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思考

不管藏書多麽豐富的圖書館，假如不加整頓、雜亂無章的話，它給我們的利益，還不如那些規模小、藏書少，但整理得條理井然、分類清楚的圖書館。同理，不管你胸中的知識如何淵博，如若不能反複思考、咀嚼消化，它的價值遠遜於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慮的知識。我們若將所學的知識消化吸收，變為己有，並且能夠充分應用發揮的話，就必須經過思考的過程，把自己的知識在諸方麵相結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真理互相比較。當然，我們所能“深思熟慮”的東西，範圍狹窄得很，它隻局限於我們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們必須不斷求上進，不斷學習。

讀書或學習，我們可以隨心所欲，愛讀什麽就讀什麽，愛學什麽就學什麽，但這裏的所謂“思考”，可就不是這回事了，它像在風中煽火一般，必須始終不斷地扇動，才能維持火焰不熄。思考時，必須要對思考的對象發生“興趣”，不斷刺激它，並且持之以衡、不可懈怠。思考興趣發生的原因可分為兩類：一是純粹客觀性的，一是主觀性的。後者是在有關自我的事件時引發了思考的興趣，前者是對宇宙萬物產生興趣。這一類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們的呼吸一般，純屬生理的自然現象，當然，這類人並不多見，連一般的所謂學者，真正在思考的，也少得可憐。

思考和讀書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說是大異其趣，其距離之大，恐令人難以置信。本來人類的頭腦就有個體差異，有的人喜愛讀書，有的人迷於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離，這原有的差異，越發擴大起來。讀書的時候，精神的一切活動全為書本所支配，隨書本之喜而喜，隨書本之憂而憂，這正如把印章蓋在封蠟上一樣，其喜怒哀樂的情緒，原不屬於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時則不然，在思考的瞬間，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絕，隨著自己的思考而活動，它不像讀書，被別人特定的思想所控製，而是按照當事者的稟性和當時的心情，提供了一些數據和情緒而已。

所以，一天到晚沉浸在書中的人，他的精神彈力便消失殆盡，這就和長時期被重物所壓的彈簧一般，它的彈力必定會消失的。你如果想做個沒有個性沒有思想的動物，去當個“蛀書蟲”確是不二法門。大概說來，一般“博聞多識”的人，大都沒有較佳的才慧，他們的著作不能成功，正是因為一味死讀書的關係。這類人正如蒲柏[1]所雲：“隻是想做個讀者，不想當作者。”

所謂“學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書本的人；思想家、發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類的“恩人”，則是直接去讀“宇宙萬物”。

嚴格說來，有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為什麽呢？因為我們隻有對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徹底地理解，從書中閱讀別人的思想，隻是拾人牙慧而已。

經閱讀後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學家從化石來推斷上古植物一樣，是各憑所據，從自己心中所湧出的思想，則猶似麵對盛開的花朵來研究植物一般，科學而客觀。

讀書不過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們隻能把書本當作“引繩”，閱讀時依賴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導向某方麵。但話說回來，有很多書籍非但無益，還會引導我們走向邪路，如果輕易被它們**的話，我們非陷入深淵歧途不可。所以，我們心中要有個“守護神”，靠他來指點迷津，引向正道。

這個守護神，隻有能夠正確思考的人才具備。就是說，唯有能自由而正當思索的人，才可發現精神上的康莊大道。所以，我們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滯之時才去讀書。思想源泉停滯，連最好的頭腦也經常有此現象。不如此，而手不釋卷地孜孜勤讀，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靜的角落，這對思想的聖靈實是罪過。這類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領的繪畫學徒，成天看著幹枯的植物標本，或銅版雕刻的風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於腦後一樣。

思考的人往往會發現一種現象：他搜腸刮肚，絞盡腦汁，經過長時間研究所獲得的真理或見解，閑來不經意地翻開書本來看，原來這些論調，別人早已發掘到了。泄氣？失望？大可不必。這個真理或見解是經過你自己的思考而獲得的，其價值自非尋常可比。唯其如此，才更能證明該種真理或見解著實正確，它的理論才更能為大眾所理解接受，如此一來，你就成了該真理的一員生力軍，這個真理也成了人類思想體係的一支。並且，它不像一般讀來的理論，隻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腦海中已根深蒂固，永遠不會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見以後可能被舉為權威的例證。這時候的“權威”和一般書籍哲學家所據以為信的“權威”，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見和他自身有著強有力的聯結；後者不過是搜集整理歸納別人的意見。它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動木偶一樣，而前者與之相比，則是個活生生的生人，它是從外界在“思考之心”內種下胚胎，經過受胎、妊娠、分娩等過程而產生出來的。

靠著學習得來的真理，就好像義手、義腳、義齒或蠟製鼻子及利用皮膚移植術等，附著在身體的器官一樣——也許還不如它們來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來的真理，則好像自然的身體四肢，確確實實為自己所有。哲學家和一般學者的最大分別就在這裏。正因為這點差別，他們在精神上的收獲也大異其趣。哲學家有如一個畫師以正確的光影、適當的比例、調和的色彩，畫出一幅動人的傑作。而學者呢？他隻是把各種色料加以係統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個大的調色板，既無變化也不調和，更沒有絲毫意味。

讀書意味著，隻是利用別人的頭腦來取代自己的頭腦。自己思考出來的東西，盡管它不見得嚴密緊湊，但總是個有脈絡可尋的總體，我們可依賴它向某種體係展開，比起看書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說是利多害少。

為什麽呢？因為後者的思想是從各種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來的，屬於別人的體係、別人的色彩。他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那樣，已把自己的知識、個性、見解等融合成一個總體。他的腦子裏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的思想紛然雜陳，顯得混亂不堪，這種思想過度擁擠的狀態，攫奪了一個人的正確觀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見，並且很可能導致精神秩序的紊亂。這種現象，我們幾乎在所有的學者身上都可發現。

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當的批判力等方麵來說，這類人遠不如那些所學無幾的人。後者雖說是胸無點墨，但靠著經驗、閱曆以及零碎的閱讀，把所學得的一點兒知識，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有主見，有判斷力。

其實，學術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如此，隻不過他們的尺度較大，比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要用到許多知識，所以非多讀不可，但他們精神力極強，能把所有的東西克服或同化，融進他們的思想體係內。因此，他們的見聞覺知的規模雖是愈來愈大，但已做到有機的關聯，全部隸屬於自己的思想總體係了。這種場合，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風琴的低音主調，任何時刻都支配一切，絕對不會被其他音調所壓製。而在那些知識大雜燴的頭腦中，好似一支曲子摻進很多雜音，它的基本調久久找尋不出來。

以讀書終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識完全是從書本汲取而來，他們有如閱讀了許多山水、遊記之類的書籍，對某地或某國的知識雖可粗枝大葉地說出來，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聯絡的，人文、物產、習俗又是如何等等，則說不上來。反之，以思考終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長的父老，一打開話匣子就把本地事事物物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種事實或傳說和事物的總體關係等，如數家珍般道出來。

一般的“書籍哲學家”，如同曆史的研究者；自己思考的人，猶如事實的目擊者。後者，不論對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經驗直接領會理解而來，絕不會人雲亦雲。所以，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隻是因立足點不同而互有差異。但他們都是把握客觀原則的，如果事件本身未使立足點發生任何變化，他們的見解則毫無不同。我們往往可經驗到：某些自覺太過標新立異的議論，躊躇再三才把它公之於眾，到了後來，在古聖先賢的書籍中，赫然發現也有同樣的見解，因而感到一種欣喜的驚愕。

書籍哲學家與此相反，他們所討論的不外是，甲的說法如何，乙則有如何的看法，而丙又怎樣提出商榷，然後才努力做些批評、比較的工作，這樣追求事物的真理。他們很像寫批評的曆史著述家。例如，研究萊布尼茨[2]在某時期是否有斯賓諾莎派思想的存在。供給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爾巴特[3]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說明》及《關於自由的書簡》。做這類工作時，必要遍翻典籍，他們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誰也會吃驚吧！反之，如果眼中隻有事件，隻要稍加思索，則立刻達到目的。但話說回來，坐而讀也有它的好處，隻要功夫深，總可達到你的目的，用思索的方法則不是這樣。

思想和人一樣，不是任何人都可讓你隨叫隨到的，要看人家高不高興，樂不樂意。思索某件事情，需要一切外在機緣和內在氣氛都很調和，隻有這樣思想才會自然噴湧出來。唯其如此，思想絕不是他們本來就有的東西。關於這點，我們可在思考自己利害得失的場合得到說明。當我們決定個人的利害事件時，常常刻意選個適當的時間和場所，靜坐沉思，仔細分析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後果。

總之，無所不思，無所不想，但到最後，還是沒有個決定。為什麽呢？那是因為事不關己，關己則亂。這種場合，我們考察事件，往往不能安定，而轉向其他事物方麵去；加之對此事的嫌惡，也構成一個原因。所以，此時我們萬不可勉強自己去思考，應等待，讓思考的氣氛自然湧上來。此種氣氛，往往會唐突而且重複地到來。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境，給予事件的見解也完全不同。如此這般，各種思想徐徐而來，到最後就是所謂“決心的成熟”。成熟思想的路徑為什麽如此繁複呢？這是因為思考過程大都呈“分割”的狀態，因此，以前所經驗過的事事物物，逐漸出現在眼前，並且事物也逐漸明朗化，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心去思想，當初的嫌惡也因此消失了。

理論方麵的思考也是如此，也是一定要等待良好時間的到來，再說，任你再好的頭腦，並不是所有的時間都是適於思考的。因此，我們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時間來讀書。讀書，正如上麵所述，是思考的代用物，而且，此中還有許許多多別人替我們想出來的、和我們不同的方法，可以供給我們精神材料。

讀書的性質是如此，所以我們不必要讀太多的書，如若不然，精神習慣於代用物，將會忘卻事物的本身，總是踏著人家已經開拓的道路，而忘卻走自己的思考道路。再說，經常耽於書卷中，眼睛就脫離了現實世界，而思考的機緣和氣氛，由書本所啟發的次數遠不如現實世界多，因為現實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刺激思考的強勁原始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對象，最容易促成此種精神活動。

從這一事實來看，說我們可從著述中鑒別出誰是思想家，誰是書籍哲學家，一點兒也不奇怪。很明顯，前者真摯、直接、原始，所有的思想和表現都具有獨立的特征；後者與此相反，他們隻是拾人牙慧，承襲他人的概念，就像把人家蓋過的圖章再蓋一次一樣，既缺乏力量，也模糊不清。而且，他們的文體是由傳統的陳詞濫調和流行語句組織而成的，這情形，恰似因為自己的國家不能鑄造貨幣，而以他國的貨幣流通的國家一般。

經驗和讀書一樣，不能替代思考。純粹的經驗和思考間的關係，如同食物之於消化的關係。如果“經驗”自誇地說，它的發現，才能促進人智力的發展，這就像嘴巴自誇身體的存續完全是由於它的工作一樣的可笑。

具有真正能力的頭腦，他們的“確定”和“明晰”實在是常人所不能及的，這類人的頭腦，時時刻刻都有一種確定明晰的表達欲望。不論通過詩、散文或音樂莫不如此。普通凡人則不一樣，據此我們可立刻辨識作者頭腦的能與不能。

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他們的一切判斷都是直接的。他們所產生出來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考的結果，發表之後，不論在任何場合，誰都能認定是一流作品。因而他們在精神領域中，如同諸侯一樣是直屬於帝國的，其他的作家隻是站在陪臣的位置。

因此，真正敏於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國中，等於一國之君，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的判斷如同君主的聖諭，他的話就是權威——君主是不接受他人的命令，也不認識其他權威的。反之，局限於世俗流行的諸種意見的凡俗作家，像默從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樣。

有些人每每愛引用權威者的詞句，來爭論某種事件，以取代自己貧乏的理解和見識。筆戰中引出他們的東西，像取得莫大的靠山似的，莫名其妙地雀躍歡呼。想來大概是受到塞涅卡[4]所說“與其批判，不如信任”這句話的影響。論戰之際必須有防身和攻擊的武器，這類人既無思考力，又乏批判力，所以隻好引用權威之言，“這也是出於對權威者的尊敬”，以為找到最好的護身符，振振有詞、據之而辯，發出勝利的呼聲。

現實世界中，不管舉出多少理由來證明我們過得怎麽怎麽幸福、怎麽怎麽愉快，但事實上，我們隻是在重力的影響下活動而已，戰勝了它，才有幸福可言。但在思想的世界中，隻有精神，沒有肉體，也沒有重力的法則，更不會為窮困所苦。所以，有優美豐饒心靈的人，在靈思來臨的一刹那得到啟示，其樂趣絕非俗世所能比擬。

思想浮現在眼前，如同你的戀人就在跟前一樣，你決不會對戀人冷淡，我們也決不會忘記此思想。如果它們遠離你而去，從心中消失時，則又是如何呢？即使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不及時把它寫下，恐怕就此一去不回頭，想找也找不到了。戀人也如此，如果不和她結婚的話，也有離我而去的危險。

對愛思考的人來說，世界不乏有價值的思想，但這些思想中，能夠產生反跳或反射作用的，也就是說，此思想著述成書後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卻不多見。

起初，人們思考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隻是為自己著想。思想家可分成兩類，一種是專為自己而思想，另一種是為他人而思想。前者稱為“自我思想家”，隻有這類人才能認真地思考事情，所以他們才是真正的哲人，實際上，他們一生的快樂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後者可稱為“詭辯派”，他們渴望人家稱他們是“思想家”，他們的幸福不是在本身中，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換言之，他們隻是熱衷於投世俗之所好。另外還有一種人介乎兩者之間，我們要看他全部的做法，才能判定他是屬於那一類。

利希滕貝格[5]是第一類的典型；黑格爾很明顯是第二類。

生存問題——這個曖昧、多苦、須臾和夢幻般的問題，一旦認真研討，恐怕所有的工作都得擱下了。實際上，除極少數的人外，一般人對這個問題都沒有絲毫感悟，甚至盡量避開它，覺得與其討論此問題，倒不如把這些心思用在和自己有切身關係的事情上。或者，僅取俗世哲學的一個體係，來滿足大眾。

想到這點，說“人是思考的生物”，實在很可疑，所謂“思考”，也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再往後，對人類的無思想、愚蠢，也不會引以為奇了。普通人智慧的視野，當然比起動物要來得遼闊，動物不能意識到過去和將來，隻存在於“現在”中，但並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深遠。

如果世界充滿真正思考的人，我想，大概不會容許有那麽多形形色色的噪音吧！然而，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卻充斥著令人心驚肉跳、毫無目的的噪音。造物者在創造人的時候，果能盡如我們所願，實在不應該給我們安上耳朵，或者，至少能在我們耳裏裝置上空氣不能通過的“覆皮”，像蝙蝠一樣（關於這點，我實在非常羨慕蝙蝠）。但人類也和其他動物同樣可憫。上蒼造人的時候，早已算定隻要具有足以維持生存的力量就夠了。因此，不論晝夜，不管有沒有人谘詢，人的耳朵始終是開著的，那是為了便於向我們報告“迫害者的接近”。

注釋

[1]　蒲柏（1688—1744），英國詩人，主張古典主義的審美原則，認為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品是藝術典範。

[2]　萊布尼茨（1646—1716），德國哲學家、數學家。

[3]　赫爾巴特（1776—1841），德國哲學家、教育家。

[4]　塞涅卡（約前4—後65），古羅馬哲學家，晚期斯多亞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任暴君尼祿之師。

[5]　利希滕貝格（1742—1799），德國物理學家、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