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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各種政治力量的聯盟就是如此。一方麵，全國勞工聯盟的FAI、馬統工黨和一部分社會主義者堅持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另一方麵，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士和共產主義者則堅持走建立中央政府和軍事武裝力量的道路。

至此，人們也許已經明白我為什麽更讚同共產黨而不是馬統工黨。因為共產黨有明確可行的政策。從常識的角度看，這種隻考慮眼前幾個月的政策明顯更實用。而可以確切地說，馬統工黨日複一日的政策和宣傳簡直糟透了，否則他們一定會吸引更多的人民大眾。而且在我看來，更至關重要的是，共產主義者是在真正地與戰爭周旋，而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卻什麽都沒做，這是當時人們普遍的看法。共產黨人員驟增、勢力壯大，一方麵是吸引了反對革命分子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麵是因為當時在所有人看來他們是唯一會贏得這場戰爭的政黨。有了蘇聯提供的武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作為主要力量成功地守衛了馬德裏，使他們成為了西班牙的英雄。曾經有人這樣說，從我們頭頂上飛過的每一架蘇聯飛機都是對共產黨最好的宣傳。在我看來，馬統工黨的純粹革命主義，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對贏得戰爭沒有任何意義。畢竟，勝利才是最重要的。

此時，噩夢般的黨派鬥爭仍在繼續，報紙、宣傳冊、海報和書刊等等無一不是他們鬥爭的戰場。這時我看得最多的報紙是馬統工黨的《戰鬥報》和《前進報》，他們在報紙上喋喋不休地指責加統社黨的“反革命”情節，一副裝腔作勢的樣子，實在討厭至極。後來，仔細研究了加統社黨和共產黨的報紙後，我才發現，原來馬統工黨的那些指責和他們的對手相比簡直遜色至極。拋開別的不說，相比之下，他們的機會實在少得可憐。他們不像共產黨人那樣在國外媒體有一席之地，同時，在西班牙國內他們也處於極端劣勢的境地。由於共產黨人控製了新聞審查權，這就意味著一旦馬統工黨的報紙刊登了任何被指有破壞性的消息，就很可能被停辦或罰款。因此，對馬統工黨比較公平的說法應該是：盡管他們總是無盡地宣傳他們的革命信條，不厭其煩地、毫無新意地引述列寧語錄，但是他們很少進行人身攻擊。他們主要通過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辯論而進行鬥爭。他們設計大幅彩色海報是為了擴大對公眾的影響（海報在西班牙尤為重要，因為大多數民眾是文盲），而不是為了向自己的對手發難，其內容隻是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性的言論。馬統工黨的民兵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屬於這類性質的宣傳。這與共產黨人的攻擊完全不是一回事。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在後麵的章節中說明。在這裏，我隻想對共產黨人的進攻政策做一下簡單的介紹。

表麵上看來，共產黨和馬統工黨之間的鬥爭隻是一種策略上的分歧。馬統工黨讚同進行直接革命的路線，共產黨人則反對這樣做。單就這一點而言並無可非議，但恐怕更值得一提的是後麵的內容。共產黨人認為，馬統工黨宣傳的策略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在戰爭中麵臨更大的危險，他們認為他們的策略會好很多（我並不這麽認為）。下麵讓我們來看一看共產黨策略的奇特性吧。共產黨開始宣傳馬統工黨對政府力量搞分裂是他們蓄意為之，而並非因為他們的認識有誤。起初這種宣傳隻是試探性的傳言，但不久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傳播起來，稱馬統工黨不過是一幫偽裝起來的法西斯主義者，是在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收買下以宣傳偽革命的方式幫助法西斯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和“佛朗哥的第五縱隊”。這無異於在暗指，數以萬計的工人群眾，其中包括成千上萬在前線戰壕裏忍凍挨餓的戰士和好幾百名不遠萬裏來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事業，並不惜為此拋棄國籍、犧牲生命的外國人都是被敵人收買的叛徒。而這種蓄意編造的故事，通過海報等各種方式傳遍了整個西班牙，並不斷出現在許多國外共產主義及其支持者的新聞媒體上。如果把這些言論都搜集起來，大概都能夠裝訂幾本書了。

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人給我們貼的標簽：托洛茨基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叛徒、謀殺犯、膽小鬼、間諜等等。我承認當我聽到這些，特別是想到那些捏造事實的人的時候會很不舒服。當你目睹了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躺在擔架上從前線被抬下來，裹著毯子的身體隻露出一張慘白的臉，你不禁會想起某些深諳世故的人正穩坐在倫敦和巴黎的某處地方撰寫他們的宣傳冊，控訴這個男孩是一個偽裝成西班牙戰士的法西斯分子，那種感覺實在不是滋味。戰爭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名不副實的戰爭宣傳，叫囂、呐喊、謊言和仇恨全都來自於那些從未參與過戰爭的人。我在前線見到的加統社黨民兵，還有屢屢碰麵的國際縱隊的共產黨人，他們從未有人把我當作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叛徒，而這樣顛倒是非、信口開河的言辭隻有遠在後方的新聞記者才會編造出來。當那些人在編寫對我們不利的宣傳冊，以及在報紙上詆毀我們的時候，他們都躲在自己的家裏高枕無憂。或者，最多也就是躲在遠離槍林彈雨、泥濘沼澤的戰場數百裏之外的巴倫西亞報館裏無所事事罷了。除了黨派之間的長期鬥爭和誹謗外，所有那些關於戰爭的資料、充滿英雄主義色彩的情節和充滿敵意的汙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來自那些從未參加過戰鬥，甚至戰鬥還未開始就早已溜之大吉的人。這場戰爭帶給我的最消極的影響之一，就是令我意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弄虛作假的伎倆與右翼媒體絲毫不差上下。站在我們，也就是政府的角度，我切實地覺得，這場戰爭完全不同於普通意義上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戰爭的宣傳卻讓你永遠無法知道真相。從左、右兩派同時發起口水戰的那一刻起戰爭便開始了。我們不會忘記《每日郵報》的海報上所說的“赤色分子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報》上又說“佛朗哥的外國軍團裏充滿了殺人犯、逼良為娼的白奴販、吸毒鬼、歐洲各國的人渣”。到了後來的一九三七年十月，《新政治家》雜誌上說“法西斯分子用活生生的兒童來築成人肉壁壘”（這種壁壘是絕不可能信手拈來的），又說“據阿瑟·布賴恩特先生透露，在西班牙保皇派中‘鋸掉一名保守派商人的腿’是‘家常便飯’”，這些編造真是讓我們“一飽耳福”。而這些編造者從未參加過戰鬥，或許他們以為筆杆子可以用來代替戰鬥吧。其實，所有的戰爭都是如此，戰士負責打仗，記者們負責叫喊。除了為做宣傳而進行短暫的停留外，他們絕不會將自己那滿腔的愛國熱情拋灑在前線的戰壕裏。有時候，想到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的局麵，我就會有一絲竊喜，因為，或許在下一次大戰來臨時，我們會看到史無前例的一幕——一顆子彈打穿了那個空談愛國的宣傳家。

在新聞媒體看來，這場戰爭和其他戰爭一樣是一種非法的軍事活動，而不同之處在於，記者們會把他們最惡劣的中傷投向自己的敵人，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的相互攻擊愈演愈烈，遠遠超過了對法西斯主義者仇恨的程度。不過，當時我對此並無心理會。這種黨派間的長期爭鬥確實讓人厭煩，甚至厭惡，但在我看來，這些隻不過是內部矛盾而已。我認為這些不會改變任何事情，也不相信雙方的政策差異真的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我所在意的是，共產黨人和自由派人士都極力反對革命繼續進行下去，然而他們卻無力將局勢扭轉，直至此時，我對這一點仍確信不疑。

在這期間我一直在前線，前線的社會政治氣氛沒有任何變化。我在一月初從巴塞羅那去往前線，直到四月底才離開，在這段時間裏——實際上，也許一直到更久以後——在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控製的阿拉貢山脈一帶，一切都沒有任何變化，至少表麵上看是這樣的。革命氛圍依然沒有改變，就像我當初看到的那樣，將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依然是平等的，拿相同的軍餉，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菜，彼此以“同誌”相稱，或直接稱呼“你”，沒有主仆之分，沒有乞丐和妓女，沒有律師，也沒有牧師，無須跪地行禮，也無須脫帽致敬。我在這裏呼吸著平等的空氣，我天真地以為西班牙人民都呼吸著同樣的空氣。然而，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所在的隊伍是西班牙工人階級中最具革命精神的隊伍，這或多或少算是一種巧合吧。

因此，當更了解政治的同誌告訴我不能隻以軍事態度來對待這場戰爭，而必須在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做出選擇時，我真想嘲笑他們。總體上我同意共產黨人的理論，他們的觀點可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不贏得戰爭，就沒有資格談革命”；我並不接受馬統工黨的理論，同樣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我們必須前進，否則就是後退。”後來，我開始相信馬統工黨的觀點是正確的，至少比共產黨的觀點正確，這並不完全是基於理論的判斷。如果隻是基於理論，那麽共產黨的觀點是不錯的，問題是他們的實際行動很難讓人相信他們在誠心誠意地忠於他們的理論。他們反複提出的口號就是“戰爭第一，革命第二”。雖然普通的加統社黨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號，因為他們衷心地相信，戰爭勝利後革命就會繼續下去，然而他們不知道這隻是共產黨的障眼法，是權宜之計。他們的目標不是爭取更有利的時間進行革命，而是要將革命永遠地扼殺。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工人階級的權力一天天被奪走，隨著越來越多的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捕入獄，他們的企圖也就越來越明顯。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調整的名義進行的，這是一個信手拈來的理由，而結果卻是一步步地讓工人從現有的優勢地位走向不利地位，讓他們在戰爭結束後，再也無法對抗重新引入的資本主義製度。請注意，這裏所指的並不是任何其他普通的共產主義者，更不敢針對曾經在馬德裏戰鬥中英勇犧牲的數千名共產黨人。因為他們並不是其黨內政策的決策者。而那些身居高位的決策者，人們很難想象他們是否是在神誌清醒的情況下進行領導決策的。

不過無論如何，即使革命失敗，戰爭的勝利也是要爭取的。我終於開始懷疑，從長遠看，共產黨的政策是否會贏得最終的勝利。似乎沒有人可以知道，不同時期的戰爭應該適用什麽樣的不同政策。或許在最初的兩個月，是無政府主義者扭轉了戰爭的局麵，但在一定時期後，他們卻再也沒有能力繼續組織抵抗；在十月到十二月期間，可能是共產黨人挽救了局麵，但他們是否能夠徹底贏得戰爭就要另當別論了。在英國，共產黨的戰爭得到了全盤接受，因為報紙媒體上不允許對他們的政策有任何的批判。而且因為他們的總方針是：消除革命的混亂，加速發展生產，部隊實行軍國主義。這些聽起來確實可行有效，但對此方針所存在的內在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挖掘是很有必要的。

那些決策者為了控製每一步革命發展趨勢，使其盡可能像一場普通戰爭，就必須放棄戰略契機，即便這樣的契機就在眼前。上文提到過我們在阿拉貢前線的武裝情況。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武器是被特意扣留的，其目的是為了避免武器過多地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避免他們日後用這些武器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結果，我們在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可以讓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裏撤退，但是最終卻喪失了這樣的機會。相比之下，這並不算什麽。更重要的是，一旦將戰爭定義為“為爭取民主而戰”，就無法得到大批的國外工人階級的支援。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必須承認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爭認識不一。盡管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更有身後的千百萬人無動於衷。據統計，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年，英國公眾為各種“西班牙援助基金”捐款約二十五萬英鎊，而一周不到的時間，一半的資金就被用於製作宣傳海報。民主國家工人階級本可以通過工業罷工和聯合抵製的方式有效地聲援其在西班牙的同誌，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各地自由黨和共產黨領導人都對此表示不可思議。但是，毫無疑問，隻要他們仍在宣揚“赤色”的西班牙並未“赤變”，他們就是正確的。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以來，“為民主而戰”的聲音就一直被當作一種凶險的信號。因為幾年來，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就一直教導激進的工人們：“民主”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並宣稱“民主就是個騙局”，“為民主而戰”並不是上策。有了威望顯赫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支持，他們以“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的名義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人們也很難相信這些工人不會對此做出反應。

但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於，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打擊佛朗哥的大後方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到一九三七年夏天，佛朗哥所管轄的人口已經超過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相差數目更是巨大，而且他領導的軍隊也和政府軍隊不相上下。我們都知道，隻要後方民眾對他的政黨存有不滿，那麽他的軍隊就不得不派出一半的兵力去駐守戰略交通要道、鎮壓各種陰謀破壞活動，而隻能留一半兵力去戰場。然而，這種事情明顯沒有發生在佛朗哥控製的後方，而且你簡直無法相信，在這些地區無論是城裏的工人，還是更為貧窮的農民似乎都喜歡，或者說需要他。相反，經過一次又一次向右翼的轉變，政府的優勢卻變得越來越不明顯。摩洛哥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摩洛哥為什麽沒有發生起義呢？佛朗哥正在無恥地企圖建立獨裁製度，而摩洛哥人寧可接受佛朗哥的統治，也不願接受人民陣線政府！最明顯的是，在摩洛哥沒有任何發動起義的跡象，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把革命建設置於戰爭之上。而要想向摩洛哥人證明政府的誠意，第一要務就是讓摩洛哥徹底解放。可想而知，法國人對此是多麽讚成！最佳的戰略契機就在安撫法國和英國資本主義的妄想中白白葬送了。共產黨人的政策傾向是盡量扼殺戰爭的革命性，使其盡可能發展成為一場普通戰爭，一場讓政府嚴重喪失了職能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實際上是一場武器裝備的較量，最終要靠源源不斷的武器支持才能獲得勝利。而蘇聯，作為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支援國，與意大利和德國相比在地理位置上卻十分不利。如此看來，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戰爭與革命永遠不可能分離”的口號也許並不像聽起來那麽高瞻遠矚。

我曾指出西班牙共產黨反對革命的政策是錯的，並且給出了我的理由，但就其目前對戰爭的影響來看，我倒真希望我的判斷是錯的，我不止一次這樣想。我是多麽希望這場戰爭可以獲得勝利，無論是何種方式的勝利。然而，我終究無法預測未來。或許政府會再次轉向左派，或許摩洛哥人會團結一致發動起義、爭取解放，又或許英國人會買下整個意大利，再或許隻要通過軍事手段便可以贏得這場戰爭——這一切終究無法預料。就讓我們留著這些疑問，等待時間來告訴我們答案吧。

然而，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事情並沒有向任何一個方向發展。我煩透了這種寂靜，我為自己在戰鬥中未盡到責任而深感不安，我的腦海中總是浮現出巴塞羅那街頭那張征兵的海報，一字一句都充滿著對路人的鞭策：“你為民主做了什麽？”而我的內心卻隻能回答：“我拿了部隊的軍餉。”剛加入民兵隊伍時，我曾發誓一定要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因為隻要我們每個人都能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們很快就會被徹底消滅掉，可至今我也沒有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甚至連與他們麵對麵作戰的機會都沒有。當然，我也想過去馬德裏。軍隊中的每個人，無論持有什麽樣的政治主張，無不希望能夠去馬德裏參加戰鬥，因為這樣就意味著有機會加入國際縱隊，要知道，那時馬統工黨在馬德裏幾乎沒有部隊，無政府主義者的部隊也沒有以前那麽多了。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隻能待在阿拉貢前線。於是我在部隊裏逢人便說，一旦我們有機會離開，我就會加入國際縱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們都紛紛勸我放下這種念頭，但卻沒有一個人與我真正對抗。客觀地講，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馬統工黨內幾乎不存在任何對異端的排斥和迫害的現象，隻要沒有同情法西斯分子的傾向，任何人都不會因政治觀點相異而受到懲罰。我常常一有機會便在民兵中大肆批判馬統工黨的“路線”，卻從未因此陷入不利的處境。甚至沒有任何人會因為不加入這個黨而承受某種壓力。我本人就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可是正因為如此，當後來馬統工黨慘遭鎮壓時，我為自己的做法而深感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