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道家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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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得不感歎老子確實像龍，神龍不見首尾。不過諸子百家中還有很多人比他更加神龍不見首尾，其中有不少都是道家人物。這也難怪，道家的人物本來就很有些隱士風格。[16]

說到先秦道家的人物，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莊子·天下》，它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學術史論文。馮友蘭先生以為，這篇文章“以道家為主，認為其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是彭蒙、田駢、慎到，第二階段是老聃，第三階段是莊周”。（《中國哲學史新編》）——但這麽說，恐怕還有一點未決的疑義。

《莊子·天下》分析方術和道術，李零先生認為這裏所謂的方術是古代的技術，即數術方技和治國用兵之術，而道術是指思想，百家之學就是從道術當中分化出來的。（《人往低處走》）但從《莊子·天下》的上下文來看，道術和方術似乎並非截然兩類，而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所謂方術也就是道術的“一個方麵”。

《莊子·天下》說，現在的諸子百家之學其實都是古代聖人之道散落的遺存。在上古的黃金時代裏，一切都是完備的，那些道術、法規、典章製度現在仍然散布天下，被諸子百家們經常稱引。但是，世道大亂了，天下之人各執一端，割裂了古時候那完備而渾然的道術，卻以為自己所持的就是全部。

這個說法雖然很有些理想色彩，卻很可能說中了一個要害：諸子百家的學問很有可能都是來源於古時的官學，每種官學都是一個整體的政治格局中的一個有機部分，後來禮崩樂壞，官學失守，私學興起，本來屬於上層社會的知識漸漸下及民間了，就像中國帝製結束以後，老百姓隻要肯花錢，就也能吃上禦膳了。

《莊子·天下》接下來評論諸子的學問，都是先說古時候有某某學問，最近有某某人聽說了之後很喜歡，於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學去做。而耐人尋味的是，《莊子·天下》通篇沒提儒家，卻基本都是道家；但若說這是道家的學術史，偏偏又是以墨翟師徒開頭的。

繼續看《莊子·天下》，接下來的是宋鈃和尹文，他們的風格介於墨家和道家之間，再接下來就是所謂先秦道家三個階段的代表人物了。這個敘述順序匪夷所思，再加上前邊的疑點，令人感覺道家像是從墨家演變來的，甚至具備了明顯的中間形態。

這個疑惑現在隻能擱置，接著看下去，《莊子·天下》便開始進入被馮友蘭先生稱為先秦道家第一階段的幾位名人了，他們是彭蒙、田駢和慎到。在他們的主張裏已經有了反智主義的傾向，主張順任自然，無知所以無憂。《莊子·天下》評論說，這些前輩對於“道”確實摸到了一點門徑，不過還差得遠呢。

彭蒙、田駢和慎到，他們的身世比老子更加不可捉摸，隻是因為名氣不夠大，所以得到的關心不夠。上博簡有一篇《慎子曰恭儉》，看稱呼應該是慎到一係的書，但內容近於儒家。而在司馬遷的記載裏，慎到、彭蒙這些人卻被歸入了道家的後學。

就算司馬遷說得對，但反智主義的思潮確實由來已久。早在春秋年間，社會上就有這樣的風氣了。《左傳·昭公十八年》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曹平公死了，許多人來參加葬禮，魯國的使者去拜會了周大夫原伯魯，交談之後發現他很不愛學習，回國後就把這事告訴了閔子馬。閔子馬說：“周王室將要發生動亂了吧。依我看，這種不學習的風氣一定早就流行開了，這才波及在位的大夫們。大夫們隻對官位最上心，根本不明事理，以為不學習也沒什麽壞處，索性就不學了唄。這種人處理政務也一定是敷衍了事的。照這樣下去，下陵上替，能不出亂子嗎！”後來果然出了亂子，原伯魯的兒子也被殺了。

這或許是史上最早的“讀書無用論”，而《左傳》顯然是主張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所以後來才成為了儒家一係的經典。那麽，從這段記載推測，有原伯魯這樣的想法卻無權無勢的人在社會上肯定還有不少，他們中的一些人會不會就成為道家的前輩，或者是否為道家的出現營造出了一種相當合適的思想氛圍呢？

其實，如果認真尋找道家的前輩，還是有些或隱或現之人的，那時候可有不少很有思想的隱士。混亂的時代最喜歡造就英雄、惡魔和隱士。春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戰國就更亂了。麵對社會秩序的敗壞，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應。有的人勇於變革，有的人勇於逃避。智識是不是萬惡之源，這就成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了——《莊子·胠篋》說：“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如果按照“屁股決定腦袋”這個一貫的人之常情來看，屁股坐得高的人大可以呼籲“知識就是力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為這至少可以製造出鋒利耐用的殺人武器和鐵桶一般的信息管理機製；屁股坐在地上而無可奈何的人就隻能說說“無知者無憂”了，於是就有必要為自己的行為和處境找出合理的借口，最好是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既可以自欺，又可以欺人。

總之，人如果要生存下去，就有必要給心理找到平衡。事情就像約翰·塞爾登的一段或許有失刻薄的描寫：“我們總喜歡拿自己身上自鳴得意的長處去衡量別人。有位叫作納西的詩人，很窮（詩人總是窮的），在街上看到一位市議員佩著金鏈、騎著高頭大馬迎麵而來，就對身邊的同伴不屑地說：‘瞧那家夥多神氣！可他連一首素體詩也寫不出來。’”（《閑談錄》）

相比之下，中國先賢李斯在發跡之前曾向荀子學習帝王之術，畢業之後準備去秦國闖一番天下。在向老師辭行的時候，李斯說出了一番擲地有聲的話：“人生最可恥的是卑賤，最可悲的是窮困。如果一個人一直處在卑賤和窮困裏，卻憤世嫉俗，厭惡名利，用‘無為’來標榜自己，這可不是士人的情懷呀。”[17]（《史記·李斯列傳》）等多年之後，風光一時的李斯被押上刑場，不禁追懷起寒微時節和兒子一起牽著黃狗去郊外打兔子的恬淡生活了。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時候的他不知道是否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呢？

在年輕氣盛的李斯看來，所謂“君子固窮，達人知命”的修養不過是失敗者的扯淡，“清靜無為”之類的說辭更是失敗者對自己的塗脂抹粉。的確，要把一般人看上去都覺得倒黴的日子證明出優越感來，確實有些難度。或許部分是因為這個原因，道家的修身理論才那麽玄妙高深，就像佛學大師們為了證明這個看似實實在在的世界為空幻、假有，便窮盡了古代思辨智慧所能達到的極致。

2

理論總是越發展越複雜的。如果《莊子·天下》屬實，那麽在彭蒙、田駢、慎到和一眾深藏著不凡思想的隱士先行者之後，道家進入了第二階段，代表人物就是關尹和老聃。

《莊子·天下》是把關尹的名字放在老聃之前的，正如它把墨翟的名字放在了他的弟子禽滑厘的前邊。[18]這個疑惑剛剛產生，文中對關尹學說的概述又會讓人生疑，因為這些句子實在太眼熟了：

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嚐先人而常隨人。

這幾句話看上去簡直就是在描述《老子》之“道”：它化生萬物，自己卻不居功，好像什麽事都沒做一樣，任萬物自己顯露形貌。它動起來就像水，靜下來就像鏡子，反應起來就像回聲，恍恍惚惚的好像並不存在，靜寂得如同清虛一片。合乎它的規律，就會一切順遂；若想貪求它，反而會失去它。它從不搶在人的前邊，卻常常跟在人的身邊。[19]

有了這樣的境界，《莊子·天下》說關尹和老聃堪稱“古之博大真人”。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但《莊子·天下》還給了其他人更高的評價。得到最高評價的是所謂道家第三階段的代表人物：莊子。個中道理或許一點都不深奧，因為《莊子·天下》的作者就是莊子學派的。

這一路看下來，我們很容易就會懷疑《老子》一書的原創性，更難相信《老子》是成於一時一人之手。即便我們退而承認楚簡本隻是對已經成形了的一部五千言的《老子》的摘抄，“但從情理推測，‘五千言’似應跟儒家的《論語》一樣，為學派宗師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總之是離宗師的時代不遠的人所編成的。……《論語》中有孔子弟子的言論，《老子》中當然也可能有老子弟子的言論”。（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

這些情況對一些人也許會構成或多或少的打擊，畢竟我們人類有著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的天性，沉迷於那種匍匐跪地式的仰望強者的快感。如果《老子》的作者真的隻是孤單一人，以通天徹地的智慧，在毫無前輩們的思想積澱的情況下洞悉了人天之際的無窮奧秘，把這些奧秘用一種詩樣的語言記錄下來，留待後人們用盡畢生的精力去不斷參詳，這，才是符合大眾心理的。事實上，道家在日後也正是這麽發展下去的。

3

至此似乎漏掉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楊朱。的確，講道家，好像應該從楊朱講起。因為，一來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把楊朱列為道家的第一階段，設有專章，後來他在《中國哲學史新編》裏琢磨《莊子·天下》為什麽沒提楊朱，思考的結果是：沒有講楊朱，可能是認為楊朱的思想還不夠一個體係；二來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講壇》上也是這麽講的，還用了整整一期節目專講《墨子與楊朱》，說楊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這兩位前輩的說法一個是早期經典，一個是百姓熱門，都已經深入人心了，所以有些問題這裏有必要辨析一下。

易先生對楊朱評價極高，但其評價當中首先有一個邏輯問題不好理順：他先是引了《列子·楊朱》的內容，說楊朱既講一毛不拔，又講天下為公，於是，“這就會有很多人想不通，這個一毛不拔和天下為公，它怎麽可能統一呢？所以楊朱的學說最後銷聲匿跡了。”而他接下來卻說，“至於楊朱當年自己是不是把這個道理講清楚了，我也不知道。現在找不到了，沒材料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材料是《列子》這本書裏麵的，而《列子》這本書又被學術界斷定為偽書。因此我剛才講的這些是不是曆史上那個楊朱的觀點，都不知道。”

概括來說，這是先用《列子》的內容論述楊朱的一毛不拔和天下為公的主張；又解釋說，因為這兩種說法難以統一，所以楊朱的學說最後銷聲匿跡了；最後補充說，《列子》是偽書。

在這個推論裏，“因為”和“所以”之間並沒有任何確定的連線，而且我們把邏輯關係重新梳理一下，就會發現這段話的意思是這樣的：因為魏晉時期的偽書《列子》說楊朱既主張一毛不拔，又主張天下為公，我以為這兩者不可能統一，所以先秦時期的楊朱學說銷聲匿跡了。

接下來，易先生做了一個總結陳詞：“但是我認為，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把這樣一個東西作為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抽象地繼承下來。因為這個思想裏麵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內容，就是實現天下為公的理想，不能以損害個人利益為前提。當我們今天建設一個法治社會的時候，一定要樹立一個觀念，保護每個公民的個人利益和財產。沒有每個公民個人的利益，沒有每個公民個人的幸福，就不會有什麽天下人的幸福。如果有人跟你說，為了天下人的幸福，你就犧牲了吧，不要上當。”

這段話雖然精彩，但是很難想象我們的古人能有如此先進的思想，所以這裏也有必要解釋一下：《列子·楊朱》裏那句“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意思到底是不是“把自己的身體和所有的財產都歸天下所有”，很不好講，原文在這一處非常費解。但貫通上下文來看，不可能是這個意思；依道家的一貫宗旨來衡量，也不可能是這個意思；看看古人的解說，也不是這個意思；即便真是這個意思，也推不出來後邊那些道理。

個人利益雲雲的道理呢，英國的老牌自由主義者講過，美國的聯邦黨人講過，但楊朱確實沒講過（無論是真楊朱還是假楊朱），至少目前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講過，這畢竟太前衛了。

宋人江遹從道家的一貫宗旨出發，曾經給出過一番頗合情理的解釋：無論是損是益，無論是損一毫還是利天下，都是以人為去破壞一種自然無為的均衡狀態，所以都是不可取的。所謂“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是至人所臻的一種忘我的狀態，雖然身體與外物都是人生之必需，但可依存而不可占有。（《衝虛至德真經解》）這種見解雖然高明，但不大符合一般人的道德觀念，畢竟眾暴寡、強淩弱就是維係均衡狀態的一種自然規律，但我們該不該遵循這種自然規律呢？——這同樣也是《老子》將要麵對的一個問題。

馮友蘭先生清楚地指出了《列子·楊朱》與先秦那個真楊朱的不同：《列子·楊朱》的思想，大多與其他可信的先秦材料裏所記載的楊朱思想不合，它的主旨是極端的縱欲主義，而在其他的先秦文獻中，從沒有批評楊朱是縱欲主義的。

據馮先生的推測，楊朱應當生活在墨子和孟子之間。但他的生平和思想都很難弄清了，因為所有的材料加起來也隻有幾句話而已，星散在《孟子》《韓非子》幾部書裏。《中國哲學簡史》之所以要給他這麽大的篇幅，是因為孟子說過“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孟子生活的時代裏，天下的言論隻有兩大派，一個是墨翟派，另一個就是楊朱派，孟子一生都致力於把這兩派批倒批臭。

這樣看來，楊朱的思想雖然很快就近乎絕跡，但一度竟然與墨家平分天下，是當時數一數二的顯學。可是，既乏著作，又鮮記載，所以有些學者要麽根本懷疑是否真有楊朱其人，要麽推測他其實就是莊周。

事情當真很讓人疑惑，如果楊朱思想當真那麽顯赫過，怎麽竟能夠凋謝得就像從來不曾有過一樣？

錢穆就覺得此事大有可疑，考證之後發現：儒學和墨學是顯學，這在先秦時代是被公認的，但楊朱之學能與墨學分庭抗禮，這話隻有孟子一個人說過。再仔細分析下去，越發覺得孟子的話很有問題。（《先秦諸子係年·楊朱考》）

以上就是楊朱問題的主要兩說，如果再從時間順序上講，也有把楊朱的年代斷在老子之後的，比如許地山寫《道教史》，就把楊朱歸為老子以後的道家，現在一般認為楊朱在孔子和墨子之後、孟子和莊子之前。

再有一點要說的是，易先生說《列子》“被學術界斷定為偽書”，然而近些年來為《列子》正名的論文出了很多，比如許抗生先生考證《列子·楊朱》反映的是戰國中後期社會上出現的一種縱欲主義思想。（《〈列子〉考辨》）其說頗有理。但這個問題真要爭出個孰是孰非，恐怕隻能期待以後的考古發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