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種社會現象之所以能被客觀認識，往往緣於它與認識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我們不妨先來考慮這樣一種現象：就一個學齡兒童而言，是班主任更了解他(她)，還是母親更了解他(她)？通常，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母親更了解，因為母親與孩子朝夕相處，而班主任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遠不能和母親相比。或許，我們再想想還會認為，母親對自己孩子的了解和班主任對學生的了解有較大的差異，他們了解的側重點不同。可如果他們溝通時彼此見解不同，那麽誰說得更準確呢？如果他們之間為此發生了爭執，又該如何判別孰對孰錯呢？還有另一種可能：如果母親承認自己不夠了解孩子，或隻了解孩子的家庭生活方麵，而她很想找班主任了解一下自己孩子的學習情況，那麽她從班主任那裏聽到的，既可能和自己的看法比較一致，也可能讓她大吃一驚。這一現象提醒我們，很多時候，即便麵對你自己帶大的或者看著長大的孩子，你也未必是最了解他(她)的人。因為從方法論的角度上講，認識事物需要距離。母親和孩子之間的距離太近，情感投入太深，是她不能客觀認識自己孩子的主要原因，而班主任與學生之間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則成為其看清楚孩子的前提。關於這一點，中國的俗語早已給過我們類似的洞察，比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等。

我長期以來從事關於中國人的關係、人情和麵子等現象的研究。我並沒有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有近水樓台之得意，反倒覺得這點往往限製了我從理性上去把握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為什麽會這樣？也同樣是距離太近的緣故。由於包括我在內的中國人對這些現象太過熟悉，或者運用起來得心應手，甚至認為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人們本來就該這樣生活，自然就難以從學理上去認識其運行特點、規則及機製。如果說這樣的研究最終也是可能的，那不是因為研究者有什麽過人的智力或者獨具慧眼，而隻不過是借助了“異鄉人”的敏感性罷了。這裏所謂“異鄉人”是指沒有在中國文化中成長的那些人，比如歐洲人、北美人及日本人等，是他們先於我們發現了中國人與中國社會所具有的重人情、愛麵子和講關係等特點。雖說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們的確容易熟視無睹，可一旦某一特征被他人揭示，那麽真正可以深入了解以及有切身感悟者，未必是其他社會之人，而是我們自己。

我繞了一個大圈子來談“信任”這個議題，是因為信任研究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首先它離我們太近，我們每時每刻、每個動作和每一句話，都包含著信任，所以使得我們對信任的認識變得十分困難。那可不可以借助異鄉人的眼光來提示一下呢？也不行，因為信任研究不同於人情和麵子的研究，其文化比較性要微弱很多。而當這兩種方法都無法使用時，信任得以研究之可能就大大降低了。那麽，這是否意味著，信任研究的距離感就真的建立不起來呢？也不盡然，說一句消極一點的話，當對信任的研究趨向失敗時，我們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即通過欺騙看明白信任。的確，這是許多騙子頻頻得手的原因，他們為了騙財騙物反而看明白了信任是什麽及如何獲取信任。從信任的背麵看信任也是一種與信任拉開距離的方法，我們不妨稱之為疏離感。可絕大多數研究者不情願或下意識地否定這樣的研究路徑，導致這條路即使可行，也沒有學者去嚐試。於是，信任存在的意義一直以來並不在於人們認識了它多少，而是每一社會、民族，每一種宗教或信仰都很珍視它。生活於其間的每一個人無形中已受到相關信條的熏陶，享受了信任帶給我們的安定生活，已無須深究其含義及特征了。

那麽，這樣一種沉浸於人類曆史長河中並持續發揮著自身功效的現象，是如何被學者重視並加以研究的呢？從宏觀層麵上講，這是社會本身發生變化的緣故。信任所具備的一個外部性條件是社會的穩定性，比如熟人社會就比大城市信任程度要高。而當下社會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人口流動與科技革命所引發的社會變遷，這一變遷被我們稱為“現代化”。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阻擋性，因為大到國家，小到個人，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都已主動或被動地融入了這一變遷之中。可這一進程中也潛藏著一個巨大的困境，即現代化本身所內含的“危險性”。我們中國人通常喜歡將其換成“危機”一詞，並樂觀地認為有“危”就有“機”。可從全球範圍來看，現代化之危險，其實被稱作“社會風險”，也就是它在走向一種不確定、不可預計乃至於並不全然美好甚至充滿險境的生活方式。人們感受到的危險通常來自變化，比如一個人一輩子生活於一種環境，那麽他就不會感到危險，即使這個環境中也存在危險，但他熟知哪個地方危險，哪個地方不危險，故能輕而易舉地避開。但如果一個人來到一個陌生地，其內心就會不由得生出一種不安全感，即使這個地方根本沒有危險，這樣的感受依然存在。可見，意識到危險不等於真的危險，隻是他本人的確定性喪失了，此時要想獲得安全感，他會希望有一個熟悉當地情況的朋友協助，而希望這個朋友的協助正是因為他們之間有已建立起來的信任。相比個人而言，現代化所內含的危險性將整個社會的信任問題凸顯出來，讓一個原本無須留意的自在現象變成了需要有意思考的現象。如果說一個陌生地讓個人心生不安，但他尚有機會回到他熟悉的地方，那麽現代化則讓每一個人都回不去了。此時此刻，社會隻能繼續前行，而所有人都被拋入險境。結果，信任成為整個社會的問題。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信任成了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它所具有的全方位性特征導致所有研究“人”的學科都在努力揭示其真諦，產生了眾多的研究成果。但比較遺憾的是，也許真的是研究者與信任的距離太近了，我個人以為這些研究都不太給力。表現出理論深度的研究有之，大規模實證研究有之；定量的研究有之，定性的研究有之；哲學及倫理的研究有之，文化性的研究有之，可能夠把信任本質說清楚的研究卻少之又少。麵對這一局麵，很多研究往往把信任當作一個既定的概念直接使用，以回避對其本身的認識，似乎這些研究想說的是“我不說，你也懂的”。還有一個複雜的原因，多少也涉及“異鄉人”現象，就是不同社會對信任的理解有細微差異，因為在不同的語言中，我們不能肯定我們所討論的信任是不是在一個聚焦點上。比如，在某種特定的語言中，人們說的“我相信”(I believe)中的動詞能不能等同於名詞信任(trust)所表達的意思？再比如，誠實和信任要不要放在一起討論？還有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是，中國傳統經典喜歡用一個單字“信”來表達各種類似現象，而這個單字一旦需要於英語世界中找一對應，那麽它該對應哪個詞呢？如果我們問一個從事倫理學研究的學者，他會對應到“誠信”；可問一個從事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的學者，他會傾向於用“信任”；而一個從事法律研究的人則會認為，也許用“信譽”比較準確；可一個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會認為，用“信用”指代更合適。隻是無論我們怎麽說，都應該想到，當一個中文世界的“信”字被拆分為英語世界的不同詞匯後，英語世界想討論的問題與中國原先的話題已經不一樣了。既然不一樣，那麽在他們那裏，自然也不會放在一起討論，比如討論trust的學者不會去討論credit。可是在中國這邊，沒有人會認為“信任危機”和“信用危機”有什麽不一樣。可見，我們從中文詞語解讀社會和用英文詞語解讀社會，看到的現象是不一樣的。那麽，是不是幹脆放棄現代學科性研究，用國學會說得更明白一點呢？其實，國學也說不明白，因為國學幾乎不給自己的概念下定義，下定義是西學的特征。

討論至此，我想表明一個觀點：直麵“信任”研究是一個難題，這個難題不在於信任之深奧，而在於它過於貼近。此書的價值正在於作者試圖突破這一點，其鮮明的特征正在於從如何理解“信任”這個含義出發展開論述。雖然作者不會去關心我上述談到的文化語言差異問題，但在英語世界及其文化中，她做到了與信任保持距離，完成了許多研究無力完成的一項工作——如何在“信任”本身的議題上澄清概念、劃分類型，並在從日常生活到社會重大議題等方麵均給出獨到的見地。此書看起來雖隻有六萬多字，但卻有四兩撥千斤之效。它比較起那些看似更專業、更深刻的，乃至於故弄玄虛的研究來講，生動而簡單明了，具有不少撥開迷霧、直擊信任靶心的洞見。凱瑟琳·霍利是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哲學教授，主攻形而上學與認識論。凱瑟琳既是學者，也是一位母親，在學術、丈夫和孩子之間，她找到了她討論信任的平衡點，而不是將其分割開來。在這本小冊子中，她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學術，也把學術融入生活。這點看似與我上述所說的保持認識距離相反，其實不然。作者之所以能夠保持認識距離，是因為她在思考信任現象時，把自己當作一個“他者”，回到學者的立場來重新審視自己的日常生活，並結合學術界對信任的各種研究成果來剖析信任的機理，最終遊刃有餘地在其間找出信任的特質。作者對信任話題的討論淺顯易懂，全然不像一個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那樣使用一些高深莫測的概念。其實，於日常中談學術，恰恰需要更好的學術功力和深入淺出的表達力。正因為作者知道如何將現實生活的事例引向學術深處，又兼具女性獨有的那種細膩感受，所以從司空見慣中捕捉到深藏於信任中的一些細節。作為一個研究過信任問題的人，我在閱讀此書後受益良多，自然也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能讀到此書，故在讀客文化的邀請下，我安排我的博士生唐甜甜完成了此書的中文翻譯並做了校對。我們衷心希望讀者在閱讀中也能有所收獲，並結合自己的現實生活做更深入的信任思考。由於譯者還有繁重的科研任務，倉促譯出，一定會有一些未必準確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翟學偉

於2020年11月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