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剿夷與撫夷 第一節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複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乎絲綢、茶葉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覺得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麽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借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製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製度。在廣州，外國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1)，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遊，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邊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國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國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我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隻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要求外國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國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凶，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國人最初對於我們的通商製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隻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紀末，外國人的態度就慢慢地變了。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裏。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了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地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製，英國認為最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因為有了印度作為發展的根據地，以後再往東亞發展也就更容易了。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一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著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2)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侯（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是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唯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它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麵，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他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回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了。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派使節第二次來華，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相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清政府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鹹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曆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國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裏得著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須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