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問世

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楊絳

好的愛情是相互成就，是相輔相成，是讓彼此成為更好的人。

楊絳的第二部話劇《弄假成真》上演時，錢鍾書前去觀看。回家後，他對楊絳說：“我也要寫。”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立刻表示了支持，還催他盡快寫。錢鍾書當時正在寫《人·獸·鬼》中的短篇小說，抽不出時間寫長篇。

楊絳便說：“不要緊，你可以減少授課鍾點。家裏的生活很節儉，還可以減少開支，更節省。”正巧家中的女用人要回鄉，楊絳便沒有再雇女用人，自己做“灶下婢”，洗衣、劈柴、燒火、做飯等，全部由生疏一點點地變得熟練。

日本人管控物資十分森嚴，許多必需的生活品和食物都相當匱乏。為了節省煤，楊絳學會了和泥，把爐子的灶膛搪得很細膩。有一次，煤場送來三百斤煤粉，楊絳像得到了珍寶一樣。要知道，煤粉摻上煤灰做成煤餅，抵得上四五百斤煤球。她立刻找來一個高高的大盆，把煤粉、煤灰摻入水中，兩條胳膊伸到盆中，做煤餅。婆母跟她一起做，她看到婆母不慎把煤泥蹭到了臉上，便癡笑個不停。婆母也並不生氣，直歎錢鍾書“癡人有癡福”。

嫁給錢鍾書後，楊絳就成了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她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她認為錢鍾書的才華更高。她願意照顧好他，讓他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苦一些、累一些，並不算什麽。

《圍城》的序言中，錢鍾書是這樣寫的：

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裏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由於楊絳女士不斷地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不過，近來覺得獻書也像“致身於國”“還政於民”等佳話，隻是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說交付出去，其實隻仿佛魔術家玩的飛刀，放手而並沒有脫手。隨你怎樣把作品奉獻給人，作品總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書，還不值得這樣精巧地不老實，因此罷了。

錢鍾書於1944年動筆寫《圍城》，像序言所說，憂世傷生，多次想中止。他還忙著寫《談藝錄》的後半部。楊絳在旁耐心鼓勵，錢鍾書才每天隻寫五百字左右，寫完就給楊絳看。楊絳看完，笑，他也笑；楊絳大笑，他也大笑。有時，他們兩人相對大笑。錢鍾書陪楊絳大笑，是因為他知道楊絳因何而笑，也承認笑得不錯。

《圍城》的時代和場景取材於真實的生活經曆，但人物和情節是虛構的。比如開篇乘坐郵輪回國的場景，取材於錢鍾書和楊絳從法國返回時的情景。方鴻漸去往三閭大學的旅途所見，素材來源於錢鍾書去湖南藍田的經曆。有位新郎的白領圈被汗水浸泡得又黃又軟，就是錢鍾書當初結婚時的遭遇。而主角們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具體的原型，大多是將很多人的特質綜合在一起，加以虛構。

最讓人驚歎的是《圍城》的語言，錢鍾書的文字運用出神入化。書中的比喻皆別出心裁，諷刺更是辛辣幽默，活生生一部現代版《儒林外史》。

小說的主題源於歐洲的兩句諺語。一句是英國諺語：“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麵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另一句是法國諺語：“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

後來，《圍城》改編成電視劇時，楊絳總結得更為精辟：

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圍城》揭示了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的微妙的生存處境。正是在楊絳的全心照顧和鼓勵下，錢鍾書才完成了這部曠世名著。

錢鍾書的友人曾對他說，終於明白他為什麽總是帶著笑容了，因為他有一位絕好的妻子。是楊絳保全了錢鍾書的淘氣和天真。錢鍾書也喜歡在友人麵前誇讚楊絳，漸漸地就被認為有“譽妻癖”。

他寫書，喜歡在扉頁寫上：“獻給楊絳。”在短篇小說集《人·獸·鬼》的扉頁上，他曾寫過這麽一段浪漫的情話：

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楊絳卻說，那談不上是對她的稱讚，而是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她認為，夫妻間最重要的關係是朋友關係，夫妻應該是一生的朋友，即使不是知心朋友，也該是能做伴侶的朋友，或者是懂得相互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朋友，關係不能長久延續；夫妻而不夠朋友，最後也會分道揚鑣。

這些道理，對於現今時代的愛情和婚姻，同樣非常具有啟示意義。

很多年後，楊絳在讀到一本外國傳記時，看到這麽幾句話，就順便讀給錢鍾書聽：

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

錢鍾書聽後說：“我和他一樣。”

楊絳說：“我也一樣。”

愛情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越是艱難困苦，越能驗出真心。但若不是發自內心地理解、支持和欣賞對方，真心也持續不了太長時間。

《圍城》最初連載在《文藝月刊》雜誌上，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社發行單行本。它在收獲好評的同時，也受到很多非議，有人說它是“香粉鋪”和“活春宮”。

徐鴻寶老先生曾稱讚錢鍾書：“像錢鍾書這樣的人才，二三百年才出一個。”因才名遠播，抗日戰爭勝利後，有多家單位邀請錢鍾書前往就職。他曾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英文總纂，而鄭振鐸是中文總纂。暨南大學遷回上海後，錢鍾書又應文學院院長劉大傑的聘請，兼任外文係教授。

楊絳也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英國小說課程。兩人都有了固定收入，生活條件得以改善，也可以更好地照顧正在長身體的圓圓。

1949年的春天，錢鍾書和楊絳終於抽出時間去杭州旅遊，寄情於山水間。他們一同遊覽了靈隱寺、西泠印社、中山公園以及西湖上的一些景點，雖然隻有短短四天，心情卻很愉悅。這是他們走出苦難後的第一次結伴同遊，幸福程度不亞於度蜜月。

日子漸漸好起來了，楊絳的身體卻出了問題。她總覺得疲乏，體重每個月都在掉，也沒什麽精氣神。錢鍾書帶她到醫院檢查，醫生也查不出病因。

後來，上海解放了，清華大學的吳晗先生前來上海招聘。錢鍾書心想，也許換個地方，楊絳的身體就會好轉，便和楊絳一同應聘到母校的外文係教書。

一家三口踏著新氣象，即將回到闊別很久的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