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如果你是葉公好龍式的讀者 一、為什麽讀王陽明
我一直以為，今人對王陽明的熱衷頗有幾分荒誕，倘若他們當真了解王陽明的一生成敗以及陽明心學的真實含義，當初的熱情會不會在轉眼之間煙消雲散呢？
王陽明似乎是被當作今天意義上的“成功人士”崇拜的。人們歎服他的烜赫事功，至於他的學說與品德，看上去隻是輔助他成就事功的工具。太多人之所以在這個充滿**與競爭的時代甘心拿出一部分本可以用來獲利或休閑的時間沉潛於故紙堆裏，涉獵一點陽明心學，隻是因為幻想著可以由此獲得王陽明借以成功的思想利器，使自己變身為成功人士罷了，至少也要比當下更成功一點。
這樣的想法究竟有幾分可靠呢？我很想率先交代一個發生在金融行業裏的真實故事：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據2014年官方統計的收入排名，金融行業穩居榜首。高收益自然伴隨著高風險，某位金融精英用以應對風險、緩解心理壓力的措施是頗有幾分代表性的：拜一位“大師”為師，每有斬獲，便不吝名車、豪宅向“大師”進貢。事情的第一個蹊蹺之處在於，所謂“大師”，自當是修為高深、雲淡風輕、視金錢如糞土的人，怎麽可能像凡夫俗子一般貪戀物質呢？而且，如果他真的有能力指點學生發財，這樣的指點豈不是使學生在物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與超凡脫俗的高人境界南轅北轍嗎？
我有幸聆聽過這位“大師”的解釋：“你們修為太淺，很容易被錢財腐蝕心靈，所以多餘的錢財自然應該奉獻給我。我已經有了足夠的修為，錢財無論多寡，都不會對我的心靈造成任何損害。”
好的，在我們失聲發笑之後，不得不承認在這短短的一番說辭裏竟然隱藏著高深的理論素養和無懈可擊的邏輯，儼然有古之儒者的風範。儒家經典《禮記》有這樣一段話：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禮記·儒行》）
這段話描繪出儒者的經典形象：他是自信滿滿的原則主義者，隻依據內心原則做事而不計成敗。任你用金錢和聲色犬馬來包圍他，他也不會做出有虧於道義的事情；任你憑借人多勢眾來脅迫他，甚至以死亡來恐嚇他，他也不會有半點動搖；如果遇到猛獸，他會以全部勇氣出手相搏，全不在乎力量的懸殊；如果需要拔山舉鼎，他也會當仁不讓，全不管自己到底有多少氣力；他既不會對過去的事情後悔，也不會預估將來的風險，始終保持威嚴的容止，遇事不會改變既定的謀劃……儒者的獨特之處正是在這些地方啊。
不難想見的是，如果我們把《禮記》的這篇文字當成一段心理側寫的話，我們會相信這是虔誠的宗教人士才有的樣子。在任何雲譎波詭的環境裏，無論是古代的宮廷鬥爭還是現代的金融賭博，這樣的心理素質無疑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成功要素。而假若它是可以被購買的，我相信願意一擲千金的人絕對不在少數。那位金融精英從“大師”身上以名車、豪宅所換取的，歸根結底其實就是這樣一種東西。換言之，“大師”的存在無論是否真的具有逢凶化吉、指引金光大道的意義，至少使人相信了這些意義的存在，從而擺脫了各種患得患失的糾結和焦慮。
你對一位“大師”的信心越足，你的心靈安定感就越強，應對不確定事件時的心理素質也就越好，這就是“心誠則靈”的道理。雖然從客觀角度上看，“精誠所至”的付出未必就會導致“金石為開”的結果，但隻要你真的“精誠所至”，至少你會相信“金石為開”的結果已經出現或者終將出現，即便你一敗塗地，也比旁人更容易找到寬慰自己的理由。
正如理性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生存優勢，非理性也有同樣的甚至更為重要的意義。當我們以十足的理性態度對各種“大師”之流滿懷譏諷的時候，不要忘記人類倘若沒有這些愚蠢之流，人類的心理機製倘若缺乏這種欺騙與自我欺騙的能力，那麽心理崩潰將會成為最致命也最普遍的痼疾。
幸或不幸的是，對於太多人而言，王陽明正是這樣的一位“大師”，何況他的成功經曆早已為他的學說做出了可信度十足的背書。人們總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所以無論是同在大儒級別的朱熹也好，為王陽明開學術先河的陸九淵也好，他們的生平與學說在今天的大眾市場上已經很少有人關注了。原因就是這樣簡單：他們都不是“成功人士”，所以他們的學說不值得認真對待。
是的，我們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一個人的“成功”和他的“成功經驗”之間的聯係遠不似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緊密。
二、驚人的預言與預言家的“成功經驗”
《左傳》，為王陽明所熟讀的儒家經典，記有這樣一段史事：賣主求榮的子伯季子與舊主的家臣許公為狹路相逢，就在這個你死我活的緊張時刻，許公為氣定神閑，請對方先向自己射箭。這裏需要交代的背景是，春秋時代是標準意義上的貴族時代，雖然淪落到禮崩樂壞的邊緣，但騎士精神仍然是社會的主旋律。當武士交戰，須以箭術決勝負的時候，默認的規則是一人一箭交替射擊，直到有一方被射中為止。所以先射的人總是占便宜的。許公為之所以主動請對方先射，甚至請對方連射自己三箭，理由非常擲地有聲：“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他堅信世界上存在著正義必勝的法則，那麽，子伯季子既然站在正義的對立麵，就算讓他先射三箭，他又怎麽可能射中自己呢？
我們不得不佩服許公為對正義天理的絕對信心，而事情的結果也完美地證明了他的正確：子伯季子連射三箭，連許公為的衣角都沒有擦到，輪到許公為發箭的時候，隻一箭便結果了子伯季子的性命。（《左傳·哀公十六年》）
當然不乏從中讀出信心和正義的力量的人，即便是頭腦最簡單的讀者，恐怕也不敢斷言許公為對正義的這份信心會保證他在將來的戰鬥中還能夠繼續克敵製勝。那麽，我們不妨大膽地設想一下：假如真的發生了連戰連捷、百戰百勝的情況，會不會動搖我們的想法呢？
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時代並不罕見。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過電話營銷的騷擾，有一類營銷手法是這樣的：不斷向你預測股市漲跌，在贏得你的信任之後，再向你推銷某種理財計劃。如果電話另一端的這位營銷者每次都能夠準確預言股市的漲跌，譬如一連十次，那麽定力再好的人也難免為之心動。合理的推測是，這家營銷公司要麽掌握著絕對高級的股市分析技術，要麽在多家上市公司裏都有絕對可靠的內線，總不可能隻憑運氣做出百發百中的預測吧？
然而事實上，這真的隻是運氣，或者說是一種並不複雜的概率遊戲。
這樣的操作手法被稱為“倒金字塔騙局”：騙子組建起一個電話交易公司，給每一個“顧客”打電話，為他們預測股市走向。譬如騙子會從電話簿上隨機選取一千個營銷對象，向其中五百人預測股市會漲，向另外五百人預測股市會跌，那麽無論如何他們都會說對一半。接下來他們再打電話給接到正確預測的那五百人，故技重施。在這樣的周而複始之中，隨著目標人數每一次減半，剩下的那些“幸運兒”自然會對騙子的預測能力篤信不疑了。
德國作家羅爾夫·多貝裏設計過一個與上述騙局相當類似的思維實驗：“我們假設有一百萬隻猴子在股市上投機，它們瘋狂地、自然也是純隨機地買賣股票，會發生什麽事？一年後，約一半猴子的投資都賺錢了，另一半虧錢了。第二年，這幫猴子又是一半賺錢，另一半虧錢。長此以往，十年後大約隻剩下一千隻猴子，它們的每次投資都是正確的。二十年後就隻剩下一隻猴子每次投資總是正確的——它成了億萬富翁。我們就叫它‘成功猴’吧。媒體會怎麽反應呢？他們會衝向這隻動物，去闡述它的‘成功原理’。他們會找到某種原理：也許這隻‘成功猴’吃的香蕉比其他猴子多，也許它坐在籠子的另一個角落裏，也許它是頭朝下吊掛在樹枝上的，或者也許它捉虱子時思考的時間很長。它一定擁有某種成功秘訣，不是嗎？否則它怎麽會有這麽出色的表現呢？一隻二十年來總是做出正確投資決定的猴子，怎麽可能隻是一隻無知的猴子呢？不可能！”
這個思維實驗其實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事實上，倘若猴子操作的是香蕉市場的股票，換言之，倘若它們能夠從股市的盈利中獲得相應數量的香蕉，那麽，哪怕它們隻是猴子，也不可能做到純粹隨機地買賣股票。恰恰相反，它們真的會探索出某些“成功模式”，並且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盡管身在幕後的我們清楚地知道這些所謂的“成功模式”與香蕉市場的盈虧其實沒有半點關係。
這個貌似荒唐的事實是前輩心理學家斯金納在他的名篇《鴿子的迷信行為》裏揭示的。斯金納設計了一項與猴子炒股極其近似的實驗（真正意義上的實驗），被試對象是八隻處於饑餓狀態、被安置在一隻特製箱子裏的鴿子。箱子裏的食物分發器每隔十五秒鍾自動落下一份食丸，有趣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斯金納的實驗報告如此記錄道：“其中有一隻鴿子形成了逆時針轉圈的條件反射，另一隻反複將頭撞向箱子上方的一個角落，第三隻鴿子不斷重複著抬頭和低頭的動作，還有兩隻鴿子呈現出鍾擺似的動作：它們頭部前伸，從右向左做出大幅度的搖擺，接著再慢慢地轉回來，身子也在順勢移動……”這些此前全然未曾出現的古怪行為當然與獲得食物毫無關係，卻表現得仿佛是行為導致了食物出現。鴿子也會像人類一樣依據時間次序搭建因果關係，它們相信自己在食丸落下之前的某個舉動是導致食丸落下的直接原因，於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食物，它們會不斷重複那些動作。換言之，鴿子變得“迷信”了。
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並不比鴿子高明很多，而我們所追求的事物顯然又要比鴿子的食丸豐富得多。譬如所謂的成功，其實是由極少數我們所能認知的因素以及無數遠遠超出我們認知能力的因素合力完成的，僅僅是因為人心向簡以及過度的自信，才會使我們每每懷著篤定的心，為個人成就梳理出某些一目了然的因果關係。即便金子總會發光，我們的肉體凡胎也不可能真的像金子那樣挨過被發掘與被錘煉之前的那億萬年的暗淡歲月。而曆史，無論史官還是當事人的記載，都是由記錄人的主觀認識框架，即自覺或不自覺的因果視角、完形視角、取舍偏好、價值偏好等等一一過濾後傳播給我們的。
這樣的看法難免會有一點虛無主義的嫌疑，但我還是願意援引我在《隱公元年》裏表達過的一番態度：“我更傾向於認為曆史是作為一個個獨立的片段模糊地呈現在我們麵前的，任何有意無意地在不同事件之間搭建因果關係的努力都必須審慎地把所有的可能性考慮在內，而後者在史學的範疇內往往隻是不可能的任務，遑論那些對曆史人物求之唯恐不深的心理分析。這些努力雖然會為人們提供很多所謂人生感悟與曆史借鑒，卻常在獲得文學色彩和實踐價值的同時丟失了曆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嚴肅意義。換句話說，這些因果關係與感悟、借鑒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基於敘述者及閱讀者本人的思維模式，最終成型為一座座風采各異的沙上之塔。而時間久了，曆史便成了一部觀念的曆史。”
三、子產的知識·經過實踐檢驗的未必就是真理
容我再次引述《左傳》的一段記載：鄭國執政官子產到晉國聘問，適逢晉平公臥病。晉國執政官韓宣子接見賓客，私下裏對子產說：“寡君臥病，已經三個月了，所有該祭祀的山川神祇都祭祀過了，病情卻隻有加重而不見減輕，現在寡君又夢見黃熊進入宮門，您知道這是哪種惡鬼在作祟嗎？”
子產答道：“以貴國君王的賢明，又有您作為執政官治理國家，哪裏會有惡鬼作祟呢？黃熊並非惡鬼。古時候，夏朝的始祖鯀被堯帝誅殺於羽山，魂魄變成黃熊進入羽淵，成為夏朝所祭祀的神祇，夏、商、周三代祭祀不輟。如今晉國作為諸侯盟主，怕是遺漏了對他的祭祀吧？”
韓宣子於是祭祀鯀神，晉平公果然痊愈，滿懷感激地賜給子產兩隻珍貴的方鼎。（《左傳·昭公七年》）
子產並非愚夫愚婦，恰恰相反，他非但是孔子的偶像，或許還要算是整個春秋時代最為博聞強識的君子。他掌握著非常豐富的關於鬼神的知識，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學者型官僚。我們以現代的知識水平，當然會說子產對黃熊的解讀與晉平公的痊愈之間毫無因果關係可言，隻是一種可喜的巧合罷了，至多是發揮了安慰劑效應，但是，類似的事例其實充斥於《左傳》所呈現給我們的春秋世界。換言之，《左傳》正是以這樣一整套知識體係來解讀全部二百四十四年春秋曆史的，條理明晰，邏輯自洽，很難激發起缺乏現代知識體係的讀者的半點懷疑。
通觀子產的生平事跡，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鬼神知識一次次破除過群氓的“迷信”，又一次次成功解決過類似黃熊事件的棘手問題。他是一個極度自信的人，當然，他似乎也有十足的資格擁有這份自信。即便是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條在今天依然生效的至理名言，我們也必須承認子產所闡述的“真理”確實已經無數次成功地經受過實踐檢驗了。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王陽明和子產屬於同一類人，他們都自我培養出了一整套特立獨行的知識體係，並且應用這一套知識體係在政治的鱷魚潭裏過關斬將、披荊斬棘。接二連三的成功不但使他們更加自信，還為他們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然而事實上，在成功的主觀層麵上，起到作用的與其說是那套知識體係的內容本身，不如說是當事人的極度自信。
四、信心是重要的，信什麽反而無關緊要
自信，從來都是積極人生以及通往成功之路最重要的一塊基石，而無論你自信的內容究竟是什麽。虔誠的宗教信徒之所以總是比普通人更容易挨過各種生活難關，在大樣本統計數據上的自殺率也明顯比普通人低，歸根結底就是這個道理。至於他們所信仰的神祇究竟是《舊約》中的上帝、《新約》中的耶穌、印度的佛陀、藏傳佛教中的大日如來還是民間傳說裏的八仙，反而——至少在上述意義上講——並不那麽要緊。
有一則心靈雞湯性質的故事道出了問題的真諦：一位喇嘛途經一座偏僻的山村，遠遠地看到一間破敗的茅屋，四周大放光明。喇嘛心中驚異，知道這裏一定住著得道高人，於是改變了原有的行程，特地到茅屋拜訪。茅屋的主人是一位獨居的老婆婆，年輕時學誦六字大明咒，天天虔誠念誦，至今已有三十多年。
喇嘛了解到，這位老婆婆的全部修行隻是持之以恒地念誦這一句六字大明咒，此外無他，隻可惜她的文化程度不高，竟然將“唵嘛呢叭咪吽”的最後一個字認成了“牛”。喇嘛好心地糾正了老婆婆的發音，然後才放心地告辭了。
數月之後，喇嘛故地重遊，再看那茅屋的方向，先前的赫赫光明竟然消失不見了。喇嘛大驚失色，恍悟是自己的一句話使老婆婆三十餘年的篤信生出了裂痕，當下急中生智，找到老婆婆，說：“我之前隻是試探你的誠心，其實你原先的讀音半點不差。”於是，當喇嘛再次告辭上路，回望那座茅屋的時候，先前的光明果然重現。
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倘若在宗教體係之外加以解讀，將茅屋的光明理解為人生的幸福感，那麽我們就會發現，幸福感與信心和確定性的程度是高度相關的，與信心和確定性的內容卻關聯不大。
如果說有誰會對這樣的結論大發雷霆，那麽玄奘大師顯然會是我們想到的第一個人物。經院哲學家不能容忍細小的翻譯錯誤，於是不惜曆盡千難萬險去佛教發源地求取真經。玄奘和那個老婆婆究竟孰是孰非，這竟然也可以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情。“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裏所發出的這番貌似有點憤世嫉俗的感慨，在今天看來竟然完全是對心理事實的客觀而準確的陳述。
五、從人生福祉的意義上講，的確可以說“心即一切，一切即心”
“一個又漂亮又靠不住的男人，多麽容易占據女人家柔弱的心！唉！這都是我們生性脆弱的緣故，不是我們自身的錯處；因為上天造下我們是哪樣的人，我們就是哪樣的人。”這是莎劇《第十二夜》女主角薇奧拉的經典台詞，以樸素的語言道出了人性的真諦。
每個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追求幸福感，這就是我們被上天所造就的樣子，或者說是人類的天性，甚或是每一種生物的天性。天性相通，故而“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對這些稀缺資源競爭不利的落敗者們自然就會另辟蹊徑，最簡單直接的辦法莫過於對客觀事實換一種解讀方式。這類辦法，等而上之者我們稱為哲學，等而下之者我們稱為阿Q精神。
而這類辦法之所以成立，基於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即幸福是一個純粹主觀意義上的東西，一個在外人看來受苦受累、做牛做馬的奴隸在他自己的內心世界裏也可以是幸福的。譬如他懷有對天國的虔誠信念，堅信自己今生的苦難隻是通往永恒天堂的短短幾級必經的台階而已，而那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人，他們這幾十年白駒過隙的享樂生涯將要換來永恒的地獄烈火的煎熬，而他們竟然對這樣的結局全然不知，世界上難道還有比這更加可悲可笑的事情嗎？於是當這名奴隸麵對現實世界裏的侮辱與損害時，其自我感覺恰似一位微服私訪的帝王在偏街僻巷裏麵對酒肆老板娘的頤指氣使。
早在兩千多年前，有識之士便已經憑借樸素的智慧洞悉了“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左傳·昭公十年》記晏子語）的真理，而這種“負能量”其實是我們在億萬年進化過程中所保留下來的一種生存優勢，是它保障了我們有更加強烈的衝動參與競爭，即便所爭的盡是一些很無謂的事情。
就那名奴隸而言，對天堂的篤信越強烈，內心的幸福感也就越強。就那位老婆婆而言，對六字大明咒的篤信越強烈，內心的幸福感也就越強。至於天堂是否虛幻不實、六字大明咒是否真的被念錯了發音，通通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幸福的人生需要堅定不移的篤信，很多陽明心學的信奉者所尋求的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感受。
從這層意義上說，陽明心學與其說是學術，不如說是宗教，它所施加給信徒們的，與其說是學術的力量，不如說是宗教的力量。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陽明心學會特別吸引那些較為感性的人，卻很難攻克理性主義者的涼薄之心。我們看到王陽明一些知名的徒子徒孫的生活與治學的做派，或多或少都會聯想到今天的行為藝術家們。可想而知的是，倘若玄奘大師棄佛從儒，並且生活在王陽明的時代，斷然會成為陽明心學在學術上最強勁的敵手。人們對於某種學術、某種宗教或某種價值觀的選擇，往往都是由他的個人氣質所決定的。
至於我自己，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讀者都會知道，大約可以掛上理性主義者或邏輯控這樣的標簽，隻懷有單純的、偵探一般的求真趣味。所以，由我這樣一個人來講述王陽明的生平與學說，一定會令一些感性氣質較強的人大感不悅，幸而這世界上總還有少許更加偏於理性趣味的讀者。
六、為了擺脫焦慮，我們總會賦予世界秩序和意義
從老婆婆和喇嘛的故事裏，我們可以分析出宗教生活的兩大基本特質：意義化和秩序化。
可以換取一張進入天國的門票，這是誦讀六字大明咒的意義所在；以儀式的態度，以持之以恒的方式，如同機械一般在數十年中不斷重複著誦讀的過程，這是一種極其穩定的秩序化的行為。所有的宗教生活都不會缺失這兩項特質，但是，與其說它們是宗教的屬性，不如說是人的天性。甚或我們可以說，宗教性就是人的一種天性。
人，天生就有著極其強烈的對意義和秩序的追求。換言之，倘若一件事是沒有意義的，或者是缺乏秩序的，我們那脆弱的心靈便總會生出許多不安和焦灼。這當然是一種很不舒適的狀態，於是，為了使自己能夠安心，我們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事物意義化和秩序化，而在意義化和秩序化的過程之中，再荒謬的做法也聊勝於無。
譬如我們總是喜歡“有破有立”這個說法，一旦你反駁了某個理論，人們最常見的反應就是質問你：“那你倒是提出一個建設性的理論來啊，否則就請閉嘴！”倘若我們乘坐時間機器飛回兩千多年前，向韓宣子和子產闡述山川神祇的喜怒其實無關人的健康與疾患，他們很可能就會做出這樣的反詰。
或者你和同伴在旅行途中迷了路，你發現同伴拿的是一張錯誤的地圖，但你能怎麽辦呢？絕大多數人的做法是，既然找不到正確的地圖，那麽拿一張錯誤的地圖也總好過沒有地圖。所以我們看到，在人類的文明史上，舊理論從來不是因為被徹底證偽而失去了市場，隻有當某種新理論興起之後，舊理論才真的有可能退出曆史舞台，即便新理論並不比舊理論高明。
我們總是在尋找意義，尋找每一個疑問背後的確定性答案，很難容忍意義或確定性答案空缺的狀態，哪怕隻在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上。
譬如即便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是絕大多數的餐廳服務生都有過這樣的感受：縱使在非常忙碌的時候，也總是能夠很清晰地記得那些尚未結賬的顧客的賬單上的一些細節，但顧客一旦結賬離去，他們很快就會將賬單上的內容忘得一幹二淨。
這個太過平常的事情看似隻是一個簡單的注意力的問題罷了，但是，在大約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卻小題大做地反複琢磨這個場景，總覺得這事情的背後應該還有一點什麽。
若幹年後，勒溫的弟子布魯瑪-蔡加尼克做出了一項很著名的實驗，她給被試者們分配了一些簡單的任務，比如解數學題，或者製作簡單的手工模型，但她經常打斷他們，讓他們停下手裏的活計，聽從某個新的安排。結果可想而知，到了結束的時間，很多任務都不了了之。但真正的重頭戲發生在任務結束幾個小時之後——蔡加尼克開始讓大家回憶方才做過的那些任務，這才有了那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謂的蔡加尼克效應：當一個人著手做一件事的時候，如果因為中途被打斷而導致這件事沒能完成，那麽比之完成的事情，他對未能完成的事情的記憶會清晰一倍。
是的，對於日常生活而言，心裏懸而未決的東西太多，這怎麽看都不像一件好事，畢竟人類的天性是“完形地”來觀察世界的。讓我們來設想一個場景：一張紙上畫了三根直線，這三根直線構成了一個近似的並沒有完全閉合的三角形，雖然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一個三角形，隻是三根直線罷了，但絕大多數人都會把它看作一個三角形。三角形沒有封閉的部分是我們在自己的心裏給它封閉完成的，是我們的意識把這三根直線組合成一個成形的三角形的——這就是格式塔心理學所謂的“閉合律”。
“格式塔”是一個德語單詞的音譯，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個“完形”。世界就像一張永遠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的試卷，而我們在看到這張試卷的時候，總會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滿，讓這張試卷看起來完整、通順而有意義。
一個催眠術的實驗可以給我們另一個角度的啟發：催眠師在將被試者成功催眠之後，命令他去打開房間的窗子，被試者完全服從了這個命令，當實驗結束以後，被試者醒轉過來，催眠師問他剛才為什麽要打開窗子。被試者疑惑了一會兒，很快回答說：“因為覺得房間裏太熱。”
懸而未決的開放狀態會使我們內心緊張，妥帖的閉合狀態卻會使我們放鬆下來。當然，放鬆才是我們的心靈，或者說是大腦，天然就會追求的一種舒適狀態，於是，這個紛繁複雜、充斥著各種懸疑問題的現實世界總會被我們想象成一個秩序井然的房間，房間裏所有的東西都被某個隱身的田螺姑娘整理得妥妥帖帖。我們就是這樣自覺不自覺地將現實世界整理成我們最樂於接受的模樣，然後欺騙自己說這就是世界的真相。
美國宗教社會學家貝格爾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人類建造世界的基本宗旨，就是建造人類天生所缺乏的那種類似於動物的嚴密結構，即秩序和法則，秩序化和法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抵抗恐怖的避難所，而宗教正是一種“用神聖的方式來進行秩序化的人類活動”。（《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
時至今日，貝格爾的觀點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得到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支持，換言之，後者可以用更加樸實、缺乏詩意的語言論證出極其近似的結論。我們隻要從這個結論稍稍推演幾步，也就可以理解傳統的一元化社會比今天的多元化社會更容易催生我們的安定感，相應地也更容易催生我們的幸福感。在一元化的社會裏，我們固執地相信自己的價值觀是具有普世性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倘若有什麽異質因子出現，一定屬於魔鬼的一黨。
生活中一些極細微的事例就在呈現這種被心理學家稱為“確定性偏見”的事實，例如吃豆腐腦究竟應該澆鹵還是放糖，這真的引發過鹵汁派和白糖派群情洶湧的網絡論戰，彼此都覺得對方的吃法是邪惡且匪夷所思的。英國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遊記》裏以戲謔的語調所描述的大頭派和小頭派（其爭論焦點是吃雞蛋剝皮時究竟應該從大頭敲破還是從小頭敲破）原本是為了譏諷英國議會裏那些因小題大做而分黨立派的荒唐議員，然而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大頭派或小頭派的一員，隻是在某些問題上屬於大頭派，在另一些問題上屬於小頭派而已。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斯威夫特的寓言所揭示的意義遠比作者的意圖本身更為深刻。
多元化的世界總會使我們無所適從，我們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坦然接受一個充斥著不確定性的世界。我們必須費力地說服自己：鄰居甲的無神論信仰以及鄰居乙的基督教信仰，其實和我自己的佛教信仰隻是通往真如世界的不同途徑罷了，並不是什麽異端邪說，同樣值得尊重。當然，這是多元化社會逼迫我們形成的觀念，完全有違人類的天性，或者說有違我們基因密碼裏的初始設定。
所以，在今天這個多元化的世界裏，人們對確定性的渴望顯然比起那些生活在一元化時代的古人更加強烈，這正是各種心靈雞湯得以大行其道的絕佳沃土，也是陽明心學重獲新生的美妙時機。
陽明心學確實致力於打造一元化的世界，強化我們的“確定性偏見”，簡化我們認知世界的秩序化框架。這其實正是古代學術典型而普遍的特征，隻是陽明心學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更為突出罷了，因為在古人生活的世界裏，交通和通信手段遠遠比不上今日，人們基本都生活在某個相當封閉的熟人社會裏，生活習慣和價值觀高度趨同，而對於視野之外的廣袤世界，他們總是因為少見，所以多怪。
七、道義優先抑或功利優先
事情的另一麵是，雖然王陽明確屬於當之無愧的成功人士，時間的魔法更為他添加了頭頂的光環和腳下的祥雲，但是，倘若在我們懷著十足的理性態度，借助大樣本的統計數據——假如可以的話——來認識王陽明的追隨者以及陽明心學的萬千信徒之後，我相信任何一個功利主義者都會在第一時間改弦更張，轉而成為秦檜、劉瑾之流的忠實擁躉。
這並不是什麽誇張的修辭或者暗藏譏諷的反語，因為事實真的就是這樣：隻要我們暫時拋開道德的考量，就會發現即便我們真的厭憎叢林法則，即便真的應該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徹底掃出人類世界，但凶狠、狡詐、虛偽、無情等等盡數歸入魔鬼一黨的素質，在數千年來的人類文明史上，與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始終保持著最高程度的關聯。
倘若拿這個問題去請教王陽明本人的看法，他一定會一笑置之。因為在他的心靈世界裏，乃至在一切正統儒家的人格修養裏，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從來不被作為一個人理應追求的目標，更不可以作為評價一個人的合理標準。孟子早已給出過最經典的答案，那是在他初見梁惠王的時候，後者以一名負責任的大國領袖的姿態虛心請教：“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朱熹在為這句話做注的時候，引用程頤的觀點說：“為己”是自己體認，“為人”是為了被人所知；自己去體認天道，如果生逢其時，副產品就是事業有成，而為了被人所知，或者說為了贏得世人的認同，其結果反而是迷失了自我。朱熹最後強調，古來聖賢們對為學之道論述很多，但再沒有比這句話更加切中肯綮的了。（《論語集注》）
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合格的學生。我們或者為了謀求生計，努力學習一技之長；或者受到興趣的驅使，以學習為消遣；甚或僅僅為了考一個證書，掛靠到某個單位坐收其利……在儒者看來，這些都是標準意義上的小人行徑，為君子所不齒。“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君子之學的本質隻有一條，即體認天道，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追尋唯一的終極真理，而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那都是次一級的目標。
如果現實生活中真的出現了這樣的醇儒，我們多半會覺得他迂腐。當然，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人也往往看不慣這種太不食人間煙火的做派，所以儒法之爭、義利之爭、王霸之爭才會綿延不絕，所以外儒內法、陽儒陰法才屢屢成為曆代統治者欣然接受的基本國策。
在中國曆史上，儒法之爭綿延兩千餘年，其實質無非是義利之爭。儒家是原則導向型，以仁義為第一原則，隻講仁義而不計成敗，如果真的取得了成功，那也隻被看作一種良性的副產品，倘若不幸失敗，也無非是求仁得仁、舍生取義。法家則是目標導向型，實現目標是最重要的，沒人在意你通過怎樣的手段。
這樣看來，義利之爭大約近乎公平與效率之爭，公平問題屬於道義問題，有人認為道義應該被擺在第一位，即“隻做道義上正確的事”，效率可以是它的副產品；也有人認為效率應該被擺在第一位，倉廩實而知榮辱，道義可以是它的副產品。後者批評前者迂腐，前者批評後者為取一時之功而貽百世之害。
在這個問題上，王陽明其實堅定地站在“迂腐”的一派裏，所謂“聖賢隻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傳習錄·下》），顯赫事功隻是他堅守“迂腐”的副產品罷了。換言之，在王陽明的一生中，令人欽羨的事功並不是他的追求，恰恰相反，他是追求做儒家聖人的，而對事功的汲汲追求純屬對“聖人”二字的褻瀆。所以王陽明一定會對以下故事裏的這位樵夫心有戚戚焉。魏晉年間，高士孫登在河邊遇到一名樵夫，問他：“你就這樣度過一生嗎？”樵夫答道：“我聽說聖人從無企求，隻是以道德為本心罷了。我砍柴度日，難道還有什麽值得同情的不成？”
八、“平常心”的悖論
由此我們很容易就會進入“平常心”的悖論：今天的職業運動員、金融精英以及所有在高壓力、高風險與高回報的競技場上奮力搏殺的人，都能夠深刻理解心態對於職業生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高壓力會導致緊張，緊張會導致發揮失常，而一旦在某一次重要競技中發揮失常，下一次機會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甚或再也不會有機會了。
也許是文藝作品給我們製造了太多夢境，譬如狄更斯總是在小說裏製造一些“有錢的好人”。喬治·奧威爾早早地發出了質疑：“這種人物……往往是個巨商（我們不一定知道他到底做的是什麽買賣），他總是個超人式的心腸仁慈的老先生，他來去匆忙，提高職員薪水，拍拍孩子腦袋，把欠債的人保出監獄，總而言之，像個童話裏的教母。……甚至狄更斯有時也一定想到過，任何一個那麽心急地要把錢送掉的人，首先是絕不可能得到錢的。”（《查爾斯·狄更斯》）
爭名奪利總會伴隨著各種冒險，伴隨著腎上腺素激增的情況，當然，也會在更多時候伴隨著一種令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緒：焦慮。然而焦慮並不總是壞的，甚至正麵意義比負麵意義更多。美劇《逍遙法外》成功塑造出一個極其強悍的女主角，她出身於社會底層，成長為一個戰無不勝、名利雙收的法學教授。她在試圖掩蓋一起謀殺罪行的時候，對一個在巨大壓力下略有動搖的同盟者說了這樣一番話：“我看得出，你和我是一樣的人，你現在唯一擔心的就是能不能熬過去。這就是我們的共同點：焦慮。焦慮使我們功成名就，也使我們心力交瘁。”
焦慮，而非平常心，才是她的成功秘訣，也正是真實世界的運作法則。那些雲淡風輕、與世無爭的人隻會守著他們那無時不在的平常心滑落到社會的底層。如果僅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很多時候樂觀情緒會比悲觀情緒更容易將我們引向負麵的結果，因為前者會使我們喪失動力和審慎。
來自進化生物學的現代知識告訴我們，那些被我們貼上“負能量”的標簽而大加鄙夷的情緒，諸如焦慮、憤怒，對我們的生存是多麽有益，正是它們敦促我們遠離危險，或者鞭策著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越是焦慮的人，越是在一些關鍵的節點渴望平常心。倘使有一種能夠立竿見影地催生平常心的藥片，一片可以給人帶來十分鍾的平常心，那麽隻要一小盒這樣的藥片就足夠一個追名逐利的人一輩子的劑量了。換言之，他們並不需要更多。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上》）
意即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技藝、知識，常常是出於災患的緣故。尤其是孤臣孽子，生活在凶險的狀況下，憂患意識很重，所以會格外地通達事理。這當然不是什麽深奧的道理，隻不過是俗語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罷了。
事情的另一麵是，無論金融從業者還是職業運動員，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本身都是功利性的，沒有任何道德價值，而陽明心學所著意培養的平常心恰恰是以道義為旨歸而排斥功利性的。隻不過人們往往做一些緣木求魚的事，最顯著者莫過於跪在以“四大皆空”教育世人的佛祖麵前祈求升官發財。
那麽暫退一步，我們且以買櫝還珠的態度接受陽明心學，去其靈魂，取其形骸，養成良好的心態以應對險惡的競爭環境，但這也很難行得通。誠然，平常心使人不去計較輸贏、得失、榮辱。既然不再計較，自然也就不會瞻貞視悔、患得患失，可以輕鬆接受任何可能出現的結果。擁有一顆平常心的人確實更容易發揮實力，更容易保持冷靜且減少失誤，成功的概率自然比患得患失的人更高。但是，當你刻意求勝，太在乎事情的結果，因而想要培養平常心以增加成功概率的時候，你顯然是在做一件南轅北轍的荒唐事，你所刻意培養的平常心從一開始就已經不是平常心，而是成敗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