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前進遇著阻礙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於他們的不徹底。他們為什麽不徹底呢？一部分因為他們自己不要徹底，大部分因為時代不容許他們徹底。我們試先研究領袖們的短處。

恭親王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於舊社會，受的是舊教育。他們沒有一個人能讀外國書，除李鴻章以外，沒有一個人到過外國。就是李鴻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戰敗以後，他的建設事業已經過去了。這種人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的。他們對於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於西洋的科學也相當尊重，並且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是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外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製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到了舊的製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我們可以拿李鴻章的事業做例子。

在李鴻章所主持之機關中並沒有新式的文官製度和審計製度。就是在極廉潔極嚴謹的領袖之下，沒有良好的製度，貪汙尚且無法杜絕，何況李氏本人就不廉潔呢？在海軍辦軍需的人經手的款項既多，發財的機會就更大。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船上的炮雖比日本的大，但炮彈不夠，並且子彈所裝的不盡是火藥。外商與官吏狼狽為奸，私人發了財，國事就敗壞了。

李鴻章自己的科學知識的幼稚，也是他的事業失敗的緣故之一。北洋海軍初成立的時候，他請了英國海軍有經驗的軍官做總教官和副司令。光緒十年（1884）左右，中國海軍紀律很嚴，操練很勤，技術的進步很快，那時中國的海軍是很有希望的。後來李鴻章誤聽人言，辭退英國海軍的軍官，而聘請德國陸軍騎兵的軍官來做海軍的總教官，以後我國的海軍的技術反而退步。並且李鴻章所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全不知海軍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軍帶馬隊的，他做海軍的領袖當然隻能誤事，不能成事。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占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占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不是因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為戰略戰術不如人。

北洋海軍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強事業莫不如此。總之，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為路線錯了，是因為領袖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徹底。

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徹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譬如鐵路：光緒六年（1880）李鴻章、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還隻建築了天津附近的一小段。為什麽呢？因為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風水。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1866）恭親王在同文館添設科學班，請外國科學家做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員做學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說買外國輪船槍炮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治本的辦法在於自己製造。但是要自己製造，非有科學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請外國人來教中國青年學習科學。他又說：“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他雖說得名正言順，但還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呼地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恭親王憤慨極了。他回答說：

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製外國而不為外國所製，臣等自當追隨大學士之後，竭其檮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製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不過是守舊的糊塗蟲，但是當時的士大夫居然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的科學班。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並無特別，但是鹹豐末年英法聯軍之役，他跟著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他的研究，我們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自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為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讚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郭氏做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前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1875），雲貴總督岑毓英因為反對英國人進雲南，秘密在雲南的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在西歐的時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製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學習。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於機械一門，學政治、經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闓運之流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為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回國了。回國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時人反對他，他以後全無機會做事，隻好隱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知書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繼郭嵩燾做駐英、法公使的是曾紀澤。他在外國五年多，略識英語。他的才能眼光與郭嵩燾等。因為他運用外交，從俄國收回伊犁，他是國際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國的時候抱定誌向，要推進全民族的近代化，但是他也遭時人的反對，找不著機會做事，不久就氣死了。

同治、光緒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眾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的，並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地奮鬥出來的。在甲午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後，革新的領袖權慢慢地轉到在野的人的手裏，但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不是民眾。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