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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初年，開國功臣酈商在漢高祖劉邦死後繼續輔佐孝惠帝和呂後，直至病重而不能理事。其時呂後專權，誅殺劉姓宗親，在重要崗位上安插呂家親屬，劉姓政權麵臨著被呂姓和平演變的風險。若不是呂後“及時”身故，這一潛在的危險大有可能成為現實。

於是，忠於劉姓的元老大臣們開始謀劃誅除呂氏家族，如此則需要控製兵權，而兵權依舊掌握在呂氏手裏。從呂氏手裏奪取兵權來誅除呂氏，聽上去真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說事情還有一線轉機的話，那就是酈商的兒子酈寄和呂祿是好朋友，而呂祿恰恰就任北軍統帥。計從此出，太尉周勃派人脅持了酈寄的父親酈商，迫使酈寄誘騙呂祿外出，以便創造時機入營奪權。道德與利益的難題一並擺在酈寄麵前，他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呢？

酈寄的抉擇似乎不應太難，畢竟天平的一端是親生父親的生死安危，再加上正統王朝的君臣之義，另一端隻是一個好朋友罷了，何況這個朋友在政治上還是個亂臣賊子。事情是這樣發展的：酈寄果然按照周勃的安排去誘騙呂祿，而出於對朋友的充分信任，呂祿輕輕鬆鬆地和酈寄一同出遊了。周勃就是趁著這個時機入據北軍，成功誅滅了呂氏家族。

但是，這個似乎不該受到任何道德譴責的酈寄異乎尋常地受到了普遍的道德譴責——《史記》和《漢書》在記述整件事情的經過之後都有一句話說，天下人皆稱酈寄賣友。

酈寄賣友其實頗有家庭傳統，酈氏家族為劉邦獻出的第一功就是酈寄的叔父酈食其靠賣友贏來的。其時沛公正值反秦義軍各擅勝場之際，沛公劉邦領兵經過陳留，酈食其求見，提出願為劉邦拿下陳留。酈食其一介平民，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隻是因為他與秦朝的陳留縣令素來交好。酈食其趁夜去見陳留令，以利害相遊說，陳留令雖然不為所動，卻說了一番有情有義的話：“秦朝法律至為嚴厲，您千萬不要亂說話，亂說話的人是要被殺光的。您對我說的這番話，不符合我的心意，請您不要再說了。”以秦法之重，陳留令對酈食其這個亂臣賊子可以毫不追究，不出賣朋友以博取上位，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而酈食其對他的回報是，趁著留宿之便，夜半斬下陳留令的首級，翻越城牆而出。劉邦將陳留令的首級掛在長竿上以示陳留守軍，就此兵不血刃地奪取陳留。（《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酈寄賣友遠不及乃叔那般冷酷無情，隻是後者占了亂世的便宜，竟然不曾招致任何指責。事情的另一麵是：如果酈食其可以為自己的賣友行為辯護的話，想來他會認為這是為大義而滅小義。——可資參照的是，酈食其為劉邦遊說齊王，為韓信所賣，齊王置鼎欲烹殺之。酈食其於此時留下了人生的最後一句話：“做大事的人不會謹小慎微，有高尚道德的人不在意別人的責備。”這是一種直到今日依然相當普遍的人生哲學：善是分等級的，為了追求更高的善，一個人完全應該犧牲較低的善。那麽，為了追求天下太平，萬世一統，無論背棄親朋好友也好，誅戮千萬無辜也好，完全具備道德上的合法性。

班固正是以這樣的邏輯為酈寄做辯護的：“孝文帝時，天下人都認為酈寄賣友，但是，所謂賣友之人都是見利忘義之輩，酈寄卻不一樣——他的父親是漢朝功臣，又受了周勃的劫持，何況酈寄雖然害了朋友呂祿，卻安定了國家社稷，無論於君臣之義還是父子之義皆無虧欠，他這樣做是沒有錯的。”（《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傳讚》）

班固的這番辯護，無論從義理上還是從邏輯上都很通暢，但仍然掩蓋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整個“天下”都在譴責酈寄的賣友行為。也就是說，如果取從眾原則的話，酈寄無疑是一個卑鄙小人，出賣呂祿這件事亦無疑就是他身上永遠洗不掉的道德汙點。即便到了唐代，李瀚編寫《蒙求》以方便小孩子記誦曆史掌故，文中仍然有“酈寄賣友”一句。這就意味著，在成年人為小孩子樹立正確價值觀的行為裏，酈寄已經淪為極不光彩的反麵教材了。

普羅大眾的見識當然不會有班固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來得深刻，他們判斷問題往往較少地訴諸條分縷析的嚴密邏輯，而往往訴諸直觀感受。我們不難想象，若是孝文帝時期的“天下人”可以和班固論辯的話，他們的發言很可能破綻百出，不值一駁，但正如今天很多人堅信無論在何種情況下murder is murder或者a deal is a deal之類的標準一樣，他們一樣會堅信賣友就是賣友，而無論有怎樣的前提和理由。

而另一方麵是，“天下人”對酈寄的譴責至少可以說明以下事實：

（1）劉氏與呂氏對最高權力的爭奪雖然搞得腥風血雨，但其範圍基本限於統治階層內部，不曾波及整個社會。

（2）“天下人”對漢王朝的認同感並不很強，社會觀念仍有先秦遺風。

那麽，如果我們承認道德即任一社會裏的主流價值觀，並且相信天倫式的道德標準來自對天性的直觀認知而非縝密的邏輯推理，我們又該怎樣評價酈商呢？到底是班固錯了，還是“天下人”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