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洪秀全與曾國藩 第一節 舊社會走循環套

第一章已經討論了道光、鹹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我們很可以轉禍為福，隻要我們大膽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並駕齊驅，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不此之圖。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他們不承認是敗了。主戰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撫夷派，在戰爭之後，正如在戰爭之前，均未圖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敘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地研究道光、鹹豐年間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為德國內政健全，戰後尚不出二十年，它又恢複它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據清政府的估計，中國的人丁在康熙四十年（1701）約有二千萬，到了嘉慶五年（1800）增加到三萬萬。百年之內竟有十五倍的增加！這種估計雖不可靠，然而我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有很大的增加，這是毫無疑問的。十七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後又有明清的交戰及清廷有計劃地屠殺漢人，如揚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近年“中央研究院”發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他那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隻有九百餘人，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於是人口增加。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演去，就是聖賢也無法脫逃。

那時的人一方麵不知利用科學節製生育，另一方麵又不知利用科學增加生產。在大亂之後，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墾，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略為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過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於是每人耕地的麵積減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隻好燒香拜佛，嗟歎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縱使有救世之心，亦無救世之力，隻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產，於是小亂變為大亂。

中國曆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勳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地統治階級的欲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貪汙亦大大地長進。並且舊社會裏，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裏，有誌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做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且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有人說：中國舊日的社會很平等，因為官吏都是科舉出身，而且舊日的教育是很不費錢的。這種看法，過於樂觀。清朝一代的翰林哪一個在得誌以前，曾經下過苦力？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問，清朝一代的翰林，哪一個的父親曾下過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清朝有名的貧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細考他們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勞力者。中國舊日的資本家有幾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哪一種沒有官吏做後盾，仗官勢發財？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裏，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裏。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汙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循環套的最低點。嘉慶初年所革除的權臣和珅，據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檔案，積有私產到九萬萬兩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曆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無日無內亂，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教徒的叛亂，後有西北回教徒之亂、西南苗瑤之亂，同時東南沿海的海盜亦甚猖獗。這還是明目張膽與國家對抗者，至於潛伏於社會的匪徒幾乎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1835），禦史常大淳上奏說：“直隸、山東、河南向有教匪，輾轉傳習，惑眾斂錢。遇歲歉，白晝夥搶，名曰均糧。近來間或拿辦，不斷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南安、贛州與兩廣接壤，均有會匪結黨成群，動成巨案。”

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到了道光年間，我們的法製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分地失其維係力。我們一麵須接受新的文化，一麵又須設法振興舊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著的難關是雙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