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海外貿易的發展
宋朝在北方防守接連失利，一敗塗地，終至1127年北宋都城開封的淪陷。導致這一結果的，既有經濟因素，也有軍事和政治因素。事實上，經濟腐敗毫無疑問地、實質性地推進、激化了北宋的軍事潰敗。
王安石變法原本旨在阻止經濟衰退。但變法不僅因為機遇不佳而未能成功，還在反複的接受與拒絕、修正與妥協中，激化了北宋的社會矛盾。
這一時期，海外市場對宋朝的軍事力量產生了尤為重要的影響。通過海外貿易，朝廷能夠從貿易稅中積聚大量財富。事實證明，這些財富對宋朝擊退並最終延緩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經濟危機與海外貿易
宋朝末年，中國的經濟體係麵臨危機，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從農業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型。唐朝中期，中國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國家的經濟實力依賴土地產出。商業和工業都沒有得到較好的發展，其繳納的稅收在朝廷歲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微乎其微。例如，749年，朝廷歲入約為五千二百三十萬貫(包括錢、粟、絹、棉)，其中隻有二百萬貫，即3.9%是錢幣。[729]工商業在唐朝後期開始取得進展，至宋朝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與唐朝相比，宋朝工業發展迅速。據7世紀杜佑編撰的《通典》記載，唐朝隻有一處生產禦用紙張的地方，而至北宋已經有八處；唐朝隻有一處官窯，而北宋有三處。[730]宋朝的礦場和冶煉場數量也較唐朝多(見表25)。
表25 礦場和冶煉場[731]
宋朝銅礦和煉銅場數量的下降並不意味著銅產量的下滑。相反，從表26可知，銅的產量上升幅度也相當大。
表26 國家每年金屬供應量[732]
商業不再是小商小販，也不再是分散的家庭小作坊。製造商們將製陶、產紙、漆器、紡織等產業不斷兼並集中，以此大幅提高產量。生產方式的改進和推銷策略的提升，降低了商品的價格，使普通百姓也具有購買力，如此一來便推動了銷量，利潤又流回產業內重新變為資本。725年至839年之間，一匹絹的平均價格是2351貫錢，但在998年至1104年間，平均價格降到了1347貫錢。[733]商業的擴張促進了工業的繁榮。商人將商品運輸到其他州府甚至國外去販賣。在交易過程中，錢莊及錢幣存取等手段起到了輔助作用。
繁榮發展的工商業繳納了越來越多錢幣形式的稅收，在國家歲入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引起了國家對發展工商業的興趣。1065年，朝廷一半以上的歲入是錢幣，如表27所示。國家歲入的一大部分是錢幣，但這不意味著如糧食、農產品等其他形式的收入就下降了，因為糧食的歲入並未有明顯的變化。相反，商人和工業生產者以錢幣形式繳納的稅收急劇增加。[734] 表27 錢幣形式的歲入數量及百分比[735]
全漢昇在書中寫道：“這種變動，顯示出在這幾個世紀中，貨幣經濟有長足的進步，自然經濟則日漸衰微。”[736]
同時，他繼續闡述：
北宋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和唐代比較起來，除錢數較前激增外，又多出了金、銀。這些價值遠貴於錢的貴金屬，不見於唐代歲入統計的數字上，卻在北宋歲入中占一地位……在天禧五年(1021年)的歲入中，有金一萬四千四百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兩……其後，元祐元年(1086年)的歲入金銀雖較前減少，但仍有金四千三百兩，銀五萬七千兩。[737]
必須注意的是，朝廷以錢幣形式征收的歲入不僅來自貿易和手工業的稅收，也來自朝廷參與的一些產業的獲利。宋代頻繁的戰爭令幹擾性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嚴重通貨膨脹導致經濟困難，因此這一時期無論是私營還是國營工商業的發展，都顯得格外不同尋常。
紙幣於1005年在全國範圍內推出。[738]但朝廷於12世紀初不計後果地濫印濫發了大量紙幣，導致1107年，1000錢紙幣的價值貶至十錢，[739]物價飛漲。1008年，一升米隻需20錢，至1122年漲至250~300錢，而1126年被金兵圍困的開封甚至漲到3000錢。[740]朝廷大量從私人處借貸銀兩，但卻無力償還債務，隻能付出利息。北方淪陷後的幾年間，糧食歉收，產量大減，饑荒肆虐，旱澇頻發，寇盜繁滋，民不聊生。[741]
北宋病態的經濟並未隨宋廷南遷而好轉，宋高宗在位期間(1127—1162)，經濟一直處於癱瘓狀態。成千上萬的百姓從北方逃至南方新建家園，導致糧食嚴重匱乏。通貨膨脹被短暫抑製後，又卷土重來，物價直線上升。1131年價值2000錢的一匹絹，至1134年上漲為10,000錢。[742]
北方土地喪失，宋軍節節敗退，金人的騎兵不斷向南推進至長江沿岸，整個國家經濟一片混亂。農業和工業生產迅速減少，國家收入大幅下滑。占總歲入半數以上的錢幣收入，從六千萬貫縮水至一千萬貫。[743]
同時，朝廷的開支卻在不斷增加。北宋末，錢幣歲入有六千萬貫，其中養兵之費約五千萬貫。[744]南宋初，朝廷錢幣歲入約一千萬貫，而每月養兵支出約八十萬貫，[745]即九百六十萬貫一年。後來，南宋重整軍備，且每年要向金朝納貢，這一費用的數字又翻了幾番。[746]
朝廷麵臨的這一經濟困境在許多方麵都有體現。江蘇宜興的一位官員於1156年上陳，當年該地區課稅及官府產業利錢的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貫，但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高達三萬四千餘貫。[747]僅其中一項造船錢，就足以抬高木材、油、鐵及米價。[748]
海外貿易收入的重要性
情勢窘迫，南宋初期尤其惡劣。為了從苟延殘喘的舊秩序中打造一個全新的國家，使其實力足夠雄厚而得以生存，年輕的宋高宗及其朝臣需要經濟支持。朝廷加強集權，征收新名目的稅，[749]但國庫收入增長緩慢，而經費支出卻迫在眉睫。在此情況下，宋廷還能有一項海外貿易的收入可以依賴，實屬幸運。
朝廷向舶來品收取關稅，並通過買賣舶來品獲利。在朝廷的悉心培育之下，海外貿易產業每年能獲利兩百萬貫，即南宋初年錢幣歲入的20%。[750]過去，對外貿易從未在中國經濟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當時新儒家流派開始風行，該流派的士大夫們認為大宋的經濟能夠也應該自給自足，不需要依靠外來的力量，不應與外國有貿易牽扯。但他們的觀點在現實麵前顯得蒼白無力。
相反，不斷增長的貿易收入讓朝廷更加關注商業的發展，也壯大了商人階級的力量，為保護貿易正常開展，水師的實力也進一步得到增強。這一形勢推動了水師的建設，結果在一個半世紀之中，隨著阿拔斯哈裏發王朝的沒落，中國掌控了中國海域以及印度洋至阿拉伯的海上商貿路線。下表顯示海上貿易收入所占的比例：
表28 收入：海上貿易獲利的金額及所占比例[751]
海外貿易的增長
宋朝建立之初便特別關注商業發展。960年，宋太祖一登基便製定了商業稅，並通過了有關貿易的法令。其後的幾位皇帝都嚴格地將此定為宋朝法令。[752]971年，南漢國向宋朝稱臣後，宋進駐廣州港，宋帝下令在廣州設立提舉市舶司。[753]這一官署最初由唐朝設立，宋朝效仿唐朝的模式，[754]其職責包括：(1)處理外國商人在華事務，檢查商船，對舶來品收取關稅；(2)監管本國商人出國，並為其頒發路引。[755]所有舶來品估價後先向其征收一成關稅。[756]在市舶司的監管下，金、銀、錢、鉛、錫、布帛及瓷器可置換外來的香料、香木、藥材、珊瑚、珍珠、琥珀、瑪瑙及其他寶石、半成品寶石、水晶、蘇木、烏木、玳瑁、犀角、象牙及镔鐵。[757]
朝廷壟斷了買賣舶來品的業務。977年春：
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榷場局，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五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
上然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貫。自是歲有增羨，卒至五十萬貫。[758]
榷場局設在京師開封。[759]除了八項物品外，所有舶來品都賣給百姓，這八項物品包括珍珠、玳瑁、象牙、珊瑚、犀角、乳香、琥珀、瑪瑙及镔鐵[8]。最後一項，镔鐵是極為特殊的戰略物資，宋廷留為軍用。其他七項物品由朝廷於977年設立的官署轉賣給北方的少數民族，用以交換對方的羊、駱駝和馬匹，朝廷每年因此可進賬四十萬貫。[760]由朝廷壟斷的與北方政權進行的專項貿易，散商不得參與，若有違令者，一律嚴懲，包括充公家產、黥麵及流放。[761]
壟斷舶來品貿易讓朝廷獲利頗多。978年，宋廷派遣四名使臣攜帶布帛等禮物前往位於南中國海的諸國，並邀請其商人來大宋。朝廷給予這些外商進口貨物的特別優惠和特別許可證。為促進貿易，朝廷分別於989年和992年在杭州和明州附近的定海設立市舶司。[762]
宋朝與海外的這一貿易係統維持了近一個世紀。財政短缺迫使宋廷鼓勵加大海上貿易以增加國庫收入。1074年，朝廷敦促商人組織貿易使團，所有攜帶貨物回國，支付五千貫以上關稅的商人都能得到嘉獎，記錄其名，並發給公憑。[763]但隻有杭州、明州和廣州三個港口的商人能夠享受這一特權，[764]如從其他港口冒險出去或沒有公憑擅自出去的商人則會受到懲罰。[765]
1087年和1088年，朝廷又先後在泉州和密州(今膠州)的板橋設立市舶司。板橋港的設立旨在協助開展與遼國和高麗國之間的海上貿易。北宋末(約1113年)[9]，華亭(今上海)港開放進行貿易。[766]但廣州依然是北宋最繁華的港口城市，大部分的貿易在此進行。[767]
朝廷鼓勵發展海上商貿，開設港市，立時便有成效。海外的貿易量成倍增長，在1086年至1093年間平均歲入四十一萬七千貫，到1102年至1109年上升至平均歲入一百一十一萬一千貫。[768]庫銀短缺迫使宋廷從開封南遷後，尤為重視對外貿易，以提高歲入。朝廷開設的市舶司越來越多，1131年在溫州設立市舶司，1146年在江陰開設市舶司，[769]後者在山東密州港被金兵攻陷後，代替其成為與高麗進行貿易的中心。[770]華亭港遭金兵洗劫後，又得以重建，在宋廷支持商貿的政策下蓬勃發展，其改名為上海後成為中國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771]隨後，在1173年及1176年，占城的商人向宋廷請求在其國家附近建立港市，朝廷討論在海南建立市舶司的可行性，但未有定論。[772]1246年，杭州灣北岸的澉浦開埠事宜提上日程。[773]
朝廷向市舶司撥款開展對外通商。1128年，僅在開封淪陷後一年，盡管當時宋朝軍事告急，經濟萎靡，朝廷仍然下撥市舶司三十萬貫用於對外貿易，[774]回報也立竿見影。如1131年，從國外購得乳香十萬九百五十二斤，[775]朝廷很快從海上貿易中獲利兩百萬貫，比北宋末期翻了一番。[776]
海上貿易的擴張本就意義非凡，若考慮到其擴張是在反對聲中完成的，則更加難能可貴。宋高宗和當時許多官員一樣，對海外貿易知之甚少。早在1127年逃亡之時，他便斷言購自海外的物品多為無用之物或是鋪張浪費的奢侈品，他下令除用於笏板的象牙和用於腰扣的犀角外，嚴禁引進硬樹脂、瑪瑙和其他物品。[777]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市舶司被廢止，並入轉運司。[778]
但海外貿易帶來的巨大財富顯然讓宋高宗轉變了想法。1133年，他允許引進“中國有用之物並民間常用”的乳香和藥材等。[779]1137年，宋高宗全力支持開展對外貿易，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780]
轉賣舶來品的獲利，成為朝廷壟斷對外貿易的最大收入來源。對外貿易也成為朝廷歲入的補充，其中一項便是對海船征稅，並將之用於軍費。[781]另一項則是對舶來品征稅。1136年，對質量上乘的物品十分抽取一分關稅，對粗劣龐大的物品十五分抽取一分關稅。[782]1144年，對香料和藥物的關稅提高到四成，但三年後又降回一成。[783]從事對外貿易的商賈必須讓朝廷博買大部分貨物。犀角和象牙的關稅為兩成，但四成的貨須由朝廷博買；珍珠之類的貴重品關稅為一成，但六成的貨須朝廷博買。[784]
商人不滿高額的關稅，於是故意欺瞞，少報數量。舶來品數量下降，朝廷的收入也隨之下降，許多官員上請朝廷降低關稅和國家博買數量，讓商人在市場上有更多貨物可販。臨安和明州的市舶司共同上奏：“抽買比他貨至重，非所以來遠人。欲乞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買。”[785]朝廷允之，對外貿易數量立即回升，至1238年，舶來品總數達五十餘萬(斤、條、株、顆)。[786]
舶來品數量上升，很快超過了宋廷作為交換用的絲綢、瓷器、布帛、酒及其他出口物品的量。宋廷要填補這一貿易逆差的方法之一，是金銀和錢幣。從日本至非洲東海岸都發現了中國錢幣的蹤跡。這一舉措讓宋朝的金屬貨幣流失嚴重：
而自熙寧七年[10]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787]
南宋期間，錢幣主要由行在臨安流出，外國商人隻將最好的鑄幣運往國外。[788]朝廷再三試圖阻止貨幣流失，但未有成效。[789]1219年，朝廷為填補貿易逆差，下令提高絹帛、錦綺、瓷漆器的出口量，而不用金銀來支付進口的乳香。[790]
除舶來品外，商賈也接受國外的訂單。如12世紀末，位於今蘇門答臘的三佛齊國請宋朝鑄銅瓦三萬，朝廷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但泉州的汪大猷提出反對，稱法令規定銅不下海，朝廷於是作罷。[791]
外國商人的影響
經濟壓力迫使宋廷尤其關注其在南方的貿易壟斷。大約到1160年，對鹽、茶、酒、明礬、礦產和冶金、對外貿易的壟斷，以及朝廷放貸的利息，讓朝廷獲利六千萬貫錢幣，[792]其中百分之八十來自兩浙。[793]
此時，朝廷壟斷的產業落入商賈手中。起初，商人輔助朝廷運輸官方壟斷的物資，[794]然後獲得官府的憑證，得以販賣茶、鹽、明礬、酒及舶來的香料、藥材，最終他們對壟斷產業的運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95]朝廷的授權，以及物品出口需求的強勁，結果促進了絲綢、漆器、瓷器、布帛和酒等出口產業的發展。[796]
朝廷授權的商人中有一部分從事對外貿易，《宋史》中提到：“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797]1136年，一名宋朝商人蔡景芳因出國“招誘舶貨”，使泉州市舶司於1128年至1134年間收息錢九十八萬貫。另一名大食商人蒲囉辛，受蔡景芳影響開始從事貿易，販乳香三十萬貫。[798]兩人都被授予承信郎的官爵。[799]
宋廷嘉獎蔡景芳和蒲囉辛之後，泉州市舶司宣布，隻要能招引外商來中國販貨，且能讓朝廷獲利五萬或十萬貫的商人，都能在市舶司的舉薦下被授予官職。朝廷官員隻要能抽買乳香及一百萬兩，就能官升一級。[800]
各國商人跨海而來，他們大部分是大食後裔，近的從占城和三佛齊國附近來，遠的來自中東。為了安置這些商人，1115年泉州設立了來遠驛。外國商人來到後，會有特別的接風宴，並伴有伎樂招待他們，[801]這項費用每年花費朝廷約三千貫。[802]1132年，廣州也開始有這項業務。[803]朝廷會給從國外帶來大量貨物的商人許以特權和官職，若遇到宋廷遲遲不嘉獎的情況——1157年廣州曾發生過——商人們表達不滿的方式就是不再來華。[804]官府也會對遭遇沉船的水手施以援手，這些水手在等待船舶回國期間，每人每天可從官府處領到50錢和2升米。[805]
自唐朝起，一些港口城市就建立了外國商人的聚居區。他們有自己的清真寺和集市，遵循唐朝建立的慣例。朝廷允許這些商人由自己的族長、判官進行管理。通常隻要沒有嚴重違反法令，即使有輕微的違法行為，官府一般也會從輕發落。[806]因為一方麵朝廷希望吸引外國商人來宋，另一方麵這些商人遠道而來，不了解宋朝的法令。[807]在一些涉及宋人和外國商人的訴狀中，判決結果都偏向外國人，所以許多官員反對從輕發落外國人。[808]
外國商人通常很快能發財。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曾記載：“宋時蕃商巨富，服飾皆珍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809]他們為朝廷出資、出船，也在當地留下大量善舉和建築。[810]很多商人在朝廷為官，且職位不低。
但這些人主要還是從事商業。南宋時，泉州超越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的外國商人在中國的規模最大。[811]宋朝最後幾十年間，一位名叫蒲壽庚的阿拉伯後裔任泉州市舶司提舉和海防統領，同時他還是東南沿海一帶舉足輕重的巨富，[812]甚至他的女婿佛蓮名下也有八十艘海船。1293年佛蓮死後，人們在盤查他的倉庫清單時發現，他擁有價值連城的貨物，其中僅珍珠就有130石。[813]
除了官方的對外貿易外，還有其他途徑的貿易。外國使臣可允許攜帶一定量的免稅物品進入宋朝販賣。也有貨物是以貢品的形式進入中國。安南之類的國家沒有與宋朝開展貿易，但每年會向宋朝進貢。[814]1132年，宋廷派一批使臣前往東南亞一些海上國家，加強雙方的友好聯係，因為自失去北方土地以後，宋廷已經與中亞的國家中斷了聯係。這些使臣在安南、占婆、柬埔寨[11]和闍婆等國被授予郡王頭銜。[815]有一位使臣前往高麗，但或許高麗王擔心惹怒鄰國的金朝皇帝，並未對宋表現出友好的態度。[816]
以貢品形式進入中國的舶來品數量和通過貿易形式進入的貨品數量相當。如1155年，占城上貢各類香料約65,579斤。[817]次年，三佛齊國的使臣上貢111,615斤乳香和檀香木。[818]1167年，占城使者上貢100,730斤乳香。[819]
宋廷認為這些是“中國有用之物及民間常使”的物品。[820]但和後來的元朝、明朝皇帝不同，宋朝的皇帝並未要求進貢寶石或稀有物。如1127年，宋高宗為減負於民，推行節儉作風，下令各地官員不得向朝廷獻禮。[821]一位大食商人進獻的珠玉寶貝被朝廷婉拒。[822]上貢的大象也再三被皇帝婉拒，因為宋人認為大象是無用之物。[823]1157年，安南進獻的翠鳥翎毛被當眾焚燒，因為前來進獻的使臣並非真正的使臣，而是商人假扮。[824]官員受命盡量少接納上貢。1177年，可接受三成，[825]而到1184年隻可接受一成。[826]
中國商人在海外的聚居區
政局不穩，社會動**，導致了唐朝的覆滅，五代十國和宋朝戰亂頻繁，經濟混亂，漢人兵力孱弱，又遭遇氣候變遷，讓遊牧民族有機可乘，南下中原，中國經曆了一次民族大遷徙。土地貧瘠，外族入侵、壓迫，內戰不斷，大量北方百姓蜂擁而至東南沿海地區。東南沿海地區多丘陵，水運發達。人們聽聞海外國家富庶，而從東南沿海隻需要勇敢踏出一步便可航行至海外國家。大量的商賈、冒險家、朝廷使臣、佛教高僧出走海外，百姓也紛紛相隨。
中國的商人早在南宋時期便於海外建立了聚居區。這些聚居區通常位於當地政府勢力強悍或秩序良好，能提供保護且有機會能發展商業的地方。早在1128年，幾百個來自福建的商人在高麗王都鬆都(今朝鮮開城)建立聚居區。[827]龍牙門島(今新加坡附近)，蘇門答臘的舊港，爪哇的杜板(今圖班)、新村(今錦石)和蘇魯馬益(今泗水)也有中國商人的聚居區。[828]早在宋朝，中國商人就在婆羅洲的砂拉越河口處的山都望島上建立了聚居區。[829]
如此，中國商人與不少國家建立了貿易往來，有些商人甚至移居到了這些國家。當時的商貿係統相當發達，有明確的匯率[830]，甚至還可延期付款。[831]在大部分地區，中國商人被免除了入港稅。[832]有些地區，若中國人犯了死罪，隻要交一筆罰款就可免於死罪。[833]
到訪的中國商人一般會和當地的首領搞好關係。他們通常在開始做生意之前，會邀請國王或王室成員上船，設宴款待他們。[834]但在有些地區，當地人充滿敵意，中國商人通常將船停泊在近海，然後俘虜一些當地人作為人質，再進行交易。[835]
宋朝大力鼓勵海外貿易，促使一大批商人前往海外。[836]13世紀前期，泉州市舶司提舉趙汝適在所著的《諸蕃誌》一書中列舉了中國商人到訪過的一些國家，以及從中國出口至海外的一些貨物。事實上，中國人建造的船舶規模龐大，牢固耐用，從廣州出發隻需七十日便能到達印度。[837]中國商人建立的聚居區已經遠至南印度。出生於北非菲斯的阿拉伯旅行家兼學者伊本·白圖泰曾提到，中國商人慣常會在南印度的三個港口度過冬日的雨季。[838]與他同時代的中國商人汪大淵約在1331年到達印度，有記載顯示，他在八丹(馬拉巴爾海岸的納加帕蒂南)見過一座刻有漢字的磚塔，表明該塔建於1267年。[839]學者們認為，該塔為中國商人聚居區的集會堂。[840]
但是，除了商人之外，一些中國的雇傭兵也曾為了賺錢到達海外，並常常定居於當地。許多雇傭兵涉海到達印度尼西亞，因為此地不僅鄰近中國，也有很多賺錢的機會。中國的冒險家們甚至建立過王朝。沈括憑借敏銳、準確的觀察，於1004年在書中記錄了發生在安南的事件：“土人黎桓殺璉(丁璉)自立；三年(景德三年，1006年)，桓死，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為主。”[841]這一事件發生在1009年。[842]
根據書中的描述，李公蘊成為安南李朝的開國君主。兩百多年後，1225年，李朝的末代皇帝因沒有男性子嗣繼位，將皇位傳給次女，而她又即刻退位，並傳給丈夫陳日煚。[843]五十年後，據周密的記載：“安南國王陳日煚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844]他對宋朝忠心耿耿，因而被宋朝皇帝加封。後1256年至1257年間，他還曾召集安南人民抵抗蒙古人的入侵。
港口的發展
貿易不僅加快了水師的建設，也促進了更多安全可靠的港口的發展，因為東南沿海地區一直備受台風和風暴的困擾。唐朝後期就已開始這項工作。當時，高駢收複了交趾，清除河內[12]至廣州的海道中的礁石。[845]高駢[13]還清除了福州附近海域的礁石，並建立了甘棠港。[846]
至宋朝時，又建立了許多其他港口。邵曄任廣州知州時，大量商船因颶風而受損。邵曄於1011年下令開鑿內濠，清除礁石，以泊舟楫。後來，他的繼任者陳世卿繼續並完成了他啟動的這項疏浚航道和挖深港口的工程。當地百姓將二人的功德銘記於心，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847]
官府在澉浦港修築防浪堤，方便船舶安全停泊，因而吸引了許多外國商人來此。有時，貨物在此卸船，再通過陸路轉運到行在杭州。[848]吃水較深的遠洋海船因灘塗而無法靠近海岸裝卸貨物，溫州港的百姓便修築兩處延伸至水中幾千裏的碼頭。其中一處供官府船舶使用，另一處供商船使用。[849]
華亭港於1113年正式開埠[14]，並設立市舶司。但“後來因青龍江(下遊段今稱吳淞江)浦堙塞，少有蕃商船舶前來，續承朝旨罷去正官，令本縣官兼監。今因開修青龍江浦通快，蕃商舶船輻輳住泊”[850]。疏浚工程於1119年完成。[851]根據另一本史書記載，疏浚河道的工程由當地官員劉璧發起，他調集民工，並用官米作為報酬，在五天內疏通了70裏的河道。[852]
華亭港因地理位置優越，發展迅速。華亭港位於長江入海口，臨近京杭大運河，海船在此卸船後，能夠通過長江、京杭大運河及其他內河轉運。1129年，韓世忠率軍在此重兵防守，可見其對宋朝經濟至關重要。[853]但同年，金軍攻占此港，並洗劫一空。[854]金兵撤離後，宋人立刻重建該港，華亭港很快恢複元氣，其繁華程度甚至遠超從前。乾道年間(1165—1173)，華亭重新被命名為上海。[855]
海南島當時已成為中國和東南亞諸國之間往來海道上的重要駐點。[856]但該地區沒有港口，後來王光祖開始為商船修建港口。由於流沙和潮汐變化，這一工程難如登天。終於，港口於1188年建成開埠，並被命名為神應港，因為建港困難重重，人力難為之，據傳神聽到人們的祈求，回應相助才得以建成。[857]港口位於瓊州附近的沙津。
當時開設了許多內河港口，方便外國商船進入上遊，其中包括湖北黃岡和浙江錢塘江上的諸暨，以及長江入海口的通州(今南通)港。[858]
宋朝時，水利發展和土地開墾得到了長足發展。宋人建造水庫、水堤改善灌溉條件，於沼澤和海岸處開墾土地，開鑿運河，修築海堤。這一係列工程疏浚了港灣，拓寬了河道，方便船舶進出。宋朝時，僅福建長樂地區就因疏通河道和開墾海岸而形成了卓嶺港、元祐港和陳塘港三處港口，且都成為商船安全錨泊的地方。[859]
水師的發展與貿易
宋朝失去北方以後，前往西域的通道被切斷，隻能固守南方。富饒的長江流域因戰亂而遭受**，迫使宋廷重視提高其他收入，其中之一便是對外貿易。這一局麵讓中國人開始關注海上活動，因為海洋已成為宋朝賴以生存的基礎。[860]
貿易收入直接納入臨安左藏的南庫，庫銀用作軍費開支。[861]而向海船征的稅收[862]和出售上貢皇帝的香料——尤其是乳香——所得，則直接撥入地方軍費或用於突發軍情。[863]商賈可以批發或零售官府批文中的貨物，並上交所獲利潤用於軍費。[864]
對外貿易也為中國帶來了戰略性物資，用於防禦北方侵略者，其中有镔鐵[865]和鋼劍。[866]另一項由大食商人帶來的物資是能射出火油(或稱猛火油)的金屬管。這種金屬管自狼山江戰役後就成為宋朝戰船的標配。[867]
其他購自海外的軍用物資包括獸皮、牛筋、犀角、硫黃、蠟和油。朝廷還引進大量未提煉的金屬原料，如金、錫、鉛和銅等。[868]但顯然，盡管朝廷再三禁令，也無法阻止宋朝金屬錢幣和物品流失國外。南宋期間，或許是用於造船，朝廷從日本進口大量木材。[869]這些物品通過商人大量采購。如1133年朝廷下詔，命市舶司官員凡“蕃商販到乳香一色及牛皮、筋、角堪造軍器之物，自當盡行博買”[870]。
貿易對宋朝發展和水師建設的作用非同凡響。而對宋朝水師發展更具直接作用的，則是商人捐贈、政府向商人征用或采買船舶的行為。當宋廷組織水師守衛長江及沿海地區之際，手頭隻有少量海船和受訓過的海員。而商人卻有大量的船舶，包括大型遠洋貨船和船員可以滿足朝廷需求。
起初，朝廷不願征用商船，因為當時朝廷一直取悅商人，怕此舉會讓商人離心。1132年，沿海置製使仇悆上請雇募五百隻麵闊一丈八尺至二丈的海船，[871]隨即遭到大量官員的反對，他們認為此舉不僅會妨礙商貿，還會讓商人對朝廷失去信心。[872]
但水師急需船舶守衛長江及沿海，最後朝廷達成妥協，隻征用商人的小型船舶，不得征用麵闊一丈二以上的商船，[873]並授予自願捐獻船舶的船主官爵。這一周到的政策獲得商人的擁護。1161年的戰爭中，商人們自願出借朝廷338艘大型海船，幫助宋朝獲勝。[874]1187年，朝廷需要船舶對付海賊之時，商人們又向朝廷進獻22艘船舶。[875]
結論
進獻船舶、采購戰略物資在物質上促進了宋朝水師的發展。不過與中國人因海外貿易而對海洋產生興趣相比，這種意義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過去的任何朝代從未像宋朝一樣如此依賴對外貿易的收入，中國人也從未如此關注海洋事業。
對海洋日益高漲的興趣促進了航運業的發展，讓中國人能掌握曾經被近東商人[15]壟斷的東方海道。為促進貿易，朝廷頒布了有利於商人的政策，讓這一階層的聲望和影響與日俱增。
南宋朝廷創立並擴大了水師，以防禦北方異族的侵略、保護商貿能正常進行而不受海寇侵擾。這些因素為元朝及明初水師和商貿的擴張，以及中國海上帝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 北宋年間，各路名稱變化頻繁，表中所用多為北宋初年的路名，對應北宋中期1085年的行政區劃圖，有所出入。後續注釋一一說明。
[2] 前文所述為黃天**之戰。在此戰中，金兵雖然突圍成功，但是宋人也不算失敗，畢竟在此之前一直是宋人追著金人跑。從戰略意義而言，宋軍打了一次勝利的追擊戰，隻可惜沒有擴大戰果，全殲敵軍。但這樣的戰果，也已足夠提振南宋軍心民心。金人此後不敢渡江，即是明證。這幾次戰役，凸顯了水軍的重要性，所以得出結論：戰禍頻仍的南宋，隻有水軍迸發出了獲勝的希望的光芒，因此南宋朝廷加大了對水軍的扶持力度。
[3] 在今上海。
[4] 1278年，華亭縣改稱鬆江府，1292年，上海縣成立，由鬆江府管轄。原文說華亭更名為上海，以及12世紀中期這個時間，似不準確。
[5] 《吳郡誌》中原文並未提到武藝精熟的人是外國人，疑是將原文的“三色軍兵”誤解成三國了。
[6] 引文原文並非因喜愛車船而獎賞造船者。原文：“建康都統製郭剛言車船多壞損,合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帝言：‘車船，古之艨衝，辛巳用以取勝，豈用改造!’”
[7] 在《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十二中未查到此記載。食貨二十八中有記載，鄂州造八車船10艘，其中5艘“重滯不堪行使”。
[8] 原文寫有九樣，《宋史》中的八樣為：珠貝、玳瑁、犀象、镔鐵、鼊皮、珊瑚、瑪瑙、乳香。
[9] 時間存疑。寫於北宋1062年的青龍鎮《靈鑒寶塔銘》中就記載那時的華亭“廣南、日本、新羅，歲或一至”。1119年，北宋在華亭也設置了市舶司。
[10] 熙寧七年，即1074年。熙寧為宋神宗年號。
[11] 原文為柬埔寨。宋朝時用的應是舊稱真臘，為中南半島古國，在今柬埔寨境內。
[12] 在當時應稱為宋平縣，位於今越南河內。
[13] 根據參考文獻，此處應是王審知。
[14] 港口貿易時間存疑。該年設立市舶司，但華亭港作為港口貿易應已有多年了。
[15] 這裏指的應是阿拉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