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第一節 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恭親王及文祥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三種教訓。第一，他們確切地認識到西洋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鹹豐十年（1860），擔任京津防禦者是僧格林沁和勝保。這兩人在當時是有名的大將。他們慘敗了以後，時人隻好承認西洋軍隊的優勝。第二，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秘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這頗出於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第三，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並不是他們以前所想象的那樣，“狼子野心，不守信義”。英、法的軍隊雖然占了北京，並且實力充足，能為所欲為，但《北京條約》訂了以後，英、法居然依據條約撤退軍隊，交還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證西洋人也守信義，所以對付外國人並不是全無辦法的。

從這三種教訓，恭親王及文祥定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第一，他們決定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換句話說，他們覺得中國應該接受西洋文化之軍事部分。他們於是買外國軍器，請外國教官。他們說，這是中國的自強之道。第二，他們知道自強不是短期內所能成立的。在自強達到預期的程度以前，中國應該謹守條約，以免戰爭。恭親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決心要推行他們的新政。在國家危急的時候膽敢出來與外國人周旋，並且專靠外交的運用，他們居然收複了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他們的奇功。並且恭親王是鹹豐的親弟、同治的親叔，他們的地位是全朝最親貴的，有了他們的決心和資望，他們在京內成了自強運動的中心。

同時，在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也得著同樣的教訓。最初使他們注意的是外國人所用的輪船，在長江下遊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據說胡林翼在安慶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即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可見輪船給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慶找了幾位明數理的舊學者和鐵匠、木匠去試造輪船，造成了以後不能行動。左在杭州做了同樣的試驗，得同樣的結果，足證這班人對於西洋機械的注重。

在長江下遊作戰的時候，太平軍和湘軍、淮軍都競買洋槍。李鴻章設大本營於上海，與外國人往來最多，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的部下還有英國軍官戈登（Gordon）統帶的常勝軍。他到了上海不滿一年，就寫信給曾國藩說：

鴻章嚐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苦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他又寫給恭親王和文祥說：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愒，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而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業可精，而才亦可集。

這封信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曆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誦讀。第一，李鴻章認定我國到了十九世紀，唯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鴻章在同治三年（1864）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哪一國變得快。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世界的曆史的意義，他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地要當時的人猛醒與努力。這一點尤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清朝的科舉製度。不但此也，他簡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他要士大夫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而把科學工程懸為終身富貴的鵠的。因為李鴻章認識時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麽，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做了些什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