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絕的希望

有一天，我在禦花園裏騎自行車玩，騎到拐角的地方，幾乎撞著一個人。在宮裏發生這樣的事情，應該算這個挨撞的犯了君前失禮的過失，不過我倒沒有理會。我的車子在那裏打了個圈子，準備繞過去了，不料這個人卻跪下來不走，嘴裏還說：

“小的給萬歲爺請個安！”

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監穿的一樣，不過走道的神氣不像。我瞅了他一眼，看見他嘴上還有一抹胡碴子，知道他並不是個太監。我騎著車打著圈子問他：

“幹什麽的？”

“小的是管電燈的。”

“噢，你是幹那玩意兒的。剛才沒摔著，算你運氣。幹嗎你老跪著？”

聽了我的話，他不但沒起來，反倒又磕起頭來了，“小的運氣好，今天見著了真龍天子，就請萬歲爺開開天恩，賞給小的個什麽爵兒吧！”

我一聽這傻話就樂了。我想起了太監們告訴我的，北京街上給蹲橋頭的乞丐的諢名，就說：

“行，封你一個‘鎮橋侯（猴）’吧！哈哈……”

我騎車跑了，一路上大樂。回頭一看，沒想到他正衝著我這裏磕謝恩的頭呢！更想不到的是這個中了官迷的人真的找到了內務府去要“官誥”。內務府的人說：“這是一句笑話，你幹嗎認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們倒敢說是笑話，不行……”這件事怎麽了結的，我不知道了。

這個笑話讓我想起了常常聽到的鄉下傳說。師傅們和太監們說，內地鄉下總有人問：“宣統皇帝怎麽樣了？”“現在坐朝廷的是誰？”“真龍天子坐上了寶座，天下就該太平了吧？”我的英國師傅根據一本他所謂的過激派的刊物的文章說，連最反對帝製的人也承認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對共和。因為那文章的作者自己就遇到過那一類的問題。其實現在看來很清楚，在沒有任何其他“朝代”經曆，又沒看過什麽是真共和的情形下，老鄉們念叨一下“前清”，不過是表示一下對當前災難的痛恨而已。我的師傅們把這些詛咒眼前生活的語言拾了來，作為人心思舊的證據。這個中了“狸貓換太子”的毒的電燈匠頭目的故事，又讓我想起了那些傳說。

這樣的事在徐世昌“太傅攝政”時代的末期，也還可以時時碰到。有個給直係軍隊做軍裝發了財的商人，叫王九成的，為了想得一個穿黃馬褂的賞賜，曾花過不少工夫，費了不少鈔票。太監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散財童子。不知他通過了什麽關節，每逢年節就混到遺老中間來磕頭進貢，來時帶上大批鈔票，走到哪裏散哪裏。太監們最喜歡他來，因為不管是給他引路的、傳見的、打簾子的、倒茶的，以及沒事兒走過來和他說句話兒的，都會有成卷兒的鈔票塞到手裏來。至於在各個真正的關節地方花的錢，就更不用說了。最後他真的達到了目的，得到賞穿黃馬褂的“榮譽”。

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家譜時寫上個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諡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奏折來。著名的綽號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裏，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諡法。後來伸手要諡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損小朝廷的尊嚴，所以規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賜諡，以為限製。至於賞紫禁城騎馬，賞乘坐二人肩輿，賜寫春條、福壽字、對聯，等等，限製就更嚴些，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國的將領們也認為是最難得的“殊榮”。那些官職較低或者在前清沒有“前程”，但又沒有王九成那種本錢，走不進紫禁城的人，如當時各地“商紳”之類，他們另有追求的目標，這便是等而下之求遺老們給死了的長輩靈牌上“點主”，寫個墓誌銘，在兒女婚禮上做個證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猶太人哈同的滿族籍夫人姬陀羅，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狀元劉春霖，以重禮聘到上海，為他準備了特製的八人綠呢大轎，請他穿上清朝官服，為她的亡夫靈牌點主。類似的舉動也發生在當時一位所謂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我十五歲時由於聽莊士敦師傅的介紹，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莊士敦一邊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來江邊”的詩句，一邊又說：“不妨看看他寫的東西，也算一種知識。”我因此動了瞧一瞧這個新人物的念頭。老實說，這和我挨個兒傳見太醫時的心理一樣，不過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這好奇心發作之下，打了個電話給他，沒想到一叫他就來了。這次會麵情形預備後麵再談，這裏我要提一下在短暫的而無聊的會麵之後，我從胡適給莊士敦寫的一封信上發現，原來洋博士也有著那種遺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說：

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曆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麵前，占一席地！

總之，我在紫禁城的最後幾年，盡管從最後幾位大總統那裏得到的希望越來越少，但隨著我的年歲漸長，與社會上的間接接觸漸多，我卻越發相信“人心思舊”這句鬼話是真的。我心裏的希望在增長，欲望日益強烈。

那些王公大臣們在這幾年裏的心情不一定和我一樣，但也肯定有相似之處。比如從外國報紙上得到的精神鼓舞，我想他們絕不會次於我的（他們知道的外國報紙的消息比我從莊士敦嘴裏聽到的更多更詳細，而且他們在張勳複辟失敗後，這方麵也比我懂得更多）。現在不妨把我找到的當時莊士敦講給我聽過的最典型的一段外國文章看看。這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華北每日郵電》的一篇題為《另一次複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論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經曆一直是慘痛的。今天我們看到，南北都在劍拔弩張，這種情形隻能引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共和政體經過了試驗並發現有缺點。這個國家的中堅分子——富人階層和士紳很厭惡種種互相殘殺的戰爭，我們深信，他們一定會衷心擁護任何形式的政府，隻要它能確保十八省的太平就行。

不要忘記保皇者是有堅強陣容的。他們對共和政體從來不滿，但由於某種原因，他們近幾年保持著緘默。顯然他們同情著軍閥的行動，他們有些知名之士奔走於軍人集會的處所，並非沒有意義。

那些暗地讚同和希望前皇帝複辟成功的人的論點是，共和主義者正在破壞這個國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斷然措施——來恢複舊日的欣欣向榮、歌舞升平的氣象。

複辟帝製絕不會受到多方麵的歡迎，相反，還會受到外交上的相當大的反對，反對的公使館也不止一個。可是，隻要政變成功，這種反對就必然消失，因為我們知道：成者為王敗者寇。

在王公大臣們的心裏，大概沒有比這樣的聲音更好聽的了。他們從民國以來的事實，加上丁巳複辟的失敗，得到最重要的知識，就是洋人的可貴。“成功”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得到英國朱爾典好感的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把政權從隆裕的手裏接了過來。失敗後得以保全的例子那就更多了。善耆和溥偉起事失敗，跑進旅順大連，就變成安然無事；黎元洪在辮子兵的威脅下，辮子兵的大師在討逆軍的威脅下，先後跑進了外國使館，也都變成安然無事。在北洋係未分裂前，眼光還放在北洋領袖們身上的王公大臣們，現在都明白了比北洋領袖和任何督軍更有力量的還是洋人；和洋人拉好關係是進可以取，退可以守，這是王公大臣們一致的意見。在這一致的基礎上，他們才給我請了英國的師傅，準備把我訓練成一個可以直接和洋人發生接觸的人，這樣至少在我成年之前，“臥薪嚐膽”之後，我可以像他們放在靠近洋人的地方的其他珍寶一樣，必要時得到保險。

當然，盡管在外國人的報紙上有了那麽多的鼓勵性的話，直接決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福禍的，還是那些拿槍杆子的軍人。正如《華北每日郵電》所說，“奔走於軍人集會的處所，並非沒有意義”。我記得這年（一九一九）的下半年，紫禁城小朝廷和老北洋係以外的軍人有了並非泛泛之交。第一個交際對象是奉係的首領，張作霖巡閱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匯來的一筆代售皇產莊園的款子，是由我父親收轉的。我父親去函致謝，隨後內務府選出兩件古物，一件是《禦製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另一件是一對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親的名義饋贈張作霖，由一位三品專差唐銘盛直接送到奉天。張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當時奉軍的副總司令，也就是後來當了偽滿國務總理的張景惠，隨唐銘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謝了我的父親。從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軍方麵有了深一層的往來。在張勳複辟時，曾有三個奉軍的將領（張海鵬、馮麟閣、湯玉麟）親身在北京參加了複辟，現在又有張景惠、張宗昌被賞賜紫禁城騎馬。張宗昌當時是奉軍的師長，他父親在北京做八十歲大壽，我父親特親往祝賀。民國九年，直皖戰爭中直係聯合了奉係打敗了皖係，直係首領（馮國璋已死）曹錕和奉係首領張作霖進北京之後，小朝廷派了內務府大臣紹英親往迎接，醇王府更忙於交際。因為一度聽說張作霖要進宮請安，內務府大臣為了準備賜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議一番。結果決定，在預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記得張作霖沒有來，又回奉天去了。兩個月後，醇王身邊最年輕的一位貝勒得了張作霖顧問之銜，跟著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係失敗，直奉合作期間，北京的奉天會館成了奉係的將領們聚會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們奔走的地方。連醇王府的總管張文治也成了這裏的常客，他和張景惠在這裏拜了把兄弟……

這兩年，又和張勳複辟前的情況差不多，複辟的“謠傳”弄得滿城風雨。有一個外國記者向在野的黎元洪問起這件事，黎元洪說：“遲早會又鬧出這個複辟來，但是成功不了。”可見這是公開的傳說。我在這時和張勳複辟那時不同，可以聽到較多的消息了。除了報紙，師傅們給了我較前更多的新聞。不過，陳寶琛師傅透露給我的消息不如莊士敦的多了。莊士敦師傅曾把外國報上的消息告訴過我，其中有一段他後來寫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中。這是登在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親王派人到奉天送禮品和張景惠來北京之後的兩個月）英文《導報》上的發自奉天的消息：

近來在此間人士尤其是張作霖將軍部下中間盛傳一種謠言，說將在北京恢複滿清帝製以代替民國政府。根據種種斷言，這次帝製將由張將軍發動，合作的則有西北的皇族和軍事領導人，前將軍張勳也將起重要作用……說是甚至於徐總統和前馮總統，鑒於目前國家局勢以及外來危險，也都同意恢複帝製……至於曹錕、李純以及其他次要的軍人，讓他們保持現有地位再當上王公，就會很滿足了。

我從莊士敦那裏得知這段新聞，是比較靠後一些時間，因為我記得他同時還講過一些比這個消息晚得多的其他關於張作霖活動複辟的傳說。大概這類消息一直傳播到民國十一年，即張作霖又敗回東北時為止。這些消息我從中文報紙上也看到過一些（上海報為多）。我對上麵這條消息印象特別深刻，因為這條消息是最先使我從心底出現了欣喜之情，同時也讓我得以理解，為什麽奉軍首領們對紫禁城那樣熱誠，為什麽端康“千秋”時張景惠也夾在王公大臣之間來磕頭，為什麽人們說奉天會館特別熱鬧，某些王公們那樣興致勃勃。

但正當我剛剛有點明白，剛剛對張作霖有了熱情的時候，昨天還合作著的直奉兩係，突然也發生了摩擦，開起火來了。結果是奉軍失利，又跑到山海關外去了。

奉軍敗走，徐世昌接著忽然下台；直軍統治了北京，在張勳複辟時被趕下台的黎元洪又二次當了總統。在這次政局變動中，紫禁城又發生了新的驚慌。這次和張勳複辟那次不同的，是已經有了像莊士敦這樣可以起保險作用的人，王公大臣們就請求莊士敦帶我到英國使館去避難。莊士敦和英國公使貝爾利·阿爾斯頓勳爵商議了之後，回答說，英國公使館可以給莊士敦個人撥出一些房間，必要時我可以作為莊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裏麵去，同時英國人又找葡萄牙和荷蘭公使館交涉好，必要時可以容納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難。這樣安排好了，後來卻沒有出現那種必要的情況。這裏有一事件值得一說。在奉軍敗走，徐世昌下台之後不久，我由於種種的不安和其他後來要談到的原因，忽然又請求莊士敦，立即帶我出洋，並且叫他預備好汽車接我，我打算不征求王公大臣們的同意就離開這裏。我這個請求是突然之間把他找來提出的。這位英國師傅被這意外的事情弄得怔住了，他幾乎是來不及思索地就回答我：“這是不合時宜的，陛下要冷靜考慮到，徐總統剛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從紫禁城失蹤，這會引起聯想，說徐世昌和清室有什麽陰謀。再說，在這種情形下，英國也不會接受陛下……”

當時我卻沒有這種聯想的本領，因為人們不曾告訴我，張、徐之間以及張、徐與小朝廷之間暗中發生的事情，當然更想不到直奉戰爭之發生以及這一場勝負和東交民巷的關係。我當時一聽這個要求辦不到，隻好拉倒，不去多費腦筋了。

這是民國十一年春夏間的事。紫禁城登了報，聲明說清室和奉軍有什麽關係不過是個謠言，以後也沒發生什麽問題。第二年，直係的首領曹錕用五千元買一張選票的辦法，賄賂議員選他當上了總統。紫禁城對這位直係首領的恐懼剛剛消失，又對另一位直係首領，聲望日高而實力日益強大的吳佩孚發生了興趣。在我民國十一年結婚之前，我知道王公大臣們安排過給吳佩孚送禮的事。我結了婚，按例算做成人，王公大臣們辦事要向我直接談了。新來的遺老、後來當偽滿的第一任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就向我獻策說，吳佩孚是個最有希望的軍人，他素來以關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遊說。這年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大壽，在我同意之下，鄭孝胥帶了一份厚禮前去拜壽。但吳佩孚的態度若即若離，總沒有明白的表示。後來康有為也遊說他，康有為把他和吳的往來信劄也給我看了，也沒得到肯定的結果。事實上吳的得意時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壽的第二年，直奉又發生戰爭，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結果吳佩孚一敗塗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了出來。

在我結婚前最後這幾年滄海白雲之間，小朝廷裏王公大臣們心情變化並不完全一樣，主張越來越分歧。和年輕的王公正相反，表現最為消極的是內務府領銜大臣世續。他從丁巳複辟起，越來越泄氣，後來成了完全灰心悲觀的人。他甚至和人這樣說過：就算複辟成功，對我也沒有什麽好處。他的理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必定更有恃無恐地胡鬧，直到鬧出一場比辛亥更大的亂子為止。他又說，就算王公出息多了，出不了亂子，我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自己的險，說不定會給自己弄個什麽結局。他最後的主張，是給我選一門理想的親。他認為最好選一門沒落貴族，因為這種人家的女兒會過日子，不至於把我的“家產”毀得太快；如果不這樣，就和蒙古王公結親，以便必要時我可以跑到老丈人家去過日子。如果我當時聽到他的議論，準會氣死，但今天我卻不得不佩服他有知人之明。世續死於我結婚前一年左右，他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多問事，代替他的是紹英。紹英的見識遠不如他的前任，謹慎小心膽小怕事則有過之。在紹英心裏，隻有退保，決無進取打算。他要保守的與其說是我這個皇上，倒不如說保的是“優待條件”。因為保住這個東西就等於保住了他的一切——從財產生命到他的頭銜。他是首先從莊士敦身上看到這種保險作用的。他寧願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給外國人住，也不收出高租金的中國人為房客。莊士敦自己不願意領他這份情，幫忙給找了一個外國人做了他的鄰居，在他的屋頂上掛上了外國的國旗，因此他對莊士敦是感恩不盡的。

處於最年輕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內務府大臣之間的是陳寶琛師傅。他不像世續那樣悲觀，也不像紹英那樣除了保守優待條件以外，別的事連想也不想。他是深信將來“聖德日新”，到時候必然“天與人歸”的。他不像年輕的王公們對軍人們那麽感興趣，他並不反對和軍人們聯絡，他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慰勞過馮玉祥。在商議給軍人送禮時，出主意的也有他一份，不過，他一向對軍人不抱多少希望。他的希望正相反，是放在軍人火並的最後結局上，他認為到那時自然民國垮台，出現“天與人歸”的局勢。自從張勳失敗，陳寶琛總是翻來覆去給我講《孟子》這一段：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直到我結婚前後，陳師傅始終是我的靈魂，他的教導被我奉為圭臬。他的意見代表了我周圍許多遺老的想法。遺老們一貫愛說的就是遵時養晦、臥薪嚐膽、“皇上春秋鼎盛，聖德日新……”之類的話。後來來了鄭孝胥、羅振玉以及金梁這些被陳寶琛看做二流的遺老，陳師傅的話在我心裏又顯得有些腐舊了。不過他還是對我的主要支配力量。開始削弱他的影響的是英國師傅莊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