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那麽，誰是凱爾特人呢

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凱爾特人”是一個非常情感化的話題，不僅是在歐洲，在美國、澳大利亞和南非也是如此。就像一個美國人寫信告訴我他的酗酒問題一樣，身為凱爾特人的想法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情感支持——感到自己根植於一段英雄史詩般的過往，並獲得了對自身行為的解釋。你曾多少次聽人說“這在我的凱爾特血統中”？如果試圖剝奪這種支持，就會產生一種困惑和傷害的反應，正如西蒙·詹姆斯在他的《大西洋凱爾特人：是古代民族還是現代發明》出版後所發現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凱爾特人的概念是一種信仰，盡管人們對其理解很模糊，但它支撐著對自我和傳統的認識。考古學家如果出於嚴格的學術原因而希望解構這種信仰，就應該反思這樣一種需求，即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不得不定義自己的身份，這一需求需要不斷地重申和重新解釋他們所認為的種族的象征。凱爾特人的概念一直在演變。

因此，在最後一章中，讓我們回顧一下居住在我們的世界、信仰和想象中的形形色色的凱爾特人。

對早期的希臘人(如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和地理學家如赫卡泰俄斯)來說，凱爾特人是西歐的蠻族，從伊比利亞和高盧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多瑙河的源頭。這種理解很可能是基於圍繞著地中海西北部海岸的希臘殖民飛地提供的實際信息，這些殖民地建於公元前600年前後，其中包括馬薩利亞(馬賽)、阿加特-堤喀(Agathe Tyche，意為“好運”，即今天的阿格德)和恩波裏翁(Emporion，即今天的安普利亞斯)。關於凱爾特人的知識可能來自希臘定居者和當地居民的直接接觸，還有可能來自曾經深入內陸的旅行者。公元前4世紀末，來自馬薩利亞的著名探險家皮西亞斯指出凱爾特人的領土向北延伸至英吉利海峽。幾個世紀後，愷撒證實了這一說法。

在這個階段，凱爾特人(自稱凱爾特人的人)占據著高盧中部和西部，而另一些則生活在伊比利亞半島的中部和西部，被稱為伊比利亞凱爾特人(Celtiberian)。雖然這兩個地區的物質文化不同，但他們的語言很類似。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早期的希臘作家常常把他們統稱為凱爾特人。也有證據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紀，愛爾蘭和不列顛就可能使用相似的語言。

從公元前4世紀起，希臘羅馬世界開始與北方的遷徙的蠻族部落有了直接的接觸，他們稱這些部落為“凱爾特人”(Keltoi或Celtae)、高盧人(Galli)和加拉太人(Galatae)等。這些人大部分是定居者、掠奪者和雇傭兵，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起源於高盧的“凱爾特地區”，但是考古學家認為，這些遷徙群體的故鄉可能分布在更廣闊的區域，向東一直延伸到波希米亞。對這些群體的了解使人們對“凱爾特人”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是一種有獨特信仰和行為模式的蠻族武士。

在某種程度上，考古證據證實了這些凱爾特部落之間文化相似性的觀點。他們許多屬於考古學家所說的拉騰文化，這一事實至少意味著他們接受一種共同的行為和信仰製度，盡管不同的群體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對其加以重新闡釋。因此，在古希臘羅馬世界，西歐和中歐那些流動性的、好戰的群體屬於一個民族，即凱爾特人，對他們可以像對外來的蠻族人那樣進行誇張的刻畫和描繪。到公元前2世紀後期，凱爾特人的進攻威脅平息後，這個形象就微妙地轉變為波賽東尼奧眼中“高貴的野蠻人”，他被稱為“溫和的原始主義者”是有一定道理的。

隨後，古典作家對於凱爾特人的觀點是逐漸變化的。起初(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5世紀)，他們隻是歐洲西北部和西部的居民；後來(公元前4世紀)，他們成了威脅文明的蠻族人；最後(公元前2世紀—公元前1世紀)，這一形象變得成熟起來，他們成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他者”，成為學術興趣的焦點。

考古學上的證據，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語言學上的證據，構成了一幅相互補充的圖景。從長時段來看，在從伊比利亞南部到設得蘭群島的歐洲大西洋地區周圍，有很多互動的網絡，而海洋大大方便了這種互動。一係列主要河流將這一麵向海洋的區域與歐洲大陸相連，幾千年來，這些河流提供了交流的通道。如果把凱爾特人的語言(就像18世紀所定義的那樣)看作是在大西洋地區逐漸發展起來的，並且隨著公元前1000年前後大西洋地區的頻繁交流而出現融合，成為在沿海和島嶼及其河流腹地所講的一係列相互聽得懂的方言，這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古典作家根據他們知道的一個講這種語言的部落的名字，將這個語言區域命名為“凱爾特地區”。

在公元前5世紀，在講凱爾特語的地區出現了早期的拉騰文化精英。從這個核心地區，一種信仰和價值體係傳播到大西洋地區，先是到了不列顛島，後來又到了愛爾蘭，在通常所說的“凱爾特藝術”中，這一體係得到了最明顯的表達。在此過程中，凱爾特語的一種方言可能也得到了傳播，雖然可能並沒有到達愛爾蘭。傳統上認為這種傳播機製是遷徙和入侵，但沒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證據來證實這一點，反而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地區當地文化的延續性。變化可能會通過對精英仿效的交換網絡來傳播，也就是說當地的領導人會通過接受“外國的”思想和風格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今天的考古學家對此已經沒有什麽異議。

早期拉騰精英地區南部和東部的情況則不同。在這裏，考古證據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至少在最初，大規模民眾遷徙是由講凱爾特語的群體的遷徙所引發的，這種遷徙對意大利、巴爾幹和安納托利亞造成了衝擊。這些群體的“凱爾特身份”可能與大西洋沿海高盧和不列顛的群體大相徑庭，與伊比利亞半島上那些講凱爾特語的人也大相徑庭，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受到早期拉騰文化的影響。

將這一範圍廣泛的完全不同的群體稱為“凱爾特人”是否合適呢？把他們稱為講凱爾特語的人，並把“凱爾特人”一詞限製在高盧中部和西部的民族，這樣會少一些誤導，因為早期的希臘曆史學家皮西亞斯、波賽東尼奧和愷撒都明確認為後者是凱爾特人。

那些在羅馬控製下的講凱爾特語的地區逐漸采用了新的身份和新的語言，當地的基因庫無疑會被商人、士兵和行政人員引進的地中海、東歐、非洲和近東的基因所稀釋。盡管公元4世紀時，凱爾特語仍被一些不列顛人和高盧人使用，羅馬化的同質化效應很可能使人們對祖先的記憶變得模糊，並創造出新的種族認同。後來北歐人遷徙到這些地區，在維京人/諾曼人時期達到**，進一步加速了這種變化。公元7世紀以後，高盧和不列顛的大部分人口都不能再被認為是古代講凱爾特語的人的繼承者。

但西部偏遠地區的情況並非如此。在阿莫裏卡、不列顛西南部、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講凱爾特語的當地人口，基本上沒有受到公元後前八個世紀破壞性事件的影響。他們保留了自己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自己的本土文化。海洋仍然是他們之間主要的交流途徑，從公元3世紀至公元7世紀，講凱爾特語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加強了大西洋偏遠地區的文化認同，這裏成為文化繁榮的中心，而文化繁榮很大程度上是受他們對基督教的獨特解釋的啟發。在精英領導下的拉騰藝術的發展和愛爾蘭受早期基督教教會啟發的藝術繁榮之間可以進行有趣的比較。在這兩種情況下，藝術都象征著一種根植於社會內部的複雜信仰和行為，並且發展都超出了其中心地區。

這些不同地區的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單一民族的一部分，這很難說，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自認為是凱爾特人。毫無疑問，正是他們的部落關係提供了最直接的認同感。然而，盡管如此，西部早期講凱爾特語的基督教群體是史前同一地區講凱爾特語的異教徒的直接繼承者。在使用“凱爾特基督教”或“凱爾特西部”這樣的表達時，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並非毫無道理。

圖18　Carn雜誌，一份致力於推進西部“凱爾特”社會事業的出版物

凱爾特人的形象在18世紀被召喚出來，經過精煉和改造，以迎合19世紀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毫無疑問，這一形象被現代的許多包袱所拖累，其中大部分是從黑暗的民間傳統中挖掘並淨化出來的，或者隻是為了給政治抱負帶來一種正統的感覺而發明出來的。然而，新凱爾特人對自己形象的刻板化隻是重新定義了一種身份，而這種身份已經紮根於他們遺產的本土性質，以及他們頑強地幸存下來的語言。早在兩千多年前，希臘和羅馬的作家就為北方邊境上的野蠻人提供了一種身份，以便更容易地應對他們的外來性。這些新凱爾特人所做的不比那些希臘和羅馬作家多。

凱爾特人是一個古老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他們不斷被重塑，重塑他們的有時是外部觀察者，有時是他們自己。如果我們采取強硬的純粹主義路線，可能會認為今天的布列塔尼人可以自稱凱爾特人的後裔，因為根據愷撒的說法，高盧中部和西部的居民稱自己為“凱爾特人”，並且從那時起，人口變化相對較小。其他沒有任何地區符合這三點的。許多人會發現這個定義過於狹隘，認為所有那些今天經常使用凱爾特語的地區，都可以聲稱與史前時期的凱爾特人有某種聯係。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哈爾斯塔特時期貴族或拉騰精英的後裔，而是說他們是更古老的大西洋文化和語言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