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和救濟金

看到失業者的數字為兩百萬，極易以為這意味著有兩百萬人沒了工作，而其他人都還過得不賴。我承認，直到最近，我自己都還有這個習慣。我以前以為，如果登記在冊的失業人數定為兩百萬左右，加上貧困人群和那些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登記的人，那麽英國食不果腹的人數最多為五百萬。

這是大大的低估。因為，首先，隻有真正領著失業救濟金的人才會體現在失業數字上——通常來說，也就是家庭戶數。失業男人的家眷不會計入名單，除非他們也領著另外的補助。一位勞介所的官員告訴我，要得到真正的靠失業救濟金生活（而非領取）的人數，你必須把官方數字再乘以三以上。僅這一項就將失業人數提高到了約六百萬人。但是此外，有很多人雖有工作，但從經濟狀況上說，卻跟失業差不多，因為他們領到的工資完全夠不上糊口。算上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家眷，和之前一樣加上領養老金的老年人、貧困人口和其他無法定性的，得出的食不果腹人口數量就超過一千萬。約翰·奧爾爵士認為是兩千萬。

就數據來說，威根足以作為工業和礦業地區的典型。有保險的礦工人數約三萬六千人（男性兩萬六千，女性一萬）。其中，1936年初的失業人數約一萬。但這是在冬天，煤礦全天開工的時候，而夏天大概為一萬兩千人。同上麵一樣乘以三，就得到三萬或三萬六七。威根的總人口略少於八萬七千。如此，隨時都有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領取或靠失業救濟金生活而不僅是登記在冊的工人。這一萬或一萬兩千的失業人員中，穩定的核心組成有四五千礦工，已經連續失業七年。而威根在工業城鎮中並不算特別不景氣的。就連由於戰爭和戰爭的風聲而在過去一年左右形勢大好的謝菲爾德，失業比例也相差無幾——登記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失業。

從最初失業，直到保險額度用盡，都可以領取“全額補助”。

因此，對於一個典型的五口之家，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十四歲以上，總收入就為每周三十二先令，外加大孩子可能掙得的一點兒。當保險額度用盡後，在轉入PAC（公共援助委員會）之前，能從UAB（失業救助局）領取為期二十六周的“過渡補助”。

因此，在領失業救助時，如果孩子均未就業，一個典型的五口之家的收入為每周三十七先令六便士。領取失業救助時，救濟金的四分之一視作房租，最低每周七先令六便士。如果所交房租高於救濟金的四分之一，就會獲得一項額外補助，但如果低於七先令六便士，就要減去相應的差額。公援委的支出理論上來自當地稅收，但由中央基金支持。補助金額為：

這些金額由當地部門自由掌握，各地有微小差別，單身男子有可能額外獲得每周兩先令六便士的補助，使補助達到十五先令。同失業救助一樣，已婚男子的救濟金有四分之一視作房租。因此，如上文考慮的那種典型家庭的總收入為一周三十三先令，其中四分之一視作房租。此外，大部分地區，在聖誕節前後各六周，會發放一份每周一先令六便士的煤炭補貼。

可見，正常情況下，領救濟金的家庭平均收入約每周三十先令。其中至少四分之一可以作為房租抵銷，也就是說，不論大人小孩，平均每人用來吃飯、穿衣、取暖及其他用度是每周六七先令。在工業地區，大概占總人口三分之一的龐大人群，都是這樣的生活水平。收入調查執行得非常嚴格，隻要發現一點兒你能從其他渠道弄到錢的蛛絲馬跡，就很可能拒絕給你救濟。例如，碼頭工人通常按半天受雇，需要一天分兩次去勞介所簽到。如果沒去，就視為在工作，救濟金也就相應減少。我見過躲過收入調查的例子，但我要說，在工業城鎮仍然存在一定的公共生活，每個人都有相熟的左鄰右舍，想在這兒躲過調查要比在倫敦難得多。通常的辦法是，實際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捏造住址，假裝自己另住一邊，從而單獨領取一份補助。但是有很多暗探和鄰居的監督。例如，我認識一個人，有人看見他在鄰居不在家時喂鄰居家的雞，就報告給當局，說他“有一份喂雞的工作”，而他很難反駁這種說辭。威根最受歡迎的笑話就是，相關部門拒絕給一個人發救濟金，理由是他“有一份運柴火的工作”。據說，有人看到他晚上運木柴。他不得不解釋說，他不是在運木柴，而是在晚上搬家。所謂的“柴火”是他的家具。

收入調查最殘忍最邪惡的效果就是破壞家庭。老人，有時尚且纏綿病榻就因此被趕出了家門。例如，一個領養老金的老人，如果是鰥夫，一般會和某個孩子一起住，他每周的十先令貢獻給家庭開支，而他則很可能獲得不錯的照料。但是，按收入調查的說法，他算是“房客”，如果他待在家裏，他的孩子們的救濟金就會停發。所以，他或許要在七十甚至七十五歲高齡時，流落旅館，將養老金拱手交給旅館的經營者，而徘徊在餓死的邊緣。我自己就見過好些這樣的事例。托收入調查的“福”，此時此刻全英國正到處上演這樣的事。

然而，盡管失業程度駭人聽聞，有一個事實是，貧窮——赤貧——在北方工業區不如在倫敦明顯。北方事事都窮困寒酸些，汽車也少，衣冠楚楚者也少，但明顯赤貧的人也要少些。即使在利物浦或曼徹斯特這樣規模的城市，你也會為乞丐之少而驚訝。倫敦像個旋渦，吸引著流離之人，而它又那麽大，大得讓那裏的生活顯得孤獨而寂寂無聞。隻要你不犯法，沒人會注意你，你盡可以自暴自棄，這在一個鄰裏相熟的地方是不行的。但是在工業城鎮，古老的公共生活方式尚未崩壞，傳統仍然強大，幾乎所有人都有家庭——因此，可能擁有一個家。在一個有五萬到十萬居民的城鎮，沒有流離人口和所謂的不知底細的人群，比如說，沒有人露宿街頭。而且，有一點是失業規定唯一的好處，那就是不阻礙人們結婚。夫妻兩人一周二十三先令不比饑餓線高出多少，但他們好歹可以組成一個家，比單身漢靠十五先令過活的時候大大要好。無業單身漢的生活很痛苦。他有時住在一間旅館裏，更經常是在一間每周六先令租金的“帶家具”出租間裏，用另外九先令盡量過得好些（比如每周六先令吃飯，三先令穿衣、抽煙、娛樂）。他當然吃不好飯，也無法好好照顧自己，而每周房租六先令的人，除非逼不得已，不大會待在屋裏。於是他整日流連於公共圖書館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讓他保暖的地方。保暖——幾乎是無業單身漢冬天裏的唯一要務。在威根，最受歡迎的避難所是電影院，在威根真是便宜得難以置信。隻要四便士，你就總能找個座兒。在某些電影院的白天場，甚至隻要兩便士就能有座兒。就算是瀕臨餓死的人也樂意花兩便士擺脫冬日下午可怕的嚴寒。在謝菲爾德，有人帶我去大會堂聽過一個教士的布道，這絕對是我聽過的空前絕後無可匹敵的最愚蠢、講得最糟糕的一場布道。我發現要坐到布道結束在生理上就不可能，確實，布道還沒進行到一半，我的腳似乎就自發地將我帶了出去。然而大會堂裏擠滿了失業的人，為了有個溫暖的地方躲一躲，他們寧願坐著忍受哪怕比這還糟糕得多的胡說八道。

我有時見到領失業救濟金的單身漢過著極度悲慘的生活。我記得，有一個鎮上，一大群單身漢私占著一棟簡直快要倒塌的廢棄房屋，多少是違法的。他們搜羅了幾件家具，想必是從垃圾場撿的，我記得他們唯一的一張桌子是一張老舊的大理石麵的洗手台。但這種事情是例外。工人階級的單身漢是稀有物種，隻要男人結了婚，相對來說失業就不太會改變他的生活了。他家徒四壁，但仍然是個家，而且在各地都可以注意到，失業造成的反常形勢——男人沒了工作，女人的工作卻一如既往——並沒有改變兩性的相對地位。工人階級家庭裏，男人是一家之主，不像在中產階級家庭中，是女人或孩子做主。例如，你在一個工人階級家中，幾乎永遠見不到男人做一丁點家務。失業沒有改變這項傳統，表麵上看這有些不公平。男人從早到晚無所事事，女人卻一如既往地忙忙碌碌。事實上比從前更加忙碌了，因為她不得不用更少的錢來過日子。然而，就我的經驗來看，女人們並未反抗。我相信，她們，和男人一樣，也覺得一個男人如果僅僅因為丟了工作，就變成“家庭婦男”，會失了男子氣概。

但是毫無疑問，失業給每個人，無論已婚還是單身，都造成了一種死氣沉沉、軟弱乏力的影響，而且對男人的影響大過女人。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受不起這個考驗。有一兩次，我見過有些失業者是真正的文學才俊，還有一些我雖沒見過，卻偶爾在雜誌上看到他們的作品。他們時不時地創作一篇文章或一個短篇小說，顯然比吹捧家們大肆宣揚的那些玩意兒要好，但時隔很久才有一篇。那麽，他們為什麽很少利用自己的天賦呢？他們有的是時間，為什麽不坐下來寫寫書？因為要寫書，你不僅需要舒適和孤獨，可是孤獨在工人階級的家庭從來不易獲得，此外還需要心靈的平靜。失業的陰雲籠罩著你，讓你無法靜下心來做任何事，無法鼓起希望的**，創造任何東西。不過，喜歡與書為伴的失業者無論如何也可以投身於閱讀。但那些一讀書就不舒服的人呢？以一個礦工為例，他從孩提時代起就在礦井裏工作，被訓練成了一名礦工，此外別無所長。他到底要怎麽填補空虛的時光呢？說他該去找工作是荒唐話。沒有工作可找，人人都知道。你不可能一連七年天天都找工作。有社區菜圃，可以打發時間，也幫助養活了一家人，但在大城鎮，隻有少部分人才有菜圃。那麽，有幾年前開展起來的幫助失業人員的職業中心。總體來說這項運動一敗塗地，但有些職業中心還在蓬勃發展，我去過一兩個。有可供人們取暖的藏身之所，還定期開課，教授木工、手工紡織、編籃子、做靴子、做皮具、編海草，等等等等，為的是人們可以用這裏的免費的工具和便宜的材料做做家具之類的，不是做買賣，而是用在自己家裏。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都大肆抨擊這項運動，一如抨擊給失業者分小型地產的項目——老在說這事兒，卻什麽實效也沒有。他們說，職業中心不過是個工具，好讓失業人員安靜，給他們一個假象，以為有人在幫助他們。毫無疑問，這就是深層的動機。讓人忙於修理靴子，他就不大可能去讀《工人日報》了。而且這種地方還縈繞著一種可惡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氣氛，你一進去就能感覺到。常去這裏的失業者大多是順民類型——那種油滑地告訴你他“滴酒不沾”並支持保守黨的人。不過，即使在這一點上，你也覺得左右為難。因為就算把大好光陰浪費在編海草這樣的垃圾上，很可能也好過一連好幾年一件事都不做。

目前為止，對失業者幫助最大的是NUWM——全國失業工人運動所做的工作。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機構，旨在團結工人，防止工人在罷工中臨陣倒戈，給他們法律建議對抗收入調查。這是失業者自己一分一厘、一拳一腳、從無到有開展起來的運動。我見過不少NUWM人士，對這些人萬分欽佩，他們像其他人一樣衣衫襤褸又食不果腹，卻維持著機構的運轉。不過，我更欽佩的是他們做事的策略與耐心。因為，要哄領公共援助的人從口袋裏每周掏一便士交會費，可不容易。正如我之前所說，英國的工人階級並未展現多少領導才能，但他們有著高超的組織天賦。這整個工會運動就是明證。在約克郡遍地開花的卓越的工人俱樂部也是一樣——確實是一種光榮的合作酒館，組織得有聲有色。NUWM在很多城鎮設立了活動室，安排共產主義演說家講演。但就算在這些活動室，人們也什麽都不幹，隻是圍坐在爐火前，偶爾玩一把多米諾骨牌。如果這種運動會議能夠和職業中心相輔相成，就會更有幫助。看著一個有本事的人年複一年在徹底而無望的閑散中邋遢起來，真是可怕。總該有辦法，給他機會利用自己的雙手，為自己的家園製作家具，等等，同時免於把他變成基督教青年會式的、一天到晚喝可可的昏庸之輩。我們最好麵對這個現實：英國的幾百萬男同胞有生之年再也不會擁有一份真正的工作了，除非再爆發一場戰爭。一件大可以做也當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隻要他申請，就給每個失業的男人一片土地和免費的工具。本該靠公共援助過活的人，卻連自己種蔬菜養活家人的機會都沒有，豈不可悲。

要研究失業問題及其影響，你就必須前往工業地區。南方存在失業的情況，但比較分散，並不突出，這令人奇怪。在很多農村地區，幾乎沒聽說過有誰失業，你也不會在那裏看到像城市裏整片整片的街區都在靠失業救濟金和公共援助生活的奇景。隻有當你寄宿在沒有一個人有工作、找份工作的概率像擁有一架飛機那樣大、遠比在足彩中贏取五十英鎊的概率還小的街道裏，你才開始明白我們的文明在發生著什麽樣的變化。因為確實有變化在發生，這是毫無疑問的。工人階級態度消沉，和七八年前有著天壤之別。

我第一次意識到失業問題是在1928年。那時我剛從緬甸回來，在那裏，失業還隻是口頭說說而已。我少年時就去了緬甸，戰後的繁榮餘韻猶存。第一次在附近地區見到失業人員時，我害怕而驚奇地發現，他們很多人對失業感到羞恥。我那時非常無知，但還不至於無知到以為當失去海外市場而害得兩百萬人丟了工作時，這兩百萬人比在加爾各答賽馬中抽了空簽的人更該受譴責。但那時候，沒有人願意承認失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意味著承認失業很可能繼續。中產階級仍在談論“領救濟金的懶漢閑人”，說隻要他們想，這些人全都能找到工作。自然，這種觀點也滲透到了工人階級本身。我最初與流浪漢和乞丐來往時，本因流俗偏見將他們視為玩世不恭的寄生蟲，卻發現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或許有四分之一，竟是正直的年輕礦工和紡織工人。他們瞪視著自己的命運，流露出如同困於陷阱中的動物那樣遲鈍的驚異，我猶記得，這給了我何等的震驚。他們受的教育就是要工作，但是看啊！似乎他們再也不會有工作的機會了。在他們那種處境下，最初免不了感到人格受辱的困擾。這就是那個時代對失業的態度：這是一場發生在你個人身上的災難，問題在你。

當二十五萬礦工失業後，阿爾弗·史密斯，一個住在紐卡斯爾陋巷裏的礦工，也自然而然地丟了工作。阿爾弗·史密斯不過是二十五萬人之一，隻是一個統計單位。但人都難以把自己看成一個統計單位。隻要街對麵的伯特·瓊斯還有工作，阿爾弗·史密斯就免不了覺得自己顏麵無光、一敗塗地，因此生出無能和絕望的可怕感覺，這是失業最可惡的一點——遠比任何艱難困苦可惡得多，也比任何被迫遊手好閑造成的道德墮落更可惡，僅次於阿爾弗·史密斯的孩子生來就要領公共援助這種天生的低人一等。每個看過沃爾特·格林伍德《領救濟金的愛情》這出戲的人，都一定記得那可怕的瞬間。貧窮、善良而愚蠢的工人捶桌呐喊：“噢，上帝啊，賜我個什麽工作吧！”這並非戲劇誇張，而是生活的寫照。這聲呐喊，在過去十五年裏，一定曾幾乎原封不動地在千千萬萬個英國家庭中響起。

但是我想，現在不會再響起來了——或者至少，沒有那麽頻繁了。真正的意義就在於此：人們漸漸順應天命了。畢竟，就連中產階級——不錯，就連鄉鎮上那些沉溺於橋牌的蠢貨——也開始意識到，真有失業問題這種東西。“親愛的，我可不相信失業問題這種胡說八道。哎呀，就在上個星期，我們想找個人來給花園除草，偏偏一個人也找不到呢。他們不想工作，就這麽簡單！”這種五年前在任何一個體麵的茶桌上都聽得見的話，正在清晰可辨地減少。至於工人階級自身，他們已經大大增長了經濟知識。我相信《工人日報》在這一點上成績斐然：它的影響力遠遠超越它的銷量。但不管怎樣，工人們已經很好地吸收了這些知識，這不僅是因為失業問題波及如此之廣，更是因為它持續得如此之久。人們靠救濟金生活了多年以後，就習慣了它。領取救濟金盡管還是令人不快，卻不再可恥了。因此，害怕不自立、害怕濟貧院的古老傳統被瓦解了，正如分期付款製度瓦解了對欠債的古老恐懼一樣。在威根和巴恩斯利的蓬街陋巷中，我見識了種種貧困，但我見到的自認悲慘的人大概比十年前要少得多了。這些人至少已經明白，失業不是他們改變得了的事情。現在不隻是阿爾弗·史密斯沒工作了，伯特·瓊斯也沒了工作，而且兩個人都已經“沒工作”好幾年了。當人人都一樣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於是，可以說，全部人口都一輩子指望公共援助了。而且，我認為令人欽佩或許甚至充滿希望的是，他們並沒有因此精神崩潰。工人並不會像中產階級人士那樣因為貧窮的壓力而崩潰。例如，工人階級並不覺得領著救濟金結婚有什麽不妥。這會讓布萊頓的老太太惱火，但這證明了他們在核心問題上有良好的判斷，他們認識到，丟了工作並不意味著你就不是人了。因此，某種意義上，低迷地區的情況並不像看起來那麽糟糕。生活仍然十分正常，比人們所能指望的更加正常。家窮了，但家庭體係還沒分崩離析。這些人實際上過著往日生活的精簡版。他們沒有怨天尤人，而是降低自己的標準，逆來順受。

但他們降低標準，並不是靠減少奢侈消費而集中於必需品。常常是恰恰相反——細想一下，這是更自然的方式。因此，在十年空前絕後的大蕭條中，所有廉價奢侈品的銷量不降反增。大概戰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就是電影和大量生產的廉價漂亮衣服。年輕人十四歲就輟學，找了一份“前途無亮”的工作，二十歲就失業，很可能終身失業。但是，花上兩英鎊十先令，他就可以分期付款給自己買一套西服，短時間內，遠遠看去，像在薩維爾街訂製的似的。姑娘們甚至隻用更少的錢就能變得像時裝畫一樣。或許你口袋裏隻有三枚半便士的鋼鏰，前程渺茫，除了一個破漏的臥室角落外無家可歸，但當你穿著新衣服站在街角，暗自沉醉在白日夢中，把自己當成克拉克·蓋博或葛麗泰·嘉寶，就能大大補償你。就算是在家，通常也會喝茶——一杯“好茶”——而自1929年就失業的父親，也因為對皇太子障礙賽馬自有高見而暫時展開笑顏。

戰後的商貿不得不做出調整，以適應收入微薄、食不果腹的人們的要求，結果現如今奢侈品幾乎總比必需品還要便宜。一雙普通的硬底鞋跟兩雙極時髦的鞋子一樣貴。用一頓飽餐的價錢你能買到兩磅廉價糖果。三便士買不到多少肉，卻能買到一大堆炸魚和薯條。牛奶要價三便士一品脫，就連“淡”啤酒也要四便士，但阿司匹林一便士能買七片，一包四分之一磅的茶葉能泡四十杯茶。最重要的是賭博，這是所有奢侈品中最廉價的。即使瀕臨餓死的人也可以花一便士買張彩票，買到幾天希望。用他們的話說，日子有個盼頭。有組織賭博現在已幾乎上升到了支柱產業的地位。例如，想想足彩這種現象：一年營業額約達六百萬英鎊，幾乎全部來自工人階級的口袋。希特勒重占萊茵蘭時，我正好在約克郡。希特勒、洛迦諾、法西斯、戰爭的陰雲在當地沒能激起絲毫興趣，但足聯停止提前發布賽程表的決定（此舉意在遏製足彩）在整個約克郡掀起了軒然怒濤。還有現代電學科技向肚內空空的民眾傾瀉各種奇跡的怪異景象。你或許整晚都因被褥單薄而瑟瑟發抖，但到了早上，你就可以去公共圖書館，閱讀那些為了你而從舊金山和新加坡拍電報傳來的新聞。兩千萬人食不果腹，但幾乎全英格蘭的人都能聽到廣播。我們在食物上失去的都從電報上獲得了。整區整區的工人階級被奪走了他們真正需要的，卻被粉飾生活表麵的廉價奢侈品部分補償了。

你覺得這一切令人滿意嗎？不，我不覺得。但工人階級顯然在做心理調適，在此情況下或許已經是做得最好的了。他們既沒有揭竿起義，也沒有失去自尊，他們隻是忍辱負重，定下心來，在炸魚和薯條的水平上盡力泰然處之。若不如此，要麽絕望的痛苦持續，天知道像什麽樣子；要麽可能企圖暴動，而在英國這樣強力的政府的統治下，隻能導致無謂的屠殺和野蠻的鎮壓。

當然戰後廉價奢侈品的發展對我們的統治者來說是一大幸事。很有可能，炸魚和薯條、刺繡絲襪、鮭魚罐頭、減價巧克力（六便士能買五根兩盎司巧克力棒），電影、廣播、濃茶和足彩幫他們避過了革命。因此，我們有時聽說這整個事情都是統治階級在搞鬼——一種“麵包和馬戲”的把戲——用以穩住失業者。依我所見，我不相信我們的統治階級有這等的聰明智慧。而事實上確實產生了這種效果，但是一個不自覺的過程——是生產商對市場的需求和餓得半死的人民對廉價鎮痛劑的需求之間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