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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儒家禮學，《禮記·曲禮下》給出過這樣一種教誨：臣子規勸國君的過錯，再三規勸而無效之後，臣子就應該出逃國外；兒子規勸父親的過錯，父親就算執意不聽，兒子也隻能號泣著跟隨父親。

這就意味著，君臣之道並非天倫，彼此是可以選擇的，父子之道則是天倫，彼此無可選擇。這樣的臣，顯然屬於孟子所謂的異姓之卿。如果換作貴戚之卿，與國君兼具血緣與政治上的雙重關係，不知道該做如何選擇呢？

後世倫理從來先國後家，宣揚諸如“大河有水小河滿”“舍小家、為大家”的觀念，而宗法倫理恰恰相反，先家後國，名正言順地將家族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將自己所屬的諸侯國的利益擺在“天下”的利益之上，這恰恰符合儒家倫理中“齊家而後治國，治國而後平天下”一語的原始含義。

再者，今天我們講“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規不但遠遠弱於國法，更不能違反國法；而在宗法時代，家規不僅優先於國法，而且完全可以違反國法。在石碏的例子裏，設若在州籲被殺之後，衛國的國法寬恕了石厚，石碏也一樣可以執行家法殺掉石厚。

在春秋觀念裏，作為大家長，作為一族之宗主，首要之務便是維護家族。若為了這個目的而犧牲掉親生兒子，在道德上無疑是正確的。《左傳·文公十六年》中，宋國的公孫壽不肯做官，卻安排兒子替自己做官，其理由是時逢政治亂局，做官太危險，不做官又無法庇護家族，若是讓兒子來替自己做官，縱然兒子死了，總還可以保全家族，若是自己做官而死，整個家族都無法保全。

同樣，獳羊肩的行為準則也不大容易被後人理解。石厚雖然可以被定性為亂黨，但畢竟是國家大臣；從這層意義來看，獳羊肩分明是以家臣的身份，尊奉家長的命令，對一位朝廷大臣執行死刑。獳羊肩是石碏的家宰，本身並不在逐級分封的封建係統之內，也就是說，他既沒有貴族身份，也不存在和石碏的血緣關係，他隻是石氏家族的大管家而已。在春秋觀念裏，家臣的效忠對象隻有自己的主君（大家長）。

譬如《國語·晉語八》，晉國權臣欒盈出奔楚國，晉國執政大臣範宣子下令禁止欒氏的家臣隨行，違者處死，但欒氏的家臣辛俞不聽禁令，還是追隨欒盈去了。辛俞被捕之後，晉平公問他：“國家已經發布了禁令，你為什麽膽敢觸犯呢？”辛俞卻理直氣壯地答道：“我明明服從了禁令，哪敢觸犯？執政大人下令說‘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須從君。我聽說過這樣的話：‘一連三代做人家的家臣，就該視家主人為君；兩代以下做家臣的，就該視家主人為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這是國君您的明令。當初我的祖父因為在晉國沒有靠山，所以世代隸屬欒氏，到我這裏已經三代了，我怎敢不視主人為君？如今執政大人說‘不從君者處死’，我怎敢背叛君主以觸犯死罪呢？”晉平公很欣賞辛俞的說辭，極力挽留他，又以厚禮相贈，但辛俞隻是固辭，晉平公便終於放他走了。

在這段記載裏，晉平公與範宣子在禁令中所謂的“君”無疑是指國君，即晉平公本人，辛俞卻巧妙地偷梁換柱，闡明欒氏正是自己的“君”，所以違背禁令追隨欒盈恰恰正是遵從禁令當中所謂的“從君”。晉平公是欒盈的“君”，但不是辛俞的“君”，雖然欒盈違背了晉平公，但辛俞完全不必考慮這些，更不必考慮對國家的忠誠度問題。作為累世之家臣，他的義務僅僅是服從自己的“君”。而麵對辛俞的這番辯解，晉平公非但不發作，反而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認同和欣賞。

再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當時魯國國政把持在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大家族手中，其中又以季孫氏勢力最盛，國君魯昭公為了除掉季孫氏而終於采取了軍事行動。在這個局勢不明、動輒得咎的緊要時刻，在叔孫氏那邊，家臣鬷戾急忙召集手下人商量政治站隊的問題。鬷戾率先表態：“我，家臣也，不敢知國。”——鬷戾這是在強調自己作為家臣的義務，即效忠叔孫氏，而魯國的國事與自己無關。在擺出這個原則之後，鬷戾問大家：“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到底是有季孫氏對我們叔孫氏更有利，還是沒有季孫氏對我們叔孫氏更有利。”大家都說：“沒有季孫氏，就沒有我們叔孫氏。”鬷戾說：“那就去援救季孫氏吧。”就在鬷戾出兵之後，一直觀望戰局的孟孫氏也加入進來，想來其理由亦與鬷戾的考慮無異。魯昭公敵不過三大家族的聯手反抗，隻好逃出魯國，從此在流亡中度過餘生。

後來《韓非子·內儲說下》以這件事作為曆史教訓，用以說明人臣之不忠根源於君臣利益之不一致。在韓非子的時代，政治結構已經日趨集權化，自然無法接受分封製下逐級效忠的觀念了。

在嚴格意義上的封建製度下，作為家臣，若是把國家利益放在主君利益之上，反而是不道德的，因而會遭到君子的譏諷。譬如《左傳·昭公十四年》載，季平子的家臣南蒯反叛主君，事敗後逃到齊國，齊景公戲稱他為叛徒，南蒯辯解說自己反叛主君是為了使公室強大，這番話立即招致了齊國大夫子韓皙的責難：“身為家臣卻想使公室強大，沒有比這更大的罪過了。”

南蒯雖然言不由衷，子韓皙卻連他這一粉飾之詞本身都不以為然得很。其時魯國的形勢是“三桓”漸次將公室架空，南蒯所服務的季孫氏正是“三桓”之中勢力最大的一個家族。卿大夫的家族勢力擠壓國君的權力，這顯然是非禮的，後來孔子在魯國從政，一大事業就是壓製“三桓”以使公室強大。但同樣的話語，經孔子說出來就名正言順，經南蒯說出來就罪莫大焉，原因就在於兩人身份的差別：孔子服務於魯國公室，南蒯則是季氏的家臣。家臣效忠主君而非效忠國君，這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這對於將“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視為天經地義的今人來說，確實要多做一些同情的理解。

這就可以看出，之所以儒家以血緣天倫為理論基石，並且把它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是因為儒學秉承周禮，而周禮建基於周代特定的宗法結構，國建立在家的基礎上，政治結構建立在血緣結構的基礎上。曆任的周天子，首先是“天下”的大宗之主，其次才是最高政治領袖。也就是說，宗主身份優先於君主身份，父權優先於君權。若在這種認識之下回顧先前的兩難問題，周公誅管叔的確存在一些可以被人指摘的地方，而大舜的竊負而逃和石碏的大義滅親，雖然行為上南轅北轍，道德基礎卻不存在什麽本質差別。

先秦百家之學，隻有儒家的原創性最弱，很大程度上隻是在“複禮”而已，即試圖恢複周初宗法基礎之上的禮製，所以其學說的宗法背景最強；而在秦漢之後，宗法製度瓦解，儒學卻被推尊為官方意識形態，這便難免會有理論難題不時出現，讓人正也不是，反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