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關於老子的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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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並非成於一時一人之手，這其實是個老話題了。當年郭沫若就曾在文本之中找出過鐵證，證明《老子》一書“毫無疑問成於後人之手，其中雖然保存有老聃遺說，但多是‘發明旨意’式的發揮，並非如《論語》那樣比較實事求是的記述”。（《十批判書》）

對著作權的尊重的確是很晚以後才漸次形成的，這應當是文明發展中的一則普遍規律，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的，這甚至會表現在宗教信徒對宗教文本的處理上。[7]

《老子》的文本流變如今有了新的參考：1993年，郭店楚墓出土了一批戰國竹簡，其中就有三個不同版本的《老子》，抄寫年代也不相同。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老子》版本，於是我們隻要參照《老子》的郭店楚簡本、馬王堆帛書本和通行本，就會發現，《老子》並非成於一人一時，而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經過不同的手，被不斷積累、不斷修訂、不斷完善，其中既有道家後學的發揮，也有注釋羼入正文，更有才疏學淺的後人因為看不懂文義而妄加修改……經曆過所有這一切，終於才有了我們熟悉的這五千言。[8]而這五千言裏許多的“神秘莫測”，原來也隻不過是因為文字出錯了。

那麽，至少老子應該是《老子》一書的第一作者吧，或者他其實什麽都沒寫，隻是他的學生或聽眾斷續抄錄過他說過的一些話，後來又有人不斷地增補和改寫？老子到底生活在哪個時代，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這些問題我們都還說不清。早在1936年，羅根澤先生為他主編的《古史辨》第六冊作序，說單是這套書裏考據老子年代的文章就已經有三十多萬字了，不要說旁觀者望而卻步，就連參加辯論的當事人都頭痛了。

的確，這實在是個思想史上的大難題，當初就連距離老子時代很近的司馬遷也是一頭霧水。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對老子的生平一共給出了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說，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裏人，姓李，名耳，字聃，在周王室的藏書室擔任史官。孔子經過周都，想要向老子請教禮的問題。老子說：“你說的這個禮呀，製定它的人早就死得骨頭都爛了，隻剩下他的言論了。再者說，君子如果遇到合適的時機就出仕搞一番作為，如果時機不對就與世俯仰。我聽說，精明的商人會把貨物深藏起來，好像兩袖空空，什麽都沒有，君子於世也是一樣的道理，心裏德行高，表麵樣子憨。所以，請去掉你的驕傲和太多的欲望吧，這對你沒什麽好處。我能告訴你的也就是這些了。”

孔子告辭之後，對弟子們說：“我知道鳥能飛、魚能遊、獸能跑，能跑的可以網住它，會遊的可以釣起它，會飛的可以射中它。但對龍我就沒辦法了，它可以乘風雲而上天。我見到老子了，他就像龍一樣呀。”

老子修道德，他的學問以自隱無名為主旨。老子在周都住了很久，見到周王室衰落就離開了。出關的時候，關口的守衛很高興，說道：“您就要隱居了，在此之前一定為我寫一部書。”於是老子就寫了一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一共五千多字，然後就出關而去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這就是老子生平的第一個版本，也是最為我們熟知的版本。老子關於禮的那兩句話不是很好懂，而這恰恰是《老子》思想的一個精髓。要理解這句話，有必要參照《莊子·天道》裏的一則故事：

這一天，齊桓公正在堂上讀書，輪扁（做輪子的工匠，名扁）在堂下做著車輪，跟齊桓公搭話道：“您看什麽書呢？”

齊桓公道：“我看的是聖人的書。”

輪扁問道：“這聖人還活著嗎？”

齊桓公答道：“已經死了。”

輪扁道：“那麽，您看的書不過是聖人留下來的糟粕罷了。”

齊桓公怒道：“寡人讀書，豈能容你放肆。你今天要是說不出個理由，我非殺你不可！”

輪扁當真說出了一番大道理：“我是個做車輪子的工人，我就從我的本職工作說起吧。一個輪子，不同部件接合的地方是最難把握的，做得緊了就不容易接在一起，做得鬆了又容易脫落，一定得做到不鬆不緊剛剛好，妙到毫巔，差一分一毫都不行。可是，這門手藝我雖然很在行，可最精妙的部分我卻沒法傳給兒子，我兒子也沒法從我這裏學到，這都是因為手藝裏那些真正的精髓是難以言傳的。聖人的書也是同樣的道理——聖人死了，帶著他的思想中那些難以言傳的精髓一起離我們而去了，隻剩下一些糟粕留了下來，喏，就是您看的書上的那些文字呀。”

《莊子》說，這就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這話也見通行本《老子》第五十六章）。[9]《淮南子》也講過這個故事，以之論證的就是那句最為我們熟悉的《老子》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麽這番道理究竟能否站得住腳？乍看上去，至少表達能力和理解能力弱的人更容易認同它，藝術家們無疑也會讚同這個說法，但是，那些精確到無以複加的科學定理難道都是糟粕不成？

輪扁那番說辭看似高明，其實邏輯並不嚴密。齊桓公當時至少有三個問題可以追問：

（1）這門手藝的精髓，是隻有你輪扁講不出，還是你所有的同行都講不出？

（2）是限於當前的技術條件和表達能力而講不出，還是不論技術條件和表達能力提高到何種程度也都講不出？

（3）如果這門手藝的精髓可以言傳，你兒子就能學會嗎？

如果讓輪扁管理一個現代車間，看來自動化生產是做不到了。所以，要思考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得帶入一點曆史感。先秦時期，人們的理性思維還很不發達，即便是孟子、莊子這樣頂尖的辯論高手也出過不少邏輯漏洞，他們在今天想來是考不過GMAT或者MBA的邏輯測驗的，所以他們遇到的表達困難自然比我們更多。[10]他們帶給後人的與其說是什麽嚴密的思想體係，不如說是“啟發性”的一係列思想碎片。[11]

但是，話說回來，《老子》可能考慮到這個問題嗎？

看來我們還有必要重新考慮一下《老子》在先秦時代的讀者對象。的確，這個問題將會在政治學的層麵上得到相當精辟的解釋。它還將在魏晉時代掀起一場叛逆的思想波瀾，甚至還會在英國近代的個人主義理論家那裏得到熱情的回應，盡管《老子》一書的作者未必真有那麽高瞻遠矚。不過，這裏先不展開，留到後文再做討論。

眼下更加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當《淮南子》用輪扁的故事來闡明“道可道，非常道”的時候，表現的是一個西漢的道家權威組織的權威意見。這個解說是如此之樸素，以至於我們很難相信這是真的——難道“道可道，非常道”所暗示的不應該是某種玄而又玄的神秘主義宇宙論嗎？

的確，我們隨手就可以找到許多的這類論述。如果我們可以畫一個時間軸的話，就會發現，對《老子》的闡釋是越往後越深刻的，甚至會讓人產生出這樣一種奇異的感覺：與其說是《老子》精妙闡釋了宇宙的至理，不如說是宇宙一直在身體力行地向《老子》學習。

2

話說回來，孔子向老子問禮，這件事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如果屬實，道家難免就會引以為傲了。近代修仙的大名人陳攖寧就做過這樣一番振聾發聵式的推理：孔子親口說過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前提），孔子曾向老子求教（小前提），所以儒家源於道家（結論）。[12]這個三段論雖然很不牢靠，不過信仰中人往往更加關注結論。

若當真尋找證據的話，問禮的事《莊子》也有記載，但《莊子》最喜歡用寓言來編排名人，裏麵那些故事很難讓人當真。在儒家自己的典籍裏，《禮記》倒是講過同樣的事情，而且是孔子親口講的。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曾子向老師孔子請教一個禮的技術性問題：“死者要入土了，運送靈柩的車子在半路上突然遇到了日食，這該怎麽辦呢？”孔子說：“這種情況我以前當真遇到過，那一次是和老聃一起為某戶人家主持葬禮。

“當時老聃對我說：‘把柩車停下來，先靠在路的右邊。大家也別哭了，等等看日食有什麽變化。’就這樣，等到日食過去了，柩車才繼續前進。

“那時候我問老聃：‘依禮來說，柩車隻要上了路就不能再返回了，日食又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結束，難道柩車就要一直停著等日食結束嗎？’

“老聃答道：‘依禮來說，諸侯朝見天子，日出動身，日落就要歇宿，祭奠一下隨行帶著的祖先牌位。大夫出使，也是日出動身，日落歇宿。柩車不能太早出門，也不能停在半途上。披星戴月趕路的大概隻有罪犯和為父母奔喪的人，而日食的時候誰知道天空會不會暗到出現星星呢？柩車可不能披星戴月地趕路。君子施行禮儀，可不能使別人的雙親受到侮辱呀。’”（《禮記·曾子問》）

從孔子的這段回憶來看，他確實向老子問過禮，老子確實也很懂禮，甚至比孔子更懂。[13]儒家所謂的禮，一種很常見的英文對譯是rituals或rites。就像這個葬禮問題一樣，還有賓禮、冠禮等，每一個綱目之下都有數不清的繁文縟節，所以墨子批評說：“儒家的學問是幾輩子也學不完的。”（《墨子·非儒》）齊國名相晏嬰也對孔子之學有過這樣一句極著名的評語：“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史記·孔子世家》）現在很多人都覺得，隻要通讀過一部《論語》就可以暢談儒學了，這對古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們穿越到那個時代，想親身鑽研百家之學的話，對道家之學聽幾個講座就差不多了，但對儒家之學就至少要學上很多年才行。所以儒者不是隻談政治理論和修身處世的，他們在當時首先要算高級技術人才，其次才是理論家。這個問題是常常被人忽視甚至誤解的。

今天講起儒家，往往都說“儒家思想”，是放在哲學史裏來講的，所以造成許多人都以為儒家的內容就是“思想”——要麽是人生哲學，要麽是政治哲學，都是務虛的，而這恰恰忽視了儒家務實的、最具實踐性的一麵：禮學。比如王陽明，我們都說他的心學思想如何如何，但他首先是個禮學大師，他把思想付諸施政的、可以讓人明明白白看清楚的，主要也是禮學那套。

話說回來，對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繁文縟節，孔子是專家，老子竟然更是專家！現在，一個麻煩的問題出現了：如果《禮記》的記載證實了《史記》當中老子生平的第一個版本，即孔子確實曾向老子問禮，但我們又知道在禮的問題上，儒家和道家一向是針鋒相對的，誰能相信老子竟然談起禮來，而且比孔子還在行呢？

回顧《史記》的記載，本身就疑雲重重。司馬遷說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秦漢之際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司馬遷已經搞不清姓和氏的區別了，而“老聃”一詞也隻是對長壽老人的通稱。據錢穆考證，李耳應當是離耳的訛傳，原義隻是指長耳朵的老者。（《莊老通辨》）

那位強求老子寫下五千言的關口守衛也很可疑。《史記》原文說：“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許多人都把“關令”當作官職，“尹喜”當作人名，於是“關令尹喜”就被理解為一位叫作尹喜的關令。實則這個“喜”隻是“喜悅”的意思，令尹是楚官，不是周官，而且擔任令尹的人也不可能去守關，就像國家總理不可能去管理一個鄉鎮一樣。

於是，最合理的推測是：關令尹就是關尹，也就是諸子百家裏的關尹子，在當時也算是個名人。《呂氏春秋·不二》各以一個字評點百家之學，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郭店楚墓和《老子》一同出土的一篇《太一生水》，便被李學勤等學者推測為關尹一係的文獻，雖然還沒有足夠的證據。

3

再來看看司馬遷給出的第二個版本。這一版本的內容太少，隻說老子很可能就是楚國的老萊子，老萊子曾經著書十五篇，講的都是道家之用。他和孔子是同時代的人。這位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也有人說他活了二百多歲，因為修道養生，所以長壽。[14]

這個說法在兩漢應該流行過，因為王充就曾以他那副招牌式的、一貫與世人唱反調的口吻說過：“有些人以為修老子之道可以成仙，於是也學著恬淡無欲、養精受氣，可這些人也不想想，鳥獸活得難道不比人類更加貼近自然嗎，可它們別說成仙，壽命還不如人類呢。花花草草們更加恬淡寡欲、順應自然，可是呢，春生秋死，還不如鳥獸呢。老子也許本來就是個長壽的人，長壽和他的道術未必真有因果關係，隻不過世人看他既長壽，又修恬淡之道，就想當然地相信這兩件事是一因一果的關係。”（《論衡·道虛》）

王充這番話簡直預見性地道出了休謨思想的精髓，更有意思的是，王充不但不是道家的反對者，甚至根本就是道家內部的人。再有，不管王充對道術有多大的意見，至少連他自己也相信老子的長壽——在《論衡·氣壽》裏，王充推測一百歲大概是人類的正常壽限，至於每個人具體能活多久，這主要取決於各自先天的元氣稟賦，體質好的人活到三百歲也算正常，所以老子能活到二百多歲也不算什麽太離奇的事。

從王充所反對的論調裏，我們還可以看出老子的形象在從先秦以至兩漢的這段時間裏已經多大程度地走樣了。用蘇為德（Hubert Seiwert）的話說，對長生不朽的追求並不見於《老子》最初的教誨，而是另有一些來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齊國和燕國的國君，他們曾經派出使團去尋訪海上的仙島。（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Heterodox Sects in Chinese History，第43頁）看上去像是在那個彌漫著神仙傳說的北方沿海傳統裏，老子因其最適宜的形象被拉去做了形象代言人。

老子的身世還有第三個版本，司馬遷講：孔子死後又過了一百二十九年，史書上記載有周王室的太史儋見秦獻公，說道：“秦與周本來是合在一起的，五百年之後就分開了，分開七十年之後就會有霸王出世。”有人說這位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說不是，全天下也沒人知道到底是不是。

這兩個版本裏的老子，一個像是身懷高深道術的仙人，一個像是先知兼投機分子。老子難道真就這樣高懸雲端、不著一點實地嗎？也不盡然，司馬遷很肯定地說，老子還有後人：他的兒子叫李宗，做過魏國的將軍，被封在了段幹。李宗生了李注，李注生了李宮，李宮的玄孫叫李假，在漢文帝的朝中做過官。李假的兒子叫李解，做了膠西王的太傅，在齊地安了家。

連家譜都一清二楚了，而且李假和李解基本算是司馬遷的同時代人，還都是官場中的同僚，這應該不會有錯了吧？但問題是，如果這家譜是真的，魏國是“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才有的，春秋時候還沒有立國，老子的兒子既然在魏國做將軍，老子本人的生活時代恐怕就晚於孔子了。

另一方麵，老子如果有兒有孫，就說明他還沒有清心寡欲到獨身主義的地步。當然，苦行主義興起之前，在許多道家後學和道教信徒看來，行房也是一種重要的修行。在漢朝的《列仙傳》[15]裏，老子儼然就有一副**大師的姿態（“**”的英譯名是sexual yoga，即“性的瑜伽”，最方便我們顧名思義），他很擅長養精養氣，行房而不**。但我想，李假和李解他們大概不會讚同這種說法吧。

說到這裏，自然引出了一個比較八卦的問題：孔子香火代代傳，按照輩分一直傳到了今天，那麽，如果司馬遷給出的家譜屬實，老子的後代哪裏去了呢？

唐朝皇帝為了自高身份，攀附老子做遠祖，為此還真的花了很大的氣力去尋找老子嫡傳的後裔，但終於沒有找到。根據何炳棣先生的推斷，在“七國之亂”的時候，膠西王那裏受到了漢景帝的鐵腕大清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供職於膠西的李解和他的家人想來沒可能逃過此劫。（《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