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士大夫輕舉妄動

在同治、光緒年間，民眾的守舊雖在士大夫階級之上，但是民眾是被動的，領導權統治權是在士大夫階級手裏。不幸，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階級，除極少數外，完全不了解當時的世界大勢。

同治共在位十三年，從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在這個時期內，德意誌統一了，意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複而又加強美國的統一了。那個時期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期。這些國家統一了以後，隨著就是國內的大建設和經濟的大發展。在同治以前，列強在國外行帝國主義的，僅英、俄、法三國；同治以後，加了美、德、意三國。競爭者多了，競爭就愈厲害。並且在同治以前，英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全世界都銷英國的製造品；同治以後，德、美、法也逐漸工業化、資本化了。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的競爭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我國在光緒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道光、鹹豐年間之上。

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大敵人，同治、光緒年間如此，現在還是如此。要救國的誌士應該人人了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關係可以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國內的資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兩國資本很多，資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資本家能把資本投在中國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就很容易達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資本家競向未開發的國家投資。但是接受外國來的資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資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國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的建設大部分是利用英國資本舉辦的。結果英國的資本家固然得了好處，但是美國開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處更多。我們的平漢鐵路原是借比國(1)資本建築的。後來我們按期還本付息，那條鐵路就變為我們的了。比國資本家得了好處，我們得了更大的好處。所以孫中山先生雖反對帝國主義，但他讚成中國利用外債來建設。但是有些資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壓力去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凡是國際投資無政治作用的，就是純潔的，投資者與受資者兩方均能收益。所以我們對於外國的資本應采的態度如同對水一樣，有的時候，有的地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應該掘井取水，或開河引水；在別的時候、地方和條件之下，我們則必須築堤防水。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二層關係是商業的推銷。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利用機械製造，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難在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商品之精與價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力。但在十九世紀末，國際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並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來，商業的發展隨著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於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雖然，國際貿易大部分還是平等國家間之貿易，不是帝國與屬地之間的貿易。英國與美、德、法、日諸國的貿易額，遠大於英國與其屬地的貿易額。英國的屬地最多，尚且如此，別國更不必說了。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層關係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一國完全不靠外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所需的外來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窮的。棉、煤、鐵、油四種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國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麽，一國的工廠雖多，倘若沒有原料，就會完全沒有辦法。所以，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略。雖然，資本主義不一定要行帝國主義而後始能得到原料。同時，出賣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壓迫者。譬如：美國的出口貨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國、意大利從美國輸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國主義，因為美國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銷。

總之，資本主義可變為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為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水可以資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於簡單，以為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主義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還在遊牧時代，無資本也無工業，但是他們對我國的侵略還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滿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麵，中古的阿拉伯人以武力推行伊斯蘭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末，法國革命家以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曆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製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同治、光緒時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隻知道破壞李鴻章諸人所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好多事，倘若政府聽他們的話，中國幾無年無日不與外國打仗。

長江流域有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北方有撚匪，陝、甘、新疆有回亂，清廷令左宗棠帶湘軍去收複西北。俄國趁我回亂的機會就占領了伊犁。這是俄國趁火打劫的慣技。在十九世紀，俄國占領我們的土地最多。鹹豐末年，俄國趁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強占我國黑龍江以北及烏蘇裏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平方英裏(2)。現在俄國的阿穆爾省及濱海省包括海參崴在內，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國占領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議的時候，俄國又假仁假義地說，它全無領土野心，它隻代表我們保守伊犁，等到我們平定回亂的時候，它一定把土地退還給我們。其實俄國預料中國絕不能平定回亂，中國勢力絕不能再伸到新疆。那麽俄國不但可以並吞伊犁，還可以蠶食全新疆。中國一時沒有辦法，隻好把伊犁作為中俄間的懸案。

左宗棠軍事的順利不但出於俄國意料之外，還出於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陝西、甘肅收複了。到了光緒元年（1875），他準備進攻新疆，軍費就成了大問題。從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起兵到光緒元年，二十五年之間，中國無時不在內亂內戰之中，實已兵疲力盡，何能再經營新疆呢？並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複雜，麵積浩大，成敗似乎毫無把握。於是發生大辯論，左宗棠頗好大喜功，他一意主進攻。他說祖宗所遺留的土地，子孫沒有放棄的道理。他又說倘若新疆不保，陝、甘就不能保；陝、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論十分激昂。李鴻章的看法正與左宗棠的相反。李說自從乾隆年間中國占領新疆以後，中國沒有得著絲毫的好處，徒費駐防的兵費。這是實在的情形。他又說中國之大禍不在西北，而在東邊沿海的各省，因為沿海的省份是中國的精華，而且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在東方的過於在西方的。自從日本維新以後，李鴻章更加焦急。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至於西洋各國彼此互相牽製，向外發展不限於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李鴻章因此主張不進攻新疆，而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於沿海的國防及腹地各省的開發。邊省雖然要緊，但是腹地倘有損失，國家大勢就去了。反過來說，倘若腹地強盛起來，邊省及藩屬自然地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論比較動聽，李的比較合理，左是高調，李是低調。士大夫階級一貫地崇尚感情，唱高調，當然擁護左宗棠。於是借外債，移用各省的建設費，以供左宗棠進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運氣真好，因為新疆發生了內訌，並沒有遇著堅強的抵抗。光緒三年（1877）底，他把全疆收服了。中國乃派崇厚為特使，到俄國去交涉伊犁的退還。崇厚所訂的條約雖收複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幾全割讓與俄國，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險要區亦割讓。此外，崇厚還許了很重要的通商權利，如新疆加設俄國領事館，經甘肅、陝西到漢口的通商路線，及吉林鬆花江的航行權。士大夫階級主張殺崇厚，廢約，並備戰。這正是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初露頭角的時候。清廷竟為所動。於是腳慌手忙，調兵遣將，等到實際備戰的時候，政府就感覺困難了。第一，從伊犁到高麗東北角的圖們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線處處都要設防。哪裏有這麽多軍隊呢？首當其衝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隊就太疲倦，不願打仗。第二，俄國遠東艦隊故作聲勢，從海參崴開到日本洋麵。中國因此又必須於沿海沿長江設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長江水師來對付俄國的海軍。彭玉麟想滿載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麵去施行火攻。兩漢總督劉坤一和他開玩笑，說時代非三國，統帥非孔明，火攻之計，恐怕不行呢！李鴻章看見書生誤國，當然極為憤慨。可是抗戰的情緒很高，他不敢公開講和。他隻好使用手段，把英國有名的軍官戈登將軍請來做軍事顧問。戈登是個老實人，好說實話。當太平天國的末年，他曾帶所謂常勝軍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頗信任他。他的意見怎樣呢？他說，中國如要對俄作戰，必須做三件事：一、遷都於西安；二、長期抗戰至少十年；三、滿人預備放棄政權，因為在長期戰爭之中，清政權一定不能維持。清廷聽了戈登的意見以後，乃決心求和。我國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劇才因此沒有開演。

幸而俄國在光緒三、四年（1877—1878）的時候，正與土耳其打仗，與英國的關係也很緊張，所以不願多事。又幸而中國當時有青年外交家曾紀澤，以極冷靜的頭腦和極堅強的意誌，去貫徹他的主張。原來崇厚所訂的條約並沒有奉政府的批準，尚未正式成立，曾紀澤運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權利及土地，但償價加倍，共九百萬盧布。英國駐俄大使稱讚曾紀澤說：“憑外交從俄國取回它已占領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關於伊犁的衝突告一段落的時候，中法關於越南的衝突就起了。

中國與高麗、越南等屬國的關係很淺，它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幹涉它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麵，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緣故。光緒七年（1881）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

臣聞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古來敵國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幅員廣辟，龍沙雁海，盡列藩封。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山河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

換句話說，在曆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守門戶的。在古代，這種言論有相當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勢就大不同了。英國在道光年間直攻了廣東、福建、浙江、江蘇，英法聯軍直打進了北京，所謂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倘使在這種時代我們還要保存外線，我們也應該變更方案。我們應該協助這些弱小國家獨立，因為獨立的高麗、越南、緬甸絕不能侵略我們。所怕的不是它們獨立，是怕它們做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無論如何，外國人既直攻我們的腹地，我們無暇去顧外線了。協助這些弱小國家去獨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蘇聯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強的壓迫，內有反革命的抗戰，列寧（Lenin）於是毅然決然放棄俄的屬國。

法國進攻越南的時候，士大夫階級大半主張以武力援助越南。張佩綸、陳寶琛、張之洞諸人特別激昂。李鴻章則反對。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籌備腹地的國防事業。清廷一方麵怕清議的批評，一方麵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戰爭，所以舉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濟越南軍費和軍器，後來果然引起中法戰爭。那個時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談兵。北京乃派主戰派的激烈分子張佩綸去守福州船廠，陳寶琛去幫辦兩江的防務。用不著說，紙上談兵的先生們是不濟事的。法國海軍進攻船廠的時候，張佩綸逃得頂快了。陳寶琛在兩江不但無補實際，連議論也不發了。打了不久就講和，和議剛成又打，再後還是接受法國的條件。越南沒有保存，我們的國防力量反大受了損失。左宗棠苦心創辦的福州船廠就在此時被法國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