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莊士敦

我第一次看見外國人，是有一年隆裕太後招待外國公使夫人們的時候。那些外國婦女們的奇怪服裝，特別是她們的眼睛五顏六色，頭發眼眉連眼睫毛都是黃的，讓我覺得又寒磣，又可怕。不過我還沒看見過外國的男人，從石印的畫報上，我看到的是他們嘴上都有個大八字胡，褲腿上都有一條線，手裏都有一根棍子。據太監們說，外國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都可以掛一隻燈籠，外國人的腿很直，所以，在庚子那年有位大臣給西太後出主意說，和外國兵打仗隻要用竹竿子把他們捅倒，他們就爬不起來了。至於外國人手裏的棍子，太監說叫做“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陳寶琛師傅到過南洋，見過外國人，他給我講的國外知識逐漸代替了幼時的印象和來自石印畫報和太監們的傳說，但當我聽說要來個外國人做我的師傅的時候，我這十四歲的少年仍滿懷著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親和中國師傅們“引見”雷堪奈爾德·約翰·弗萊明·莊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點就是毓慶宮。首先，是按著接見外臣的儀式，我坐在寶座上，他走進屋門，向我行一鞠躬禮，然後前進到我座前，又行一鞠躬禮，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禮，他退後一步，又行一鞠躬禮，退出門外。這個禮行完了他再進來，我又向他行一鞠躬，這算是師生的見麵禮。這些禮都完了，在朱益藩師傅陪坐下，開始上課。

在禮來禮往之間，我發現莊士敦師傅倒並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國話非常流利，比陳師傅的福建話和朱師傅的江西話還好懂。莊師傅那年大約四十歲多一點，顯得比我父親蒼老，而動作卻敏捷靈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還懷疑他的衣服裏有什麽鐵架子撐著。他沒有什麽八字胡和文明棍，自然他的腿也能打彎，但總給我一個硬邦邦的感覺。特別是他的一雙藍眼睛和慘白頭發，看著很不舒服。

他來了大概一個多月之後，這天他講了一會兒書，忽然回頭惡狠狠地看了悄悄地立在牆壁跟前的太監一眼，漲紅了臉，憤憤地對我說：

“內務府這樣對待我，是很不禮貌的。為什麽別的師傅上課沒有太監，唯有我的課要一個太監站在那裏呢？我不喜歡這樣。”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歡，我要向徐總統提出來，因為我是徐總統請來的！”

後來太監果然不再站在那裏了。我不知道他是怎麽和徐總統說的，也不知徐世昌又是怎麽和內務府說的，不過，我感到這個外國人很厲害，所以在最初，我倒是規規矩矩地跟他學英文，不敢像對中國師傅那樣，念得膩煩了就瞎聊，甚至叫師傅放假。

這樣的日子並不長。過不了兩三個月，我就發現，這位英國師傅和中國師傅們相同的地方越來越多。他不但和中國師傅一樣恭順地稱我為皇上，而且也一樣地在我念得煩厭的時候，推開書本陪我閑聊，講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據他的建議，英文課也添了一個伴讀的學生，和中國師傅的做法一模一樣。

這位蘇格蘭老夫子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他到宮裏教書是由於老洋務派遺老李經邁（李鴻章之子）的建議，經徐世昌總統代向英國公使館交涉，正式被清室聘來的。他曾在香港英總督那裏當秘書，入宮之前，是英國租借地威海衛行政長官。據他自己說，他在亞洲已度過二十多年，在中國走遍了內地各省，遊遍了名山大川，古跡名勝。他通曉中國曆史，熟悉中國各地風土人情，對儒墨釋老都有研究，對中國古詩特別欣賞。他讀過多少經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卻看見過他真像中國師傅一樣，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讀唐詩。

他和中國師傅們同樣地以我的賞賜為榮。他得到了頭品頂戴，專門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帶，穿戴整齊地站在他的西山櫻桃溝別墅門前，在我寫的“樂靜山齋”四字匾額下麵，拍成照片，廣贈親友。內務府在地安門裏油漆作一號租了一所四合院住宅，給這位單身漢的師傅住。他把這個小院布置得儼然像一所遺老住宅，一進門，在門洞裏可以看見四個紅底黑字的“門封”，一邊是“毓慶宮行走”“賞坐二人肩輿”，另一邊是“賜頭品頂戴”“賞穿帶膆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賞賜，他必有謝恩折，這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頂戴的賞賜後寫的：

臣莊士敦跪

奏為叩謝天恩事。宣統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欽奉諭旨：莊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著加恩賞給二品頂戴，仍照舊教授，並賞給帶膆貂褂一件，欽此。聞命之下，實不勝感激之至。

謹恭折叩謝

皇上

天恩。謹

奏。

莊士敦采用《論語》“士誌於道”這一句，給自己起了個“誌道”的雅號。他欣賞著中國茶或中國的牡丹花，和遺老們談古論今。他到回國養老後，在家裏專辟一室，陳列著我的賜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頂戴等物，在自己購置的小島上懸起“滿洲國”的國旗，以表示對皇帝的忠誠。然而，最先造成我們師生的融洽關係的，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來，這位愛紅臉的蘇格蘭人能那樣地對待我這樣的學生，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給我拿來了一些外國畫報，上麵都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叫歐戰）的圖片，大都是顯示協約國的軍威的飛機、坦克、大炮之類的東西。我讓這些新鮮玩意兒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興趣，就指著畫報上的東西在旁作講解，坦克有什麽作用，飛機是哪國的好，協約國軍隊怎樣的勇敢……起初我聽得還有味道，不過隻有一會兒工夫我照例又煩了。我拿出了我的鼻煙壺，把鼻煙倒在桌子上，在上麵畫起花來。莊師傅一聲不響地收起了畫報，等著我玩鼻煙，一直等到下課的時候。還有一次，他給我帶來一些外國的糖果，那個漂亮的輕鐵的盒子，銀色的包裝紙，各種水果的香味，讓我大為高興。他就又講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學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齊的形狀是機器製成的。但是，什麽叫做化學，機器如何巧妙，我一點也聽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兩塊糖，想起了檜柏樹上的螞蟻，也想讓它們嚐嚐化學和機器的味道，於是我就跑到跨院去了。這位蘇格蘭老夫於是又守著糖果盒子等在那裏，一直等到下課。

莊師傅教育我的苦心，我也逐漸地明白，而且感到髙興，願意聽從。他的教育不隻是英文，或者說，英文倒不重要，三年間我隻不過學了一部英文四書和一本童話書，他更注重的是教育我像個他所說的English Gentleman（英國紳士）那樣的人。我十五歲那年，決心完全照他的樣來打扮自己，叫太監到街上給我買了一大摞西裝來。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領帶像繩子似的係在領子的外麵，當走進毓慶宮叫他看見的時候，他簡直氣得發了抖，叫我趕快回去換下來。第二天，他帶來了裁縫給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國紳士的衣服。後來他說：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裝，還是穿原來的袍褂好。穿那種估衣鋪的衣服的不是紳士，是……”他轉頭對溥佳說，“我不希望你像個Beggar boy（乞兒）！”

“假如皇上將來出現在英國倫敦，”他常對我說，“總要經常被邀請參加茶會的。那是比較隨便而又重要的聚會，舉行時間大都是星期三，在這裏可以見到貴族、學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會見的各種人。衣裳倒不必太講究，但是禮貌十分重要。如果有人喝咖啡像灌開水似的，或者拿點心當飯吃，或者叉子勺兒叮叮當當地響，那就壞了。在英國，吃點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複精神），不是吃飯……”

盡管我對莊士敦師傅的循循善誘不能完全記住，我經常在吃第二塊點心的時候就把吃第一塊時記住的忘得一幹二淨，可是畫報上的飛機大炮、化學糖果和茶會上的禮節所代表的西洋文明，還是深深印進了我的心底。從看歐戰畫報起，我有了看外國畫報的愛好，我首先從畫報上的廣告得到了衝動，立刻命令內務府給我向外國定購畫報上的洋犬和外國皇冠上那樣的鑽石。我按照畫報上的樣式，叫內務府給我買洋式家具，在養心殿裝設地板，把紫檀木裝銅活的炕幾換成了抹著洋漆、裝著白瓷把手的炕幾，把屋子裏弄得不倫不類。我按照莊士敦的樣子，大量購置身上的各種零碎：懷表、表鏈、戒指、別針、袖扣、領帶，等等。我請他給我起了外國名字，也給我的弟弟妹妹們和我的“後”“妃”起了外國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麗莎白。我模仿他那種中英文夾雜著的說話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讀者用這種話來交談：

“威廉姆（溥傑的名字），快給我把pencil（鉛筆）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們來，hear（聽）hear外國軍樂！”

說的時候，洋洋得意。聽得陳寶琛師傅皺眉閉目，像酸倒了牙齒似的。

總之，後來在我眼裏，莊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莊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裏最有學問的人。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產生這樣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對中國的絲織綢緞的價值發生了動搖，他口袋上的自來水筆竟使我因中國的毛筆宣紙而感到自卑。自從他把英國兵營的軍樂隊帶進宮裏演奏之後，中國的絲弦我就更覺不能入耳，甚至連丹陛大樂的威嚴也大為削弱。隻因莊士敦譏笑說中國人的辮子是豬尾巴，我這才明白腦袋後的這東西確實不雅觀，立刻毫不猶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誰也沒商量。

順便說一下，那次剪辮子的影響真是不小。從民國二年起，民國當局的內務部就幾次給內務府來函，請紫禁城協助勸說旗人剪辮，也勸說紫禁城裏也剪掉它，語氣都非常和婉，更沒提到我的頭上以及大臣們的頭上，主要的還是希望勸說旗人執行，因為有許多人借口在宮中當差而拒絕剪辮。內務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內務部，甚至辮子可做識別進出宮門的標誌也作為一條理由。這件事拖了好幾年，紫禁城內依舊是辮子世界。沒想到莊士敦教了我不到一年，我就首先自己剪了辮子，我這一剪，幾天工夫千把條（除了幾個內務府大臣和三位中國師傅）的辮子全不見了。如果把間接影響算上，還不止此數。因為溥傑、溥佳和毓崇回家之後也借口奉旨剪了辮子，這在各王府裏也造成了影響。歸根結底，這還是莊師傅的作用。

那次剪辮子惹得太妃們痛哭了一場，老師們也悶悶不樂，各地的遺老們知道了也少不得有人流淚歎氣，因為頭上有個辮子和紫禁城有個皇帝，同樣是具有最大象征意義的事情。莊士敦的出現，一下子給去掉了一半，這還不算，後來他又建議讓皇帝遷出紫禁城，搬到頤和園去住，有些遺老簡直給他氣瘋了。最讓內務府大臣不滿的是，莊士敦還建議派精明的漢大臣參加內務府，而莊士敦經常把聽來的關於內務府裏有人和外麵的古玩商勾勾搭搭的消息告訴我，內務府也能猜得到。這些事造成了內務府的司員們對莊士敦越來越不滿意，但是又沒辦法，因為一則內務府大臣們舍不得丟掉這個保險票，一則他越來越受我的信任，即使有人想把他擠走也不可能了。

那時宮內開支仍然十分龐大，而民國供給的經費年年拖欠，內務府為了籌辦經費，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畫、金銀、瓷器去變賣和抵押。我逐漸地從莊士敦這裏，也從一些報紙的隱晦的消息裏知道裏麵有鬼，至少是售價很吃虧。我對於這類事本來不操心，不過有一次我聽說要賣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起了疑心，才想起要過問一下。我想起了莊士敦說過，內務府拿出的金銀製品如果當做藝術品來賣，都是有很高價值的，可是聽說每次都是按重量賣，吃了很大的虧，除非是傻子才這樣幹。我把內務府的人叫來問這個金塔是怎麽賣法。一聽說，果然是按重量賣的，我立刻大發脾氣：

“這除非是傻子才幹的事，你們就沒有一個聰明人嗎？”

內務府的人大概認為這是莊士敦拆他們的台，他們想了一個對付莊士敦的辦法，把金塔抬到莊士敦的家裏，說是皇上請他代售。莊士敦立刻看穿了這個把戲，大怒道：“假如你們不拿走，我馬上奏明皇上！”

在我結婚前後，毓慶宮的最後一年裏，莊士敦已是我的靈魂的一部分。我們談論課外問題所占用的上課時間已經越來越多，談論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泛。他給我講過英國王室的生活，各國的政體國情，大戰後的列強實力，世界各地風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土地上的風物，中國的內戰局勢，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他這樣稱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西方文明的關係，他談論到複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軍閥態度……

有一次他說：“從每種報紙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人民是思念大清的，連窮鄉僻壤裏的農人也要詢問皇帝陛下的消息，每個人對共和製都厭倦了。我想暫且不必關心那些軍人們的態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費那麽多時間從報紙上去尋找他們的態度，也暫且不必說他們擁護複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後目的有什麽區別，這都不必去談，總而言之，陳太傅的話是對的，皇帝陛下聖德日新是最要緊的。所謂聖德日新，總不是在紫禁城的天地中的事。在歐洲，特別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讀書的牛津大學裏，皇帝陛下總是可以得到許多必要的知識，展開必要的眼界的……”

在我動了留學英國的念頭之前，他已給我打開了不小的“眼界”——如果這可以叫做眼界的話。經過他的介紹，紫禁城裏出現過英國海軍司令，香港英國總督，日本駐天津總領事，二次大戰之後當過首相的吉田茂……每個人對我都是彬彬有禮地表示了對我的尊敬，稱我為皇帝陛下。

我對歐化生活的醉心和對莊士敦亦步亦趨的模仿，也並非完全使這位外國師傅滿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見解，或者說，他另有對我的興趣。在我結婚那天，我就有了這種的感覺。那天我在招待外國賓客的酒會上露過了一麵，祝了酒，回到養心殿後，脫下我的龍袍，換上了我平常愛穿的一套西式獵裝。這時，莊士敦帶著他的朋友們來了。一位外國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見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問莊士敦：

“那個少年是誰？”

莊士敦看見了我，打量了一下我這身裝束，立刻臉上漲得通紅，那個模樣簡直把我嚇了一跳，而那些外國人臉上做出的那種失望的表情又使我莫名其妙。外國人走了之後，莊士敦的氣還沒有消，簡直是氣急敗壞地對我說：

“這叫什麽樣子嗬？皇帝陛下！中國皇帝穿了一身西洋的獵裝，我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