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拆封的信——宋之問《渡漢江》

嶺外音書斷，經冬複曆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如若在這之上再添任意一字一句，詩就會死去，就在這危急的一刻，詩人靜靜擱筆。其實，詩人並沒有停止，他用沉默繼續說話。

這首詩之所以廣為傳誦，是因為它道出了所有在外多年的遊子在回鄉途中所特有的且喜且怯的心理。遊子久居異鄉，和家鄉不通音信，當真有一天踏上歸途的時候，離家鄉越近，心中卻越是忐忑：家鄉還是原來的樣子嗎？家人都還好嗎？會不會發生了什麽變故呢？親朋好友如今都怎樣了呢？……如果遇到了從家鄉那邊過來的人，想問卻不敢問，生怕有什麽不好的消息會讓自己難以承受。久別的家鄉，就像一封寫滿你切切想要了解卻不敢拆封的信。

的確，單獨來看這首詩，確實是這個樣子的，但如果本著知人論世的態度來看，感覺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詩中所謂“嶺外”，就是嶺南，即五嶺之南。五嶺是南方的五座大山，分隔了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中國古代習慣稱廣東、廣西一帶為荒蠻之地。就在宋之問的時代，一位家住嶺南的青年遠行向禪宗五祖弘忍大師求學，弘忍說：“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至少從字麵上看，顯然是有地域歧視的。這種地域歧視，就是因為五嶺隔絕南北，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很難傳播到嶺南，造成了嶺南地區文化和經濟的落後。直到嶺南人張九齡做了宰相，在大庾嶺開鑿了梅關古道以後，嶺南地區才逐步地得到開發，而那位嶺南獦獠後來則成為禪宗赫赫有名的六祖慧能，反而把嶺南文化傳播向中原了。

所以，宋之問時代的五嶺，不但是地理分界線，更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分界線。過嶺向南，就是政治失勢者的西伯利亞了。宋之問這次被貶嶺南，從正義性上說，因為他諂附奸佞，結果隨著奸佞的倒台而一並受到了懲處，屬於罪有應得；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說，是他在政治隊列裏站到了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的一邊，張易之呼風喚雨的時候，宋之問也雞犬升天，張易之倒台的時候，覆巢之下自然也無完卵。

宋之問被貶嶺南，途經五嶺之一的大庾嶺的時候，寫過一首很有名的《題大庾嶺北驛》。所謂北驛，就是大庾嶺北邊的一座驛站，如果繼續向南，下一個驛站就在大庾嶺以南了，就屬於嶺南荒蠻之地了。這首詩說：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何日複歸來。

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

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當時的人以為，北雁南飛，最南端就在大庾嶺，不會更往南了。大庾嶺以南是大雁都不去的地方，久居中原繁華之地的大才子宋之問如今卻要邁出這一步了，隻能戀戀不舍地歎息著“何日複歸來”。而沒過多久，他還真就回來了。

宋之問這次回來，並不是遇到了赦免，而是偷偷從貶所逃出來的。在《渡漢江》這首詩裏，所謂“嶺外音書斷，經冬複曆春”，是寫在嶺南的生活和感受，而接下來說的“近鄉情更怯”，之所以“近鄉”，就是偷跑出來的結果。逃過了漢江，就寫下了這一首詩。

但是，我們不要被“近鄉”這個詞迷惑住。作為一個政治動物，宋之問的這次出逃並不是逃回家鄉，而是逃回了當時的政治中心洛陽，藏匿在張仲之的家裏。所以，詩中所謂“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完全不是字麵上的那個意思，試想宋之問作為一個見不得光的逃犯，見到家鄉的來人避之唯恐不及，哪裏還敢出言問訊呢？

在當時的一番政治地震之後，素有奸佞之名又屬於應該倒台的武氏一黨的武三思卻令人瞠目地幸存了下來，不僅如此，還再次得到了重用。按照《新唐書》的記載，張仲之和王同皎等人對此切齒痛恨，密謀除掉武三思，宋之問因為近水樓台之便而竊聽到了消息，密報武三思，結果大獄再興，宋之問因此得到了莫大的好處：不但逃離貶所之罪不被追究，還再次登上了政治舞台，由是而“天下醜其行”。

元好問的《論詩》絕句裏說過，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複見為人”，觀其文未必能夠知其人。我們如果孤立地來看《渡漢江》這首詩，哪裏能夠讀出如此複雜的含義。但是，從文藝評論來說，知人論世是一方麵，也存在相反的一途，即認為作品一旦完成，就脫離其作者而獨立存在——宋之問的這首《渡漢江》正是闡釋這一文藝理論的絕好範例：當我們孤立地來讀這首詩的時候，詩的含義便大大超越了作者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