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臘：古典時代的曆史

西蒙·霍恩布洛爾(Simon Hornblower)

史實概述(公元前479—前431年)

公元前478年，雅典人建立了海上帝國，從而取代斯巴達成為希臘的領袖。他們的勢力在公元前5世紀70年代和60年代持續擴張，於是對當時希臘世界的入侵者波斯發動進攻。這一攻勢在公元前5世紀60年代初期達到頂峰，當時雅典將領客蒙(Cimon)在小亞細亞南部的龐婓利亞(Pamphylia)贏得了歐裏米頓戰役(battle of the Eurymedon)；而公元前5世紀60年代中期，雅典對北愛琴海島嶼薩索斯(Thasos)叛亂的鎮壓，則是另一個標誌性事件，這導致雅典與斯巴達及其所控製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關係的惡化。約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446年，所謂的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First Peloponnesian War)在雅典與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展開。此次戰爭的早期，站在戰鬥前線的明顯是科林斯而非斯巴達，盡管戰爭的最後一年是斯巴達入侵了阿提卡。科林斯對雅典不同尋常的敵意，緣於麥加拉對雅典的支持，而麥加拉這座小城邦正好從地理上將雅典與科林斯分開——然而此前，對這座城邦的敵意曾使得雅典和科林斯在政治上結盟。盡管雅典要處理希臘的戰事，但在公元前5世紀50年代還是支持了埃及的反波斯起義(這次起義最終慘敗，也犧牲了許多雅典人的生命)，並且開啟了與西西裏各個共同體的外交。

與波斯正式的敵對狀態隨著《卡裏阿斯和約》(Peace of Callias)而在約公元前449年結束。公元前446年，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結束確認了雅典海上帝國的存在，因此可以說是雅典的勝利——盡管它不得不放棄在戰爭中占領的希臘大陸的領土，尤其是波奧提亞。雅典現在能夠放手向北邊擴張了。公元前437年，它終於完成了長久以來的夢想——在盛產木材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建立了一個殖民地。而在東方，雅典在薩摩斯的勢力更加穩固，即便薩摩斯曾在公元前440—前439年有過一次未成功的反抗。在西方，它建立了一係列同盟，可能是希望能夠源源不斷地得到海軍所需的木材供應。雅典向西方和北方的擴張，加之對麥加拉的再次進攻，在公元前5世紀30年代引起科林斯的警覺，因為科林斯曆來與它在北希臘和西西裏的殖民地聯係密切。於是爆發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或稱大伯羅奔尼撒戰爭(Great Peloponnesian War)，雅典戰敗。

記載這場戰爭的曆史學家、雅典人修昔底德使得偉大的領導者伯裏克利說出這樣一番話：雅典人會銘記，他們曾比其他希臘城邦統治過更多的希臘人。修昔底德(或伯裏克利)錯了。隻有古史專家們才知道雅典帝製，但帕特農神廟(Parthenon)和希臘悲劇卻世人皆知。我們應該多說說雅典的悲劇，因為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歐裏庇得斯(Euripides)都是雅典人。尤為重要的是，這些悲劇作家對一係列神話的處理方式，源源不斷地為近代人提供靈感，比如思想家弗洛伊德(Freud)、劇作家布萊希特(Brecht)、阿努義(Anouilh)。小說家托馬斯·曼恩(Thomas Mann)的《魂斷威尼斯》就出自歐裏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侶》(Bacchae)。這些成就證明了，自文藝複興以來，對古希臘文化尤其是其文學的透徹研究，是多麽明智。說到觀點偏頗，修昔底德並非唯一一人。埃斯庫羅斯為自己寫的韻文墓誌銘，對他在希波戰爭中從軍之事大加褒揚，而忘記提及自己是一個劇作家。偉大的教師和哲學家蘇格拉底，在同時代的曆史記載中，也隻是受到了些微純粹政治上的不公正對待。甚至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俄狄浦斯，一個傳說中的忒拜國王，也可能是雅典帝國的影射：機智靈敏、好管閑事、偉大如他，也因為這些細節而注定失敗。多麽荒謬的時代錯誤!

但我們也不能陷入另一個極端，忽視軍事和政治上的成就——這是公元前5世紀文化發展的保障。首先，正是希波戰爭惡化了愛奧尼的政治氛圍，使得流離的知識分子會集雅典，如米利都的希波達摩斯(Hippodamus of Miletus)，他重建了雅典海港皮拉奧斯；還有伯裏克利的哲學家朋友阿納克薩哥拉。然而，最重要的是諸如客蒙和伯裏克利這樣的貴族，他們的政治軍事領導能力帶來了公共財富，資助了菲迪亞斯(Phidias)、伊克提努斯(Ictinus)和內斯克勒斯(Mnesicles)進行雅典衛城的建築和雕塑創作；同時，他們還將私人財富用於公共事務，為節日和戲劇創作提供資金保障，而後兩者又賦予古典雅典獨特的魅力(這是一種捐助體製，向富人征稅，當他們承擔超過規定的義務時，就能得到榮譽)。伯裏克利第一個廣為人知的行動是資助埃斯庫羅斯的重要曆史劇《波斯人》(Persae)的創作。我們不是從把伯裏克利理想化的修昔底德那裏得知此事，而是從一個石刻清單上得知的。這類石刻是當時政治軍事方麵的原始資料。我們不應忘記這類證據也有助於學術研究。

帝國：雅典及起而代之者

“共同的血緣，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習俗”——根據希羅多德的標準，這些就是作為希臘人(hellēnikon， Greekness)的要素。對“民族”的這一定義，並不會使現代人類學家蒙羞，它證明了到公元前5世紀中期，一些希臘人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共同之處是什麽。這種共同的情感又因為在公元前499—前479年麵對共同敵人波斯的威脅，而得以最大限度地強化。然而，古典時期的希臘人，從來沒能把他們都是“希臘人”這種心理上的認識轉化為政治上的統一。古典希臘城邦的曆史是一個不能達成統一的曆史：斯巴達不會，雅典也不會利用類似於馬其頓和羅馬的力量使這種不統一有發生變化的可能。隻有一種方法，可以不通過武力來達成統一，那就是聯邦。這種方法在公元前4世紀被第三股強大的希臘力量付諸實踐：波奧提亞的忒拜在埃帕米農達斯(Epaminondas)當政時期，將聯邦製度推行到波奧提亞邊境之外(但是並沒有使用會使忒拜聲望嚴重受損的強迫手段)。古典希臘城市太過尊重他們的獨立傳統，以至於沒有準備好讓他們自己從屬於某個體係。在這個體係中，他們的表決票將會是眾多表決票之一(雅典人和斯巴達人都在他們的同盟中找到了如此有效控製決定權的方法，因此最好根本不要稱其為同盟)。我們稱這種態度為“尊重獨立”，而一個坦白的希臘人也許會稱之為“嫉妒”(phthonos)。正是斯巴達對雅典的這種“嫉妒”，左右了公元前5世紀的曆史進程。不情願自己領導希臘世界，其原因我們會再做討論，斯巴達(或者更準確地說，某些斯巴達人在某些時候)也不能忍受看到雅典取而代之。《伊索寓言》中的“狗占馬槽”(“dog in the manger”)就是一個起源於希臘的故事。就像阿裏安(Arrian)著作中斯巴達人在亞曆山大大帝統治之初所說的那樣，斯巴達的傳統導致它不遵從亞曆山大的權威。

公元前478年，希臘，尤其是仍然處於波斯威脅的希臘東部島嶼，需要一個領導，但候選者並不多。斯巴達是最突出的候選者。在先前的戰爭中，它領導希臘聯盟抗擊過波斯。該聯盟是暫時性的，與之前所提到的任何聯盟都截然不同。斯巴達當然不願意讓雅典領導。重建雅典城牆——任何積極的外交政策的一個先決條件——導致斯巴達派出代表團提出抗議，隻因狄米斯托克利的智慧而最終抗議無效。更明確地說，在公元前479年之後，斯巴達擴張主義者的目標是能夠察覺得到的。但是其擴張不在陸地(中部希臘)，而在其之前沒有什麽軍事經驗的海洋上。因此，斯巴達國王李奧提齊達斯(Leotychidas)幹涉了特薩利(Thessaly)的政治，恢複了可能是克裏奧美尼斯一世(Cleomenes I)在公元前6世紀開始的一係列政策。斯巴達和它的競爭者——包括公元前4世紀的忒拜和馬其頓——對特薩利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興趣，將會貫穿整個我們所講述的時代。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特薩利所能提供的物資。特薩利農業資源豐富，能夠供養的馬匹超過絕大部分希臘城邦所能承擔的程度，因此，騎兵是其最大優勢；其次，特薩利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橫跨整個到達馬其頓和色雷斯的主要陸地幹線，這些地方是希臘人渴求的糧食和造船木料的產地，緊扼東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地區則增加了特薩利額外的經濟吸引力。因為控製了赫勒斯滂就意味著控製了另一個主要供給地的穀物運輸——從俄羅斯南部通過黑海的道路。對雅典人來說，保持這條供應道路的暢通非常重要；而對其敵人來說，重要的就是切斷這條道路。

特薩利的第三個優勢是帕格西(Pagasae)[1]的良港，這是中部希臘最好的港口。最後，特薩利控製了德爾斐近鄰同盟(Delphic amphictyony)中大部分表決票，並且傳統上支持近鄰同盟的盟長——近鄰同盟是一個國際性的同盟，控製著德爾斐阿波羅聖所的事務，而阿波羅聖所又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神諭所在地——正是近鄰同盟發動了“神聖戰爭”(Sacred Wars)，戰爭貫穿了整個希臘曆史，從公元前600年到前336年就發生了不下4次。近鄰同盟還動員希臘人在思想上和軍事上討伐某些真實的或所謂的罪人。因此，控製近鄰同盟有著巨大的宣傳和政治價值。斯巴達對近鄰同盟的興趣，在公元前5世紀70年代表現得最為明顯，試圖得到波斯的支持來投票解散同盟，從而加強自己對同盟的控製。就像阻止雅典城牆重建事件一樣，這次又是狄米斯托克利阻止了斯巴達人這一動議。

然而斯巴達在公元前478年以後拒絕了稱霸。在隨後的50多年時間裏(希臘語謂之公元前479—前431年的pentekonta?tia[2])，斯巴達滿足於，或者說被迫讓雅典的勢力不斷擴張。隻有三次事件讓斯巴達對雅典有所刺激：公元前465年，它承諾——不過最終沒有兌現——進攻阿提卡，作為緩解雅典對富裕的薩索斯島施壓行為的手段。公元前446年，臨近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尾聲，斯巴達國王普萊斯托萊克斯(Pleistoanax)確實進攻了阿提卡，不過隨即撤兵。公元前440年，斯巴達投票表決發動對雅典的戰爭。此時的雅典正在教訓另一個頗具實力的附屬盟邦薩摩斯。但是這一行動再次毫無成效，因為在第二次同盟全體會議上，斯巴達允許同盟者的票數超過了自己。這三次事件都有一個共同特征：斯巴達最終退卻，就像它在公元前478年以後的退卻一樣。說斯巴達是一個帝國主義者，這是站不住腳的。

這種不情願的原因在於其內部的困難。像所有希臘城邦一樣，斯巴達也有大量的奴隸，但是它的奴隸問題頗為獨特，一是奴隸數量眾多，二是大部分奴隸即希洛人(helots)都屬於單一民族——美塞尼亞人(Messenians)，他們的身份更接近於中世紀的農奴，而非一般的希臘動產奴隸。因為這些美塞尼亞希洛人都說希臘語(比如雅典奴隸就與他們的不同，雅典的奴隸是眾多民族的混合，沒有共同的語言來發泄不滿)，有共同的民族自覺意識；而斯巴達人自身的數量則在不斷減少，因此，他們給斯巴達主人帶來了特殊的安全問題。除了希洛人以外，斯巴達在公元前478年以後麵對的另一個困難是，不得不處理伯羅奔尼撒同盟內部事務。尤其是公元前5世紀70年代和60年代，很明顯存在著一個動**不安的地區，即北斯巴達的阿卡狄亞(Arcadia)。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伯羅奔尼撒同盟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對阿爾戈斯的忌憚；但此時的阿爾戈斯因為它在公元前494年被斯巴達的克裏奧美尼斯擊敗、處於低落狀態。阿卡狄亞可能已經意識到同盟此時缺少存在的理由。其次，克裏奧美尼斯被斯巴達當權派壓製，可能導致了阿卡狄亞人的不滿；而前者獨獨選中他們，答應與之建立一種私人的關係，包括可能會放鬆控製。最後，雅典民主政治造成了某種不安的影響。在克裏斯提尼於公元前507年創立民主製度之後，已經展示出其軍事能力和政治吸引力；對一些第二集團的希臘城邦來說，已經沒有必要一定在僭主政治和斯巴達控製的寡頭政治之間進行選擇了。現在有了第三種可能性——模仿或者從屬於民主政治的雅典。這種可能性，似乎因為公元前5世紀7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早期狄米斯托克利到達伯羅奔尼撒而具體化了。盡管失去了雅典人的支持，狄米斯托克利還是通過鼓動阿卡狄亞和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活動分子，不斷侵蝕斯巴達勢力範圍內的利益。

對於斯巴達來說，這些事情以及內部的原因，使之必須對外表現為一個永久的領導。另外一個擔憂，可能它自己或者其潛在擁護者已經感覺到了，就是斯巴達對海上戰爭或者說海上帝國的經驗非常之少。

在這方麵，斯巴達不同於科林斯。科林斯有組建海軍的傳統，也有管理遠方殖民地的經驗，即西北希臘的殖民地，如安布拉西亞(Ambracia)，或是北愛琴海的殖民地。但科林斯長久以來太過親斯巴達了，以致沒有能力反抗或取代斯巴達。從其他希臘城邦的角度來說，科林斯缺少像雅典或斯巴達那種外露的意識形態吸引力，斯巴達的“阿果該”(agōgē，軍事訓練和紀律)不僅是一種有效鎮壓的製度設置，而且在很多方麵都被認為是某種值得羨慕的積極方式。

現在隻剩下雅典有能力稱霸了。因為其他主要的古典希臘城邦，忒拜和阿爾戈斯此時已經和之前的特薩利一樣，在戰爭中投到了波斯一邊，即所謂的“裏通波斯”(Medism)。無論如何，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公元前5世紀早期的阿爾戈斯，境況並不好。實際上，它曾有過短暫的權勢欲求，即伯羅奔尼撒戰爭暫停階段——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約》(Peace of Nicias)簽訂時。此時阿爾戈斯試圖恢複古老英雄時代的阿爾戈斯之榮光。這種懷舊的——然而是真誠的——利用傳統或神話時期霸權的企圖，是希臘政治和詩歌的典型特征。就忒拜來說，它對權勢的欲求時間要推遲到後來的公元前4世紀60年代。盡管特薩利長期成為其他城邦打劫的對象，但也有短暫為自己利益行動的時候。公元前4世紀70年代，費萊奧的傑森(Jason of Pherae)，就像公元前421年後的阿爾戈斯人一樣，以一個古老詞匯定義其目標——征集“斯科帕斯(Scopas)的貢品”[3]；並按照紅衣阿裏奧斯(Aleuas the Red)[4]軍隊的模板進行了軍事改造。斯科帕斯和阿裏奧斯都是特薩利過往曆史中的模糊形象。

公元前478年，雅典占據了一切優勢，而我們前麵所考慮的那些不利因素則一概不存在。它沒有希洛人或者遠方的阿卡狄亞人在肋後插刀。而在其民主政治和文化(paideia)方麵，又擁有(不同於科林斯的)積極的東西可以拿得出手。得益於公元前6世紀僭主庇西特拉圖的藝術與文學讚助人身份，雅典已具有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公元前480年以後，許多被放逐的愛奧尼知識分子被這種凝聚力吸引而來。就對曆史、傳統和神話的需求而言，阿爾戈斯可能已經有了自己的古代國王，特薩利有她的阿裏奧斯和斯科帕斯，而雅典產生了許多最具才幹的宣傳員，能夠代表一種帝國的實力進行宣傳。在雅典帝國早期，客蒙認為對斯奇洛斯島(Scyros)的壓迫是合理的，其理由是：在那裏發現了傳說中雅典國王忒修斯的骸骨。將雅典當作全人類讚助者(從而能從精神上證明其宗主權)的想象，以德墨忒爾神話及其賦予人類穀物作為禮物的方式加以傳播。這一崇拜主要集中在宗教聖地厄琉西斯(Eleusis)；但是厄琉西斯也是阿提卡一個有選舉權的村莊，因而也在雅典的版圖之內。雅典偉大的領導者伯裏克利及其後繼者，在強調厄琉西斯之時，就從庇西特拉圖的書[5]中抽出了一頁；在公元前426年德洛斯阿波羅聖所的“滌除”完成之時，還有更為清晰的庇西特拉圖之痕跡。愛琴海中部島嶼德洛斯，是雅典帝國的精神中心(同時還是同盟的金庫所在地，各盟邦進貢的金錢都儲藏在那裏，直到公元前454年)。從人種學的角度來說，這一帝國很大程度是“愛奧尼人的”。公元前5世紀，雅典人的宣傳員中還有另外一個才華橫溢的群體，為了帝國的意圖，去探討與誇大一個確定的曆史事實，即愛奧尼在黑暗時代就是雅典殖民地的一部分。雅典將自己擺在所有從屬盟邦的“母邦”位置，而不考慮很多特殊情況下的模糊事實，因此要求得到宗教上的敬意。根據希臘人的觀念，子邦歸屬於母邦。最終，雅典人——不像阿爾戈斯、忒拜和特薩利這類投靠波斯者——在最近的曆史中，扮演了為希臘服務的高貴角色，將他們的城市實體作為犧牲，交給了薛西斯。[6]直到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演說家們仍在相互提醒著這一點。這一主題在公元前5世紀的建築中得到強調，帕特農神廟中楣上的192個群雕形象，對此予以精彩的闡釋，意在展現馬拉鬆英雄們的犧牲。馬拉鬆的勝利，無疑存在於公元前5世紀中期尼米西斯神廟(temple of Nemesis)建築師的心中——尼米西斯的含義就是對波斯的神聖懲罰。這座神廟就在馬拉鬆附近的拉姆諾斯(Rhamnous)。公正地說，並非所有諸如此類的雅典宗教性頌揚都是它自己的製造，即便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站在斯巴達一邊的德爾斐神廟的阿波羅神諭，也稱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為“一隻在雲中翱翔的雄鷹”。

最重要的是，雅典和科林斯一樣，擁有強大的艦隊。雅典在古風時代後期也已經呈現出海外帝國的端倪；除了與愛奧尼在情感和宗教方麵的聯係，還擁有在特洛伊附近的西格烏姆(Sigeum)、赫勒斯滂海峽出入口、半島以及薩拉米斯島和優卑亞島上的殖民地。這些早期海外活動的主要動因之一就是糧食。如同我們所看到的，古風和古典時代的雅典，需要來自南俄羅斯的、穿過赫勒斯滂的穀物。這給了雅典回應公元前5世紀70年代東部希臘島民訴求的一個特殊動機：經濟需求。用一位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德·聖克魯瓦(de St. Croix)的話說，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繼續海上帝國的政策，但是有著特殊的原因”，也就是經濟原因。這麽說是恰當的。不過這位作家繼續弱化他所說的“毫不掩飾的侵略性和貪婪”因素時，我們就沒必要相信他了。我們應該看到，每個雅典人都從帝國得到了經濟上的實惠，不僅僅是那些食不果腹的貧困階層，這種實惠也絕不僅僅是填飽肚子。至於侵略，很多雅典人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對穀物供應的焦慮。我們對經濟因素的討論，至少應該涉及對製造貨幣的貴金屬的渴求——作為對勞裏昂銀礦產出的補充，這一點能更進一步解釋公元前465年對薩索斯的進攻；還有對造船木材的渴求，這可能關係到公元前437年的安菲波利斯，或許還關係到公元前443年在圖裏伊(Thurii)的殖民。圖裏伊臨近南意大利布魯提姆(Bruttium)的西拉(Sila)森林，圖裏伊的木材也出現在公元前407年阿提卡的記載中。

這就是公元前478年的形勢。當修昔底德描述雅典對領導地位的擔當之時，他甚至也沒有把對黑海糧食的希求作為一個動機。盡管我們在演說中聽到更多解放之類的高尚目標，但是實際談話中卻是複仇和從波斯攫取戰利品。然而，“複仇”被宣稱為一個“借口”(而不是整個故事)，因而學者們很自然會質疑修昔底德為何要如此處理整個故事。也許他認為，對反抗波斯的持續動員，是為了領導對抗斯巴達的鬥爭打前哨；或者更有可能他是在思考這個已形成了的帝國，而帝國的行動則是針對一般的希臘世界。

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帝國(暫且不論其提供給那些處於更困難境地的希臘地區的保護，即反對波斯，當然我們還應該加上反海盜)就是——或者說已變成了——一個毋庸置疑的壓迫工具。我們在一段公元前377年的銘文上，發現了最激烈的爭辯，即反對罔顧事實將雅典帝國視為一個慈善機構和一個廣受歡迎的機構。銘文中有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條款和目標，並且預先明確否定了公元前5世紀以來的一係列行為——貢金、領土侵犯、駐軍、統治等。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種濫用。唯一實際的討論不在於形容詞“侵略的”，而在於適當的動詞：“是”或“變成”。也就是說，這個帝國(一直)是侵略性的還是(逐漸地)變成侵略性的？關於約公元前450年之前的雅典帝國是何種形式的，證據非常之少。因此，這個時期之後其性質發生改變的表象可能是一個錯覺。然而雅典在形式上確實存在著更加明顯的帝國主義傾向，即使在有不少銘文幸存下來的時期也是如此。從貢金清單來看，在公元前449年《卡裏阿斯和約》(Peace of Callias)以後是否有一個重建的轉折期還是模糊不清的。在這段時間裏出現的逾期交付或不交付貢金現象，應歸於這樣一種意識，即：最初的反波斯同盟已經失去了其公義性。但是導致轉折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呢？至少能確定一點，修昔底德書中的一個演說者於公元前411年所作的評論，稱“同盟者”真正想要的是既擺脫斯巴達讚助的寡頭執政者，又擺脫雅典支持的民主分子。但是在公元前478年的那種歡慰氛圍中，這恐怕難以實現。

那麽，雅典人的幹涉或控製，或者(並非中立的)鎮壓，采取的是何種形式？第一是經濟形式。我們已經提到過，依從經濟壓力，雅典運用帝國機構來保障自己的糧食供應。我們聽說了“赫勒斯滂的衛兵”能夠決定多少穀物可以供給雅典之外的消費者；還聽說經過這裏的運輸船要被征收10%的稅(運往雅典本身的穀物可能會免稅)。至少在公元前4世紀，法律控製的商品貿易，包括了運往雅典以外任何地方的糧食。我們所注意到的更普遍的現象是，對貴金屬和造船木材的渴求，也部分解釋了雅典對薩索斯、圖裏伊和安菲波利斯的攻擊和殖民。最重要的當然是貢金，以船隻或金錢形式(第二種形式逐漸成為各方首選)展現出來。

第二，行政、軍事駐防以及防衛指揮官已被充分證明，所有這些人絕不能解釋為受邀請而出現——，就如俄國的坦克開進“兄弟般的”布拉格(Prague)或喀布爾(Kabul)。所有武器中最有威力的當屬艦隊。

第三，司法方麵。銘文顯示，嚴重的司法事件都集中在雅典。文字資料的斷言無疑也是這樣的，民眾法庭用於迫害反雅典的成員，這類人與寡頭製有交集，但未必就等同於寡頭製的擁護者。司法的終極缺陷在於，雅典的法律從來沒能先於羅馬發展出來一種關於“勒索”罪的單獨門類，尤其是保護被壓迫的行省人免於行省總督掠奪的條款。

第四，宗教方麵。關於宗教觀念的教條主義理解，通常不同於希臘、羅馬的思維，但是我們已經注意到雅典的方式，自謂愛奧尼的首都，將宗教作為宣稱它對其盟邦擁有權威的方式。更具體的宗教濫用則是以“雅典娜女神”自身的名義侵吞接壤之處的領土，雅典娜的土地用一係列現存的界碑石劃定界限。由於這些土地可能被租賃給雅典的私人，因此實際上屬於我們下麵要解釋的範疇。

第五，領土方麵。向盟邦殖民或者侵占盟邦領土，給下層社會帶來了明顯而直接的實惠。但是新近的著作已經正確地意識到：上層社會同樣獲得了利益，並且是巨大的利益。主要證據就是關於一些被沒收和變賣的雅典貴族財產登記清單，其財產被沒收和變賣的原因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內部的一個醜聞。這些清單顯示，那些富有的雅典人在盟邦的領土內擁有土地財產，有時還麵積寬廣，價值不菲，因而對當地的田產占有規則視而不見(大部分希臘城邦隻限於本邦公民擁有土地)。這種土地掠奪，有助於解釋為什麽我們甚少聽到來自雅典任何階層的代表對帝國道德的質疑之聲——這也是富人從帝國得到的正麵利益。另一種獲利則是負麵的。若是沒有帝國的貢金，富人們就不得不自己支付艦隊的費用，猶如他們在公元前4世紀由於緊張的階級關係不得不做的那樣，而公元前5世紀則沒有這樣的緊張關係。

第六，社會方麵。公元前451年的一道法令限製了公民權，這給來自各地的公民後代帶來了實惠。這種利益，如同我們上文討論所顯示的那樣，隨著時間推移，其影響也越來越大。這一法令與公元前5世紀第一批向盟邦殖民的舉措相呼應，當然並非偶然。雅典人(以及斯巴達人)對於公民權的限製，被羅馬的頌詞作者認為是其帝國如此短暫的主要原因。當然，雅典人也給予一些單獨的共同體以特權(如公元前404年給予波奧提亞的普拉提亞、優卑亞和薩摩斯的)，但是為時已晚，而且數額太少，並不能消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心理鴻溝。

第七，也是最後一點，政治幹涉。至關重要的真相是，雅典通常支持民主派反對寡頭派，這在古代被認為是事實；但偶爾也能看到雅典對寡頭派的支持。雅典並非教條地支持民主派別，隻要有經濟實惠，便無所謂。即便是戰略上和政治上如此重要的薩摩斯島，關於公元前440—前439年叛亂之後究竟是寡頭政體還是民主政體，我們的兩份主要文字資料也不相一致，相關的銘文複原也可從兩種不同意思上進行解讀。

當公元前431年斯巴達回應來自科林斯的壓力、同意解放希臘之時，我們得知希臘世界偏向於斯巴達一方。上麵列舉的嚴厲控製方法說明，對雅典勢力的怨恨，確實不是空穴來風。

民主製

由於雅典通常支持海外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與帝國有著密切的聯係。在民主政治與帝國之間，另外還有一層內在關聯。因客蒙在公元前5世紀60年代的舉措，帝國征收的稅金日益增加，這使得公元前462年的民主製變革具備了可能性，這一轉變又與厄斐阿爾特(Ephialtes)和伯裏克利的名字聯係在一起。這些改革提升了公民大會(ekklēsia)的權力。梭倫開其端、到克裏斯提尼為止，在許多方麵，公元前6世紀留給雅典人的仍是一個貴族製國家。尤其需要指出，“向人民訴求”製的引入，被公元前4世紀的思想家亞裏士多德認為是梭倫所做出的最為“民主”的舉措，實際上仍然隻是一個潛在的民主因素。直到公元前5世紀60年代實行陪審津貼製，意味著大量民眾陪審員——即組成的民眾法庭(dikastēria)的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公民——能夠頻繁出庭而不必擔心失去收入。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其他民主津貼也陸續引入，如為準備公民大會事務的500人議事會(boulē)成員支付津貼，在城市節慶日向公民發放津貼。到了這個程度，就不能否認雅典民主政治的費用是由盟邦所支付的了。雅典曾經否認過，其理由是在公元前404年戰敗以後，帝國已不複存在，但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仍舊發放津貼(公元前404年以後，它的確創造了另一重要的津貼新品種，即為出席公民大會者發放津貼)。因此(據說)民主化的津貼與帝國沒有必然的聯係。有這樣一種論點頗為天真，即一旦由投票通過的措施得以實施——如同現代新的銀行休假製度——有勇氣的政治家會挺身而出，力促廢除之，至少在為自己保留了可一舉罷免領導人的權利的那種民主製下會這樣做(雅典沒有任何諸如現代英國的五年任期製)。

相比現代的英國和美國，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性上既有優越性也有不足之處。對於優越之處前文已述，公民大會比現代的選民能夠享受更直接的權利，部分原因是古代雅典的投票人相對來說少得太多了；不足之處的原因也在於投票人數，大量群體的全部成員被排除在公民權之外，如奴隸、婦女，從屬盟邦，而他們的生活受到許多公民大會決議的影響。大約隻有4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擁有投票權。這些人中間，大約隻有6000千人(可能接近於公民大會舉行之地尼克斯神廟的最大容量，也是某些特定決議所需要的法定人數)可能參與重要的討論。

理論上講，公民大會在雅典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盡管很難找到一個關於這一原則的清晰陳述，“如果人民不被允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將會是恥辱”，此類聲音已經凸現，這就證明了一個總體來說不合法的事物是正當的。關於這一點，可能亞裏士多德解釋得最好，他說：人民希望得到至高無上之權利。關於真正的人民主權，最好的闡釋就是：人民保留且運用罷免並懲罰其公仆的權利。在這些公仆中，十將軍是最顯要的，他們占據雅典最重要的職位，其任命是通過選舉，而不是抽簽。

但是在實踐中，公民大會的權利和重要性會受到諸多因素的製約。對其重要性的第一個製約就是德謨(deme)生活的活力。德謨(共有140個)是阿提卡擁有選舉權的鄉村，每個德謨有一定數量的500人議事會成員，其人數與德謨的人口成正比。但德謨的作用遠不止這一點。同阿提卡的民主化一樣，公元前6世紀阿提卡的集中化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這一過程中，雅典城從未能吸收阿提卡公民的政治能量；相反，阿提卡類似一個聯邦，對本地與國家的忠誠並行不悖。現在仍存於石碑上的德謨法令就是最好的證明，其開頭幾乎是完全重複“國家”法令的套話(“對……的德謨居民來說，似乎很好”對應了“對於雅典的議事會和人民來說，似乎很好”)。內容包括了此類主題：如德謨借出的金錢，德謨劇院的租約，德謨市政廣場的建造，授予來自其他德謨之人甚至授予外國人以榮譽稱號。對劇院和市政廣場的提及(它們的存在有時候為考古發現所證實)就是自證，這些建築是一個發達城邦的典型特征。阿提卡的德謨在現代被描述為“微型城邦”。關於這一點更進一步的證明則是德謨層麵強烈宗教氣息的生活，這些都為銘文所證實，包括長期而複雜的祭儀曆法(其中一段銘文甚至還顯示了一個被公認為十分強大且聲名卓著的德謨自己主動請求德爾斐神諭)。宗教是城邦生活的重心，就如德謨一樣。這樣自然就會存在對德謨自主性的限製。除了給予外國人榮譽稱號，它們沒有“關於外國的政策”，在很多方麵它們的財政也從屬於雅典城。例如，強化無軍事防禦的德謨，就應該是國家的責任。然而約公元前300年之後的德謨銘文的缺失，就不幸地說明了古典雅典城邦生活衰落的一個典型方麵。盡管在公元前300年以後的數百年時間裏，雅典人還是用其家族和德謨的雙名體係構建自我認同。

對公民大會的第二個限製是500人議事會，其主要功能是對提交公民大會的任何議題進行審議。像阿提卡的德謨一樣，議事會也被描述為——這次是古代作家的描述——雅典的微型城邦(mikra polis)。傳統觀念認為，議事會僅僅是公民大會的代理和仆人，這一觀點很大程度上基於一種想象，即議事會是人民的社會性代表和一個“橫截麵”。然而，這種想象並沒有堅實的基礎。當克裏斯提尼於公元前507年設計出500人議事會時，是無需津貼進行選舉的。第一次明顯通過抽簽從德謨成員中產生議事會成員(bouleutai)，是在約公元前450年，發放津貼不會早於公元前411年。雖然這些說不上就是上述機構的實際創立時間(在這些例子中，頗有意味的是將它們與厄菲阿爾特以及公元前462年的變革聯係起來)，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記得，從貴族議事會向民主議事會的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難評估議事會是否具有典型社會代表性，因為富人和有影響力的公民在其中占據主導地位。實際上也幾乎沒有任何文字證據。但是通過考察現存的議事會成員名單(始於公元前5世紀)，並與關於其財富的獨立證據相印證，我們能夠看到議事會成員資格與較高社會等級有著密切聯係；而不是我們所期待的那樣，真的是一個隨機的體係。也有人辯稱，在雅典演說家的作品中，某某人在某一年通過欺騙手段進入議事會；還有一些驚人的巧合，父子或兄弟同時進入議事會，或者某個著名政治人物為了外交政策而在一些特別令人激動的年份召開議事會討論——所有這些都表明存在著抽簽舞弊的方式(抽簽被認為是為了確保議事會成員從德謨中隨機產生)。最明顯的舞弊方法就是在其德謨成員並不情願之際，以時間或金錢加以**，但是“騙取”的辯解可能意味著還有來自於野心家更切實的壓力，例如他們可能賄賂其德謨成員不要將他們的姓名在德謨層麵推舉出來。所有這些意味著，議事會作為一個集影響力與自信為一體的半職業性機構，可能被期望領導公民大會，而不僅僅是從屬於它。我們確實發現了議事會從事從未被公民大會批準的外交活動(從某些銘文的套話中得以判斷)；此外，還有不可否認的證據表明，外交被人為操縱，如有必要，則避開公民大會。當然，議事會的權力也有限製。比如，成員任期隻有一年，沒人能夠任職超過兩次(這些規定是防止議事會像一些古代國家那樣成為世襲望族的專利)；但是即便這些也不能高估，因為某些特殊政治集團能夠采取措施，保證在議事會中總有一個代表——“代表”就是議事會成員這一詞的非正式含義。提及這些關於議事會任職形式上的規則，引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最低財產等級(thētes)的人是否有任職資格？若是沒有，那麽就很大程度上證明了議事會的上述精英特性。但是證據很不清晰，因此答案也是模糊的。

第三，十將軍。我們已經看到，將軍是能夠被免職的，即便是伯裏克利，也在公元前429年去世前不久遭到罷免。但是一般認為，通常情況下，將軍應該有很大的權限，尤其是戰時。例如，盡管不可否認，將軍從來沒有強硬對待希臘人，但是出於安全考慮，在全體公民大會上討論戰略問題必然會引起不愉快。由於將軍是選舉出來的職務，且沒有改選的限製，因此能夠得到異乎尋常的尊重。

第四，“蠱惑家”(demagogues)，受歡迎的領導者，如公元前5世紀20年代的客蒙及其之後的希帕波魯斯(Hyperbolus)，他們可能沒有必要擁有任何特別的職務，但是通過演說或勸誘技巧就能夠獲得很大權力。文字資料對客蒙這樣的人頗有微詞，但是我們在銘文的幫助下能為其恢複部分名譽。銘文不僅顯示出他們的社會起源並不像喜劇作家阿裏斯托芬所說的那樣模糊不清，並且說明一個希帕波魯斯就有能力解決複雜而敏感的立法問題。實際上，蠱惑家(伯裏克利自己就屬於更高級的一類蠱惑家)是通過民主政治結構上的缺陷來獲得他們有影響力的地位的。帝國式的管理意味著越來越繁雜的工作，而雅典人又缺乏一種現代類型的行政機構讓那些擁有專門知識的政治家來做這些工作。知識就是力量!對一個希帕波魯斯進行的懲罰是“陶片放逐”，這是一種通過民眾投票將某個人放逐10年的方法(得名於“投票”過程中使用的陶片碎片)。公元前4世紀存在一種更有害的發展，專業的政治家通過選舉牢牢控製權力，例如，控製國家財政和那些能夠保證他們不容易失去資格的職位。

第五，也是最後一點，公民大會本身的程序和心態特征，削弱了民主的影響力和獨立性。公民大會召開的頻率比議事會更低，不經常開會則導致沒有廣泛的討論。投票並不計數，通過舉手表決，因此這是一種憑印象的標準，就如現代的工會集會一樣。甚至遲至公元前5世紀末期，蠱惑家大行其道之時，民主政治的雅典投票人還是“喜歡某個貴族”，比如年輕的阿爾基比亞德斯(Alcibiades)就能夠在公元前415年要求得到一個政府高級職位，原因是他的賽馬在新近的奧林匹克賽會中獲得了勝利。這種要求顯示了財富的持久勢力，尤其是通過繼承得來的財富，這不可避免地妨礙了民主政治。盡管雅典民主政治有這些瑕疵和缺點，但其主要作用還是作為貧窮階層的保護者，在整個公元前5世紀的愛琴海世界保護他們免受寡頭統治者的獨裁統治。從這些階層的觀點來看，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劇性在於，這個世界逐漸對他們的保護者失去了信心。

戰爭

我們上麵敘述的民主政治，被阿爾基比亞德斯稱為“一般性常識錯誤”。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阿爾基比亞德斯和他的階層確實從民主政治和帝國的聯合體中獲得了好處。出於對他們在公民大會中“精通”政治的敬意，他們被授予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指揮官之職，帝國給予他們土地和其他物質利益。因此，當伯羅奔尼撒戰爭於公元前431年爆發時，他們就準備好為保衛“常識性錯誤”而戰鬥。但是這場戰爭打破了阿爾基比亞德斯階層的權力和影響。事實上，公元前400年之後的三代人中都沒有一個雅典人進入奧林匹亞的戰車隊伍(相對應的是，公元前433—前400年的一代人中就有20位)。當帝國在公元前404年消亡之時，上層社會對於與“可憎之人”——來自一個寡頭政治者墓誌銘的直白稱呼——合作的動力也隨之消失，因此富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慷慨地大肆花錢用於國內支出。伯羅奔尼撒戰爭引起的最大變化在於普遍的專門化趨勢，最顯著的表現自然是在軍事領域。自此以後，政治家和將軍在雅典成為不同的職業，這一發展在伯裏克利的生涯中就有所預示。他第一次廣為人知的活動(在公元前5世紀60年代)就是純政治性的，隻是後來才成為偉大的軍事指揮家。這種專業化意味著，阿爾基比亞德斯的馬匹不足以保證他的政治和軍事成功，即便假定可憎的平民允許他在充滿複仇氛圍的公元前4世紀繼續擁有這些馬匹。這種專業化所影響的不僅僅是政府官員階層。公元前4世紀被稱為雇傭軍的時代，但是其改變卻在公元前5世紀的最後10年就發生了，公元前400年色諾芬率領一支10,000人的希臘雇傭軍到東方支持波斯的反叛者居魯士——這時，雇傭軍為金錢而戰的本質就已經確定並得到認可了。公元前400年之前的二三十年，波斯總督，甚至雅典人自己都已經使用雇傭軍了。

海戰和圍城技術也在公元前431年以後得到長足發展。通過比較修昔底德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對雅典海軍的記載，我們看到，在弗米奧(Phormio)領導下，雅典人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裏就有勇氣和技術在公開海域進行演習了。圍城技術在公元前5世紀後期得到改進的契機並不是伯羅奔尼撒戰爭，而是同一時期在西西裏對抗迦太基的戰爭，這次戰爭導致了約公元前400年無轉矩彈射器的發明(後來有了更先進的轉矩彈射器，顯然是在特薩利發明的，時間是約公元前350年)。盡管守城者很快適應並運用了新的圍牆類型和更有效的防禦工事，但還是有可能通過猛攻拿下防禦堅固的城市。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Agesilaus)在公元前4世紀90年代失敗了，而亞曆山大於元前4世紀30年代在西亞成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亞曆山大的父親腓力把特薩利的攻城技師招募到了馬其頓軍中。

戰略思想在古典希臘戰爭中的改變最為緩慢，即便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緊張狀態下也是如此。就戰略上來說，大多數希臘城邦的將軍都是為政治組織服務，他們不會被授予超過最低限度的正式權力。但是也有一定的改變，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烏姆(Delium)戰役中，我們第一次聽說了忒拜人的縱深列隊。這種特別的部隊是一種戰略預備隊，後來在公元前4世紀由忒拜人埃帕米農達斯(Epaminondas)繼續改進。至此，戰略預備隊更加取決於將軍的判斷和時間選擇，將軍必須決定何時何地投入預備隊。關於戰略的手冊或者口頭教導(我們第一次聽說這二者的時間都是公元前5世紀後期)宣告了知識性的改變，也就是說，如果戰爭會成為一門科學，那麽就能像其他科學那樣進行傳授。

斯巴達的形勢就不是這麽樂觀了。它沒有儲備或貢金，因此，如果必須滿足盟邦的軍事和政治要求的話，他們的兵源就得依靠征集。然而，這些要求中首先就包括“解放”。我們看到希臘世界在公元前431年對它提出了這樣的期待，而“解放”意味著，首先必須以積極的步調拆散雅典帝國。為了這一目的，斯巴達需要額外的人力，而它自己的社會體係無法提供；更重要的是需要資金來支付冒險的戰爭，甚至可能需要海戰(這就意味著建造艦船，又是花費巨大之事)。有一個擺脫困境的辦法，那就是借助最有力量的非希臘海上勢力，也就是波斯。不過，這時斯巴達的進退維穀境地愈加明顯，斯巴達的盟邦所要求的是將希臘從雅典的控製下“解放”出來——但其邏輯上的下一步卻是將東部希臘和小亞細亞從波斯的控製中解放出來。在戰爭的最後階段，阿爾基比亞德斯向一個波斯總督指出了這一點。在為斯巴達的戰爭付出之前，波斯需要得到斯巴達關於其對東部愛琴海意圖的保證，而斯巴達對其同盟的義務使得它不可能給出這樣的保證。波斯人其實也沒有任何特殊理由來破壞《卡裏阿斯和約》建立起來的與雅典令人滿意的關係。

因此，斯巴達必須考慮通過某種方式來給予雅典及其帝國以切實的打擊，而這種打擊又必須不能來自波斯的幫助——也就是說，不能有艦隊。公元前426年，斯巴達偶然找到的答案就是恢複古老的對希臘中心地位的渴望。修昔底德對發生在公元前431—前421年所謂的阿希達穆斯戰爭(Archidamian Wars)中的戰鬥的多數記載，都涉及斯巴達將軍布拉西達斯(Brasidas)在參與北方的活動中。但重要的要注意第一個步驟，即公元前426年在通往特薩利的南部通道特拉奇斯的赫拉克裏亞(Heraclea-inTrachis)建立大規模軍事殖民地——這一步驟發生在布拉西達斯往北方調兵之前。這畢竟使斯巴達人而不是精力異常旺盛的布拉西達斯被迫去思考重要的戰略問題。然而，正是布拉西達斯的成功行動，打擊了親雅典的色雷斯人和北方的占有地(包括安菲波利斯，於公元前424年被攻占)，使得雅典願意在公元前5世紀20年代末期達成和平。斯巴達同樣願意停止敵對，因為克裏昂部分憑借運氣，部分憑借機巧——修昔底德正因此而不信任克裏昂——在伯羅奔尼撒西部的皮羅斯俘獲了120名斯巴達全權公民。擒獲如此數量的斯巴達全權公民著實可謂不少，結果布拉西達斯的成功被克裏昂的政治行為抵消了，從而締結了《尼西阿斯和約》(公元前421—前415年)。雅典保住了其帝國並贏得了阿希達穆斯戰爭。

盡管發生了西西裏事件，並且這一事件又導致一次短命的寡頭政變，雅典還是繼續堅持戰鬥了九年。確實，早在公元前410年，雅典就贏得了一次主要的海戰勝利——塞西庫斯戰役(the battle of Cyzicus)，實際上已迫使斯巴達提出議和。隻是在波斯國王之子居魯士的支持下，波斯的金錢在公元前407年以後源源不斷地注入，斯巴達才在來山德(Lysander)的領導下於羊河口戰役(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公元前405年)之後迫使雅典人投降。即便這時，決定性因素仍然不是戰鬥，而是赫勒斯滂通路的阻塞。戰爭失敗了，帝國瓦解了，雄鷹從雲端跌落了。

霸權：公元前4世紀的爭奪

“要麽自由，要麽統治別人”——這是修昔底德筆下一位演說者口中的慣用語。關於希臘人的態度，這一等式實為真理：免於被其他人壓迫的自由，至少與壓迫其他人的自由是等值的。斯巴達在最終將希臘從雅典帝國“解放”出來以後的行為，正好展現了“解放”這一觀念激進、有害的一麵。公元前404年以後的幾年時間裏，斯巴達都忙於希臘世界內部的戰爭。科林斯戰爭(公元前395—前386年)對抗的是希臘城邦聯軍，包括波奧提亞、科林斯、阿爾戈斯；最值得注意的是卷土重來的雅典，它推翻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斯巴達操控的寡頭政治集團的短暫統治。與此同時(公元前400—前390年)，斯巴達還在亞洲與波斯戰鬥。阿爾基比亞德斯是正確的：斯巴達對希臘大陸的解放，致使它進一步試圖將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解救出來，擺脫波斯的統治。

這場戰爭是如何發生的呢？答案是這個時期斯巴達的擴張主義——向各個方向毫無節製地擴張，來山德個人與這種擴張脫離不了幹係。但是在某些方麵，來山德隻是以一種更加堅決的方式繼續斯巴達傳統卻又是時斷時續追逐的政策，如同公元前426年規劃了赫拉克裏亞(Heraclea)的斯巴達人，不過是在繼續裏奧提基達斯和克裏奧美尼斯一世的中希臘政策。

這就是北方的形勢，接下來說西方。在西西裏的敘拉古，大約在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之時，僭主狄奧尼修斯一世在斯巴達的幫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勢力。我們不由得再次懷疑這是否是來山德的手段。根據普魯塔克所寫傳記的前麵一個章節所描述的，來山德曾作為使者訪問過狄奧尼修斯一世。這讓敘拉古的母邦科林斯大為不安，尤其是斯巴達幫助過的僭主中還包括一位被科林斯人神秘地描述為“領導人”的敘拉古人。

接下來是南方的問題。來山德另一個確證訪問的證據來自埃及錫瓦(Siwah)的阿蒙神諭(oracle of Ammon)。來山德的兄弟被稱為利比斯(Libys，意為利比亞人)，這可能意味著某種家族聯係。埃及自公元前404年起，就在一位本土法老的領導下反抗波斯。來山德很可能在埃及做了與在敘拉古所做的同樣的事情，支持並且以某種義務為條件扶持了一個新的臨時勢力。當然，狄奧尼修斯和這位新法老都對來山德表示了報答之意，即在科林斯戰爭中給予斯巴達以切實的海軍支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直接涉及波斯的東方。公元前404年以後，斯巴達對東方的介入是在居魯士的秘密幫助下完成的。現在，在對新國王(居魯士的兄弟)的反叛中，有色諾芬的10,000雇傭軍——這支軍隊得到了來自斯巴達的官方支持，這也是親斯巴達的色諾芬在其《長征記》中記載這次遠征時強抑痛苦的一個原因。在一些愛奧尼城市呼籲後，斯巴達在亞洲反對波斯的行動變得更加公開。公元前400年—前396年，斯巴達派遣了一係列遠征部隊，最後一次實際上由新即位的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Agesilaus)領導，縱橫安納托利亞並在此作戰，直到科林斯戰爭(公元前395年)爆發才撤回。即便是一次海上的失利也不足以阻止斯巴達對亞洲的野心——公元前394年在奈達斯(Cnidus)遭受雅典艦隊指揮官客蒙領導的波斯戰艦的重創。公元前392年，客蒙和一個波斯總督洗劫了斯巴達的海岸線——這就導致了長久以來希洛人反叛可能性的上升，希洛人當然樂於看到斯巴達的敵人如此逼近。經過幾年斷斷續續的戰鬥，最終達成了《大王和約》(King’s Peace，公元前387/6年)，決定小亞細亞屬於波斯，而希臘應該“自治”。公元前392年—前387/6年間的拖延，部分原因是為了拖垮雅典、使之屈服，但是主要原因是波斯國王對斯巴達的敵意——因為斯巴達在公元前400年支持過居魯士。

《大王和約》使得斯巴達不僅可以隨心所欲地攻擊如曼提尼亞這樣的鄰邦，而且能夠再次向北方擴張。公元前383年，它襲擊了卡爾基狄斯(Chalcidice)的奧林托斯(Olynthus)。但是在北進的途中，斯巴達指揮官弗比達斯(Phoebidas)被一個親斯巴達的派別邀請進了忒拜的大本營卡德美亞(Cadmeia)並占領了這裏。這種四處侵略，被虔誠的色諾芬認為——就他對斯巴達所有的同情心而言——是一種神譴的瘋狂，因此斯巴達人理所當然地招致了希臘世界的普遍反感。於是，當一些被放逐的忒拜人於公元前379年光複他們的城市之時，得到了雅典的援助。利用這種反斯巴達的氛圍，或許還有因參與當前的忒拜事件而產生的對斯巴達的恐懼，雅典人現在(公元前378年)集結了所有的盟邦，即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與忒拜的結盟。就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新的同盟力求避免公元前5世紀帝國那些令人憎惡的行為(貢金、駐軍、征地)。然而即便如此，其他盟邦也沒有匆忙加入。直到新的同盟在愛琴海的納克索斯(Naxos)對斯巴達進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阻擊(公元前376年)，才引來蜂擁而至的入盟。雅典的新地位被認為是《大王和約》在公元前375年的複興。雅典雄鷹再次翱翔，盡管它已經遠非昔日那隻雄壯威嚴的大鳥。雖然有公元前377年的承諾，這一時期活躍的海軍戰役還是不得不由“捐獻”——隻是公元前5世紀曾有過的貢金換了一個名頭而已——的資金來支付。我們第一次聽說這種捐獻是在公元前373年。同一年，有證據顯示，雅典第一次在扼守西部希臘的凱法利尼亞(Cephallenia)島上駐軍。