勢亦覺不便。所以不能專行。其（二）則以古文之不浮靡者為法。如後周時代，詔令奏議，都摹擬三代是。此法專模仿古人的形式，實亦不能達意，而優孟衣冠，更覺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條路，則是用古人作文的義法，來運用今人的語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於達意。文學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時，韓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這一條路。（《複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187頁）

詩在唐朝，算是極盛的。古代文字，不分四聲。梁、陳以後，才漸漸講求，於是詩和文都生出律體。不論詩文，調平仄的，都可以稱為律。詩的律體，是到唐朝而大成的。又詩的根本，是從歌謠而來，所以多長於“比”“興”，含蓄不露，到唐朝人才特長於“賦”（“賦”“比”“興”是作詩的三種法子，見在《詩經》第一首的《序》裏。“興”是因此而及彼，如見名花而思美人。“比”是以此喻彼，如以名花比美人。“賦”是實寫，如描寫名花或美人的豔麗），其中最著名的，如杜甫的詩，描寫天寶亂離的情形，十分詳盡，後人至稱為“詩史”。白居易《新樂府》，描寫當時社會上、政治上種種黑暗的狀況，也是很能夠動人的。中國古代的音樂，漢以後漸漸失傳，已見本書第十四章。卻是魏晉以後，漢武帝時的新聲，又漸漸失傳了。隻有一部分，還保存於南朝。北朝則從外國輸入的音樂，流行特盛。隋時，稱南朝的舊樂，從外國輸入的為燕樂。新樂日盛，而舊樂漸漸式微。根據此等音樂的聲調所做成的作品，謂之詞。唐朝人開其端，至五代而漸盛。通俗的文藝，是到宋以後才盛行的，然其端亦開於唐朝。唐人有所謂“變文”，係將故事演變而成，如《大舜至孝》《目蓮救母》之類；又有所謂“俗文”，則是將佛經翻成通俗文字的，這是後來平話的起源；又有佛曲及勸世詩，亦為後世寶卷、彈詞之祖。

論唐詩

論唐詩者，或分為初、盛、中、晚四期。初唐之渾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纖麗，可謂各擅勝場。（《隋唐五代史》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7頁）唐宋詩相較，自以唐詩為勝。以唐詩意在言外，而宋詩意盡句中。唐詩多寓情於景，宋詩或舍景言情。詩以溫柔敦厚為宗，自以含蓄不盡為貴。宋詩非不佳，若與唐詩並觀，則覺其傖父氣矣。然宋之變唐，亦有不得不然者。無論何種文字，皆貴戛戛獨造，而賤陳陳相因。唐詩初、盛、中、晚，各擅勝場。在彼境界之中，業已發泄殆盡。率此而往，其道則窮。故宋人別辟一境界。雖不能如唐詩之渾厚，然較諸因襲唐人，有其形而無其質者，則有間矣。（《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47頁。）

書法：在南北朝時，南人是擅長真書和行、草的，北碑則猶存分、隸古意。隋碑結構嚴正，而筆畫漸趨妍麗，已能兼兩派之長。唐人擅長書法的尤多，如歐、虞、顏、柳等（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至今寫字的人，還奉為模範。南北朝時，山水畫漸漸興起，到唐朝而更盛。其中王維的畫，專取清微淡遠；李思訓的畫，則注重著色，鉤研成趣。所以李、王二人又為後世山水畫“南北宗”之祖。人物畫，亦因受佛畫和雕刻的影響，較之古代的畫風，更形工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